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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咏贫士》与左思《咏史诗》之比较
摘 要：陶渊明的《咏贫士》表现的是“安贫乐贱、固穷守志”的主题，抒写了一种对生命孤独的体验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思想上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崇高的品质和闲淡静穆的作风，是一组素朴的诗和护道的赞美诗；左思的《咏史诗》以不公不正的门阀制度为批判对象，表达了与士族社会决裂、誓不向士族阶层折腰的决心和高洁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是个体情感的宣泄与释放，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哀怨豪放的风格，是一组感伤的诗和政治讽刺诗。
关键词：陶渊明 咏贫士 左思 咏史诗
左思是西晋太康诗人，咏史组诗的首创者，以《咏史诗》八首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宗师，“协左思之力”，继承并发展了咏史诗这一文体，写出《咏贫士》七首。这二人有着十分相似的人生经历：早年都满怀壮志豪情，积极入世，最后都美梦破灭，黯然归隐。《咏史诗》和《咏贫士》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一生的心路历程。
二诗虽都咏史，但实为咏怀。史为诗用，诗人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巧妙地摄取加工，把个人的身世遭遇和时代的现实融入诗中，借古以抒怀。在内容上，都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从这两组诗中可以看出，陶左二人都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上心情十分矛盾。
但是毕竟左思是左思，陶渊明是陶渊明，他们个性差异是很大的，甚至是相反的。尽管《咏史诗》和《咏贫士》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却是不同的。这将通过以下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席勒说：“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 [1]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妨认为《咏贫士》是一组素朴的诗，而《咏史诗》是一组感伤的诗。
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对自己“贫”、“穷”的困境作的是客观而冷静地描写，采用白描似的手法，尽管所写其实是凄凉辛酸的，给人的印象却是愉快、纯洁和平静的。诗人自然地讲述着他的现状，不是在向他的读者倒苦水：“量力守固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要躬耕乐道，饥寒自然难以避免；世无知音，我又有何悲？“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虽然穷困如此，他却是：“何以慰吾怀，赖古有此贤”，“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固穷守志，朝求道，夕死可矣！他所追求的是达到道德的统一，维护人性的和谐。“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2]
相比之下，左思的《咏史诗》则是一面抒写理想，一面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来描写现实，诗人经常直接站出来发表意见和感想，给人的印象多少是严肃和紧张的：
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尔汉貂。冯公岂不伟，白头不见招。
在这首诗中，作者以愤愤不平的心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士族制度，而且还触及到由来已久的世袭制度，深刻揭露了西晋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畸形现象。对扼杀人才的门阀制度发出了愤怒的抗议。” [3]对于现实，左思持着一种讽刺批判的态度，对窃居高位、腐朽无能的王侯卿相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以自己的高洁来表现与这个等级森严的世族社会的绝裂：
其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其五：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另一方面，左思怀着豪壮而哀惋的心情来架构他的人生理想。他文武双全，一心想着要建功立业，然后“功成不受爵，长揖归园田”，希望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残酷的现实终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表面上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和愤闷，反衬出他内心极度的悲凉和无奈。试看：
其一：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其五：自非攀龙客，何为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由“长啸激清风”到“高步追许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实是由社会造成的悲剧。出身寒门的左思别无选择。
二、生命孤独的体验与个体情感的宣泄
《咏贫士》是陶渊明的孤独自白。自东汉到魏晋，文学趋势是由散入整、由质直到绮靡的时代；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锐。陶渊明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他难以避免像孔子一样的政治悲剧命运，在那样的时代，他只能是一个孤独者。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没有靡然向风，而是归隐田园，离群索居，躬耕乐道，乐贫甘贱去过清贫寡欲的生活。“量力守固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不但在生活是孤独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孤独的。陶渊明非圣人，他对自己艰难的处境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的心里“贫富常交战”，也没有忘记轻裘（岂不袭轻裘？），不是不知道辛苦（岂不实苦辛？），也不是没有看到“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个中滋味，又有谁知呢？“在此种情况下，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求隐居守志、固穷安贫的古贤，引古贤为同调，以慰藉其复杂凄楚的心灵” [4]。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攀今比昔，歌咏了荣启期、原宪（其三）、黔娄（其四）、袁安、阮公（其五）、张仲尉（其六）、黄子廉（其七）等著名贫士，非常赞赏他们那种安贫乐道、固穷守志的道德精神，并以他们为自己的榜样，为自己的自觉归隐找到了历史的依据从而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坚定性。“他歌咏那么多古代的贫士，其用心也不外乎是借古人以明自己的心曲，并从先贤那儿寻求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使自己获得一种内在的坚定性。” [5]现实生命的孤独并没有让陶渊明感到空虚与绝望，他以古人自慰，以道的追求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这也使得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现实的孤独困苦在他看来已算不得什么，他超然自得，乐以忘忧：“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显然，陶渊明对于生命孤独的体验，已远远超过孤独本身，对生命孤独的体认，也已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6]
如果说陶渊明的《咏贫士》是对生命孤独的体验，是其孤独心境的告白，那么左思的《咏史诗》则可说是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是其个体情感的宣泄。《诗薮》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叠用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实因班体，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遂为古今绝唱。”《古诗源》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所能比哉？” [7]徐公持先生评左思说：“在平庸风气弥漫的西晋诗坛上，《咏史诗》以强烈的情绪色彩独标风格，此为《咏史诗》的主要价值所在。” [8]左思感情激昂慷慨，语言深沉有力，具有鲜明的个性。叙理想，壮志凌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批不公，一针见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论贵贱，卓荦不群：“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谈英雄，痛心疾首：“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也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高洁豁达，也有“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的清高孤傲。左思深切地感受到了门阀制度的不公，“愤怒地喊出了一代寒门志士的心声” [9]左思虽然满腹经纶，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因为出身寒门不能得到重用，“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终生壮志难酬。昔日洛阳纸贵的荣耀，攀龙附凤的热情，不过是南柯一梦，到如今仍然潜龙勿用，还是笼中穷鸟，潜蛟困凤。这促使他不能不对现实作出深刻反醒和思考，痛定思痛，终于窥破“英俊沉下僚”、“英雄有迍邅”的根源所在。左思不同于陶渊明的是，他直面现实，痛批社会的不公不正，并勇敢地表达出要与这个社会绝裂的决心。在诗中，他以充满自信的笔调抒写自己的学识、志愿，以对照手法来表现自己与豪门贵胄的不合流，断然振衣濯足，弃世而去。因此，从“梦想骋良图”建功立业积极入世到“贵足不愿佘”绝望与无可奈何，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愤懑到“高步追许由”的豁达，可以说是左思对现实人生最为痛彻地批判，是其个体情感最为淋漓尽致的宣泄。他最后的离去，绝不是妥协，而是对这个世族社会和门阀制度的背叛与反抗。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陶渊明固穷守志，议而不辩，而左思则以美丑对照，批判激烈。
三、护道的赞美诗与政治讽刺诗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语出自《论语•里仁》）陶渊明在《咏贫士》里表达了他“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志向。这里的仁义，与儒家的“道”是相一致的。陶渊明把对“道”的追求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事实上，纵观陶诗，我们看到他所追求的“道”并非完全是儒家的“道”，而是兼容了儒家和道家的“道”的思想，也可以看到佛家思想的痕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最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咏贫士》“尽力展示的在于一种隐居不仕、固穷安贫的道德精神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所产生的力量，而复杂生命情感的抒写则处于一种被消解的状态。” [10]陶渊明归隐田园，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入世时追求的是其政治理想的实现，是外在价值的实现；从官场退隐田园，他宣称：“朝与仁义生，夕死何复求”，强调行仁，“否弃外在征取，反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表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修养，进入一种自由的生命境界。这种个体生命自由的境界充满了一种无拘无束的闲适之乐和快乐。” [11]陶渊明以儒家为宗，开拓了一个超越俗尘和世欲的精神家园，获得了崇高与超脱。“伟大的诗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伟大就表现在崇高最后镇住了卑劣---‘道胜无戚颜’，并且终于达到‘所乐非穷通’的人生境界。” [12]
康德认为，崇高是克服痛感后产生的快感，崇高只能在主体的心灵中找。崇高是人的崇高，是人的理性的崇高。此时写出《咏贫士》的陶渊明早已获得了崇高：“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守拙园田，去伪存真，归真返璞；“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心中有道，外物于我何加焉？
“陶渊明怀疑道家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轻率许诺，也拒绝佛家转世轮回的空头支票。” [13]的确，陶渊明并不迷信于生死，他称“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是他求道护道的誓言。“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舜日尧天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陶渊明选择了田园，归正返本，虽稼穑艰难，但他疏水箪瓢，陶陶自得，心中别有洞天。陶渊明真正堪破了红尘。他的归隐，似是佛家的皈依，但他进入的却不是“空门”，而是一个崇高的精神家园。他的归隐，又似是道家的得道，但他所得的并不是道家的玄妙，而是一种对人自身存在的深刻体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陶渊明彻底地从政治的阴影里走了出去，而他的《咏贫士》七首便是一组护道的赞美诗。
陶渊明最终淡出了政治,回归到自然,并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物我两忘的境界；而左思则不然，他始终不能忘怀政治，心中始终有一股不平之气。他的确“高节卓不群”，但他并不崇高。他是一个反叛的英雄，勇敢的战士。其《咏史诗》八首，就是他战斗的最强音。
《咏史诗》其一主要是写左思文武双全、胸怀大志以及功成身退的打算。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美好的规划。其二是对门阀制度进行强烈的控诉，是对自己落得冯唐一样的命运的深层思考。其三写左思只想建功立业、实现其人生价值，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如果说前三篇尚只是左思借咏史自叙以及道不平之语，那么后几篇则是对世族社会进行的尖刻辛辣的嘲讽。试看第四首：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左思在这首诗中刻意采用了对比和赋的手法，而且在用语上也是非常讲究。 “济济”、“赫赫”，“寂寂”、“寥寥”，写尽一个时代面貌，将那个等级制度森严、士族与庶族严重对立的社会状况生动地揭露了出来。士族的奢华腐朽，寒门的好学上进，如此鲜明的对照，对“世胄蹑高位”的豪门贵胄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左思更以历史的眼光来批判那些王侯卿相，称他们必将被历史的洪流堙没，而自己将会“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对他们极为鄙视和轻蔑。
其五：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讽刺意味尤为强烈。前六句极力铺写士族的豪华，七、八句突转，将前面所言抛到九万八千里之外，“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四句遂为绝唱！这无异于是狠狠地抽了士族的耳光。
左思是门阀政治制度的牺牲品。他虽然最后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一刀两断，但在内心深处他仍不甘心，只好从古人那里寻求一份安慰：
其七：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他还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其八：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与士族社会决裂，为此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左思并没有后悔，他希望自己的选择能给有志之士一个好的榜样：“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写出“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和“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这样深沉的诗句，左思就像一个在忏悔的基督徒。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陶渊明的《咏贫士》表现的是“安贫乐贱、固穷守志”的主题，抒写了一种对生命孤独的体验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思想上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崇高的品质和闲淡静穆的作风，是一组素朴的诗和护道的赞美诗；左思的《咏史诗》以不公不正的门阀制度为批判对象，表达了与士族社会决裂、誓不向士族阶层折腰的决心和高洁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是个体情感的宣泄与释放，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哀怨豪放的风格，是一组感伤的诗和政治讽刺诗。
参考文献：
[1]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页,？年版。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74页，2002年版。
[3] 白虹，王玉彪，《浅析左思〈咏史诗〉》，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2年01期。
[4] 王艳，《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论析》， 克山师专学报 2003年02期 。
[5] 戴建业著，《澄明之境•洒落与忧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页，1998年版。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73页，2002年版。
[7] 刘麟生主编，《中国文学八论•中国诗词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6页，1991年版。
[8] 徐声扬，《也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九江师专学报，1999年02期。
[9] 任超荣，蔡静波，《试论左思的咏史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1期。
[10] 王艳，《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论析》， 克山师专学报 2003年02期 。
[11] 王艳，《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论析》， 克山师专学报 2003年02期 。
[12] 戴建业著，《澄明之境•静穆：超越生与死的结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63页，1998年版。
[13] 戴建业著，《澄明之境•纵浪大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8页，1998年版。
作者：姚元权
地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E-mail:yaojiuc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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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4 20: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