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涉及教育的文字

横槊赋诗

1956年7月3日

在高等学校实行奖励“先进集体”的制度，是1954年3月间从清华大学开始的。清华大学奖励“先进集体”的条例是：第一，全班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总平均成绩为全校各班中较好者；第二，劳卫制锻炼及格比例为全校各班中较高者；第三，积极参加各项群众活动且表现较好者；第四，全班在团结友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学习纪律等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者。根据1955年8月份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已经有四十多所高等学校仿照清华大学的经验，建立了评奖“先进集体”的制度，奖励条例基本上和清华大学相同。在作法上，一般是首先由学校行政颁布奖励“先进集体”的条例，校、院长向全体学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各班开展争取“先进集体”的工作。学校各种宣传机构围绕“先进集体”进行宣传；并且以班的青年团支部为核心，进行酝酿讨论，研究班上的缺点和问题，作出改进缺点争取“先进集体”的计划，加强班集体的工作。评选的时候，先由班向系评选组提出争取“先进集体”的书面材料，系评选小组根据各班提出的材料加以评比，确定初步名单，在系内公布，征求群众意见或交由群众评议，然后报送校评选委员会最后评定。被评为“先进集体”的班，就由学校授予“先进集体”的称号，给予奖旗、奖状或者物质奖励，并且把班集体的名字或者照片列在学校的光荣榜上，宣传他们的优良事绩，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等。在评比的方法上，不少学校规定得十分繁琐，同济大学曾经规定了一种“先进集体”初评纪录表，包括八十多项，内容十分繁杂。

评奖“先进集体”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工作的方式，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对加强学生的学习纪律，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鼓舞青年的上进心、集体荣誉感和团结互助精神，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先进集体”的根本性质来看，它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实质上是一种包括学习、政治思想教育、社会活动、身体锻炼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和集体的竞赛制度。它本身是违反了在学习上和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不能开展集体竞赛的客观规律；违反了教育学原理，平均主义地要求学生集体先进。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了下述两个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违反了学习必须循序渐进的规律，错误地要求学生集体先进，过分地强调了学习互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教师的指导作用。

学习成绩的好坏是评选“先进集体”的首要条件。目前大多数学校虽然在条例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硬性规定对学习成绩的具体要求，但是在实际评选的时候，学习成绩仍然是一条最具体的和最便于评比的重要标准。北京大学1955年评选的时候，就要求优良成绩达到百分之七十九以上的班，才能被评为“先进集体”。有的班虽然其他各方面都够标准，因为优良成绩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九，就没有评上。从许多学校的作法可以看出，学习成绩优良是被评为“先进集体”的重要条件。


由于评奖“先进集体”制度要求学生集体地提高考试成绩，使各班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正在积极争取“先进集体”的班的班干部，非常注意和重视全班总的平均分数。为了提高班的考试成绩，他们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要求，在学生当中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并且采取了一些违反学习规律的措施和办法。清华大学某些班提出要求考试成绩达到四点几分；北京大学某些班提出“不让一个人掉队”、“消灭三分”的口号。清华大学某些班召开了争取“先进集体”的保证会或者誓师大会，要同学们在会上表示态度。还有不少班在学习差的同学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群集在考场门口等待消息，考得好大家握手祝贺，考不好大家扫兴。考试以后，不少班的班干部又立即汇集本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并且作出书面统计。这样一类做法，使一般成绩中间的学生，非常注意自己是在班的总平均分数以上还是在班的总平均分数以下。在总平均分数以上则喜，在总平均分数以下则忧。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形成一种压力，人为地加重了他们思想上和学习上的负担，甚至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先进集体”的绊脚石，滋长了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和无脸见人的情绪。对于学习基础差的学生，按照国家规定的考试制度能够考试及格和升级，负担已经很重，再加以这种或者那种外来的压力，显然是不应当的。

学生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对学生消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是必要的和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但是学生要切实、牢固、深刻地掌握知识，主要应当依靠教师的指导和学生自觉的刻苦钻研，不能依靠集体互助在短期内突击提高。不少学校的班组织为了争取“先进集体”，却不顾及学习上的这种特点，过分地强调了学习上的集体互助。有些班以班或党、团组织的名义，提出所谓“自愿结合组织调配”“好坏搭配”的原则，把成绩优良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互相组织起来，要成绩优良的学生经常陪同学习差的同学一块温习功课，上课的时候互相监督抄笔记，下课的时候互相对笔记，重讲教师在课堂上已经讲授过的课程，辅导和解答疑难问题，考试前给予全面辅导和帮助等。不少班干部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还采取了一些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企图临时提高全班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些成绩优良的学生，在考试前为了要帮助别人，自己感到的疑难问题，反而没有时间去深入复习。这样过分强调学习互助的结果，不仅模糊了教师在学习上的主导作用和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上的自觉性，而且妨碍了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拉平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使一些学习差的学生既感到负担和压力，又容易产生某种依赖心理，同时影响了某些优秀学生的学习质量。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的性质，从形式上来看，评奖“先进集体”不过是一种行政上的奖励制度，并没有在学校里搞班同班之间的挑战竞赛、流动红旗、学习互助组等一套受过批判的做法；但从实质上来看，也就是从评奖的条例、作法、评比内容以及这一工作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和它的后果来看，它都是带有竞赛性质的。像学生当中过分地注意分数而注意踏实地掌握知识不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预先提出规划和要求，采取一些违反学习规律的办法来试图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过分地强调学习上的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造成不应该有的压力等等，都是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偶然性或者领导方面没有掌握好的问题。领导方面掌握得好坏，对学习竞赛进行的程度和它的后果是有影响的，即令是掌握得好的学校，也不免发生问题。

第二个问题，它在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上，不注意因材施教，事事强求一律，平均要求，以致助长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倾向，限制了学生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的合理发展，妨碍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高等学校学生的来源不同，他们的学习、身体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年龄的差别也比较大，每个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功课，对体育运动、社会活动的兴趣和爱好也很不同。但是评奖“先进集体”制度，却忽视了学生的这种区别性和个性，忽视了对学生要“因材施教”，而一般化地从各方面来要求学生平均发展和集体先进。如在学习上要求大家各门课齐头并进，门门课都要争取考四分或五分；身体锻炼上，要求大家都要达到劳卫制锻炼及格；社会活动上，要求大家都来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而没有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且针对各种类型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细致的教育和教养工作。在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是干涉过多，强求一律，并且违反了学生的自愿，不适当地强调了集体行动和组织了过多的社会活动，以致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休息。不少学校的学生为了表现集体，争取“起模范作用”，往往搞了过多的集体活动，如周末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星期日游玩、文化娱乐会演、散步休息等等，都要集体。有些班为了表示先进和积极，还主动地找了许多社会工作来做。北京大学植物生理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反浪费的时候，从垃圾堆里找了大批同学所扔掉的衬衣、帽子、裤子、破袜子等物，动员班上的学生洗出来，让原主来认领。
由于“先进集体”制度过分地强调了集体生活，并且促使学生组织了过多的社会活动，这样自然不能不加重学生的负担，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分紧张、过分刻板和过分拘束，并且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和特长得不到合理的发展，这对于国家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并且能够创造性地把我国科学事业推向前进的出色的建设人材，显然是不利的。但是，有的同志却看不见问题的实质，而为那些表面热烈的现象所迷惑，把“先进集体”制度当作良好的政治工作方式。而实际上却放松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某些学校领导方面的教育思想不明确，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在领导作风上，又习惯于以搞运动的作风来推动学校的各项重大工作。这种教育思想和领导作风，在目前高等学校许多工作上都有表现。而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正是体现这种教育思想和领导作风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

在高等学校中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制定“先进集体”条例，推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这种作法，弊病很多，应当考虑加以改变，让我们的高等学校能够按照学生的不同的特点，更多地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横槊赋诗

1972年9月2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曾几次讲“对数”。通过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要搞好教学改革，必须提高路线觉悟。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讲“对数”。当时，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下，我的教学活动随着高考指挥棒转，高考不考查表计算，我就抛开“对数”教学的主要任务——查表计算，大讲“对数函数的超越性”和各种图象的变换，培养学生的“纯数学思维”，以适应高考。结果，学生没有掌握“对数”计算的本领。

一九六五年，我第二次讲“对数”，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确定查表计算为教学重点，并加强了基本功训练。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技术挂帅”的影响下，却提出“一堂课计算四个题算合格，计算六个题是良好，计算八个题是高标准”的口号，把学生引向单纯技术观点。教学中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数学的规律，而是简单地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用了十几堂课，孤立地讲了十几个概念、法则、性质之后，进行机械性的计算训练。学生学完“对数”还是不能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不少学生入校不久就成了近视眼。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了数学领域里的“天才教学”、“智育第一”的反动谬论。但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数学教学中又出现了不讲“对数”原理，只教学生算题，甚至取消了必要的基本功训练的现象。结果，学生既不懂“对数”原理，也不会运算。

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回顾历史，前几次“对数”教学都是错在路线上，方向不对头。第一次“对数”教学的问题，不在于讲了理论，而在于理论脱离实际，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第二次“对数”教学的问题，不在于练了基本功，而在于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揭示数学的规律，搞了“技术第一”，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影响了学生的身体。而近两年的“对数”教学，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取消了理论，忽视了基础知识讲授和基本功的训练。后来，我在市里参加了编写教材的工作，有机会深入到工厂、农村，接触三大革命运动实际，接近工农兵。深入开展批修整风以来，我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开始比较自觉地从路线上想问题，按照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进行教学。

由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一次讲“对数”，讲课一开始，就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计算去年我国钢产量的增长速度，按这个速度几年能翻一番？十年后产量又是多少？再用分析事物的矛盾，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的思想作指导，揭示出“对数”计算的基本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把乘除转化为加减，把乘方、开方转化为乘除。并着重指出，这种转化的内部原因是“数”本身的规律（可以化为同底和幂的运算法则），外部原因是人们创造了一个条件——“对数表”。由此总结出“对数”计算的基本方法。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通过实际计算使学生看到我国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在练习课中，针对一些学生不求甚解、不愿意练基本功的思想，我用当年大庆工人为了掌握资源情况，不分昼夜地进行几百万次计算的精神和上海老工人夏顺元师傅写《利用“对数”计算机床交换齿轮》一书的事迹，教育学生。夏师傅开始不会用“对数”计算机床交换齿轮，去问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得到的回答是：“这种计算很复杂，讲给你也听不懂。”夏师傅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决心为工人阶级争气，努力学文化，苦练基本功。他结合生产斗争实际，准确地算出上千个数据，总结经验，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学生听后纷纷表示，要向大庆工人和夏师傅学习，为革命学好数学。经过检查，学生的基础虽然较差，但基本上都能掌握“对数”计算的基本原理，并能较熟练地用“对数”计算许多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初步达到了预想的结果。

横槊赋诗

1978年1月21日

据《山西日报》报道：山西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工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行各业大力支持、全体招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目前，考试和评卷工作已经胜利结束。

在招生过程中，也发现个别招生和监考人员，由于受“四人帮”毒害很深，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严重，无视党纪国法，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直接破坏了招生制度。尽管这是个别的现象，但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最近就刘铎等人在招生工作中营私舞弊一事发出通报。通报指出：

翼城县翼城中学政治教师、共产党员刘铎，为了使其两个儿子能考上大学，考试的前一天，他串通本校数学教师、监考人员李××、黄××，约定要李、黄在数学考试时设法为其儿子作试题答案，并传送夹带。去年十二月六日上午数学开考半小时之后，李××便私带试题，借故离开考场，回宿舍偷作答案。刘铎将李××作出的答案迅速复写两份，一份由×××在事先约定好的厕所递给了刘铎的大儿子；另一份由黄××在考场上偷偷传给了刘铎的二儿子。

代县教育局干部白建坛，在本村某考生的要求下，利用招生工作的方便，违反招生纪律，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中专理化考试时，当他拿到试题后，马上在某考生事先送给他的草稿纸上作好部分答案，然后，到了某考生所在的考场，偷偷将答案递给了某考生。

阳曲县泥屯九年制学校数学教师刘忠义，在参与评阅中专试卷期间，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私自将其他小组领出的数学试卷拿去，对其弟弟答卷中的第二题做了修改，提笔把○分改为五分，又把第九题列出方程，评为八分，两处进行改动后，共为其弟弟的数学成绩增加了十三分。

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肃党的纪律，打击歪风邪气，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翼城、代县、阳曲县委已分别对刘铎、白建坛、刘忠义给以严肃批判，并予以必要的党内和行政纪律处分，发出通报。

通报要求各级招生委员会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把初选和录取工作认真做好。各级领导干部和招生工作人员，都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原则，坚决杜绝“走后门”和各种营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对于群众所揭发的“走后门”一类的问题，有关部门要严肃对待，认真进行调查，情况属实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对于“走后门”上来的考生，要取消其初选和录取资格，录取入学的要退回原单位。

《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短评《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短评指出，还在去年高考开始之前，我们就说过，对于那些胆敢破坏招生工作，徇私舞弊的人，要按党纪国法，从严惩处。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要看得太认真了。他们决心向党纪国法碰一碰。他们碰了，碰者，必受党纪国法的惩处。这叫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一切敢于向党纪国法挑战的人，都要受到惩处，任何人不得例外。眼下，招生工作的体检、政审、初选、录取等工作就要开始，下一年度的高考工作不久就要来到。我们希望那些有权可使、有“门”可走而又不愿严守党纪国法的同志，要从刘铎等人犯错误的事件中接受教训，千万不要再干那些蠢事。我们应当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我们一定要依靠广大群众，坚决同破坏新招生制度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横槊赋诗

1978年3月16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广开才路，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的七百一十一名新生，其中包括破格选拔的二十名少年，已于本月九日前报到入学。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高兴地说：“今年的新生，人才济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希望。”

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挑选出来的这七百多名新生，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四，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占多数。平均年龄不到十九岁，学习成绩优秀，数理化总分平均每人在一百六十分以上。不少新生不仅高中数理知识基础好，还自学了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有的掌握了好几门外语。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一个十五岁的新生，原是扬州中学高二学生。他中学一年级就学完了初等数学，又攻读了高等数学的十多本教材，翻阅了四、五十本参考书籍，做了两、三千道数学习题。这次高考，他名列江苏省第一名。来自云南的一个新生，是只念过初中的工人。一九七一年以来，他坚持刻苦自学，这次高考，数理化成绩优良。科技大学为了了解考生的实际文化水平，又派出教师对这个考生进行了考核。考核的结果证明，他掌握的数学、物理知识已经达到了大学一、二年级水平，便将他录取到理论物理专业。

中国科技大学这次破格录取的少年，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在招生工作中，通过群众推荐、人民来信来访和招生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发现了一批成绩优秀、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中小学生。他们大都未能参加统一的高考。为了使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科技大学的教师们满腔热忱地奔赴上海、长沙、沈阳、福州、扬州等地寻找这些少年，对他们逐个地进行多次笔试和口试，再经过体检等，才挑选了这批年纪小的新生。去招生的教师说：一见到这些孩子，他们身上那种使人说不出的勇敢精神，便把人们吸引住了。这些少年见到数理化题就跃跃欲试地说：“我们喜欢攻关。”被科技大学录取的上海市十中一个十四岁的初一学生，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自学完高中数学，做了几千道数学题。他只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做完了上海这次高考的数学题和附加题。科技大学派出的教师专门给他出了八道数学题，他一小时做完七道。接着又出了四道难度较大的考题，他也全部做对了。担任主考的数学系两位教师连声赞扬说：“这孩子数学基础好，思维敏捷，运算熟练，解题准确。”另一个被录取的十二岁新生，在父母指导下，五岁半就学完全部小学课程，经过考试直接插入小学四年级，成绩一贯优秀。去年高中毕业考试，他数学得了一百分，其他各门功课考试成绩也不错。

这批富有刻苦自学和勇于攻关精神的孩子被录取后，科技大学为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少年班。鉴于这些孩子既具有数理方面水平较高的特点，又存在基础知识不够牢靠的弱点，学校为他们编写了专门教材，除配备业务较强的教师外，还配备了一位政治、业务都较强的女教师担任班主任，从政治思想和生活上教育、关心这些学生。

横槊赋诗

1979年12月1日

徐州市今年参加高考体检的三百五十八人，因身体不合格限考的二百零四人，其中视力不足的一百六十八人，占体检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占限考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二。
一九六八年底，中小学生视力普查时，近视眼发病率的情况是：小学毕业生为百分之十四点九，初中生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八，高中生为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三。今年六七月对五十五所小学进行视力检查，毕业生的近视眼发病率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八点零七。有五所学校的近视眼患者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据徐州医学研究所分析，徐州中小学生视力减退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小学生的近视眼发病率超过中学；二是重度的视力减退超过轻度视力减退。

造成视力减退的原因主要是：

一些学校领导重智育，轻体育。

教室采光条件差。全市近百分之七十的教室采光不合要求。

学生负担过重，在校时间过长。

许多学生，甚至教师，对于眼保健知识不甚了解。

学生家长为了省钱，八瓦日光灯高悬，甚至几间屋合用一盏灯。

一九六五年，教育部、卫生部曾把徐州市保护中小学生视力的经验批转全国。现在，只要领导重视，把过去的经验、制度恢复起来，就能迅速把中小学生视力减退的现象扭转过来。

横槊赋诗

1980年1月28日

为不拘一格培养和选拔人才，中共江苏省委最近作出八项决定：

一、通过建立分学科考核制度，大胆地择优选拔、重用冒尖的人才；

二、积极为中年、青年科技人员出国进修或工作创造条件；

三、建立初、高中学生单课考试竞赛活动的制度，全省每年举行一次，名列前茅者可免试升学；

四、高考中总分落选的学生单课成绩卓著者，可选送到大学有关专业培养，或者当科研、教学的辅助人员；

五、允许少数确实另有志趣的在校大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在本院校内转系深造，发展他们的专长；

六、象中国科技大学那样，选择一个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探索快速培养人才的经验；

七、改进现行的给老专家分配助手的办法，让老专家自己挑选符合条件、称心满意的助手；

八、建立省科技干部管理局，负责统一制订科技干部的发展规划、培养考核、调配和使用，贯彻执行有关科技人员政策等工作。

江苏省委在决定中还强调继续办好电视大学、业余学校、科技干部进修班等，为迅速培养优秀人才创造条件。

横槊赋诗

1980年5月4日

怎样把大学教育办得更有成效，高质量、高效率地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材？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商讨。

一、关于课程的安排

大学和中学的部分课程重复。这以政治理论课的部分内容为甚。若干年来，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哲学课，从小学开始一直讲到大学。这种状况近来尚无根本变化。一般中学的政治课每周平均三个学时，比大学文科少一个学时，比理科还多一个学时。

这种做法的弊病是：内容重复，时间浪费，课程流于形式，学生失去兴趣。同时使增加新内容受到总学时的限制。

普及式的政治课或在中学开设，或在大学开设，没有必要各来一次。

大学文科和理科公共政治课教学应有区别。在社会主义大学里，应该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但不应该不分对象，不加区别地把四门政治理论课加于每个专业。

要考虑各门学科的特点。政治思想教育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尽管二者联系较紧）。前者是每门学科、每个人所必需的；后者则不是每门学科、每个人所必需的，它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除唯物辩证法外）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说在一些专业中取消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就是取消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缺少了德育。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党团教育和开设时事政治讲座、报告，比按部就班地为理工科学生开设三四门政治理论课效果好得多。

我们讲要学有专长，对人不可求全责备，但教学体制却按照“完人”的标准来培养，几十年不变，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二、关于外语教学

现在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都苦于外语学习。本来在大学或在研究生时期，是学习、钻研问题的大好时光，可是，却要把时间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放在学习外国语上。应该让学生在年龄小、记忆力好的时候，多学一点外国语。现在大学外语教学既不管中学外语的教学安排如何，又不管不同类型人的差异
（没学过的，没学好的，学得不错的），一律使用同一教材，都从简单的A、B、C和语法讲起。这不免使人们这样想：中学五年所学外语究竟要达到什么水平？为什么在中学学习几年后还要到大学再学一遍？外语教学的地位，以及中学生、大学生应具备何种水平，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中学已经达到了基本过关的水平，大学就应该改变教授内容与方法，或者允许学生选修其它专业或其它外国语。把不需要背诵的政治理论课放到中学让学生背诵，而把需要及早背诵的外语放到大学里去学，这难道不应该改革一下吗？

三、关于考试

在考试问题上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否认文化考试的必要性，要么过分强调文化考试的重要性。文化考试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考，考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较大的问题是许多考试没有考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考了半天，不过是老师讲授或书本知识的一次简单还原。大多数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得到较好的分数，去背诵老师讲过的内容。

    高考的政治考试，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判卷时又都以既定的标准答案和口径为准。结果只能是考生背条条，阅卷老师找观点。这样的考试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只限于考察记忆性、知识性的东西，也限制了考生独立思考，不易考出一个人的理解水平。

现在不论是上大学、考研究生，甚至招工，不论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必须考政治，好象有了这一项就算有了德育，打上了政治保票；却忘了政治知识和政治态度是两回事。这种考试，考察不出人们真实的水平和政治态度。

没有文化考察，考察中没有条条杠杠自然不好；但有了条条杠杠又不免使人们去追求它，投其所好，这也不好。考试的利弊，的确处于两难之间。但是，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以适量的记忆性、知识性考试为辅，更多的是给学生出题目，引导学生去想问题，鼓励和安排学生写文章、写论文，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培养、考察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背诵式的考试引导到有主动性、创造性的学习上来？

现在的时代是不断孕育新学科的时代。希望出一门“教育结构学”，从纵横两个方面，好好研究一下大中小学的阶梯式教育怎样安排更合理；研究一下各个专业究竟开什么课、开多少为好。大刀阔斧地砍去那些可开可不开的课程与分支，以便把宝贵的时光用于每个专业每门课的主攻方向上，用于不断吸收新鲜科学文化知识上。万万不可将时间耽误在重复上，耽误在背诵上，耽误在应付形式主义的需要上。

横槊赋诗

1980年5月24日

小厂工人的要求

四化建设要求每个人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们厂规模小，无条件举办职工业余大学或电视大学教学班。一九七八年，我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文科考试，成绩虽达到规定的体检线，但因招生名额有限未被录取。去年，我又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理工科考试，差六分未达录取线。今年，由于条件限制，我不能再参加高考了。我想，能有函授或其它形式的高等教育设施，帮助我们小厂的工人业余学习就好了。

四川重庆纺织器材厂 陈东旭

横槊赋诗

1980年6月9日


大约在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有“对对子”一项，原题是“孙行者”三个字，要求学生以另外三个字相对，考查应对的三个字的平仄、对仗及含意是否恰当。
学生看到试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都是从新式中学毕业，万万估计不出会遇到这种科举时代的试题，只好乱对一通。于是《西游记》里面的人名都出来了，如“猪八戒”，“唐三藏”，“沙和尚”，“牛魔王”，甚至还有学生一怒之下写了“王八旦”三字。这当然都没有抓住对对子的要领而吃了零分。据说有一两个学生对以“胡适之”得满分。不知有没有对“祖冲之”的。

这个对对子的题目是我的叔父陈寅恪教授出的。事后学生们以及社会上许多人群起诘难，认为是开倒车。寅恪叔虽未公开申辩，但他一直认为用对对子的方式是可以测验学生的语文程度的。他在给国文系主任刘叔雅的一封信里说，每种文字都有其特性，对子最能显示中国文字的特性。能对对子才能分别虚实字，平仄声。对子的好坏可以看出读书之多寡、语藏之贫富，以及思想之有无条理。

这种别开生面的试题在以后的高考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见不是顺乎潮流的。然而却也在高考史上留下了一宗趣事，如今许多白发清华校友都还记得罢。

横槊赋诗

1980年6月10日

北京市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待业青年学习文化和技术。目前，全市已组织起来参加学习的待业青年有四万三千多人，占这部分青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近几年，北京市有一部分青年，从中学毕业后不能马上升学或就业。为了使这部分青年充分利用待业时间补习文化，学习技术，搞好就业前的教育，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市委在做好安置工作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待业青年学习。

北京市待业青年的学习，分为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两大类，各类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以学文化为主的，有以下形式：

（一）中学举办高考文化补习班，主要吸收本校毕业生回校补习；（二）机关、工厂等单位举办同类补习班，主要吸收本单位职工子女学习；（三）街道举办文化补习班，吸收本街道准备参加招工考试的青年学习；（四）区办业余大学和中学，也吸收部分待业青年。技术学习以学服装裁剪缝制、木器加工、电工、电器修理、财会管理、陶瓷彩绘、汽车司机、毛线编织等技术技能为主，基本上是半工半读。

这项工作由北京市工农教育办公室主管，各区、各街道也都有专人负责。各级党组织十分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待业青年学习提供条件，做到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办学所需的师资，是从学校、机关、工厂等单位聘请兼任，或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解决的。缺少教室，就利用简易工棚、学校课余的教室。缺少经费，有的从集体费用中紧缩开支，自筹解决；有的从企业基金中拨款垫支，再从学员生产收入中归还；有的还酌收一部分学费。缺少设备，就动员各方支援，或修旧利废。

组织待业青年学习是一项新的事业，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做好出路指导，以避免学习的盲目性问题。经费问题、教学质量、学校管理、学员教育问题，以及半工半读生产的产品供、产、销等问题，都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解决。

横槊赋诗

1981年4月23日

去年高考以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报道。江苏省一万八千多名高考生，因身高体重不合格而限考的，占全部考生的一半以上，其中获全省高考升学率第一名的苏州地区，限考的竟占64％。而考入大学的学生体质也不见得都好。同济大学去年新生体检复查，发现许多学生患有病症，其中14人一入学就进了医院，七人被取消入学资格，还有13人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令其回家养病。

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政策性的措施：如增加体育课时，规定体育课不及格不能升级、毕业；不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不能评“三好”；录取新生时加试体育；对体育工作有成效的班主任、体育教师进行奖励，等等。这些措施无疑是好的，对那些不重视体育的同志是个推动和促进。

不过，我认为关键还是要解决教育思想上的问题。目前，在增强青少年体质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思想障碍。如：“学生的主要精力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身体过得去就行了”等。这种看法的根子是旧的教育思想在作怪：只顾分数不顾人，把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当成学校一切工作的目的。

我们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为四化输送合格的人才。合格，就是既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道德，又有强健的体质。所以一好不行，两好不行，必须是三好，这是党的教育方针决定了的。

建议教育部门把“体质投资”与“智育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青少年的体质定几条“硬指标”，使体育真正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让那些忽视青少年体质的人也感到一定的“压力”。

横槊赋诗

1988年9月24日

近年来，我县精神病防治院收治的青少年精神病患者占精神病人总数的90％，其中30％以上是因高考落榜受刺激而患病的。

我走进病房，见一位身着连衣裙的姑娘坐在床沿，正认真地看着手里的一张纸条。我们走近她时，姑娘突然呵呵大笑，冲着我们说：“快看啊，刚到的通知书，我要上大学啦！”这姑娘今年24岁，1986年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1987年又名落孙山。今年高考前的一天，她正在村头复习功课，过路的几位农民说：“生就的农民料，也想上大学，别异想天开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几天，她就患了精神病。“救命啊！”一阵哭叫声将我们引到3号病房。这位姑娘23岁，母亲去世，父亲吃苦受累供她上学，指望她能考上大学，1986年、1987年两年高考都未如愿。今年父亲警告她：再考不上大学，就别进家门。今年高考中，她因精神过度紧张，试卷未答一半就中途退场，回家没几天便病倒了。还有一个小伙子，父亲是教师，经常训导他考上大学才有前途。今年高考结束后，父亲了解到他的考分不理想，便大发雷霆：“你这样不成器，这辈子算完了，我的脸也被你丢尽了。”小伙子整天闷闷不乐，夜夜失眠，终于导致了精神病。面对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一个个神态怪异的青年，我的心碎了。

目前，我国不可能普及高等教育，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能进大学深造。但相当一部分家长、考生却无视这一现实，拚命往上挤，认为只有考上了大学，才能光宗耀祖，出人头第。因而，一旦学生落榜，来自不同层次的有形的、无形的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假若落榜青年不是悲观失望，落榜落志，而是乐观向上，自强自立；假若家长对落榜子女不埋怨、不责怪，而是体谅、关心，引导他们开拓新生活；假若社会上众多的人对落榜青年不歧视、不冷落，而是理解他们，帮助他们，落榜后的精神病患者就会减少。

      江苏赣榆县城东乡 许长忠 万延湖

横槊赋诗

1994年8月23日

编者按：近年来，乱收费之风在不少学校时起时伏，影响很坏。从《新华日报》刊登的这篇读者来信综述看，一些学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新学期开学在即，很多学生及其家长热切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断然措施，切实解决问题。


学杂费里名堂多
近年来，一些中小学校在录取学生、向学生收取学杂费上，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江苏兴化市邮电局王玉琴和朱道平来信说，该市有一重点中学近年来中考招生，每班计划都在４７名左右。可开学以后，每班至少有６０余名，最多竟达８０多名，全校每年要多出数十名。这些后增加的学生都是支付了一笔高昂的学杂费以后进来的。他们考分较低。显然，学校已把减少计划生名额、增加自费生名额，当成了创收的捷径。学校一味地依靠扩大“自费生”创收，难免要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家长们反映，有些学校“自费生”招得太多，孩子们坐在课堂里拥挤不堪，座位一直排到前边的黑板下面，以至于无法看清老师的板书。

除了卖分数、卖学籍之外，随意提高学杂费标准的学校，也为数不少。江苏滨海县五汛中学、五汛小学的４０名学生家长给本报联名来信反映，五汛中学初一学生去年上学期每人交４５０—５００元，下学期收２００—３００元，期末又增收５０元，而且没有收据。五汛小学每个学生１９９２年交１２８元，１９９３年交１２９元，１９９４年要交１３２元，而镇政府规定是７８元。太仓市浮桥制鞋厂范士荣反映，该市浮桥中学初中生每年要交纳学杂费和补习费６００元左右。扬中县高级中学的有些学生家长反映，该校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每年要交纳学杂费８００元左右，还不包括平时的补课费、材料费等。

集资、捐款大开口
一封落款为江苏泰县张沐镇“全体学生及家长”的来信反映，该县张沐镇为了建一座教学大楼，从１９８８年开始集资，仅去年一年就从学生中集得２０万元左右；今年上半年每个学生又集资７０元，累计达１４万元。集资款远远超过了这座教学大楼的实际造价，可这个镇现在仍以此名义要每个学生再集资５０元。江苏扬中县部分学生家长反映，该县高级中学出台了一套捐资助学的办法，规定现高三学生在高考中达到公费生录取分数线的，原则上每个学生必须捐款３００元；现高二学生每人必须捐款５００元，高一学生及今后进校新生每人必须捐款６００元。

“我的家长每月才挣百十来块钱，每年还得支付我上千元的学杂费；现在学校又搞什么‘我为残童献爱心’，逼着我们每个学生捐１０元钱。可是我知道，父母们挣几个血汗钱实在不容易，我怎么忍心再去向他们伸手呢？”这是扬中县联合中学一位同学的诉说。“上学期刚开学不到一个月，学校以‘捐资助学’的名义通知学生每人交１５元，交后不到２０天，又通知学生每人交２０元。多数家长一时拿不出，教师就天天把学生往外赶，或罚站在外面，连下雨天也把学生往外撵。”这是江苏淮阴市清浦区城南乡关城村一位名叫孙正的家长的诉说。

零打碎敲花样繁
滨海县机电职工学校高一班学生来信说，他们那里一次就向每个学生收１０元的桌椅磨损费。

    江苏射阳县黄尖镇的吉文海和成锦祥反映，他们那里不少学校规定：学生上课迟到，罚款１元；上课做小动作，罚款１元；提问时回答不出来，罚款１元；作业没按时完成，罚款２元；考试成绩排在后５名，罚款５元。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江庄乡朱元小学有的学生家长反映，该校五年级班主任规定，学生语文考试成绩在７０分以下者，一律罚款，多则２元，少则几毛。至今，该班大部分学生都被罚过款。

推销摊派为哪般
近几年一浪高过一浪的经商热潮，使往日宁静的校园也变得骚动不安。江苏丹阳市大泊镇石潭村九组眭金山来信反映，他的小孩上初一，报到时交费２３０元。上学后学校给他小孩所在班每个学生发了一个书包，老师说：“这是某领导打招呼办的，钱已算在学费里了。”眭金山不解地问：“孩子们都有书包，为什么又要给他们硬摊派一个？”滨海县五汛中学给学生每人以每只３元的价格摊派茶杯８只，洗澡券１０张８元，理发券１０张１０元，校服一套６５元。尤其是有些学生领到校服以后，由于尺码不对根本无法穿。

新华日报记者陈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