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股疗亲与折草为药

许春梅

中国食用人肉的历史悠久。春秋时，齐国御厨易牙“杀子以适君”，齐桓公吃了易牙四岁儿子的肉；晋国名臣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见《庄子·盗趾》)。说的是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在国外流亡期间，困苦饥饿时，手下介子推割自己大腿肉供其食用。唐朝末年，黄巢发动农民起义，据说起义军至少吃掉30万平民百姓。

上述事件，一是为美食，二就是为充饥活命。人肉用作医药的史料记载较早见于《旧唐书·隐逸》：“王友贞，怀州河内人也。父知敬，则天时麟台少监，以工书知名。友贞弱冠时，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病寻差。则天闻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王友贞割股疗母事件，因为武则天官方验证而表彰，使得这样的“孝道”得以推广。当时的本草学家陈藏器(713-741)在其所著《本草拾遗》中收录了人血、人肉等条目。书中谓人肉主治瘵疾。人肉作为医药进入医书，再加儒家孝道宣扬，唐以后“割股疗亲”的故事在史书和方志等中就累见不鲜了。

那么人肉究竟能不能治病呢？不能。可是为什么史上割股疗亲积有那么多“成功案例”呢？这是两码事。人肉本身在化学成份、物理特性或中药性味功效方面无治疗重病的作用。但是“割股疗亲“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涉及到很多形而上的道理。简化地讲，可用催眠、气功的道理，深刻完整地说，要向佛法中求。我们先看民国时期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先后四次割肉的事迹。

据王治平《普钦上师传》和王德生《普钦法师传》记载，民国时有高僧普钦(1905-1960)，法号佛圆，俗姓潘，名廷佑，字荣尧，四川荣昌盘龙镇人。1923年出家。也是南怀瑾先生早年学佛的一位老师。先生所传“准提法”，即得自普钦法师。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一位罕见的苦行僧。法师曾四次割身肉为人治病，病人均非自己俗家亲人。其中，前三次成功愈病，最后一次没有成功，是因为割肉之前病人已经去世，而法师彼时正在浦东海会寺闭关，因此不了解实情。

割股疗亲案例中，病者都不了解所吃的汤中含有人肉原料。而只当作医药或食物来吃的。患者还是接受了有少许暗示。但普通的暗示不足以治愈重病。为什么呢？想到这办法时，往往是百医百药均无效、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难道以前吃药就没有暗示作用么？笔者也不是完全排除任何暗示的作用。在催眠过程中，实际上，被术者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主要的，施术者不过其教导作用，实是自己催眠自己。而气功师治病，虽有暗示作用，其过程中以气功师为主，患者只是接受者。气功师功夫越高，效果越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割股疗亲与气功治病的原理更接近一些。在中国古代文化里，气是最伟大最高深的概念。气是啥东西，不容易说清楚。割股疗亲传递的是善的能量和信息。心动则气动。心意识影响物质。比如我们在深呼吸时，明显感觉胸腹容积的变化。

与割股疗亲有点类似的疗法是折草为药。过去的很多巫师并不都是真懂中药和方剂的人，用来治病的物质很狭窄，像茶叶、树叶、香、纸灰和墨是最常见的。效果也很神奇。

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宋代普庵禅师，名印肃，袁州宜春余氏子。“有病患者，折草为药，与之即愈。”既然是随手所抓，不可能么巧合-每次抓到的都是对证的药。因此，不是这草能治病，草只是信息和能量的载体，而是其心的作用。这是不是同割股疗亲有些相似呢？

科学技术如今虽然发达，但成就都在物质研究和技术发明上。西医和中医都是唯物主义思路。生命难道仅仅是由物质构成的机器么？心是什么？只是神经和细胞的生理活动？未解之谜太多。笔者在这里所说，绝不是提倡割股疗亲，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不可轻试。只是觉得这是发现真理的一个契机。就像笔者对玄学的态度一样，开放但不是提倡。这些事物对于科学研究领域拓展和突破，可能有价值。

许春梅

补叙：

不是人肉有治疗作用，也不是这个割股疗亲程序方法能治病。而是从计划到实施的全过程中稳定的善念孝心有作用。假使信念或修养不足而中途生起反悔或疑惑的情感(或因割肉时疼痛难忍或其它烦恼浮现)，我想，割下的肉应该不会有治疗作用，气不纯故。此外，病者必须是寿命未尽或尚有余福。医者只医不死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