【转贴】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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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

当代北欧哲学家希尔贝克和伊耶都认为，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作为取向。这确实让人醍醐灌顶，也感叹还是旁观者清。回过头来，事实也几乎就是如此：奠定中国文明基础的“儒家”，其创始人孔夫子，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出了有关人伦关系和生活的一些建议，主导的态度就是适应世界。而这，大约就是中国盛产汉奸的历史文化根源。
对主子“适应”的结果，是摆布出一幅“温良恭俭让”的奴才模样，以搏得主子的欢心。孔子之后的批评者称“儒家”为“犬儒”，并非是如今网络上乏力无能的谩骂，正好相反，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发现。遗憾的是，这种智者的发现因背着“骂名”的形式而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

对生活的“适应”，则为中国造就了源源不断的良民或顺民，一个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架构下，演绎着“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轮回。异族入侵时，这些良民或顺民多半也就习惯使然地批发为“汉奸”，且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名正言顺地实践着汉奸的干活，甚至还回过头去甜蜜蜜地称人家是“盛世”。时至今天，党国的电影、电视和作家们，仍在温情脉脉地热衷着提供一个个低眉顺目受虐狂似的奴才范本，全不顾廉耻为何物，更不管以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就是一个注脚。

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制作这许多“奴隶”的，便是“犬儒”文化，充当这“奴隶”的，便是历朝历代的良民和顺民。

细思量，也怪不得孔夫子。该同志先是出身不好，产于没落贵族之家。本来孔夫子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人高马大，即使沦为无赖也不难混口东西吃，不料祖传喜好斯文，子不语“怪力乱神”，硬生生地避长扬短，于是不得不谋职于当权者建立的机构，人在屋檐下，不低头怎行？偏又生不逢时，社会动荡剧烈，“朝秦暮楚”，要活着下去，也只能当“亡国奴”。从这样一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孔夫子，其思想的核心更多的或理性的决策当然是寻求“适应”。

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孔子时代的外国人就那么崇高着么？历史正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古以色列—犹太王国，居然实行长老会议和民众会以限制他们国王的权力；与此同时，古罗马人也成立“公民大会”、“公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城邦的最高权力。而我们的孔家店此时正在列国兜售着“奴化”教育，用这些“教育”治理国家的，就被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尊为“以礼”，或“以孝”，或“以德”治国。

今天看来，良民和顺民从来似乎就和“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和追求搭不上界。所擅长的只是寄希望于“好皇帝”，退而求其次，遭遇个“清官”也就欢天喜地。而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和“清官”又实在不多，多的只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于是在“昏君”和“贪官”的功德下，良民和顺民又无一例外地忍无可忍地成为“暴民”或“暴徒”。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祸之烈（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后还可以加上一个“评价之高”）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尽管党国历史教科书上记下了一代又一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以求证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然而，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时一句“不自由，勿宁死！”，便知道那些暴民们的奋斗目标是多么的“简陋”。

革命者是不会也从不反思的，他们只会一往无前，换言之，也可叫做“与时俱进”。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加入WTO还是让国人多了一份世界眼光。今天，我们大可以睁开眼看一看世界其他文化，看一看他们有些什么出产。

先谈谈印度文明，一则这个国家与我们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二来中国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印度人的，这样研究起来我们能多一份旁观者的冷静。印度人信“佛教”，其中心是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实在不行了也要“逃离”世界去苦行，以求个体之解脱。当年学世界历史时俺对甘地的“不抵抗运动”感到完全不可理解：这不是任人宰割吗？现在才知道这一奇特的“革命手段”是以其文化为底蕴的——任你宰割也决不“适应”你。

再瞻仰一下古希腊文明。说实话，对这一文明我从来就怀着嫉妒如火的情愫。在人类文明的草创时期，在那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情形下，古希腊人怎么就把理性的思辩和系统的学术作为他们的寄托与追求？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总疑心这与党国重要思想一样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欧洲人在反思当年能够实现地理大发现时，念念不忘的一条就是古希腊人地圆学说的支撑。这样的文化即使一时湮灭也终有“复兴”的那一天。

话说转来，中国历史文化并不是一团漆黑，这不符合事实。汉以前，中国毕竟百家争鸣过一回，当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并精彩着。只有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精气神才如流星擦过天边，成为我们今天仰望世界发达国家和民族时的慰安剂。

中国历史上自汉初“田横死、其客五百人亦皆自杀”后，中国男人的气慨即一并与之完蛋，余下的或是能够施虐于老婆或是异族来时能自虐为“汉奸”的男性。对这一点，想必鲁迅先生也定有感受，他说：西班牙人斗牛是人与牛斗，中国人则是让动物与动物斗。——贪生怕死的本性在这里一览无余。中国人在涉及自身肉体安危的时候，多半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使出祖传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又不肯痛快的逃之夭夭，一个个还如阿Q般嘴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经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欧美人却不但只是人与动物斗，有时干脆就人与人斗——决斗，普希金在莫斯科皇村的郊野决斗时失去的是一个诗人的肉体，得到的却是西方人为理念而皆可抛却的人文追求。

孔夫子“适应”学教的另一种遗传，是今天我们对孔子的诠释，仍把它当作一份对我们现在依然实用的指导生活的永恒文本。首善之区的北京在全国率先办起孔学少年班便是这一谬种的登顶之作。此外，一个盛产良民和顺民，一个潜伏着许多“暗汉奸”的国度，是易于治理和集中的，因为大家都在“适应”着。对领导而言永是一件大好事，只是其副作用也明显，就是易于在“沉默中灭亡”。如果说热兵器的出现让游牧民族从此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大清国是游牧民族最后的回潮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倒退，技术和信息的发展也已取缔了人民在“沉默中暴发”的可能，这是需要警惕的又一时代命题。

乱七八糟，东鳞西爪，只言片语，胡乱拼凑，观点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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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呀，是不是说到你的痛处了？这我倒是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