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时的共产党论民主自由 （转贴）

小竹过河

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关于稳定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中国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关于美国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美国朋友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