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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 赵启强:当代中国教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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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4 09:31: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引  言


  这是一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是的,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让没有学识、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平民百姓来关心、思考或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确实强人所难;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所有知识分子作品的永恒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顽强的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过全军覆灭的惨败,从没有过被权力彻底消灭、或整体性收买的悲剧——升华、沦落,辉煌、黯淡,周而复始,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崛起,再失败、再抗争,它永远存在,并且与权力共同支撑起一片“天下”......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就如清代纪昀所言:“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

  这先生是知识分子,这鬼便是近十多年来横扫中国社会的金钱。

  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那力量是敌是友,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那真是一次猝不及防,突然遭遇的战争,仅仅几个回合,知识分子便败下阵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到世纪交替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是呵,今天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了知识分子,中国将会怎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老人就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

  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

  这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轨迹的作品,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主要是资本,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过程揭示出来。

  说通俗一点,是要搞清楚官员和富人——主要是富人,是如何影响并最终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

  说文雅一点则是,我们想通过权力中国、财富中国、文化中国三者相互对抗、撕扯、合流、交融的全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搏斗、挣扎和最后的变异......

  我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关注重点又是许多教授学者的腐败。这不是要证明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而是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因此,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中国的校园......

  先从中国教育的大背景说起。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003年3月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中国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为2640亿元。

  这个数字很低: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

  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23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17个省(区、市)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

  李金华说,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96%。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还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在全国人大所作审计报告中的数据--

  李金华说,“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年收费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学生人均负担469元,增长4.68%。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个县中有45个县存在此问题,2001年以来共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10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049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据新华社的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执政党最高层的关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责成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3日)

  2000亿!而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资金只有20亿。


2、天怒人怨说教育

  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以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的发言为证:

  ——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今年已涨到7万元。\"(新华社记者赵华:《教育腐败千夫所指》《央视国际》2003年12月08日)

  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他们定出天价而不给购买人讨价还价的机会;家长即使愿意花高价,也还得托人——收下你的钱,收下你的孩子,是学校给了你面子。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这个问题依然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重点话题。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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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4 09:32:32 | 显示全部楼层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 (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 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      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 局长被双规》 《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

  可是不,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不,这里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这里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记者(郭峰):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用的? 

  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教师:这柱子是预防危险的,是保护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教室被定为危房以后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说:我们了解到,这所小学......几乎都是危房,除了几间破损严重的已经无法使用外,大多数仍在使用。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 

  卢国平(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校长):下大雨刮大风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压力就加大,怕有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学生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马上就转移。如果下着大雨,学生还在家里,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可以不上学。 

  记者:小朋友,你们在这儿上课怕不怕? 

  学生:不怕。 

  解说:孩子们说不怕,可谁又能为他们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学,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年9月28号,这所小学的几间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点访谈〉:〈孩子们每天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上课〉2004年6月23日)

  我们众多的农村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那些“吃教育”的人买单的。


5、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础教育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侧是教育暴利。

  这是中国教育十分矛盾的现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

  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哪会买你的高价教育?即使一些县、乡中学也收高价,但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大不了让自己的孩子辍学,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任学校宰割。今天,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

  新华社记者周伟、胡锦武在江西省的一个贫困县波阳县采访时,一位学生家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单。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说尚处在属于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阶段。

  下面是这位家长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单——

  初三上学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书本费370元;7月20日补课费80元;8月11日学校上课费180元;9月4日报名费450元;10月25日交学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试卷费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补课费50元、试卷费5元。交费总计1302元。 

  初三下学期(2002年上半年):开学报名费292元;4月10日试卷费30元、英语听力磁带15元、报考费160元;5月6日学校补课费200元、试卷费20元;5月14日交学校70元。交费总计787元。 

  (《江西一位学生家长的教育支出记录》新华网南昌2003年9月9日电)

  这个贫困县的初三学费,一年下来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伙食费、住宿费及服装、文具、参考书籍等的花费,那么,这个义务教育每年的支出不会少于3000元人民币;还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这笔支出还要加倍。这样的教育消费,就算对于已经脱贫的家庭,就算对于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也无疑是沉重负担。

  那么对贫困家庭,这几千元的“义务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按2004年7月年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达不到637元的贫困人口,从2002年的2800多万,增加了80万,达到了2900万;而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年人均收入达不到882元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600万。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吃不饱饭、或刚刚能吃饱饭的人口有8500万。

  显而易见,要这8500万人去购买年人均3000元的初中"义务教育",就意味着他的全家即使不吃、不穿,也得举债完成。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俨然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其恶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而穷人却上不起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白说。”(曹林:《教育变成奢侈品:2000亿乱收费让教育陷入尴尬》《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4日)

  能从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学校。

  与这二十年中国人的结婚花销增长了一百倍一样,中国人的教育消费,是另一项高速增长的开支。

  教育是否应该成产业的争论尚未完成,教育产业化已经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扎下了根;不过四五个年头,但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人咋舌。

  据新公布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排在房地产行业之后,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二。


  下面是十大暴利行业排名:

  1、房地产:上半年房价涨幅9.2%

  2、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

  3、殡葬:墓地比商品房还贵;

  4、出版:批发商掠走55%利润;

  5、汽车:利润高达30%以上;

  6、眼镜:利润多少以"倍"计算;

  7、电信与手机:手机赚钱电信就赚钱;

  8、医药:80%药品通过医院卖出;

  9、出国留学中介业:交易额最少达30亿;

  10、网络游戏:盈利可能超20亿.

  (见魏雅华:《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大盘点》《新快报》2004-03-18 )

  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大代表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以此为题写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也就这个排名作了专题报道和讨论。

  有媒体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现在是全社会行动起来,阻止教育成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了。"(《解放日报》2004年1月6日)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暴利只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但如果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都是暴利,高中还用说吗?大学还用说吗?不同的是,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所以没有人关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一个萝卜两头切,岂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这篇文章同样打动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独自一人举着木牌上街游行抗议教育产业化。木牌上写着:“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老教授坚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丝触动,我看到了久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独的,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孤独!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呼吁平等教育机会,为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的人!


6、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恐怕很难让办学者接受,他们肯定会以“国际接轨”来算账;而且,这个“国际”,必定是接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国数十倍的欧美!他们会说,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收费并不高的。

  但也有人算过帐: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

  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欧美上小学的朋友给我谈到那里的中小学教育时,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叹:“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

  不仅欧美,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这儿十分时髦而努力的“国际接轨”,也不会接到并不比我们富裕东欧——俄罗斯、波兰、捷克......

  和我们一样,这几个国家也正在进行着改制、改革的转型。我们曾经从我们的报刊上读到许多关于这类国家在改革中出现了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那时,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特色的改革感到多么幸运和骄傲啊!但是,即使在这些绝不会让我们羡慕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穷”而“吃教育”!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那是俄罗斯最困难、最混乱时期。一次,一位朋友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朋友只用了两天时间,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

  对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效率,我当然惊讶,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

  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还是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和学校当局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个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

  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事感动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出去——尽管她很艰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养活孩子,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地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嘴脸;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7、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当“接轨”无法给利益集团带来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谈“国际接轨”而只谈中国国情。

  谈国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谦虚的、谨慎的,不再张扬,不再吹嘘我们的GDP已经连续多少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会低调地告诫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13亿人口......政府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13亿人的教育!

  是呵,一个要养活13亿人的政府该多不容易啊!再小的问题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问题;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支!

  可是为什么不将辛勤劳累的人、创造财富的人乘上13亿?为什么不将人均纳税额乘上13亿?如果我们把视角变一变,13亿人口这个基数,就意味着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向政府纳税的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能有13亿纳税人的养活和支撑,中国政府比起那些没有人气的小国政府该是多么的幸运和底气十足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应该是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而绝非负担。

  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当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价?

  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虽然贫穷,但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

  既然不能与基础条件好的西方国家比,那就跟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屡屡挨饿,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

  不过,这个类比也有几个令人尴尬之处:那几十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其余的,住房啦、医疗啦、教育啦,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包揽下来;再者,那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现在低,考上大学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机会;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以及在“文革”期间,干脆全国停课十年!真是空前绝后啊!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这也足以证明教育在中国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比前四十年,我们将视线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

  那时,政府肯定没有钱搞大学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所以当时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 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

  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圆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圆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

8、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一方面是落后的、负债累累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又一个矛盾。

  如上所述,乡村教育的累累债务让乡村基础教育摇摇欲坠,广大农村师生苦不堪言:学生在危房上课,教师常常拿不到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

  还是来自本届“两会”的声音: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呼吁:“在有的农村,拖欠教师工资额达134亿元。2001年全国30%左右的县,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25元,财政预算拨款不足8元。26个省农村中小学有4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危房";

  我们不能说,乡村教育的落后完全是“吃教育”的人给吃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教育投入太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点几的投入虽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对比起七八十年代,其增长速度还是十分可观,因为这二十多年,我们的GDP毕竟翻了几番。

  乡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除了有那么一批豪吃、豪花的人之外,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巨大差距、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巨大差距——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投入逐年递增。其投资动力来自建设“一流”大学”的雄心。这是富起来了的中国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向世界显示实力。

  这无疑是有关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大事,为此,国家三年给北大投入18个亿,希望它尽快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问题是,中国有87所重点大学,个个都想当世界"一流",个个都有为富起来了的国家争光的雄心壮志;还有那数以千计的不是重点的大学、专科学校,也想争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地区一流。他们个个都急需经费去实现野心勃勃的争“一流”计划......

  于是,这几年学校扩建、扩招,争一流人才、买一流设备,以及大学城的兴建就成了各个大学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

  世纪交替之时的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扩张、大跃进的大时代——

  这是一个升级的时代: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于是,学校的行政级别也随之由县团级升为司局级、司局级升为副部级。与学校的级别同时晋升的是校长、主任的行政级别水涨船高——享受起来高干、甚至副部级待遇了。

  靠什么享受?当然靠钱、靠由国家急剧增长的教育投入。不过,这笔开销是小头,是毛毛雨;

  这是一个博士大跃进的时代:以前我们的大学不过四五千学生,少的二三千也有。据说,这与国外——尤其是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于是“扩招”便成了这些大学争“一流”的第一步。

  增加学生人数,扩大学校规模,成了当务之急。好像没有上万的学生,这个大学便少了“一流”的前提和底气。学生增加了,教育经费当然随之增加;而另一头,学生人数的增长就意味着学费收入的增加。现在有那么民办大学和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哪一个不是以生源多少为赢利的基点啊!

  学生增量虽能显示学校的规模也能增加收入,但不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和权威性。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多少才是某个大学的实力所在、面子所在。于是这几年,博士点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遍地开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博士招生数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即使扣除那些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的官员和老板利用公款或私款"攻读"博士学位所占去的名额,博士生的数量也还是惊人。现在北大清华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

  据说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

  这种“博士大跃进”,又是一个中国飞速发展的证据——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只用了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正因为如此,前些年稀缺的博士头衔,现在却在递过来的名片上频频出现;

  这是一个学术论文批量生产的时代:

  建“一流”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多少。近年来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大学排名榜。那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在世界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学校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以及发表刊物等级高低作为考核教师水平、评定职称的一个主要尺度,并且可以由校方出钱帮助急着找刊物发表论文的教师打通关节。

  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这是国内学术刊物明码标价、公开索讨的;而报销“版面费”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老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正常开支。

  有了钱的开路,那许多论文的发表,那许多专著的出版便容易多了:一篇文章可以拆成几篇发表,自己带的研究生写了论文也可署上名字共同发表;就是拼凑的、抄袭的也照发不误。反正中国学术刊物是由国家出钱支撑,发表学术论文的花销是由国家买单。这让编学术刊物的和写学术论文的皆大欢喜,同享双赢。学术刊物已经和学术无关,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无关,那是为办学术刊物人而办,成了他们手中的紧缺资源;那是为写学术论文的人(而非读论文的人!)而办,成了他们获得职称、待遇的工具。

  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成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诸多领域突飞猛进的标志。有数据为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2003年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看来,作为一流教育水准的一个可统计的硬指标--论文数量,就和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马上就要赶上日本,超越欧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了;

  这是一个鸟枪换炮的时代

  人的数量增加了,作为软件的学术论文也增加了,现在该进行“一流”的、“先进”装备了。于是,花巨额资金购买到国外购买“一流”仪器设备,便成了这些年中国高校创“一流”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中国人——尤其是突然富起来的中国人的习性,要买就买最好的;甚至,不管是 是最好,但必须是最贵,一次到位。所以到发达国家购买世界一流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也成了近年高校走马灯似地出国的一个原因;而且去的必然是欧美发达国家。

  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末,仅上海高校,就购进了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

  然而,也有人算过另一笔帐:“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占4%,使用时间在1小时至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设备闲置造成大量资金呆滞,光是利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设备'关'在实验室里不用,日常的维护保养费仍然要开支;长期闲置的设备本身折旧加快......(王鹰、吴学庭:《六亿元设备六成"睡大觉"》《文汇报》99.4.26)

  这两位作者还列举了上海某所大学,“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480台,总价值1.18亿元。这些用于科研和实验的仪器全年总共仅用了27700多个小时,平均每台仪器一年的使用时间不到60小时,如以一天8小时计算,全年"出勤"还不到8天。"

  中国教育高端部分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分抢眼,十分给中国增添面子;这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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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4 09:41:22 | 显示全部楼层
9、奥运金牌世界第二,大众体育资源欠缺

  第28届奥运会,中国取得的金牌数量世界第二,这让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此,笔者与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在110米跨栏决赛中,当刘翔奋力超越对手向终点冲刺时,当激情洋溢的电视讲解员呼喊着"刘翔!"、"刘翔!!"、"刘翔!!!"时,笔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刘翔的胜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意义,这个胜利从人类学的高度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甚至我们黄种人绝不次于任何人种。

  但享受了金牌所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金牌大国的中国,是不是一个体育大国?我们的民众在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方面是不是真比那些金牌小国强?我们在游泳、跳水上拿了金牌,我们在羽毛球、网球上也拿了金牌,可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有在这些项目上能有练练身体、试试身手的条件和权利?不用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说我们城里人,不用说到高档会馆去游泳、去打球,就是普通场所,一小时游泳要二三十元,一小时羽毛球场地也要二三十元;网球就更别说了,打网球场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那绝对是富人的运动

  第28届奥运会期间,上海学者许纪霖正好在加拿大,面对中国体育健儿摘金夺银的骄人业绩,许教授既感到骄傲,又为中国人为这些金牌的付出的代价而悲哀。他说,加拿大政府很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用在"养少数体育尖子,让他们到奥运会上拿金牌,而是切切实实地用在纳税人身上,打造舒适的、遍及各个角落的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一般穷人也像富人那样,有资格享受各种运动,享受空气、阳光和绿茵。体育,在这里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这一点美国也相似,美国所有获得奖牌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费用都是由私人机构赞助支持的;美国运动员需要工作或靠自己的广告收益来维持日常训练,他们自己请教练、自己联系各类赛事并自己负担费用。所以他们的生活以及高额训练经费、参赛经费无需纳税人负担。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纳税人所承担的这笔资金用在老百姓的体育锻炼上;所以才有了许纪霖教授在加拿大的惊奇——

  刚到温哥华,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绿地如此之多。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往东、西、南、北,只要步行十来分钟,都有一块绿茵葱葱的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PARK。平时安静得如一湖绿水。一到傍晚或周末,就热闹起来。足球、橄榄球、飞碟赛、棒球......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青男女们,一本正经地举行着他们自己的奥运会,一样有正式的裁判,有犀利的哨声--但不会有黑哨,因为没有竞标去争取,一切纯粹是生活中的娱乐。

  这些保养得不错的PARK,除了少数几块标明只限于本社区居民外,大部分都对公众开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它们。人们虽然不关心奥运会,但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然而,咱们中国却刚刚倒过来,奥运会上扬眉吐气,体育却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农村是不必说了,我不知道在那些贫穷的山村里,是否还有一张乒乓台、一个篮球架?即使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会里,假如你是一介平民的话,又到哪里去打一场球、跑几个圈?几乎所有的公共体育场所,都不向纳税人免费开放。学校一到暑期,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要说周围居民,连自己的学生进去,都颇费周折。而许多社区俱乐部、小区会所,虽然运动场地和器材一应俱全,但往往收了物业管理费,还要业主去办一张收费的金卡。城市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公园被不断地蚕食,马路上充满了有害的汽车尾气。诺大的都市,连一个理想的跑步空间都难以寻觅。

  在加拿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场所都免费,比如公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但即使是这些经营性场所,也充分考虑到一般平民的承受能力。我住处附近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在里面挥秆自娱的,竟然不是在国内时见惯了的老板、金领,而是一般的阿公阿伯。原来,在这里玩一次高尔夫,也不过是一天的饭钱而已。(许纪霖:《谁是体育大国?》《南方都市报》2004-8-26)


10、高端教育比拼欧美,技术创新落后巴西、印度

  我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指在与欧美大学“争一流”的高等教育背后,是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

  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至少使中国体育在培养尖端人才和争夺世界金牌的目标上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至少给国家长了面子。

  但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虽然同样让基础教育付出了代价,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

  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因奥运会上排名世界第二而欣喜若狂的中国人丧气——

  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43!)。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

  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旺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学术界,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比如像中国的体育那样),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

  前面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

  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是不是也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端教育的繁荣景象背后,中国高端教育的成果是否同样骄人?

  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以给为高端教育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教育一个清晰地交代。


11、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我们用了很大篇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我们还谈论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

  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很值得用一定的篇幅来谈谈。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最近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是某电视台就《大学有问题》一书采访作者熊丙奇,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

  节目中,主持人特意就书中的两句话“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向作者发问。可见大学里这种洋洋大观的官场给主持人留下了怎样强烈印象。

  其实电视台也是严格地按行政级别设置编制的——国家电视台是副部级,省级电视台是司局级。按说,主持人也见过很多的处级干部和更多的科级干部,但她仍然对“处级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样的规模感到震撼。

  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那么作为教育界的大学就非常不简单了。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

  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

  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

  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你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才是“人生烦恼书生气始”,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这些小事、中事、大事,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靠把书教好了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你必须做好,即使影响了你的教学也在所不惜,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官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高低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在行政级别高的官面前永远不要说不,在学术级别高的权威面前千万不要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曾经对这种学风进行过批评 :“......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左春明:《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从生存状态官场化到学术思想官场化,终于将讲师、教授们训练成了权力网络上一个个尺寸相同的网眼。纲举目张,这纲一举,所有的目都会毫无例外的随之而动。真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行动一致、动作划一,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个性。

  久而久之,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终于被磨掉了,他们不再“迂腐”、不再“傻气”,个个都精明得让人害怕;但当代知识分子却因此完全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们在权势面前所应有的独立和自尊;甚至在人格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就是评了副教授、教授,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嘘欷不已。


13、知识分子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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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4 09: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章的上篇谈论的是中国教育的大背景、是体制;或者说这个大背景是体制的使然。毫无疑问,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必然问题多多。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大学仅仅是钱和权的天下,以为教授们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充当钱和权的工具,只是可怜巴巴地被钱权榨取,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钱对大学的腐蚀与权对大学的渗透,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当今大学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教学、科研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学体制却给了教授学者们难得的机遇;在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们学者教授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令人惊叹!


  1、体制的问题并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由于问题出在体制上,我们在遭遇和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在遭遇和谈论那许多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说一声,“都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没有责怪人——哪怕这些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诚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们也还是宽宏大量地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单单对教师这么苛刻?”;或是,我们会从历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寻找原因,去追究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从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追究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来没有对个人有过深刻的检讨和拷问。


  前些年“灵魂的拷问”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尚,但那是针对别人、或最多是针对这个某个群体而言。一位曾经以此著书立说的学者,就被另一位学者追问道:“你怎么就不拷问拷问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问题;但正因为有这许多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才显得更加重要,知识分子能不能恪尽职守才成了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让体制问题成为知识分子堕落的借口。


  是的,中国很穷,而猛然与西方的物质生活接轨,肯定会带来因物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痛苦;


  是的,中国的社会分配有问题,所以采取同样有问题的手段去夺回自己该得而没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各显神通时的道德依据,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哪个领域不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知识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个不能依法行事从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纠正那种不公正——商人们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工人农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追讨回被非法剥夺的血汗钱(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他们也很难追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阶层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识分子也无权随波逐流!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待者,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守卫者,如果他们以牺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会职守为代价去对匡正社会不公,不仅不可能减缓社会的不公正,还会因他们的加入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的彻底崩溃,从而将整个民族拖向毁灭。


  在苏联时代,当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时,由于胆怯或由于自保,一些人变节自首、告密出卖自己的亲友,有人甚至站在权力一边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然而,当这种本应该由制度承担的丑恶蔓延到个别知识分子和个别作家身上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对此沉痛地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


  因此,无论从制度、历史的高度,还是就个人、道德的微观层面,我们都不能对中国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动作掉以轻心、无动于衷——那就是,尽管中国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问题,更应该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有勇气揭露的;否则,这些人的问题,会无限放大了体制的问题,并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蚀作用……


  在谈论当代教育体制下教育精英们的大范围堕落之前,我们先从纵横两个方向作作比较,看看时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师们的人格缺陷?


  2、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我们是了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蒋梦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贻琦、刘半农、朱子清、辜鸿铭、马寅初、梁漱溟、闻一多、陈寅恪……光是看看这些名字就让人怦然心动——同一个时代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之辈,这的确令人惊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仅仅几十年!


  仅仅几十年前呵,中国还有如此众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从北京的大学到各地方大学,从著名知识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


  那时,办教育、当教师、为人师表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和称号!尽管那时的一些有钱人或土财主也会将教师称之为教书匠(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但即使再穷——那怕长衫上打上了补丁,他们还是备受社会尊敬。旧时县官上任,最先拜见的不是财主、绅士或者商会会长,而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孔子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中国人极为珍视的师道尊严。过去,中国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可见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不过,教师的地位不是权力册封的,而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秀,上述那个很不完全的名单就是证明,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今天先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渗透,前面说过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就是因为没有按官方意图治校而被关进监狱,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他。诸如此类,可见当时教育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


  实际上,刘文典案并非个案。就在那个时期,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要以“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实实在在地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


  (《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权力扭曲,没有为争当校长(当时的大学还是以国立为主,能不能当校长当然要国家说了算)、争当教育官员而突出政治、或创造性地落实权力对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权力的渗透面前,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校长、或最有希望当校长的教授都拍案而起,进行公开的抵制——


  胡适公开指责这类党化教育教材为“党八股”,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而马寅初、潘光旦、许德珩、张伸府、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反对“党化教育”和在校园内强制性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而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以上是旧时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从经济上讲,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生平也远远低于今日的中国。虽说旧时的大学教授也有过较高收入的时期,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在战乱或灾荒年间,就是著名教授也难以养家糊口。朱子清拒领救济粮之所以成为美谈,肯定是家里等着那面粉充饥,要是他衣食无忧,拒绝一点面粉算得了什么气节?!


  在中国,整整两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及他们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与与这些知识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在他们执教的校园接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或者是在他们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而成为中国的脊梁的。


  3、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说起体制环境的恶劣与知识分子的优秀的反差,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近邻俄国——这个以苦难和优秀知识分子闻名的国度。


  从沙俄时代开始,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校,他们师生就经受着专制力量的巨大压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国家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开支,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针对着有许多青年参与了起义一事,加强了对教育的监控:彻底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增加宗教课和学生的军事训练;减少大学招生、增加学费……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公开宣称:“防止出身微贱的青年混入,对于他们,高等教育是无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们走出他们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国家也都是无益的。”(《苏联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还利用以宪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组成的特务机构“第三厅”,强化对大学师生的监控。


  “第三厅”藉着无数的密探,监视学生的思想趋向,“注意那些对宗教或政府肆意议论的人,并搜索是否有秘密团体出现。”(同上P170)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描写过“第三厅”在他就读的大学里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事:他系里的同学,有的神秘失踪,有的在夜里直接被警察从宿舍里抓走的。赫尔岑说,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经费上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还采取了蒙昧主义对学生进行洗脑:任命一些不学无术的将军担任学校的哲学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干脆"完全禁止在大学中讲授哲学。",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9)


  紧缺的教育经费,专制的政治制度,遭受着权力干预的教育体制,这是旧时代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另一个相同的是,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都能坚持不懈地将民主和科学引入校园,为传播科学和民主精神而与权势斗、与世俗的愚昧斗。


  贫穷、黑暗的沙皇俄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才为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造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俄国人誉为 “科学之父”的教育家M.B.罗蒙罗诺索夫,被俄国人称为"教师的教师"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还有教育家、历史学家、基辅大学首任校长姆·阿·马克西莫维奇,以及以其著作《教育诗》影响了无数中俄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马卡连柯......


  其中莫斯科大学和它的缔造者M.B.罗蒙罗诺索夫就是俄罗斯教育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学家罗蒙罗诺索夫一直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寄希望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他主张大学设在俄国科学文化的中心莫斯科,而不设在当时的首都所在地圣·彼得堡,以摆脱沙皇宫廷的直接控制;


  他主张每一个平民阶层的子弟都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还提出准许农奴阶层的人入学,从而打破了俄国贵族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


  为摆脱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罗蒙罗诺索夫坚持不懈地与贵族官僚斗争,勇敢地提出不设当时西欧各大学都必须设置的神学系,并要求教会当局不干涉教学,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受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检查:


  他教育学生,“不谋荣华,不求富贵,为造福后代,有利社会”;他鼓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要同当时流行的醉生梦死、为非作歹和欺压穷人的社会恶习作斗争……


  普希金称“罗蒙诺索夫自己就是俄国第一所大学。”


  正是有了许多像罗蒙罗诺索夫这样的知识精英的言传身教,莫斯科大学200多年来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和科学家。


  仅在十月革命以前,杰出毕业生中就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如解剖学与外科解剖实验学创始人尼·伊·皮罗戈夫,俄国生理学派创始人伊·米·谢切诺夫,俄国临床学最大学派创始人谢·彼·包特金,数学家、彼得堡学派创始入巴·里·切比雪夫,天文学家费·亚·布列季欣,动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之一尼·亚·谢韦尔优夫,物理学和农业生物学家米·格·巴甫洛夫,现代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尼·叶·茹科夫斯基等。


  在人文学科方面,从莫斯科大学走出来的学者、作家更是群星璀灿: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俄国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历史学家、俄国国家学派奠基人谢·索洛维约夫,思想家、作家赫尔岑;以及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著名文学家:诗体喜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作者、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和《悬崖》作者冈察洛夫,散文家、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作者屠格涅夫,戏剧《肥缺》、《没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等……


  这又是一份同样光彩照人、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单;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从落后的高加索山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雪海深处,俄国无数知识分子在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像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那样,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们别无所求,为学生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权力对精神的钳制无孔不入的条件下,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贫困和专制的压力下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不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扫地,自甘堕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这个神圣的职业去捞取好处、或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搜刮钱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我们自身的问题,正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4、"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进入新世纪,在一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呼声中,中国教育界最抢眼的事件却是对学术腐败的揭露和讨伐。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见之报端的事件:


  最大胆的剽窃案。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大胆的抄袭案”的主角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


  杨教授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杨教授的丑闻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败露的。这位洋博士反映,杨敬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袭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发表的一篇论文。


  对洋博士的检举,杨教授很不以为然。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说,这个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指导过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不署上老师的名字是他的不对。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导出来的论文,有什么错?


  进一步查证发现,杨敬安确实曾经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杨敬安去美国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认识他。


  再进一步追究,发现杨敬安在国内外的学刊、学报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也严重抄袭了他人的学术论文。他还在这些抄袭的文章上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杨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胆的抄袭者,是因为“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 )


  2002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表通报:对杨敬安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经核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杨的行为严重违了背科学道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取消其学科评审组成员资格,撤销其正在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期追回拨付的项目资助款。”(《科学时报》2002年1月17日)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袭。有抄袭嫌疑的那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与他共同署名。论文所出的研究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院士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


  事发之后,校方立即作出反应:说该博士生李仕峰的论文,属冒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顾冠群院士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属于“李仕峰的个人行为”;同时,博士生李仕峰也写出检查,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顾冠群院士名字的论文被揭发涉嫌抄袭,其中一篇是顾院士与他以前带过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态扩大了,媒体指名道姓地将此事披露出来,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发表过这些论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这三篇论文,同样是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署的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沈军的论文署名同样没有征求顾院士的同意。”


  于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发问:“据我们调查,东南大学博士生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的,由此可判断导师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论文均交了版面费,导师怎么会不知情?”


  即使对事件的追究已经到如此地步,校方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忍心让自己的首长承担责任。


  看看前面杨敬安的理直气壮,再听听东南大学校方在媒体面前的多次辩护,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受道德拷问时,有多么强的承受力啊!


  不过,就当代的中国大学来说,校方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当局,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说,至少在东南大学,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权力的丑恶,而不算是知识分子的无耻吧。


  最著名大学的剽窃事件。


  北大教授王铭铭是一位多产的著名学者,曾经创下过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书的记录。他的一部32万字的专著《想象的异邦》,竟有10万字来自他自己翻译一部作品。


  王铭铭的剽窃行为是被中文系博士生晓声以《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为题,在《社会科学报》登载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


  王铭铭教授不仅多产,而且博学,他在自己著作《想象的异邦》的末尾,开列了120多种中外学者的论著,以证明他的阅读之广博、更证明他这部著作学术基础之厚实。但他独独没有将他12年前翻译、12年后抄袭了10万字那部著作的书名列出来,仅此一个证据,就能证明他抄袭的主观故意。


  事后,北大免去了王铭铭所担任的所有学术职务。


  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事件。


  这位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0刚出头就有了许多非同一般的头衔:他所在大学技术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某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某某开放实验室主任;还有,上海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真是占尽了学界和商界的风光,一直到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知识精英才被撤消了博士学位、所长、教授,直至开除公职。


  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据为己有,再加上其它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同时他的很多论文也属抄袭、剽窃之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新星,亲手做了一本根本没有写的书的封面拿去评奖,居然获了学术奖。


  这个事件还引发了这位博士的导师(他所在大学的原校长)的学术道德问题,最终导致被除去院士之名。


  5、"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抄袭、剽窃......"


  以上事件,仅仅是学界抄袭、剽窃的冰山一角,这些事例之所以成为事件和话题,是因为这些人树大招风,他们的道德文章有很多人关注。可那许多为学位而写的毕业论文,那许多为评职称、争待遇而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有多少被人关注而被揭露出来?


  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在谈及弄虚作假的学术丑闻时说,“北京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它的外号叫‘抄袭大本营’;南方也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它的外号叫‘复印大学’”。


  杨玉圣教授曾经在报刊上公布过涉嫌抄袭剽窃丑闻的大学,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惊。


  以下是杨教授的原文——


  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应该对杨教授说,别将这个名单开下去了,别告诉我们哪些大学存在学术腐败,只请告诉我们,哪所大学没有这类丑闻!


  杨教授十分感慨地说:“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洪,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曾经痛心地说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这种问题(指抄袭、剽窃),我想谁也不敢打保证、拍这个胸脯……”( 天津电视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节目)


  6、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无论抄袭剽窃的现象多么普遍、恶劣,仍然算不上知识分子腐败中最无耻、最下作的手段;毕竟这在国外也发生过的,而在中国,抄袭的话题也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更无耻的是,一些教授、学者在评奖、评职称过程所采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披露出来的三个个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有好几位专家公开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评此书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量的抄袭;还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也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就是这本有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之后还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他靠这些材料最终评上了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的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令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到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中国青年报》2001/07/18)


  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津贴更高,出国的机会更多、分得高级住房的机率更大,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带头人的资格更足;如果争取到研究课题立项,那就有了数十万、数百万的课题经费。


  一般来说,这些课题经费是无偿的,是无需对其是否有产出回报承担责任的。只要有几篇论文,有一些试验数据就可以交差了;而论文是可以抄袭,数据是可以编造的……


  7、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将这些丑行继续罗列下去,无论对笔者的写作,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又必须有勇气注视,有勇气承认这些丑恶不仅非常可悲的在知识界存在着,而且决非个别!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重视。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痛斥学术腐败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工业学院教授赵师庆说,“现在学风败坏的形式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公开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的成果,伪造实验数据,在学术成绩中大量‘注水’,请‘托儿’吹捧自己,甚至用钱去买学术职称”;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机所所长王家骐对“败学症”的年轻化趋势十分忧虑:“在少数研究生中间也出现了科学道德的问题。有一位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完成了研究课题,却将发表的论文署上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对科技界当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浮夸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骐认为,“现在学生作弊司空见惯,这是学术缺乏诚实的开始。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道德是一味“温方”,对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强制作用。要真正根治“败学症”,还需“刚柔相济”,对学风败坏的事情,发现一起就严惩一起。为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完善防治“败学症”的具体规则和法规,以更好地配合学术道德建设的进行。


  ——张存浩委员说:“欧美一些国家制订了防治学风败坏的法规,学术造假者面临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运。”(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地痛陈当代大学的精神堕落。


  他认为当代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如果我们承认王岳川教授描绘的是一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惟妙惟肖的画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不能调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我们已经描绘出许多学校乱收费、吃教育、吃学生的细节,这些丑恶现象大都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有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费短缺、为了学校的建设、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等等……


  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就是以个体的名义赤裸裸地站出来,直接搜刮学生的钱财。


  前面已经讲过,小学开学了,老师先要挨个问一问同学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这是教师在进行资源调查,然后摸排出有用的数据。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班里找到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孩子——“汽车娃娃”、“煤气娃娃”、“医院娃娃”、“万事通娃娃”……


  老师利用这些功能各异的娃娃,既可办成无法用钱办到的事,也可办成用钱办得到的事,但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笔者单位的一位汽车司机给我说,儿子放学回来,十分兴奋,好像在学校里挣得了什么荣誉似的。儿子说,班主任请他爸爸帮灌煤气,说是他家有车。其实这些年只要花钱,买什么笨重东西总可以让人送上门的,无需有没有车。但老师的事对孩子无疑是天大的事,而孩子的事又是家长的头等大事。于是他拉上老师家的煤气罐自己花钱到煤气站灌气,再拉回去扛上六楼送到老师家里。钱自然不好意思收的。儿子好高兴啊,终于也找到了一次为老师办事的机会。


  实际上,这位司机家长的这点“进贡”,根本不可能从老师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好处,最多也就是让他的孩子少受一点气,不当二等、三等公民就是了。


  老师与一些有钱、有权家长的交易要复杂得多;而老师的回报也不一般:老师利用手中的考试打分权、推荐保送生的决定权,评“三好”让学生升学时享受到的加分权;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权都会引家长来“勾兑”。这些权力没有一样不给老师带来好处;还有诸如购买“教辅”书籍、强制性保险、商品推销之类的敛财名目……教师个人私下以这些名目通过孩子向其父母“索贡”。


  当然,这些仍然是一些小钱、小便宜。与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相比,这些小钱、小便宜绝对无济于事。于是,一些小学、初中的老师便利用补课,作为致富的途径。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孩子的考试分数多少?“小升初”、“初升高”能不能进入重点?就成了家长对孩子初级教育的全部期望。


  初中考不上重点,就很难上重点高中,而上不了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大学。因此,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家长就一次次地在为孩子的命运拼搏。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尽心不尽心,照顾不照顾,对孩子的命运可谓生死攸关,那么,花小钱也好,花大钱也好,家长都别无选择。


  凭着对孩子们前途命运的操控大权,一些老师课堂上不认真授课,让学生参加自己办的业余收费补习班:到老师家里补课,每小时收费二三十元,每周两次,每次2-4小时;补课的规模有时七八名学生,多的居然有一二十人,差不多将一小半学生的课搬到家里去上了;而不花钱补课的学生,考试分数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家长焦急、老师给脸色。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神经再结实恐怕也吃不住劲了,不得不加入补课的行列!


  补课还带动了家庭快餐业的发展——当然是老师的家庭——每人每顿五元钱,孩子们吃得十分热闹,师生双方皆大欢喜。据说,这类补课,让许多老师“先富起来”了。


  不过,说句公平话,中小学老师挣的补课费属于辛苦钱,老师们毕竟牺牲了业余时间、付出了劳动,毕竟让家人也跟着在双休日里受挤、受累,烧水、做饭;而有的教师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赤裸裸地、直截了当地向家长索讨钱财。师德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让人心寒。


9、1000元钱加四条高档香烟才能评上"三好生"


  以下是一个教师敛财的真实故事,如果不是记者全程跟踪拍照,我们很难相信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利令智昏到这种程度!


  事情不是发生在法制观念和行政监管较为薄弱的偏僻地区,而是堂堂首都北京;时间是2004年4月--

本报讯 (记者梁璐)海淀区清华育才学校高一学生赵鹰(化名)是“区三好学生”候选人。前日晚上,赵鹰的老师告诉他,评选活动有些意外,需要家长前来“沟通”。昨日上午,一位姓韩的老师在电话中告诉赵鹰的家长赵先生,要送1000元钱和四条香烟才能"搞定"。赵先生非常气愤,于是向本报投诉。昨日下午,记者摄录了赵先生送1500元钱给韩老师的全部过程。


  老师电话里向家长转告“行情”


  赵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外甥是清华育才学校高一(1)班的学生,品学兼优。这次学校评选“区三好学生”,经过班集体推荐,新来的班主任把他作为候选人推荐到了学校。


  赵先生说,前天晚上他的外甥打来电话称,评选三好学生的事情有些麻烦,一名负责此次评选活动的韩姓老师通过他的班主任转告赵鹰,要求家长必须和韩老师联系一下,否则入选很麻烦。外甥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沮丧,快哭了。


  昨日上午10时,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办公室电话。韩老师在电话里告诉赵先生,赵鹰的学习成绩等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还有一名比他更优秀的候选人,竞争激烈。如果赵鹰要入选,得想一些办法。赵先生称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要韩老师说明确些。


  韩老师换了一部电话压低声音告诉赵先生,需要送1000元现金和4条高档香烟,通过他活动一些关系,否则很麻烦。"送钱时间要快,明天就要过期了,希望不要失去一个好机会。评选到区三好学生可以在高考时加10分,对入党也有好处......"韩老师在电话中说了很多当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


  赵先生在电话中与韩老师约好,准备下午送钱过去。


  “收了你的钱,一定把这事办好”


  昨日下午2时40分左右,赵先生与记者一道来到清华育才学校,在校门口,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电话号码。10分钟后,一个身穿黑色西装、身高1.72米左右、身材较瘦、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从校园走了出来。他与赵先生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是韩老师,高一(2)班的班主任老师。韩老师再次介绍了一下入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和紧迫性。


  赵先生听完后说:“由于时间紧迫,香烟没有及时买,但是多准备了500元钱。"


  韩老师说:“行!没问题。既然收了你的钱,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请你放心。”


  赵先生在校门口掏出1500元现金,当韩老师的面数了一遍。此时有几个学生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韩老师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让他们看见不太好,快点。"韩老师边说边移动位置,用身体挡住了学生的视线。


  韩收下钱放进口袋,临走时交代:“这件事不要跟孩子说。”


  赵先生点头同意:“我也不想给孩子留下阴影。”两人交易的过程不到10分钟。


  记者从门卫保安和赵鹰处再次证实,刚才收钱的是韩老师,名叫韩震剧(音),他还负责学校团委工作。


  “我就是想曝教育腐败的光”


  针对记者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送钱给韩老师?为什么要找新闻媒体曝光?曝光后对其外甥读书有影响怎么办?


  赵先生回答道:“我不是为了孩子评上三好学生才送礼的,如果是真心送礼,也不会找记者。我就是要曝他们的光!曝教育腐败的光。这样的教学风气,这样人品的老师,对学生成长能有什么利?”(北京《新京报》2004年4月1日)


  在记者的文字和照片上,韩老师的丑态暴露无遗。这位教师之所以能够毫无愧色地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一定是向来如此、大家如此。由此可见赵先生肯定不是第一个被韩老师索要钱物的家长,而韩老师也不会是惟一一个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的教师,只是他不幸遇到了像赵先生这样较真儿的家长;


  另外,这位老师所谓的“竞争激烈”,当然不是指学生的成绩和品行的竞争,那是关系的竞争,说穿了是金钱的竞争——竞争谁的家长送了钱,竞争谁的家长送钱多;在这种情况下,送不起钱的贫困家庭孩子还能与“三好”有缘吗?还能在升学竞争中得到“加分”的照顾吗?!


  应试教育之所以久盛不衰,大约与其能给教师带来好处不无关系。这种好处一直能带到大学。一位大学生讲过,他们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每期期末考试喜欢抓学生的补考,然后叫学生私下给他钱,他就让学生过去。”


  教师无德无行的行径,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2004年,沈阳市曾经在全市范围内搞了一次行风评比,结果在55万市民对全市30个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投票评比中,教育部门列倒数第一。


  师德败坏不仅仅是造成了贫困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其恶果更在于对学生心灵的毒害,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送礼、贿赂。内蒙古人大代表孔令宏曾在“两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每年教师节,“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为了能给老师送礼,提前一个多月就省下早点钱准备买礼物。一些教师师德之差,令人深恶痛绝!”


  这种师德败坏让中国人深为忧虑,许多人纷纷喊出了鲁迅在几十年前喊过的那句话——“救救孩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署名“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的网民,在网上痛心疾首地就教师堕落对孩子幼小心灵的毒害表示了愤怒的声讨。


  他写到:“中小学校本应是庇护和培育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却为了钱、为了与钱和名密切相关的升学率或学校座次罔顾道德,既对孩子的心灵胡涂乱抹又使许多孩子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过早接触了社会关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会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而且这种体验直接来自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并对社会不良现象保持警惕的学校和教师。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这样的体验,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数学生有这类体验。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兑、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个够(哪怕班干部那点小小的权)这类腐败性的行为方式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中小学生中。”


  从行文风格看,这位网民应该是中国人,他取“布尔什维科夫”之名,大约是对金钱的无耻痛恨之极而怀念起布尔什维克时代了。


  10、教师们所编制的等级制,残酷地摧残着孩子们的身心


  今天,“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不仅玷污了校园、玷污了一些教师的灵魂,还正在慢慢地腐蚀和摧残着那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为当班干部而讨好、贿赂老师的风气,的确已经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了:小学一二年级的班干部,才是七八岁的娃娃,因为有了管同学的权力、记录或向老师汇报谁犯了错误的权力而有了官的威风,并反过来受到了同学的讨好、巴结甚至实物贿赂……


  我们的近邻日本,那是一个特别强调权力、等级,特别强调对上级的尊重和绝对服从的民族。但即使在那里,这种权力等级制度也没有扩散到校园里。日本的学校也有班长、也有班干部,但那既不是选举,也不是老师的任命,而是像做值日生一样,同学们轮流担当——无论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要学会为集体服务而非学会运用权力、学会遵守权力的等级规则。


  在中国,孩子们小小年龄就饱尝了等级制度的甜头或苦头。这种等级制度还从管人的权力扩散到学生生活的全部——成绩等级、智商等级、品德等级。


  老师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划分等级的方式,在品格上分好学生和差学生(其实是听话的和不听话,自制力强和自制力弱,好动和相对安静的);在学习上,更是将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最顶端是重点班的重点学生:优等生、三好生、参加各项比赛的获奖生。他们成绩成了教师获取个人利益的的资本,所以他们会花力气重点调教;而对绩差生则是敷衍了事,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推出校门。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上海的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说了一句“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就无缘无故地被赶出了校门。


  家长找到老师,回答是小孩很笨,跟不上。家长又找了校长,勉强让上学,但班主任却不让进教室、或进了教室也不发给书本。三番五次之后,家长找到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教育台的记者赶到孩子家里(从画面上看是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并对孩子的学习和思维进行了测试,完全正常。于是记者找到了校长。校长说他们已经过问了,但老师有意见,说要再做做老师的工作。


  这在许多国家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在我们这儿,即使有了媒体的介入也奈何不了这样的教师。当记者找到这位班主任时,这位女教师很不以为然地说,“他的学习太差,影响了我们全班的成绩!”


  女教师说的是实话,老师的考核要看班上的平均分数,所以她先下手,先淘汰了影响自己考核成绩的学生。


  这位女教师最终担心的是影响她的考核、以及与考核挂钩的奖金、职称。这些利益不能说不大,但它能大于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教师,她当然理解人生第一步对孩子有多么重要;作为母亲,她当然懂得对智商较低的的孩子更需要加倍的付出,但她还是忍心为了个人的小小利益,牺牲这个孩子的一生……


  在这种看似寻常的、工作中的小问题,实则表明这些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别说灵魂深处,就是灵魂的表层也被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包裹得严严实实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就是被许多这样的校长和老师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淘汰赛,不断地将多数的孩子淘汰到普通班、普通学校,这等于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就被他们的老师淘汰出局,就被宣布为“朽木不可雕也”。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已不再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圣地,它披着提高教学质量的外衣,变成了“合法”赚钱的企业;老师不再是灵魂工程师,而是沦为升学率的工具,沦为可以不费力地从学生那里敛得财物的热门职业。


  教育和教师被升学率和金钱异化,已经成了当今中国人最为关注和愤怒的大事,对其的讨伐在主流报刊、城市小报,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如果在网上用“教师”和“职业道德”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你马上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令人愤怒到绝望的信息;比如下面这一条,就令人发指——


  “一些学校为保升学率而违背职业道德,不惜弄虚作假,不惜摧残学生身心健康。对成绩欠佳的学生施加精神压力,最骇人听闻的是与医院勾结给一些学生贴上‘弱智’标签,使他们备受伤害、歧视和摧残。有的孩子甚至被逼出神经分裂症而毁了一生。”


  今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孩子的教育,哪一家不是倾其所有——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心血;哪一家不是和孩子一起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1、也为中小学老师说句公道话


  这些中小学教师,为了一己私利而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与教师的职业道德一同出卖,其对我们民族未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这些教师从中获取了多么巨大的利益;尤其想到那许多发不出工资的农村教师,想到中小学教师那种劳神费力的巨大工作量,他们获取的那点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的确是微不足道。


  是呵,与中小学教师艰辛而又极为沉重的工作压力相比,与在大学里同样从事着教育工作的教师、教授相比,中小学教师的所得,即使加上极不应该的那部分灰色收入,也依然与他们付出的劳动极不相配。


  这真是一个悲剧——他们伤害了孩子们的心灵,甚至损伤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却只是挣得那点儿小钱。


  我们必须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就是那些从学生那里捞取钱财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着教师的职责;可以这么说,今天端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中,中小学教师是最敬业、和唯一辛苦的。


  说他们最辛苦、捞取的钱财最少是相对于今日大学里的教师而言。


  与农村教师发不出工资相对照的,是我们的大学近年来富得流油:以前推着破旧自行车到处联系单位,想调出院校的教授们,现在不少都开上了私家车;但他们的劳动却越来越轻松,只要有点儿成就、有点儿名气的教授,现在都可以不再站在讲台上讲课,他们或是搞科研、上项目,或是带研究生,当“老板”!


  在收入方面,一个大学副教授,年薪至少在五六万元,如果是名教授、首席教授却可以达到十万、二十万以上;而相应的灰色收入也水涨船高,与中小学教师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同样是向学生家长直接索讨,大学教授的开价往往十倍、百倍于中小学教师。我们前面在北京看到的那位韩姓中学教师向家长开出的价钱是1000元钱加四条高级香烟;而今年一位大学老师在一场性质相似的交易中,开价却是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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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4 09:49:32 | 显示全部楼层
12、教授说: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


  这个小标题对2004年的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来说,肯定是耳熟能详。它所记录下当代知识分子的无耻和贪婪,是那么强烈地刺激了那许多正在为孩子的中、高等教育发愁的家长和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除了职业罪犯,这种近乎于明火执仗的无耻和贪婪,还可以在哪个行业找到?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拿钱的当然是学生家长,收钱的却不是学校,而是一些老师的个人行为!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期节目的标题:时间是2004年8月13日,地点是广西;关键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考招生录取"。


  2004年7月10日,第一批全国重点高校录取工作开始后,李先生得到消息说,他的孩子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档。但随后李先生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想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必须交10万元。


  家长李先生以为碰到了招生骗子,所以不愿意与对方周旋,就说,“我的小孩是考上的,怎么要10万块,我又不是买。"


  电话里的陌生人说,反正你要读书,就要交10万块,你不交10万块的话,那就退你的档。


  李先生很生气,但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对堂堂著名学府的信任,他并没有害怕,就说了一句“如果你能退就退吧。”


  李先生的判断错了,他遇到的不是骗子;其次,对方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家就查出,自己孩子的档案果真被退了回来。


  这一下全家着急了,开始四处打听、四处托人,并且找到了在“北航”招生的高峰和庞宏冰老师。然而这两个人的回答与打电话的人的口径完全一直,要交钱!那位庞老师还说,录取你的孩子,“是帮了你一个大忙,不管哪个帮你的人,你都应该表示。”


  所有的谈话都离不开钱,而且具体到了汇款的方式。这一次是在电话里说的——


  庞宏冰:从单位把(钱)给我打过来,我们不对个人,只对单位。


  考生家长:这样啊,通知书什么时候发? 


  庞宏冰:你的事没办完,学校怎么可能给你发通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一家不断接到电话,通话内容仍然是第一次电话的重复,“想要通知书,拿十万来!”


  无奈之下李先生口头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交十万元让孩子上学。于是,折腾了半个月后,李先生一家终于在招生热线查到到了自己孩子被北航录取,时间是7月28日。


  北航招生老师的效率很高,马上就用短消息发来账号,并且急切地要求李家尽快打款,说是下周要汇交学校。


  李先生还在拖诿、犹豫时,许多考生已经拿到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李先生又与北航的人通了电话——


  考生的父亲:一定要交了钱才拿到通知书?


  高峰:这是肯定的。要不我把通知书给你,钱(不给)怎么办?这种事每年都有发生,通知书给了就不交钱了。


  考生的父亲: 10万块数额也不是小呢。


  高峰:那你要觉得大你就别做了。


  考生的父亲:那不做了怎么样?难道要退我的档吗?


  高峰:肯定取消了,不给你发通知,你就进不来了。


  考生的父亲:必须交钱再发通知?


  高峰:那是肯定的,而且交钱不会给你任何字据。


  就在中央电视台记者陪同李先生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李先生又接到了北航另一个教师要钱的电话。


  刘天平:你把钱汇过来就行了,汇过来我通知庞老师。如果你从那边的农行汇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到。到了我马上通知庞老师,让他赶快跟学校说,就是把通知书给你。


  在中央电视台记者和警方的帮助下,8月11日下午,收了钱正准备在银行存钱的刘天平被获;当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的负责人庞宏冰被警方传唤......


  警方在刘天平身上搜查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作证,上面职务一栏写着教师;而另一个被警方传讯的涉案人庞宏冰的职称更高一些——他的证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北航计算机学院,教授;1964年生。


  将这位教授称之为“涉案人”,不知是否妥当,因为至今还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已经触犯了刑法;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却是了受害人一家的无奈——即使他们已经勇敢地挑战了这种无耻的榨取,尽管他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公安部门的鼎力援助,但还是不知道能不能斗过这些知识精英?主持人最后说,据了解,截止到节目播出时,这位没有交钱的考生家长,仍旧没有收到通知书。一家人心急如焚,他们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


  考生的母亲:我看见有一个得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我昨天去看见有一个人得了。


  记者:就是你知道有别的人已经得到了通知书,收到通知书了?


  考生的母亲:得了。


  记者:可是你的孩子就收不到?


  考生的母亲:嗯。我们已经去报名,准备去复读了。


  记者:复读?


  考生的母亲:补习呀。


  记者:复读?考750多分还要复读?


  考生的母亲:损失大,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又作了几期跟踪报道,初步结论是,这三个人不是骗子而是北航的员工:一个教授、一名教师、一名工作人员。


  北航相关领导并没有否认这三个人是北航的员工,但否认了他们与北航的招生有关。那位领导人说:“当事人庞宏冰、刘天平和高峰三个人,既不是招生组组长,也不是招生组成员,更不是所谓的联络员。”


  记者在广西方面得到的回答不太一样,广西招生考试院院长说,那位庞宏冰教授“作为北航负责广西招生工作的负责人员,在广西很长时间了,可能有7、8年的时间,每年都到这边来录取。"


  如果北京和广西两边,说的都是真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位教授利用以前在广西招生的经验和关系,2004年到广西捞取钱财;所以说,应该属于"个人行为"。


  在记者的调查中了解到,这三个人的个人行为一共从广西考生的家长手中收取了55万元(前7、8年从学生家长手中收了多少?!),时间是7月10日至8月11日。如果不是碰上了那位喜欢较真的学生家长李先生,这个数目肯定还会增加,而且恐怕永远不会被媒体和公众知晓......


  从电视画面上看,这位40岁的教授长得十分富态,可以说是肥头大耳;再仔细看,很想从这张面孔上找到一个著名学府教授所应有的气质,但是没有,他不像知识分子,而像一个商人--而且是那种文化不高而又带着一点霸气的商人。这一点与他与学生家长通话时口气是相吻合的。


  在当今中国的名牌、或不是名牌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


  13、不上讲台的"走穴"教授


  从一小时收取一二十元补课费的小学老师,到一次索要一千元的中学老师,再到一次开价十万元的大学教授,可见当代知识分子谋财的胃口和能力,是与他们的学历和职称是正比的。


  但所有这类索取都属不义之财,基本上算是偷偷摸摸的行当。这类事如被揭露,校方马上发表声明,说那属于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而靠着名校、名教授资格合法挣钱的教授也会藐视这些异类,认为他们玷污了教授的声誉。


  是的,对今天的教授来说,有那么多合法而又体面的生财之道,何必要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法?为人师表,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都学不会,恐怕不仅是境界很低,应该是智商也很低吧。


  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会挣钱的人,决不会干出那种有失身份的事来;相反,钱挣的越多,表明自己的身份越高,而身份越高,钱就来的越发容易和光彩了……


  最近流行着两本描写高校教授生活的的长篇小说:一本是《沙床》,另一本为《桃李》,书中的主人公都是教授。想了解教育界知识精英的人不妨挤时间找来看看。


  这是两本写教授、写教授私生活的书,写了导师们在事业上的轰轰烈烈:认识一个老板、接下一个案例,马上就有美女般的秘书提着50万现金的,连同她自己一起交给了名教授。但这钱来的正大光明、合理合法。在这里钱代表的不是违法乱纪而是知识、学问和名气;小说还写了导师们的私生活:包括师生恋、婚外恋,女学生暗恋、咖啡馆约会、夜总会出入......这些艳遇,如果在商人和官员那里就会被说成养"小蜜"、包"二奶",但在导师们这里,就成了情人、情调、情趣,成为极具风雅的浪漫事......


  这两本小说对教授的行为、心理——包括性行为和性心理——的描写都很大胆。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人不愿意承认教授会是这样,认为是亵渎;另一些人以为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写出来,会有伤风化或斯文扫地!上海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谈及《沙床》时,还用了“一个学者光着身子跑上大街”的字眼来形容这本书给他的感受。


  其实,我以为,该责备的不是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作家看到的、感受到的生活真实——变了味的教书生涯,变了质的大学教授。


  尤其是在《桃李》里的教授,他们有钱有势;但又比有钱有势或有权有势的人多了许多文化的光环。


  对这些教授的称呼很土——从硕士到博士都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但此老板非彼老板,“第一,把导师称作老板喊着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第二,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心中已赋予了新的含意,老板已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大款了。大款算什么,大款只有几个臭钱,而老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第三,老板这称呼从根本上和一般公司经理区分开了,同学们称自己勤工助学打工所在的公司经理为老总。”(《桃李》第一章)


  这种概括很准确:大款、大师、大家;还有掌控研究生前途命运的大权——给你批多少课题资金,给不给你发表论文的推荐信和版面费,这些都会影响研究生的毕业甚至前途!也就是说,今天官员和富商所能有的,大学里的“老板”们也都能有。


  于是,从作品中我们便近距离地看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级知识分子的群象图,看到了普通百姓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到的生活景象: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


  他们靠什么可以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准?凭着年薪十万、二十万的高薪,凭借那种年底必须突击花光,明年才好继续申请的科研经费,凭借着某些附庸风雅的土财主馈赠,他们当然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维持这样的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过是混吃混喝、不过是毛毛雨!要能保证自己退休后、或后代还能继续这样的生活,那就得有钱买下真正属于自己的豪宅,并且有后续资金将豪宅里的生活持续到第二代、第三代。


  十年前,名车豪宅对教授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但对今天的博导、名教授,则越来越多的成为现实。这个目标的实现首先凭借的是名。


  这些年,发论文、出专著之所以让那么多的教授如此看重,甚至不惜拼凑、抄袭,就是因为有了著作才能有职称、才能有进入名牌高校的资本,而如果能在业内有了知名度、有了权威性,那就有了学术明星的身价。以这种身价“走穴”,知名度就直接变成了人民币。


  “走穴”一词,先是在知识分子中文化层次较低的那部分歌星、影星中流行的,他们走出神圣的艺术殿堂而进入金钱的洞穴(在这里他们自用的“走穴”真是太准确不过了!);今天,学者教授紧随其后,走出象牙之塔,走进名利场,用知识和名气博取钱财。


  教授学者忙于“走穴”而无暇顾及本校学生,在今天已不是新闻。这种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大学教师上课的积极性,以至教授、名教授不给本学生上课已是为广为人知的话题。但教授们的一次讲座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元的收入却很少为一般人所知。


  一些经济管理、金融、计算机、外语、法律、音乐、服装等热门专业的教授,外出讲课,不仅是飞机往返,高级宾馆吃住、贵宾式招待,而且出场费都会上万。据文汇报报道,“上海部分名牌大学的教授纷纷‘走穴’,一些经济学界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甚至高达6万元,兼职讲课的'开口费'已成为高校教授收入的来源之一。" 


  上海如此,作为中国名牌大学荟萃的北京当然更不例外,“海淀区被誉为‘高校区’,集中了大部分全国响当当的名牌大学,在这些名校大门外,常常停满了‘趴活儿’的出租车。在校内,教授们校外兼课,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刚入学的新生,还是已经晋升为‘师哥师姐’的老生,都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出场费最高达6万元 名牌大学教授“走穴”繁忙》《 文汇报》2004-04-24)


  名和利在知识精英这里结合得如此完美——钱来得容易而且光彩动人,还伴随着大师、大家的美名。不像北航的那几位老师、教授,几乎是靠着流氓地痞般地敲诈,冒着家长告状、媒体曝光、公安局抓捕的风险才能将钱弄到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教书育人的艰苦和耐心,在金钱的光照下,显得如此没有价值、没有份量,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在为经济服务的对比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自然会被这些知识精英放弃了。


  凭着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能捞取那么大的个人好处,真是令圈外人不解;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只利用名校而决不为名校服务的教授却能靠着他们的学术头衔和社会知名度,稳稳当当地在大学里拿着终身俸禄。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大学才有的怪现象。


  当年,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经有过是继续在政府任职,还是回母校哈佛当教授的犹豫和选择。因为哈佛有过规定,在政府任职超过两届,将不再有资格回哈佛任教。那一次,基辛格博士没能从哈佛大学得到积极的回应,因为有人说基辛格“只会利用哈佛,而不会为哈佛服务。”;基辛格在回哈佛无望的情况下,才把仕途走到底的。


  我们的大学却心甘情愿地任凭教授们利用,而不要求他们的回报;因为教授是自己的面子、招牌,可以提高学校的档次,可以招揽更多的生源。


  然而,当一些年轻学子冲着他们的名字考进这所大学后,却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教诲。这些名牌大学与它的名牌教授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关联。


  最近从海外归来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清华大学给大一学生开设基础课,成为新闻热点。媒体称,“之所以成为新闻,和特殊的国情有关:在现在的大学校园,只要有些名气、头衔够大,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师都很少,遑论大一新生,还是基础课!……


  据一个调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授、五分之一的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


  不上课当然是有原因的。忙于科研是最好的借口。因为,科研成果最管用,可以拿奖金、评职称。而培养好学生,既费心血,评级、评职称时又不管用。一些教授即便上课,也是敷衍了事,被戏称为‘三板’教授,即上课时抬头望天花板,回头看黑板,低头看地板,就是不敢看学生。在‘榜样’的作用下,部分青年教师对教学任务不投入,缺乏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严重影响高校教育质量。”(《南方日报》2004年9月23日)


  当刚刚入学的清华学子因得到杨振宁授课而受宠若惊、而大呼幸运时,杨振宁说自己才幸运:他上大学时,朱自清、闻一多、吴大猷等名师是经常给他们上课的。


  让教授尽自己最起码的本分——走上讲台,居然需要一位82岁的科学家来作示范;而且,即使有了名家的示范、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也还是有人认为"杨振宁的示范效应恐怕还走不出清华园!"


  我们的教授为什么不愿走上讲台?因为他们要做大事、要挣大钱,即使对本校的学生,他们最多以搞活动的方式来一次讲座,就已经是师恩浩荡、令学子们感恩不尽了!


  谁说大陆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


14、为穷人服务的印度知识分子


  如果连已经考入大学、而且花了高价学费的本科生都不能听到教授、名教授的讲课,那么象牙塔外的平民大众当然更是与知识精英无缘了。因为出不起高价,大众便失去了从自己民族的知识精英那里获取精神养料的权利和机会;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担负着丰富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


  最近,由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整体表现的深深失望,忧心忡忡的大众将羡慕的目光投向其它时代、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身上——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当代的印度知识分子......


  有许多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这类知识分子相比较的文章,其中,几篇介绍当代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印度离我们最近,也最相似——同样古老的东方文化,同样众多的人口,同样的贫穷和同样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急切……


  同样是贫穷和落后,同样是急于甩掉贫穷落后的焦虑,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先富起来,而印度知识分子焦虑的却是民族整体素质能不能尽快的提升?


  前者的焦虑促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干出了许多令人不齿的勾当;后者的焦虑却使得无数印度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塔,走进穷乡僻壤,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农民。


  “印度知识界最主要的话题,是如何为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这是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法学博士袁南生先生在印度工作多年,对印度知识分子总体印象。


  这位驻孟买的总领事说:“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袁南生:《印度知识分子:该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湖南日报》2004年4月9日)


  印度知识分子不做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经常干、而且是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些勾当,那么,他们在做什么?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有一篇写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给了我们答案。访印期间,印度知识分子给李少君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们为穷人服务的精神。


  李少君先生认识一位名律师N,尽管他与政府高官、商贾大亨有着广泛的交往,但最让N律师关心的,却是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李少君:《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上海文学》2002年11期)


  李少君还认识一位名牌大学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


  在这个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的农村综合研究院里,不仅有退休的老教授、老专家,“还有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同上)


  李少君见到的印度知识分子与袁南生笔下的印度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可见他们写出来的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绝非个别。


  袁南生说,印度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已经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的邻居、孟买大学教授潘特先生曾经对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教授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10年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


  袁南生先生还见证了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的以保卫贫苦大众利益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会后,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和各国代表一起,"在孟买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走在队伍前头。一时间,反对以强凌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印度的主流舆论。"


  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们离开都市、离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到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西伯利亚农村,去启蒙农民、帮助农民;同时也想起了梁漱溟,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深入到山东农村,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搞乡村建设。为什么,是为了帮助农民,为穷人服务。


  可是我们今天的教授学者,却是那里有钱往那里跑。哪儿富裕,就到哪儿去做“学问”。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趋之若鹜;他们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课题也都与富裕地区,富裕国家挂钩。很少听到他们拿西部的贫困、落后做学问,很少听说他们能到那里去看看(遑论在那儿扎根了!);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专业方向或学术关注点会落在亚非拉地区的落后、贫穷上。而这些地方原本是更需要文化、知识的传播,更需要专家学者对那里的贫困根源、以及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探索。


  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地方是“长三角”、“珠三角”、最愿意研究的是香港、台湾。港台研究及港台研究机构这些年搞得热火朝天,恐怕不是那里有许多学问,而是那里有许多钱吧!对国外的选择,则是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


  俄罗斯及中东欧这些年正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与中国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路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他们的未来可以说与中国的改革命运休戚相关,可那里发生的事却不为我们的教授学者所关注,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一趟趟地走美国、走欧洲、走日本、走新加坡、走港台,却很少有兴趣研究一下那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


  过去,“苏联东欧研究”绝对是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重点;但今天,尽管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正处在千载一时的历史关头,尽管那里的剧变正在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尽管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都有着比西方更多、更直接的经验、教训和影响,但俄罗斯及中东欧研究,却在中国成了冷门。


  为什么,因为那里很穷,没有欧美、日本那样的接待,更没有欧美、日本那样阔气的经费补贴。就像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三个月的时间,好吃好住,每个月还有一万多港币的零花钱,可要是去俄罗斯及中东欧去做研究,吃住条件很差,还常常要自己掏腰包。


  “为穷人服务”与“为富人服务”,仅仅一字之差,却让印度知识精英与中国知识精英,印度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境界上有了天壤之别——前者为帮助穷人尽快告别贫穷而将自己的知识、财富、生命毫不吝啬地挥洒在社会底层;后者却为了帮助富人聚敛更多的财富而殚精竭虑,以从中分得一份羹……

15、在某些学者面前,十万元的豪夺只是小巫见大巫


  但所有这些——无论是向考生家长索要10万元才给通知书的招生教授,还是一次讲座就拿到数万元开口费的走穴教授--比起那些资本运作高手,那些从事着企业重组、产权交易,或是证券金融、股份制改造研究的学者教授来说,这十万八万就只能算小儿科了;可以这样说,十万、二十万只能算是当代知识分子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化的初级阶段。


  前面所说的那些名教授、明星学者讲课的出场费可以拿到几万,是不是表明在中国,知识和名气已经价值万金?不,商家、企业家需要的并不是学者们的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捞钱学问。他们要教授们能用他们的学问帮助他们从股市、从企业承包、从管理层收购(MBO)、从资产重组、产权交易中获得单纯靠资本所不能获得的巨大财富--


  企业想包装上市,需要专家学者帮助策划、做数据;想从股市圈钱,需要学者的统计、包装、宣传;想从国有资产中割下一大块来,则更是需要懂得股份制改造、懂得产权交易、懂得MBO的学者出谋划策、或者合谋为之。


  可以这么说,像包装上市、股市圈钱、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转制、MBO运作等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大动作、大买卖,如果没有学者教授们的帮助、参与,不管是土财主还是有海外财团背景的洋财主,都不可能顺利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教授们或面授机宜、或出谋划策、或亲自操刀上阵,就能得在局外人看来几乎是天文数字报酬的根本原因。


  那些动辄上亿的大买卖,由于有了法律和经济金融界学者教授的知识、智商为资本,那些民营或国营的企业家们,就能省下、甚至不用物质资本,就能以少博多、甚至以无博有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聚敛到足够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豪气十足挥洒不完的财富。


  今天,成为百万富翁的教授学者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经济学教授更是靠着股市、股份制和MBO成了千万富翁。据说,某位经济学家的的儿子在股市兴风作浪,一次赔进去千万却毫不在乎地说只是他一年的利息而已......


  知识分子如何与权钱合谋,做起了上千万、上亿的大买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在后面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将教育的话题说完——


  那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教育体制,这样的为人师表之后……

如此让人忧心的教育体制,如此让人愤慨的为人师表;那么,接下去的问题,肯定会令人胆战心惊了:从那里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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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4 09:50:3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耳濡目染,懂得了等级制度,懂得了金钱的意义;进入小学中学,这种感知进一步深化,并且让孩子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权钱——尤其是钱——对家庭和自己前途的深刻影响。


  那个被要求交10万元才给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家庭,如果让孩子知道了这件事(他肯定知道。让一个无论是贫穷还是不贫穷的家庭出10万元买录取通知书,都会是这个家庭的大事),那么,对这个没有进入大学的孩子,这来自教授的第一课,会对他的人生观起到什么样催化作用?


  到了大学,榜样的力量更是昭然——它让莘莘学子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投机取巧、腐败堕落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名和利;于是,上面有“剽教授”,下面必有“窃学生”;前面有腐败教授,后面有必有堕落学生。


  1、"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


  我们之所以在对社会价值系统的紊乱表示痛心和检讨时,首先指向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人类未来的思考者;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还承担着营造社会价值系统,构建民族精神结构的责任。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他们同时还担负着守护和维修社会精神结构的职守,当社会精神结构出现松动、或千疮百孔时,知识分子有责任担当起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的职能。


  如果连创造者、构建者、维护者自己都已经败坏、堕落,那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知识分子的堕落,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他们的社会示范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我们在知识分子群体高端身上看到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行为,正在向中低端蔓延……


  一位署名楚舟的大学生,给人民网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就当前的学术腐败,和大学生的可悲现状,向社会各界发出恳切而焦虑地呼吁:“不要忘了‘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


  这封信在学界和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信写得真切而忧心忡忡,他的反省和忏悔精神让人动容,也让人想起那许多在事实面前也绝不认错、绝不反省、忏悔的师长们;这位本科生的行动还表明,来自高、中端的无耻渗透,或许还没有完全泯灭莘莘学子的良知。


  这应该是一丝安慰吧;至少,它说明我们还来得及呼吁:“救救孩子……” 


  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编辑老师:


  您好!


  我怀着沉重而焦急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这段日子,我不只一次地问自己:我们这些本科生会不会变成将来的“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


  最近,学术剽窃事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那些“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成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报载,重庆大学副教授李俊博士因剽窃其学生的论文而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剽窃的那篇论文是其学生剽窃原告的(《中国青年报》3月31日头版头条)。透过教授们的一个个学术剽窃事件,作为一名大学本科生,我不得不审视和反省我们自身的学风。


  一方面,我们本科生中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抄袭、剽窃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事实:本科生的抄袭、剽窃行为与教授们的学术腐败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窃学生“可能就是明天的“剽教授”,而“剽教授”的剽窃行为又可能诱导学生继续剽窃。这不是危言耸听。下面我就把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四抄”摆出来。 


  考试作弊,算第一抄。作弊与考试好像是孪生姐妹,形影相伴。一次调查表明,54%的大学生在考试中有过抄袭行为。


  抄袭的并不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差等生。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在我的身边就有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因抄袭而被揪出来。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厌倦了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习方式,铤而走险;有的是为了更优异的成绩,更高等的奖学金,更多的表彰和证书。


  就是在现今考察学生的评价体系下,就是在现今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下,“好强”、虚荣、急功近利的天之娇子欣然、无奈而又悲哀地成了抄袭的俘虏。那句在小学就会背的顺口溜,“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抄抄抄学生的绝招”,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仍有不小的市场,这不得不令我们感到沉重和悲哀。


  作业抄袭,可谓第二抄。在期中和期末考察中,老师常常把所留的论文作业作为考试成绩,所以只要想顺利过关的,没有谁敢怠慢。尽管时间的限制一般只有一两周,但作为我们这些大一、大二的学生,还是能集“平生所学”,按照老师的选题要求“制造”出一篇篇“高档次”的论文的——这就是师兄师姐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被我们认为合情合法的“剪刀+浆糊=论文"的创作公式。


  由于怕在老师那儿出现“双胞胎”作业,我们一直都很谨慎。所以你到图书馆翻阅学术期刊时,发现某篇文章上写着“某某级已用”、”某某级又用,请勿再用”、“老兄,来不及了,我就再用一次吧!”之类的“标榜”是不足为怪的。


  其实,老师们对我们论文的来源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们的今天就是他们不会遗忘的昨天,这也许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学术先知先觉派”的论文创作,第三抄。那些洞悉到了在大学期间发表一两篇论文便可大大增加自己就业、考研、保研砝码者,这里暂且称为“学术先知先觉派”。悟出“玄机”后,他们便绞尽脑汁,费九牛二虎之力,用视死如归的精神东抄西剪。路子摸熟了,他们便一发不可收。


  我了解的一位本科生“学者”竟在大学四年发表论文6篇,其中核心期刊4篇,恐怕令有些教授也望尘莫及。但此人的学术水平的确不敢恭维,中文系的学生竟写出令行家教授们都汗颜的心理学、生物学方面的论文,真是"博学多才"。然而这位"学者"在应聘时竟击败了硕士生,轻松进了某省级研究室,理由是科研能力强。像他这样的"学术先知先觉派"代表,我就幸运地认识四位,一位分到了某高校搞行政工作,一位被保送为研究生,一位进了成都某区政府。那位去成都赴任的师兄临行前很义气地把发论文的经验传授给了我。从感情上我对他确是感激不尽,但从道德上我又不得不谴责他。


  ……


  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第四抄。人到大四会处在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中。回忆中的留恋与遗憾,明天的挑战与茫然,眼下的情感、实习和就业等事情纷扰而来,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准备上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某高校的一项调查表明,该校约57%的"大四生"都是在工作"尘埃落定"以后,在系里的催促下才着手作自己的毕业设计的。为了给自己大学四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些大四生又不得不采取一个立竿见影的"上策"--抄。


  最近,我在同一个打印室里就不止一次地看见大四生将期刊上的论文删加几笔便拿来直接打印,此时,大学四年的智慧与学养不得不被悲哀地诠释成浮躁、功利和剽窃。


  我们本科生中的“四抄”现象与社会风气的浮躁、学风道德教育的缺乏、学术制度的不健全、学生评价体系的不科学等等,不无关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往往就是我们所忽视的一次次小的抄袭行为,养成了我们一种大而坏的抄袭习惯,而这种大而坏的抄袭习惯就会渐渐地成为我们性格中最顽固的一部分,最后我们这些“窃学生”也就成了“剽硕士”、“剽博士”、“剽教授”,甚至“剽院士”。


  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一名在抄袭的包围中挣扎的大学生,我真诚地向大学生们、我们的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各界呼吁:不要忘了“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学术道德教育请先从我们本科生抓起。


  (网友:楚舟)


  这封信中所暴露的大学生问题,不仅仅是学风不正、素质不高的问题。


  问题要严重得多。


  学业是大学生的主业,是年青人走进社会之前必须完成的人生大课。当代大学生如此不负责任地对待事关自己前途的大事,可见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坠落到何等程度!


  对现代社会来说,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大学的青年,无疑是一个民族最宝贵、最富有生机的群体,因此毛泽东才说,“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鲁迅才叹息,“看看今天的青年,就知道二十年后的中国!”


  青年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争取历史进步和捍卫社会正义的先锋——


  面对苦难和罪恶,青年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敏感、更冲动。因此,他们在苦难和罪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愤怒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往往强于其他阶层,并常常成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成为点燃民众的一星火种,成为若干次在历史紧要关头,能引发全体人民起而抗争的动员令。


  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个历史关口,中国青年都能冲锋在前——无论是外敌当前的民族危难时刻,还是在“内患”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青年都会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成为攻打历史罪恶的先头部队。


  “自古英雄出少年”,不是指青少年能在学识、技能和智慧上能超越成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被世俗所污染,他们不会因为世故而变得麻木,不会因为功利而出卖原则!他们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生态度往往比成年人更积极、更有锐气和创造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会把我们的青年,我们青年中的骄子——大学生们变成了这样?


  就凭这一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教育以及从事着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来一番深刻的检讨和追问……


  2、物欲大浪潮冲击下的大学校园


  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高端知识分子的堕落不仅仅表现在抄袭剽窃一样,当代青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疏于学业、或只是学业上的投机取巧。


  疏于学业、考试作弊还仅仅是手段的不当,是外在的、技术性问题,当代大学生更致命的缺陷在于灵魂的物化,在于精神的堕落:浮躁、功利、以及欲望焦虑症——性的欲望和金钱的欲望……


前些时,《环球视野》杂志,将国内报刊上有关教育问题的报导作了一个汇总,编辑了一篇《中国教育六大怪》的文章。


  这篇文章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有了一个总体评价,简练,但很准确——


  1、热衷传销


  ????今年春季重庆侦破全国最大规模大学生传销案件。3个农民在短短3个月里骗倒了2000多名大学生,其中有的出自清华等名校。但参与传销的大学生无一承认上当受骗,还对传销做出正面评价。一名大学生因为克服了过去说话口吃、脸红的胆怯心理,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自信地讲述"致富理论",于是认为交几千元"完全值得"。还有学生认为传销可以让人"积极要求上进"。(《重庆晚报》2004-3-31)


  2、师表失节


  ????某教授拉数名学生加入到自己麾下传销,大发横财,学生则到处借贷,甚至拉来自己的亲威朋友加入传销队伍,结果统统栽下水。(南方网2003-2-20)


  3、学生官场


  ????一位退休教师写信给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长瑜,历数当今中小学校园中存在的种种怪现象,呼吁:"救救孩子!"信中写到:一些中小学老师把检查作业的"权力"交给了课代表,和课代表玩得好的同学不交作业,课代表就想办法遮掩,与课代表关系不好的同学,课代表则以检查作业为名挑刺儿。课代表彼此之间还"官官相护",共同作弊。此外还提到,花钱买作业成好学生,富家子弟老师不批评。(《北京娱乐信报》2004-3-5)


  4、教授"走穴"


  ????名牌大学人力资源教授一天的授课费是6000元,这已是托人打过招呼后打了折扣的费用。经济学界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甚至高达6万元。兼职讲课的"开口费"已成为高校教授收入的来源之一。(《文汇报》2004-4-9)


  5、论文黑市


  ????2001年西安某高校老师在网上公开以1万元1部"甩卖"其15部书的著作署名权,成都两教师意欲从购。(《江南日报》2001-10-22)同年6月《南方周末》披露,大学毕业生通过网上论文市场购买毕业论文。教师职称评定、毕业生以论文获得毕业资格乃至求职等买方需求,促生了论文地下交易市场,消费者也包括老师和学生。论文价格以1000字为单位,每篇起价200元,高不封顶,还可面议。枪手将论文复制成多篇,购买者可以拿到不同的报刊上发表或参评。


  6、嫁富娶富


  ????长春市某高校一女大学生为"傍大款",辍学出洋当"黑市夫人",已有妻室的M国"大款"另结新欢后,向警察局举报其逾期居留和在M国卖淫,怀有3个月身孕的女大学生因此被M国移民局控以非法居留,判入狱3个月。狱中她受到了囚犯和警察的凌辱和殴打,并因此而流产。(《信息时报》2002-08-08)去年10月,《北京青年报》报道成都大学生王军(化名)公开征"富姐"。无独有偶,南京邮电学院大四男生到婚介公司开出征婚条件,找一个百万身价以上的女老板,离过婚亦可。媒体披露,国内高校大学生傍富已成现象,并出现"傍得有钱人,少奋斗20年"的口号。


  (《中国教育六大怪》环球视野2004年5月总23期)

罗列出来的这六大教育问题,就有四个直接涉及学生;主要与钱有关、与物欲膨胀有关——


  打牌、网上聊天,通宵达旦;追MM、寻找一夜情乐此不疲,这些都是当今大学生十分流行的课外活动;


  为增加内需而提倡消费的风气在高校同样蔓延: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攀比,甚至负债消费,在大学生中十分普遍。电脑、手机、CD、MP3、录音笔,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五大武器";


  还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中的负债消费表现为典型的超前享乐和及时行乐,其消费项目多半是用于奢侈浪费的非必要的生活消耗。如举办生日宴会、打网球、保龄球、上舞厅跳舞、进夜总会唱卡拉OK等”(高文静:《市场报》2004年03月23日);


  新华社的一篇报导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二十年前中国大学生崇尚“俭以养德”,但八十年代出生、现正就学的中国大学生,则以“负债消费”为主流;


  出门旅游,玩情调,一到节日——尤其是西方的节日——万胜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便成了大学生(包括一部分高中生)用钱购买时尚和浪漫的时刻。看到过有关大学生过情人节的报道:吃情人节套餐、送鲜花及各种洋气十足的情人节礼物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


  据媒体对北京一些名校的调查,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情人节消费至少都要四百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一两千元。


  《新华日报》记者宗珵、孙巡就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对南京几所大学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支出中,伙食费最少,第二是交际费,最高是谈恋爱花费:


  “南师大大四男生小姜说,‘这个月,我请同学吃了四顿饭,周末,还要和老乡、同学去湖南路唱歌……七八个人连玩加吃,一次三四百元。而通讯费每月也要100元以上,交友广泛的小姜更是要花200多元。同班女生小郑认为,女生买化妆品,做美容,也是属于交际投入,'昨天,我在校外做了离子烫,染发,花了150元。'相比之下,男女交往花钱更像无底洞。南京财经大学大四男生小邵说,自己每月开销1500元,月月入不敷出。'谈恋爱花钱太多了!我跟女朋友在一个学校,每周至少逛一次街,随便吃个饭,就要一百多块。她要是看中什么衣服,当然是不能拒绝的。逢到大小节日,礼物自然少不了。至于恋爱纪念日或者女友的生日,连庆祝带送礼物要三四百,够一个月伙食费了......'热恋中的女生小涂说,'有时,也不想男朋友花钱,可女生间要相互攀比,男友花钱不多,我们也没面子。"(《新华日报》2004年10月27日)


  可悲的是,这种消费风气在家境贫寒的学生中照样流行,即使负债也是该购置的得购置,该请客的得请客,否则,没面子,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这对于许多本来已经被沉重的学费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3、一边是高消费玩情调,另一边是卖血供孩子上学


  2004年冬季,南京大学贴出了一封"一个辛酸父亲的来信"。信是一个贫困家庭的父亲写给上大学的儿子的。


  这封信惊动了新闻界,也震撼了天下的父母心。许多电视台、报社都纷纷对这封信以及这封信所引起的反响进行跟踪报道;用Google在网上搜索有关这封信的信息,才半个月时间居然有了三万多相关条款。


  这是一个忍无可忍的父亲,向千千万万同病相怜的父母发出的一封绝望的呼喊——


  亲爱的儿子: 


  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是我的儿子。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之后,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从扛着行李陪你去大学报到,到挂蚊帐缝被子买饭菜票甚至教你挤牙膏,这一切,在你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你甚至感觉你这个不争气的老爸给你这位争气的大学生儿子服务,是一件特沾光特荣耀的事。


  的确,你考上大学,你爸妈确实为你骄傲。虽然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但这毕竟是你爸妈几十年的梦想。我们那阵,上大学不是凭本事考的,要看手上的茧巴和出身成分,有些人还要用贞操和人格去换。这也就是我们以你为荣的原因。然而,你的骄傲却是不可理喻的。在你读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们收到过你的3封信,加起来比一份电报长不了多少,言简意赅,主题鲜明,通篇字迹潦草,只一个"钱"字特别工整而且清晰。你说你学习很忙,没时间写信,但同院里你高中时代的女同学,却能收到你洋洋洒洒几十页的信,而且每周一封。每次从收发室门口过,我和你妈看着你熟悉的字,却不能认领。那种痛苦是咋样的,你知道吗? 


  后来,随着你读二年级,这种痛苦煎熬逐渐少了,据你那位高中同学说,是因为你谈恋爱了。其实,她不说我们也知道,从你一封接一封的催款信上我们能感受到,言辞之急迫、语调之恳切,让人感觉你今后毕业大可以去当个优秀的讨债人。


  当时,正值你妈下岗,而你爸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你出入卡拉OK酒吧餐厅。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仅没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来了一封长信,大谈别人的老爸老妈如何大方。你给我和你妈心上戳了重重一刀,还撒了一把盐。最令我伤心的是,今年暑假,你居然偷改入学收费通知,虚报学费。这之前,我在报纸上已看到这种事情。没想你也同时看到这则新闻,一时间相见恨晚,及时娴熟地运用这一招,来对付生你养你爱你疼你的父亲母亲。虽然,得知真相后我并没发作,但从开学到今天,两个月里,我一想到这事就痛苦,就失眠。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病,病根就是你--我亲手抚养大却又倍感陌生的大学生儿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一位辛酸的父亲 


  这封信在大学生中也同样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大学生承认,当今大学生中,攀比之风是司空见惯的事。


  南京大学的同学说,“这种现象太正常了,哪个学校都有,我们南大应该算是好的啦。中文系一同学告诉记者,据他了解,有的同学一个月就能花掉两三千,有女朋友的花费更大,出门旅游,节假日还要玩情调,没钱怎么行?”(《北京青年报》2004年11月2日)


  这位倍感辛酸的父亲的确让人同情;但他肯定不是最悲惨的大学生家长,因为这位父亲毕竟是城里人,尽管他的妻子已经下岗,但毕竟还有一份虽说微薄但却固定的工资收入。而那些来自农村的贫困生,他们的家庭光是负担每年五六千元的学费就已经殚精竭力、债台高筑了。


  新华社的刊物《半月谈》杂志,2004年11月报道,青海省的许多农民靠卖血供子女上学。


  对,是许多、是数以千计,而非个别!


  事情发生在青海省的乐都县。


  乐都县很贫困,农民以培养子女上大学为出路,所以这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县。2004年,全县2976人参加高考,共有2400多人达到了录取线;然而就是这个县,"很多农民家庭依靠卖血供子女入学。目前全县常年卖血户有1336户,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这篇报道的记者采访了三个卖血家庭——


  “我每天早上都不吃饭,早晨6点从家走,要走两个钟头才到学校。中午只吃一个馍,肚子总是饿,上课时经常感到头晕眼花。”家住岔沟村的初三学生陈善福说,“妈妈卖血给我交学费,由于长时间这样,身体不行了,农活也干不动;我平时放学回家要帮她干农活,学习也受了影响。”?? 


  家在杏儿湾村的初三女生李琴秀说:“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小学五年级,父母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每人每年卖5次血,已经连续七八年了,卖血只够交我们的学费,父母身体一直很虚弱……”说到这里,现年16岁却矮小瘦弱、身高刚过一米四的李琴秀禁不住流了泪。她说:“父母用自己的鲜血来培养我,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报答父母!”


  现年57岁的乐都县马厂乡马厂村农民刘树通向记者介绍说,他和老伴为了供儿子和盲人女儿读高中,上大学,已连续卖了10多年血,一年平均卖血六七次,每次400cc,能得到280元钱。现在女儿已经27岁了,在成都边打工边学习盲文和按摩,儿子在郑州机电学院读大专三年级,实现了老两口希望孩子走出大山的愿望。然而由于卖血太频繁,老两口的身体也垮掉了,现在体弱多病,农活也干不了了。


  (王圣志、王帆:《乐都:千余户农民卖血供子女上学》半月谈2004年第11期)


  这篇曝露阴暗面的新闻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新华社,其真实性是不必怀疑的。


  为了完成孩子的中学教育,就已经流血了,那么,如果这些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们的父母还能卖什么才能维持价格更高的大学教育呢?


  因此,大学里的这部分大学生,即使再顾及自己的面子也不可能从家里要到钱的。于是,在崇尚浮华的大学里,这些学生只好离群索居,孤独地经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这类学生来说,压力不仅来自贫穷、来自高昂的学费所造成的求学、求生压力;还来自因为穷而受到同学的轻蔑,因为羞于自己的贫困而滋生的自卑感……


  贫穷使这一类学生在心理和人格尊严上都受到严重挫伤。


  近年来,大学里杀人和自杀事件屡屡发生,云南大学生马加爵连杀四人的恶性案件曝光后,常常看到媒体用“××的马加爵”的标题报道类似的新闻。这类悲剧事件的发生大都与贫困有关——贫困生在消费攀比的压力下,变得孤僻、自卑,在极度的心理压抑下或是人格分裂,或是对社会、对人滋生出强烈的仇恨。


  4、大学生高消费的经济来源


  除开极个别富豪家庭,这样的物质生活需求,别说上述贫困家庭,就是大多数城市工薪家庭也难以承受。于是就有了“辛酸父亲的来信”,有了上文中“嫁富娶富”的新闻和女学生傍大款的丑恶现象。


  大学生是如何维持自己的高消费,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女大学生高消费的钱从何而来——更让人担忧。


  有媒体以“女大学生高消费经济来源”为题作了调查。结果不外乎三种:向家里要;疯狂地兼职挣钱;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每个家长都能想象出向家里要钱是一个什么概念,但对兼职疯狂挣钱就不一定清楚了。这篇记者采访记,在谈及女大学生兼职挣钱时,用了两个小标题:“漂亮就是一种财富”,“靓车接送女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并不少见”。


  一些女学生凭借着漂亮,拍广告、当模特、搞促销,很快就进入高收入、高消费行列;但也有凭借着漂亮走进夜总会的;于是,兼职与“傍大款”、与找有钱“男朋友”的界限就模糊了。


  电影《手机》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某艺术院校的门外,半夜开来了一辆小轿车,从里面居然钻出十几个青春靓丽的女生!不少观众看到此都哈哈大笑。这不过是艺术院校女生“傍大款”,甚至被有钱人“包”的真实写照。


  在网上看到一名女大学生撰文写下她大学四年的心灵历程:她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入校之初,看到室友们一次次被男友用豪华小车接走时,开始她还鄙夷。但以后,从鄙夷到漠然,再到莫名的孤独和恐惧,最后变成了羡慕。宿舍里盛行的攀比之风最后促使她也开始找有钱的“男友”。


  她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台湾老板;而这位台湾老板,还是室友介绍的。


  5、物欲冲击下的精神荒漠


  物欲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将少男少女异化成一个个“物质女孩”、“物质男孩”?


  因为理想的缺失。


  前两年,一部怀旧色彩浓厚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中国热播。那个只知打仗、只为打仗而活着的大老粗军人石光荣的形象,一时成为我们这个精英时代家喻户晓的名字——他那近乎于粗鄙的直率、近乎于简单的执着,他那轻世俗物质生活重精神理想(当兵、打仗、上战场)的价值取向,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久违了的理想、激情,从而使许多观众仿佛在极度饥渴时突然畅饮到一杯清醇的山泉。


  紧跟着又有了几部非常相似的连续剧《军歌嘹亮》、《军人机密》在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并且让这些电视剧的投资人赚了个盆满钵满;据说,还有好几部类似的军人题材正在筹备拍摄。


  然而,畅饮之后,不少观众开始了对过去岁月的回顾,于是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开放前的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岁月?在那个岁月里,哪些人最富理想和激情?这些理想和激情最终给中国、中国人和他们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这的确是值得回忆和思考的问题。


  1949年之前当然不必说了,那时,投身到大时代洪流的人--知识分子也好,穷苦的工农大众也好,哪一个不是满怀着拯救中国、建设中国的理想和激情?


  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多半个世纪的表现,即使不能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知识分子,但绝对是最优秀的——他们带着忧国忧民的深深责任、带着向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勇气、带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和激情投身到那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敢说那个时代投身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投机分子,但那毕竟是少数,是个别。


  因此,我们不说1949年之前,而只说1978年开放之前。


  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多少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常年工作在艰苦的一线而很少考虑过个人的得失;更多的热血青年,带着理想和激情走出校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工厂、到矿山、到边疆去磨炼自己,奉献青春。在50-60年代,到艰苦的地方去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的自觉,那是不需要校方动员的。绝对没有为留在北京上海、留在都市而放弃自己的专业和理想;


  那时,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政治激情更让人感动: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和更多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让心中的理想能成为中国的现实,才理想主义地、富有激情地站出来批评和批判一切阻碍时代进步的丑恶;


  即使在政治恐怖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放弃社会理想,没有停止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没有在残酷的政治迫害面前丢弃自己的政治激情;那二三十年,有多少像林召、张志新那样的有志之士啊!胡风、顾准、遇罗克、张九莲,以及1976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1986年冬季的学潮、1989年夏季的政治风波,不管这些事件最后如何定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都深深地打动了世界,打动了历史,都深刻地证明了那才是真正的理想和激情的岁月啊!


  我们在谈及《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了这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激情,并不是要说那个石光荣就不光荣,也不是说军人中就没有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出类拔萃之辈。彭德怀元帅敢在一片莺歌燕舞声中,说出农村政策的破产和灾难性后果,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因为农民所经受的苦难而骂娘,那难道不是政治勇气、政治责任和政治激情的表现吗?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今天的电视剧编导,把这样的理想和激情再现出来。他们是在从事商业活动。是商人,就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商品能以顺利上市。


  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怀旧的戏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收视率,不是观众从中看到了理想和激情,而是因为丢失理想和激情所造成的精神饥渴,使处在精神沙漠中的中国人饥渴难捱、饥不择食……


  这饥渴来自当代精神生活的贫乏,来自对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深刻绝望。


  物欲的潮流之所以能冲进大学校园并且所向无敌,就因为青年学子们理想的缺失。


  6、丢失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想,还有做人的本分


  可以说,社会责任、社会理想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精神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


  对物质财富地追求几乎成了当今许多大学生的全部人生目标。


  也不能说今天青年中已经了没有了有志之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成功塑造了无数当代青年理想和志气——盖茨式的迅速成功、巨大成功,成了今日有志青年的梦想——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寻找挖第一桶金的机会、一夜暴富的机会;然后,向更高的目标奋斗: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这样的志气理想不可谓不大,但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大多数当代学子都能迅速地从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对此,他们直言不讳地写出这么一个公式:梦想=一辆车+一套房子+一条狗+一个老婆。


  有了老婆、房子车子以后干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回答很干脆:挣够100万,40岁退休,享受生活。


  要一套房子、一辆车并没有错;我们已经进入了小康嘛。什么是小康?中国那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早就给我们有过具体的描述:“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所以要一套房子,应该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了;


  要一个老婆更没有错,比起那些有了老婆还包“二奶”,有了“二奶”还养“情人”,有了情人还带“小蜜”的大款或大官来,要一个老婆既可爱又高尚,并且还能对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一个两人世界或一个个三口之家,不正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元素吗?所以,要一个老婆应该是最本分和最安分守己的了;


  想挣一百万也没有错。有物资追求,但这种追求又如此朴素,只要100万,然后就退休。他们要100万,只是为了过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作准备的,比起那些野心勃勃地寻找第一桶金、然后以此为资本再从更多人那里去捞钱的勃勃野心,他们算是本分的了。


  没有理想,但有本分,这对做人来说也很不错。过去,中国人穷了好几千年,但穷得本分,不焦虑、不浮躁,不见利忘义,不投机取巧,不坑人骗人,不制假售假;而知识分子的本分则是是安贫乐道,是饿着肚子也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讲知识分子“以天下己任”;这与当代年轻人中流行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无关”形成了强烈对比。


  所以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大学生不能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只为自己负责;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做小事尽一个普通人的本分,也不错。


  但他们做不到。


  当今中国,“本分”这个词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反传统”的文化思考和“发家致富”的经济蛊惑挤走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即使是只能做小事、只能挣小钱的也不本分——那些摆小摊、做小买卖的,那些做豆腐、生豆芽的,那些卖包子、炸油条的,要是能本分,中国人何至于那怕买几块钱的小东西,都会战战兢兢,没有一点安全感?何况,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们有过十年寒窗的付出,凭什么要他们尽普通人都难以做到的本分?


  这些年,人人都变得不本分,是因为看到许多人挣钱很容易——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才干、不需要勤奋,更不需要诚信。只要看准机会、敢出手,个个都能发财,只要发了财马上就成了“成功人士”。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信誉危机、主要来自因机会太多而产生的全民性的不本分。


  记得一次在国外旅游,全家在海滩上休闲。卖海鲜的小贩过来了,是装在保温桶里的。大虾、海蟹,就像刚从海里捞出来就直接加工的那么新鲜;还有热蓬蓬的米饭和小菜。小贩拿出一次性的小碗小碟,在我们面前摆上。丰盛、鲜美,给人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大饭店里的海鲜,可价格低廉得让人不敢相信。小贩还放上一只塑料袋,叮咛我们将垃圾丢在里面。


  我们慢慢地吃,却见那小贩总在四周转悠,并不走。我们没有理会,以为他在等生意。过了至少一小时吧,正要收拾垃圾时,那个小贩赶紧过来,将垃圾收拾去了。


  他是在等我们吃完,好收拾垃圾;而当时的海边根本没有监管的人!


  这就是本分。如果这个小贩不本分,他会急于去做他的买卖,才不会在乎海滩会不会被污染呢(看看我们旅游景点的地上就知道了!);如果这个小贩发财心切,他可以向我这个拖儿带女的外国人漫天要价(也想想国内旅游景点的物价!);如果他不安于这种既低微又赚不了大钱的小营生,他会昧着良心卖劣质海鲜,会挖空心思盘算怎样尽快地赚大钱、尽早地做起大买卖……


  但我看得出来,这个小贩能这么认真而从容地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一定已经做了很久;而且,还要这么一直做下去,所以才会如此从从容容、不焦不燥……


  我当时还想,中国过去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商贩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小买卖不可能发财,可还是一代代地做下去,还是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小手艺、小生意做好、做精,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


  这种本分造就了许多安分守己的小商贩、小手艺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小买卖、小手艺,给了社会许多温馨的服务,成为一个安宁、安全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可以说,正是这种本分才是支撑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说,失去理想,胸无大志还不是当代青年的致命伤。本来,青年知识分子不做大事干小事,不能忧国忧民,能做好自己的事也不算错误,更不会天下大乱;但如果当代青年在追求那种可怜的、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目标时,没有从容的心态,没有脚踏实地的本分,那就不仅仅是理想缺失,而是道德危机了……


7、三个农民骗了2000个大学生


  回顾2004年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新闻,北航教授索要10万元才给录取通知书的事件,肯定名列第一;2000名大学生被几个初中文化的农民骗去搞非法传销的新闻,应该紧随其后,排序第二。


  一条属于教师,一条属于学生。前者我们有过介绍;后者发生在重庆。


  这个由学生参与的非法传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是因为“几千名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


  为了钱,几千名大学生(其中不乏北京的名牌大学)毅然决然放弃学业;为了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居然被几个初中文化的骗子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思想和行为(这让人想起了前些年,一个女研究生被没有文化的人贩子骗到山区给农民做老婆的事件)。这与其说是这些天之骄子的智商和社会知识低下得令人失望、令人可怜,不如说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大失败!


  先看看事件的基本线索: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北京《新京报》2004年6月28日)


  这些大学生是如何深陷非法传销的的泥潭?当媒体和相关执法部门对他们进行解救时,他们又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传销组织者并没有用暴力胁持大学生参加。他们仅仅靠花言巧语就使大学生产生了兴趣,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就像那个用花言巧语骗得女研究生跟她走的人贩子(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告诉女研究生,她能买到很便宜的银元)一样。不一样的是,人贩子最终是用暴力才让女研究生就范,被迫当了农民的老婆;而传销组织者始终没有采用暴力。


  他们靠什么?


  靠给大学生上课!


  这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传销者,给见识过著名教授、聆听过知识精英教诲的大学生上课!这真是一个笑话——一个中国式教育的笑话。


  但如果我们听到、或看到这种上课的形式和内容就笑不起来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一个悲剧——中国式教育的悲剧。


  第一课是培训老师的成功课,“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这是一位参与过传销的大学生对记者说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央视《新闻调查》《传销网中的大学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我们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中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课堂:一间民房,只有卧室那么大,里面有三四十人,全部坐着小板凳上面。


  央视的记者问:讲课的人有没有正儿八经学校的讲师、教授? 


  传销大学生:没有。全部就是圈内的人士,都认识。就是所谓的一些成功人士,做到主任,一定的级别,他们就来讲。


  以下是讲课的同期声——


  传销人员:现在请大家用最棒的姿态,最真挚的掌声,欢迎我们公司做得最棒,而且人长得最帅的张金龙。掌声有请。 


  传销人员:掌声不够。 


  传销人员:各位,现在好。


  ……


  传销人员:当有一天我们成为公司的一名合格的业务员之后,并且在同时可以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组建一个你的销售网络,充分地利用市场倍增学来发挥团队作战的精神魅力。


  还有像幼儿园的孩子做体操的动作课,没有声音,只有动作和手势:


  央视记者:什么样的手势? 


  大学生(作动作):比如说这个,很多人都对你一起做这种手势,这个叫我心飞翔。 


  央视记者:表达什么意思? 


  大学生:就是表达我心飞翔,他们组织内部的一种规定,我心飞翔。还有你是最棒的,这样不停地做,你是最棒的。 


  记者:不说话? 


  大学生(作动作):不说话就这样做。很多人下面几十个坐成一排,排成队伍,跟你不停地做这样的手势,那感觉非常好,然后这样做。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大学生:大鹏展翅,祝你大鹏展翅。然后步步高升,这样步步高升。还有一个(作动作)……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大学生(作动作):众人划桨开大船。还有一个这样。让人感觉那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疯狂那种氛围,都觉得很疯狂。我们作为新来的同志也会不自觉地卷入进去……那种氛围确确实实感染了很多新来的同志。


  到此时,传销主持人便会不失时机地大声发问:“你们想不想成功?”


  大学生们高声回答:“我们想成功”;然后一个个举起自己的右手,有力地挥舞起各种手势。(央视《新闻调查》《传销网中的大学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这些表示雄心壮志的形体动作很幼稚,但却能让我们的天之骄子群情激昂、热血沸腾;那些蛊惑人心的演讲十分空洞,但却能让大学生如醉如痴。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8、是大学生的素质太低,还是我们的教育太失败?


  媒体普遍认为,传销人员之所以能将那么多大学生拉下水,就在于这一系列的“洗脑”功课——传销组织者不仅向大学生教授传销知识,鼓舞士气,而且还有非常细心地做思想改造工作。


  请看记者的报道:

这些并排放在地上的黑心棉,是大学生们睡觉的地方。在许多传销窝点里,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东西——那就是烂菜叶。这些都是大学生们从附近的菜市场里捡来的,令人无法想象他们每天吃的就是这些。 


  记者:我听说你们捡菜叶子吃? 


  大学生:是的,我都捡过。 


  记者:是真的吗? 


  大学生:是真的。 


  记者:你到哪儿去捡过? 


  大学生:就在附近的菜市场、集贸市场里面。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去捡菜叶,大白菜、莴苣那些叶子,就是外面那些叶子,别人扔掉了不好卖。有些老的,有些快要烂掉的,我们就去把它捡过来,稍加整理一下,清理一下,就吃。 


  解说:靠捡菜叶来维持日常生活,传销组织者炮制了一套理论,声称捡菜叶可以培养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创业阶段磨炼意志的好方法。而实际上是为大学生日后骗人入会打下心理基础。 


  记者:为什么要去捡菜叶? 


  大学生:要让你通过捡菜叶这个事情,让你将你自己的面子问题抛开,你能够做到在别人的脚旁边去把菜叶捡起来,能经受住旁边外人的不理解,还有一些人白眼,说一些风凉话,对这些事情你不要管它,你捡就行了。(同上)


  我们也有过许多类似的“思想”工作,可就是没能让这些大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成为“四有新人”,成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看来,各级宣传部门真应该向这些传销人员学习了!


  通过这样的教育、培训,大学生们终于自觉自愿地放弃了学业,自觉自愿地用三四千元买回价值几十元的传销产品,自觉自愿地将同学也从大学里召唤过来……


  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新闻更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因为牵扯到这个丑闻中的不是个别大学和个别大学生;甚至重庆大学生非法传销事件也并非个别。


  以这次非法传销案为切入点,媒体和执法部门发现了更多以大学生为目标的非法传销网点——


  2004年6月23日,常州捣毁一个传销窝点,有30多名大学生被骗;


  2004年5月29日,江苏徐州市公安局对8个传销窝点进行突击检查,解救出3名大学生;


  2004年5月19日,山西临汾市工商局、公安局捣毁一个传销窝点,40多名传销人员中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2003年10月31日,海南海口市捣毁一传销窝点。该窝点的13名传销人员均为在校大学生;


  2003年9月9日,广西贵港市查获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涉案人员达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学生;


  2003年8月27日,广西合浦县端掉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查获146名非法传销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传销盯上大学生》央视国际2004年6月28日)


  这些数字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耻大辱啊!


  9、在传销人员洗脑之前,这些大学生早已被他们的老师洗过脑了


  传销组织者是靠着“理想”和“激情”——一夜暴富的理想和不择手段的激情——成功地控制了大学生的。


  问题是,这样的“理想”和“激情”,为何能灌输进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头脑里?!


  国家花巨资承办高等教育,花巨资将知识精英集中到大学里来,就是要让这些年青人中的幸运儿能得到最良好、最高级别的教育;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知识精英长达数年的精心培育,居然没有几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搞的几天突击性的补课凑效?


  记者曾经向被捕的传销发问,“为什么愿意拉一些大学生来?”;传销人员回答:大学生的“知识面,包括辨别能力,很多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包括你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漏洞百出,反而很多大学生来,更容易去接受。有些甚至来了连一点反抗情绪都没有,就接受了。”


  首先,这当然不是认识问题,不是因为这些大学生不明事理、不辨是非。尽管在他们的圈子里把传销说成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根本就没有产品,单纯靠拉人头”的骗局, 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诈骗,是靠无数“下线”养肥“金字塔”顶上那些早加入者的残酷骗局。


  一个参加传销的大学生向记者承认:“老实说就是赚钱。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因为每个人向钱看的,一年可以赚一两百万。如果是真正的运作模式,一年可以赚几十万没问题”。


  看来,他们非常清楚,要赚一百万,就必须有成百上千的受骗者给他当下线。


  所以不是认识的模糊,而是因为有一年赚几十万、上百万的巨大诱惑,清清楚楚的摆在他的面前。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巨大的诱惑,传统的价值观就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大多数媒体是这样认识的:以为传销骗子个个口才超人,以利煽情,所以有很大的蒙骗性;大学生自己也这样认识。一个重庆传销案的受骗大学生说,“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那里面,用个不到两三天的时间,已经全部被他磨灭了。像擦黑板一样给擦掉了,然后所有的道德体系在那里面重新建构……”


  这个受骗大学生只说对了一半,根源是在于“传统价值观”的磨灭;但他没有认识到的是,这种磨灭,绝不是几天的时间在传销点完成的;在被拉下水之前,他们已经过了好几年的“洗脑”;也就是说,在传销教师对他们实施突击性的“洗脑”之前,我们教育、我们的知识精英早已为他们洗过脑,早已将他们变成了与那些传销骗子在价值取向上无大差别的同类了。


  没有这个前提,骗子如何能说会道,也不可能让这些高学历的受骗者就范。


  这是典型的利令智昏、见利忘义。别说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职责、本分,就连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向家里骗钱,交纳入会费;在明知这类传销只是赚人头费后,还是将同学和亲友骗来充当自己的下线。


  我们不否认参与传销的大学生中的确有一些是迫于无钱交纳学费、无钱继续完成学业的农民子女(有个女生为凑够入会费,向家里要钱,父母将耕牛卖了,自己将牛马的劳动承担下来),但这并不是多数;再说,即使是真的为贫困所迫,也万万不该干这种明知损人的勾当……


  因此,当我们思考2004年大学生参与传销骗局的事件时,必须指出,这样的丑闻和悲剧性事件之所以会在大学生中大面积的发生,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师们难辞其咎!

 10、从出国热、外语热看当代大学生的媚外心态


  教育体制的太多问题,灵魂工程师的太多问题,必然使当代学子的问题多多——疏于学业、考试作弊,不思上进、热衷于人际关系,贪图享乐,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可以说是当代大学生的灵魂深处的顽症。我们看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在美国球星麦克尔·乔丹面前哭泣、下跪的情景;而在上海,当身怀六甲的英国歌星“辣妹”维多利亚2004年10月来访时,上海电视台某栏目以3万美金的价钱,获得了"辣妹"半个多小时的专访权。为何出此高价?因为她集洋歌星和洋球星(她怀着小贝克汉姆)于一身,因而是诸多电视观众的焦点、热点和偶像。


  这诸多观众,当然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了!


  今天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在治学的严谨、专业基础的扎实方面与过去的学生有很大差距,但他们的外语水平却十分了得:以前本科毕业,能拿到四级已很不容易,现在,大多数的本科生都能达到英语六级,否则很没面子。大学里流行的说法是,拿不到六级,别想交到女朋友。


  为什么?因为早早地就想着出国,想着进外企,所以在校期间,他们一个个猛攻外语,一个个都对西方的习俗、习惯有深刻了解。他们看英文报纸,他们过西方的节日,他们甚至与中国人说话也要要尽量多地加入英语词汇。


  心向西方、苦读外语、考托福、考GRE,联系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熟悉美国大使馆的签证程序,可以说是多数大学学习生涯的全部。越是名校,这种现象越是突出。


  2004年初,北京大学一名大四的女生突然失踪了。这事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登报,同学们自发出去张贴寻人启事,将北大校园闹得沸沸扬扬。


  这位女生是一个极为用功的学生,尤其是英语很好,她的托福考试分数很高。就在失踪前几天,她刚刚接到了国外两所著名大学的邀请函。不料,她却消失了,连续几天不见其踪。


  后来她班上的同学提供了线索:“该女生一直把出国看得很重,拿到邀请函后激动不已,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逢人就讲,当时大家都觉得她有点异常,劝其去看心理医生……”


  她没有去看心理医生,而是失踪了。


  最后,该北大女生被当地的派出所找到了:当时,她神智不清,疲惫、饥饿,已经处于虚脱状态。


  这位女生精神失常了——在马上就要实现“出国梦”的亢奋中失常的。


  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记录”栏目得知此事后,想采访这一事件。但被校方拒绝了,是说要保护当事人。于是,该栏目采访了北大的一些学生,请他们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北大男生甲:“独生子女承受的压力本来就不大,突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 


  北大男生乙:“感觉有点像范进中举,我了解到的是不是,因为她可能看到这事成了,特别兴奋。" 


  北大男生丙:“就是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想不一定就说明你怎么放得开,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北大男生乙:“化学院大四那个师姐出走的那个事,我跟他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造成她一看到成绩单,然后兴奋了,造成精神恍惚的原因,可能是她觉得她的付出和得到的东西就是她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北大男生丁:“留学可以说是每一个进入北大学生的一种梦想吧。”


  主持人阿邱:我一直在想,留学,在这个女孩心中会重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会让她仅仅得到邀请函,离真正出去还有很长距离的时候,就如此的兴奋?没有采访到女孩我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在一篇网上很流行的留学文章中,我似乎又找到了答案。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个想出国的女孩,而且也是北大的—— 


  主持人阿邱读到:……我相信,在每一个拿到offer的学生心里,签证的分量都很重,这份重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充分感觉到。天堂与地狱的距离有时只在一线间......在我眼里,美国大使馆就是这样一道分界线。不知曾经有多少年轻人来过这里,试图跨越飞跃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几个小时的等待,几分钟的面谈,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中央电视台2004年2月5日"社会记录":《北大大四女生痴迷出国梦》)


  去美国是进天堂,出不去等于留在了地狱,大使馆的签证是天堂和地狱间的一道门槛。


  好恐怖的比喻啊。


  那位的女学生痴迷和这位女学生的比喻,的确十分形象地将今天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节目还就同一个问题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有过采访,结果发现,清华的出国热与北大不相上下:“清华曾经有这么一个班,入校的时候除了一名学生,人人都发誓要出国。可到了大四,那唯一一个例外也不例外了……”


  我们在节目中看到了那唯一一个清华学生的镜头:


  清华男生:“我想我的思维在我们班上还算是比较个别,不太相同的那种,其实原本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想出国的,但是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才出国。”(同上)


  这的确是让人寒心的事,政府为帮助北大、清华创世界一流,二三年的投入能超过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年的“希望工程”的积累,力度不可谓不大,为的就是多培养一些尖端人才。可这些尖端人才是为美国培养的。


  难怪有人将北大、清华称之为“留美预备学校”、“为美国培养帐房先生的地方”。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曾经对这种“外向型”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出国热、外语热有过尖锐地批评。


  他说:“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


  在谈到崇洋媚外,谈到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物理教授的激动已经近乎于愤怒了——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重要的是要让国民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说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是呵,首先是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人。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方面十分欠缺。


  11、一代学子的精神状态与教授们的精神连接


  前两年,曾经有一篇谈论当代青年精神状态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应。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位青年,叫李天时,文章标题是:“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


  这位李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善交往的人,他的朋友很多,那方面的都有,但“唯独没有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


  他列举了这一代人的许多问题:玩“酷”、玩“炫”;“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装嫩玩纯真,其实很弱智”;“除了写某某宝贝什么什么恋人不会别的,全是脱光了衣服就上床,上完床就抽烟喝酒”;“喜欢唱病句,而且是穿女人的内衣在台上唱病句”;“冷漠、不合群、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太自私,对他人太不负责任”……


  当然,李先生的言语过于刻薄,且有一竿子扫翻一船人的嫌疑,但他对70年代出生的人缺少理想、责任的评价基本准确。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底。那么,他所批评的"70年代生的人"最小也有23岁了,也就是说,他们正是这十多年来,中、高等教育的产物(从他的描写看,他笔下的对象应该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


  后来,很多年轻人加入到对这篇文章的争论之中,并且分成了“炮轰70年代"和"捍卫70年代"两派。两派都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其中一篇"捍卫"派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70年代生的人的问题,但却认为,"70年代总比80年代的好" 


  作者将80年代生的人称之为"新新人类",并且陈列了他们更加严重的道德问题:


  “八十年代的人往往带有一种极端自私和以我为中心的想法,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有良好的教育”;


  “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的脑海里只有性、毒品,蹦D等等而已。而道德、良心等堂而皇之摆在纸面上的东西,是镇不住八十年代人隐藏在灵魂最黑暗深处的东西的";


  “可以说八十年代人非常的空虚,很多犯罪也是由此引起的。他们往往凭着潜意识里的厌恶和敌意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70年代总比80年代的好》网易文化频道2003年12月4日)


  看来,80年代生的青年更时尚了(所以在"新人类"前面又加了个新字);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更高了(因为大学扩展了,高等教育发展了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扩大招生数额,要的是这样的最终结果?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代青年的自画像尚有几分真实,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就是我们的教育结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将这样的肖像,与有着许多名学者、名教授,有许多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大学联系起来?


  又想起了那两部写大学教授生活的长篇小说《沙床》和《桃李》,并且从那些教授的生活中,看到了与上述年青人自我描述十分相似的东西,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精神连接。


  此时,我又想到了一句格言: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但庸师是必定要出败徒的。


  谁能说,这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成果?


  我的小女儿是90年代出生的;将来有一天,人们也会用相同语言评说90年代生的孩子吗?


  救救孩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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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4 22:06:29 | 显示全部楼层
什么问题都往体制上推,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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