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有关中日儒学思想的思考

尚歆箭

有关中日儒学思想的思考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三纲五常的概念，其概括起来可为一个字——忠，何谓忠？忠意味着做事要发于本心，发自内心，而心在本质上是得自天之性的“良心”，也就是所谓的天道，发自本心也就是发自自己的良心，则忠就意味着遵循天道。作为政治伦理的忠，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从天道，辅弼仁君，另一概念是完全从人君的私臣伦理。在前者的概念中，天道是忠的核心，顺天道是忠的目的，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忠民信神，是对君主提出的要求，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中，巫术祭祀，天命神学在政治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认为神是不可以欺骗的，君主失去神的信任，就失去了天的庇佑，因此要取信于天，做好祭祀。同时最重要的是忠于天，也就是要忠于天下的子民，孔子将这种忠表述为行仁复礼。“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对君主从仁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李泽厚先生将这种思想看做是“一种原始人道主义”其根基是“古代的宗法氏族内部民主制的遗风残迹”①。孔子一向主张克己复礼，礼是为周礼，是奴隶社会中一种包含着对天的敬畏感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等，君主行祭祀之礼，一个是表明自己是降命于天，得天之护佑，再者对人民对天的敬畏和恐惧是一种形式上的安慰。因此复礼也是提醒君主要从思想上安抚人民，使其敬畏于天，臣服于君。在庄严的祭祀礼仪中，也间接的告诫君主，不要因为掌握权力而行动毫无忌惮，君主之上，更有天道。要忠于天，才得天的长久庇护，稳坐君主之位。


君主一旦得天道，即为天在俗世上的权力代表，作为臣子和子民，应当辅佐仁君以顺天道，臣子之所以忠于君并不完全是因为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游士都是择明君以从子，遇昏君而去之，有时甚至要与从前的君主针锋相对。可见彼时的君臣之间有一种 类似契约的关系，但是没有上升到一种伦理的关系。臣子侍君完全是从天道的要求。如果说在夏商周时期，得天道庇护完全是由君主垄断，只有君主才能领悟天道。那么在周灭亡以后，随着君主的神权色彩降低，天道已经并不神秘。每个臣子，甚至平民，都可以有自己领悟天道，在自己内心形成自己的天道观，在从天道的思想行为上，臣子与君主的距离已经变小。而孔子则将各种各样的天道观归纳为一个思想，即仁，这个意义上的仁，是普遍的，大众化了的人，是在人性之善的基础上，相信每个人都能正确的理解和行仁，因此“士志于道”“仁以为己任”②。这个意义上的仁，是除去了神秘的天道崇拜，而用理性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 “仁之实也，事亲是也”“亲亲为仁”，强调血缘关系是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发，从对亲人的关怀扩展到对族人对本国，甚至对天下人的关怀，便是个体行仁之道。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臣子理想，是一种由个体之仁向社会之仁的升华。行仁，对君主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责任，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君主要迎合个体的这种需求，在君臣之间形成仁的共同价值观，使君臣之间有了共同的“道”，这样的道既是臣侍奉君主之道，也是君主治国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臣子的忠在仁的伦理意识上与君主的天道相对接，仁是忠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君主一旦放弃仁政，就是放弃了使臣子忠君的基础，臣子就有理由另择仁君。


这样的忠君思想在君权尚未完全专制化的时代可行的，游士朝秦暮楚的行为也并不会得到民众的谴责，统治者也认同这样的伦理观念。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君权开始专制化，天道只能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君主要求臣子全方位的忠。君主掌握着的家臣私臣开始给那所有的臣子做出了榜样，他们因为得到的君主的封赏，对君主感恩不尽，俯首帖耳。成为臣子的榜样，或者说是利用君主的权力来保证榜样的树立和推行。另外一方面君主暴力惩罚对君主的冒犯者和不听命者，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也迫使臣子表面上放弃天道伦理的观念。而遵从私臣伦理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但是正如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不断的呼唤着克己复礼，君主专制化的时代，臣子开始从内心呼唤天道伦理的重新树立，人一旦享受过自由，即使被囚禁也会对自由念念不忘。因此虽然人臣表面上对君主山呼万岁，但是在精神上却仍然信奉着天道，信奉着唯有仁君方能与之共顺天道,但是随着君权的不断扩大，这样的思想的也在不断的退缩。仅仅成为人臣内心坚信的个人信条，它的外在表现都是向人君尽忠，不管人君的贤愚，他们实际上坚信不管他们生前的行为如何，他们会因为内心对天道的忠诚而得到后人公正的评价，也就是像文天祥所期望的那样，能够“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历史上，实际上文天祥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忠诚固然重要，但是也是为了顺应天道，尽人臣之节，因此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他对其弟归降元朝的行为不但没有谴责，反而认为他做的对，因为自己是由于受君臣大义的约束，不得不就死明志，而他则担负着接续文家的香火的任务，两个人虽同为宋朝之臣。却担负着公私两重不同的任务，可见，在这样的时候，人臣之忠往往是有条件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报效君王，而是希望得到一个顺应天道的公正评价，方不失人臣的本色。


相比之下，日本的忠君思想，却始终是以绝对的私臣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传到日本的，经过长期有意识的改造，以本国原有的神道精神文化为基准，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有选择的取舍，形成了日本式的儒学。日本古代的神道思想认为，太阳和祖先是神的总称，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日本的太阳神——天照大神，日本的“神皇一体”，“祭政一体”的政权形式也是源于此信仰。后来演化成为天皇的“万世一系，神皇一体”，因此儒家的天命论，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天道崇拜由于过于宽泛和抽象，在日本被赋予了具体化的意义，日本人崇拜自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神性，都是人类不应该冒犯的，这其中以太阳和祖先最为重要。于是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样的一种崇拜，用天皇的神秘和威严牢牢的控制了臣属，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虽然幕府把持了国家的大权，却始终不敢向中国的王莽，武则天那样夺君主之位而代之，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天皇是不可替代的天道，是处于万物神灵的中心，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无从突破了。


日本的封建社会不仅是在精神控制上十分的严格，在等级制度上也是十分严格的，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国王，领主要求部下对其绝对的忠诚，要为领主的任何事情准备献身，而国王，领主却可以不承当任何的义务，因此忠不过是部下对上级的单方面的贡献，即使领主对部下有某种意义上的保护和恩惠，也仅仅是一种恩赏，这是比对天皇的忠诚更要绝对和世俗的私臣关系，其中不存在着一种崇拜或者精神的控制，而仅仅是将契约意识上升为契约伦理，并且将之绝对化。这种精神控制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日本的文化原形，是日本人的无我意识和集体意识，日本人向来并不重视家族观念，日本古代的艺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手艺失传，往往是让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传承自己的衣钵，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讲究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与中国人的家族香火继承观念相对，日本人更注重事业的继承，集团的发展，他们把集团看成是远比小家庭要稳固的依靠，这种思想自德川幕府以来，成为集团归属意识和集团竞争意识的思想根基，因此其社会也是以家庭和集团为主体的，在日本人心中，集团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是高于一切。


（二）思想路线不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分析


所谓的现代化，是指在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广泛而持续的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内在的巨大变迁过程，在美国未来学家英格尔斯看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赋予这种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③中日两国在思想上对待君主社稷的态度的不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上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对于中国来说，传统的忠君思想虽然能够通过大臣的天道观来影响帝王的决策，从而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纠错，保证这个封建帝国的稳定。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求的科学，民主的思想面前，它却成为了绊脚石。而日本纯粹的私臣伦理却具有转变的上的灵活性，在明治维新之后，它迅速的成为了其民族企业的管理驭人思想新的核心。


日本以家庭为依托，一事业为核心，在天皇虚位化以后，形成了新的个人忠诚的对象，在国民的思想中形成了以“效忠所属集团”为实质内容的现代化的忠德优先的伦理道德取向，强调“为亲族以外的人服务，与亲族以外的人合作”④在这样的精神的倡导下，日本现代企业公司的员工一般都对公司尽职尽责，忠于自己所在的公司。而在民主化的改革过程中，企业为了更好的让员工发挥效能，也开始注重企业对员工所负的责任。员工从企业所得到的额外的福利，不再视为是企业的恩惠，而是民主制下人民所应得的，企业对员工的保护，给员工一个集体的依靠和归属感，成为员工持续为企业效力的动力。日本企业充分利用了传统的忠君思想，使臣属得到一定的民主改革的好处便能够满足。这一思想在美裔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的Z理论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实际上我们看到，企业在为员工提供一种稳定的依靠的同时也牢牢的控制了员工，使其从内心里对企业没有任何的私心。这其实在本质上是继承了传统的忠君思想方法，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过去是利用神道和伦理观念，而现在是借助民主的恩惠和更新的伦理价值。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未经完全改造和扬弃的思想，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给本国和周边的邻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明治维新之后，幕府时期天皇的傀儡地位得到彻底的改变，天皇不仅是行政权力的最高代表，更成为了军事权力的核心，影响着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歧路，日本的儒学家们也为这样的一种侵略活动也找到了道义上的理由，他们辩解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却，日本的儒学才是正宗，因此他们要重新将儒学撒播在这片迷惘的土地上。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绝对服从一个人的领导，这就是天皇。诚然，在近代日本的发展中，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日本在经济，军事，政治制度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十年而成为睥睨东方的大国。但这样的效率越高，在现代化的歧路上就走的越远。究其根本，是因为绝对效忠的思想是一种忽视了个人的价值和利益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它过分强调国家在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整体意义上的工业化，并且以工业化为基础，不断的向外扩张，而根据英格尔斯的论断，没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没有独立人格的高素质的人才来操作机器，运作制度，现代化走向畸形和失败是必然的。所以总体上来说。日本的儒家忠君思想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极大意义上促进了其发展的步伐，但是这样的发展是与现代化的主流不相符合的歧路，因此在人文意义，社会民主意义上来说，它是失败的。


而相比日本的发展，同时代的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的前进却更加艰难。我把两个国家的发展做了一个比喻，日本式的发展，正如开汽车，天皇是汽车的司机，他完全掌握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他选择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而全体国民则完全忠于他的选择，宛如乘客实际上是不能左右司机的工作一样，而天皇的非理性和其臣属的狂热崇拜往往将国家的大车开入了歧途。而中国就像是一列尾大不掉的火车，国家的发展往往不是完全掌握在司机——君主的手里，皇帝可能可以决定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上的决策，但是在长远的发展上，在总的路线上，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却是天道伦理和私臣伦理的平行发展，君主虽然有冲破阻挠的愿望，但是由于臣属自己心中有他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君主的命令他有可能予以敷衍甚至阻挠，即使被罢官斩首也再所不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会受到士子心中的天道伦理的肯定和保护的，君主往往也十分明白这一点。而在近代化思想传入的过程中，广大的士人往往是不了解和不欢迎的，他们认为任何与天道伦理不符合的东西都是不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的，除非有足够权威的道学家来论证近代化的合理性，并且能够为广大士人所认同。


但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忠的前提始终是和仁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个人仁的思想希望每一个人服从自己心中的善，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更何况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我们往往是要求诸于一向被我们斥之为蛮夷的洋人，这样的要求即使是君主所下的命令，往往也得不到士人的应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善的标准，并不为君主的强权而有太多的改变，或者只在强权的重压之下敷衍应付，但是内心却始终不肯接受这样一个自身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不愿抛弃已行之千年的天道思想而去崇拜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不愿意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相接轨。


这样的思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是相延续的，表现为个人心中所崇奉的中庸思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于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就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甚至于一个族姓的族长，都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也正是在忠君思想失却了一个最终目标之后，出现的精神崇拜上的危机，而这样一种思想，是与现代化社会分工和协作所要求的功利主义的思想背道而驰，在民主法治的建设上，如前所述，并没有一个十分权威的思想家对我们固有的思想传统作新的阐释，并为大家所信服，我们做的只是不断的引进西方先进的甚至激进的思想，而这些往往是与国民的思想有很大距离的，


我们仍旧缺乏一种推进现代化的思想态度，心理基础。并没有完全意义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官民的地位仍然分的很清楚，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思想，与日本作比较，同样的是同宗的儒学，只不过在近代的利用方式不同，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对我们现在来说，如何发扬传统思想中合理的依然有影响力的思想，并使之与现代化所要求的人的思想态度，心理基础的转变相结合，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上课时可跟学生进行介绍，谢谢楼主

长歌－废墟

好帖支持.谢谢楼主.

野樵

大家怎么开始翻旧帖了，有意思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