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中心主义到对话理念的转换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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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话理念演绎前的几种理论与实践
经历了人的观念和文学的观念的裂变后，文艺界终于开始反观文学史。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人首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文学史分期提出质疑。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社以专栏标题正式打出“重写文学史”的旗帜，迅速在全国掀起讨论的高潮。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一阶段的讨论仅聚焦在某些具体作品、作家、思潮的再评价上，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更多地是去关注哪位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待调整，哪部作品的定位有待重新审视，很少触及到重写文学史的关键所在，视界狭小、拓宽空间狭隘。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于刷新旧的观念、荡涤旧的价值尺度也无多大意义。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对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模式、价值尺度等基本问题做整体的反思和构建。这方面的著作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陶东风先生的《文学史哲学》和山东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发生先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较为著名。陶先生认为，“实际上，重写文学史的前提是重构文学史观。也就是说，第一步的工作不是去检讨原有文学史对对象的处理是否确当，而是检讨原有文学史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对象，其模式是何种文学观以至文化观、意志形态观为基础的！一句话，对于原文学史的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应该在具体的重写之前。”（1）但是，陶先生的史观并没有根本性突破。他在批评了他律论和自律论模式后，却又滑落到自律论模式的泥淖中，即陶先生所构建的以文学形式为中介的文学史建构模式必然地以“语言的组织方式”或“动态的结构主义或历时结构主义”为终结。因为“将文学的历程作现象学的还原暂且将作品体系以外的各种因素（如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作家传记、接受状况等）用括号括起来，使文学史的对象直接呈现出来”（2）的研究方法，只能以“特殊的语言活动”和“文本的内部构造”为对象，而且“内容——意义层面的文学史与形式——结构层面的文学史实际上是重合的” （3）。朱先生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主要是从研究的方法论上对重写文学史主体应具备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他认为，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其研究主体必须具备收敛性和发散性等理论思维。客观上说，主体具备上述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对于拓垦研究空间和寻找新的研究支撑点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就朱先生所持的史观来讲，这些理论思维并无多大作用，朱先生和陶先生一样，在理论上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朱先生批评了四种文学史理论类型后，却又主张以历史、社会、文化为总体背景，在至少五个层面上建构文学史框架，这其实是转个圈子后又重新回到庸俗社会学史观的原点上。另外，朱先生认为，因为时代条件不成熟，重写文学史是不可能的。可见，陶朱两先生虽批评了他者的理论建构，而自己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划入“他者的理论”模式中。一句话，陶朱两先生的理论建设，虽呈现强劲的开拓势头，而内部却缺乏整一性。
与理论建设同步，几部学术、个性鲜前的文学史也相继问世，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谢冕等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和几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后者中，已“注意到了文学的多民族性（重视记述少数民族的文学）、多地区性（包含台、港澳文学）、多品种性（雅俗文学皆入史）”（4），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研究者的释然，里面依旧存在着亟待重新观注的问题。例如，“五四”后的旧体诗词、戏曲等传统形式的变化发展被忽略；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实行“一刀切”；雅俗文学互不相融，俗文学被低调处理；各民族文学互相冷漠，互不相关，在文学史里只能采用“大拼盘”式等。这些问题缠绕着文学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必须升华到更高的层面。
（二） 前几种理论的根本误区：自我中心主义的史观
   用一种历史的理性思维反观上面提及的理论及其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研究主体仍然在史学观念上存在根本误区，即摆脱不掉自我中心主义的束缚。无论是黄子平先生还是陶东风先生或朱德发先生，他们的理论建设都是以批评、否定他者的理论为前提：黄先生与陈平原等人对文学史的分期提出质疑，陶先生对他律论和自律论进行批评，朱先生对几种文学史类型给予否定等，莫不如此，而这正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尊自我的价值取向为尺度，否定他者，否定他群体的实质在人类思维方式中的体现。或许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仅是在潜意识中的一种涌动，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作为物理事实浮现在文本中。这种潜意识的涌动尤其在陶朱两先生的学术著作中较为明显。否则，两位先生也不会陷入一边提倡文学史的“主体性”特征，却又一边否定体现“文学史”“主体性”特征的几种史学类型的怪圈。
   自我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维方式，正是精神斗争的延续。“近百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斗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这无疑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影响到了学术问题的学理性探讨。”（5）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自我中心主义几乎渗透到各个角落。就研究者个体而言，文学史研究主体之间往往在温情的面纱下，相互轻视，贬低他者，抬高自我；而史学家与读者之间，却又永远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史学家以严肃的学究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则以忠诚的接受者身份匍匐在文学史家的脚下。就群体性而言，往往以本民族的文学为主流，隔漠他民族的文学，或化他民族文学为本民族文学的附庸；而同时，因为过分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导致在文学的全球化趋势面前踌躇不前。就学科本身而言，文学史仅被看作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一个演绎部门，而失去其独立性。与此相应，文学被剥离生动的人学特质，而演变为僵硬的材料供史学家任意驱使。自我中心主义的这种广泛渗透，势必维护单调的一元文学史规则，而阻拒多元游戏规则的构建，使众多的文学史研究者失语，造成文学史研究的荒漠。因此，突破自我中心主义的束缚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
   对此，罗宗盛先生在《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史如何写原没有一种最好的统一模式，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6）的口号与自我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但是，“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却又把主体推到另一个陷井，即消解规范，摧毁衡量尺度，鼓励主体放纵自己的主观随意性，因此，“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口号并未得到多少人的呼应。
（三）自我中心主义到对话理念的转换
   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下，只有对话理念才能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史研究得以向多元化发展。“当今现代性或是不断生成的历史性，要求我们结束过去的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术思想上，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而应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思维，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此，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7）
  做为一种史观，对话理念首先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霸权，而强调建构健康的开放文化心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文化市场势必要求结束强势集团单向独断话语解释权的局面，而期盼异质文化的并立，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作为文化的构成分子，文学史研究不会被孤立封闭起来，而是仿照着多元文化格局营建起有秩序的互动结构。文学史研究的开放心态，亦即意味着跨越时空，超越封闭的系统，立体、交叉、多向、纵深、全面地接纳异质和被异质接纳。无论是以共时性眼光还是以历时性眼光反观文学的过去或评价当代的文学，这种开放心态，都坚持：一切过去时的文学都是进行时的文学，一切文学都作为人学与研究主体发生关联。从而，某个强势主体不再是文学史研究话语的独裁者，而是与这个话语发生多维关系的坐标。
作为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反驳，对话理念最基本的原则便是重视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建构。关系是对话理念的本体。无论是文学史研究主体之间，研究主体与对象之间还是研究主体与潜在读者之间或研究对象之间都存在着深度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同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关系”，而又别于那种关系。索绪尔把言语纳入语言系统加以考察，取消了言语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对话理念所讲的关系，既把个体纳入文学史研究话语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而同时又 注重个体的“平等”存在，实现个体的特质和独立存在价值。“只有学会了尊重生命，人类才能创造一种尊重生命的文化。”（8）因此，在建构开放性的文学史心态和文学史研究各构成因素之间互动关系时，必须遵循着“一切人的人格平等”原则。对研究者而言，不同的个体有能力大小的区别，但无贵贱的规定；有物质生活富裕不富裕的差异，但在精神家园上却无地位高低的划分。不同民族的文学或不同国家的文学建设都毫无低劣之别地相处在精神家园的月台上。
在文学史研究话语场合下，关系做为本体，“一种属人性的存在”，应该得到生动的昭示。
文学史研究主体之间的关系，应以追求人性中平等合作关系的天秤的平衡为指归。研究主体尊重他者，他群体，亦即意味着对自己的人格维护。而同时，任何一个消解他者或自我人格的主体，也同时是在消解自我或他者的人格。因此，文学史研究主体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个体间关系平衡的循环。
文学史研究主体与潜在读者之间，应该是以友爱为前提的朋友式的精神交游为目的。读者既是文本的阅读者又是文本的创造者和对研究主体的建议者，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他的主体性应该得到文学史家的尊重。
文学即人学，因此对文学史的研究亦即是对人的研究。所以，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或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便是历史和现时的精神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的交相互融。
  在对话理念的光芒照耀下，建构开放性的文学史学心态，还意味着文学史价值取向的维度转换：由原来的不公正的人类伦理维度和混乱的纯形式维度转换为在自然进化的竞争普遍规律下的，以与史学家进行话语交流的读者值域向度。在人格平等的原则下，取消旧的价值取向，构建公正、公平、合理的价值尺度，是建构开放性文学史学心态的惟一选择。把文学史研究主体纳入文化市场的语境，让他们根据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自由发展。摧毁好与坏，优与劣的单向极端判断，而以与研究主体话语交流的读者值域大小代之。值域趋向于大，则该文本的生命力旺盛；值域趋向于小，则该文本的生命力衰弱。上升到人的层面，话语交流的读者值域就是主体内在精神盛衰的生动写照。如果，当代的文学亦是历史的文学，历史的文学亦是当代的文学，那么，主体的内在精神无论是盛是衰都会永久性依存。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对话理念做为新的史观取代自我中心主义的史观，这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单位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