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逝世的知名人物

横槊赋诗

朱伯深（1903—1980）湖南宁乡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奉调回北京工作，历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一局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成员，对外文协副秘书长，中调部科技局副局长。1980年11月9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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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林(1904—1988)早年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起义失利后，避居鲁迅先生组织领导的“未名社”。1975年，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李何林又名李昨非、李竹年，安徽霍丘人。因家贫10岁方入私塾，12岁后转入小学，16岁考入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此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学刊物。

　　1926年秋，李何林接受革命影响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了北伐军。先在武昌编辑《学兵日报》。1927年春调至北伐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工作，不久由李硕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升任宣传科科长，同年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参加三河坝作战，后回到家乡霍丘，任城内高等小学校长。1928年夏，李何林参加“霍丘暴动”，后到北京，避居鲁迅先生组织领导的“未名社”，与党失去联系。

　　1929年，李何林在“未名社”一年期间编写了《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两本书，遂投身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从1940年到1942年，李何林在华中大学中文系教书，后因思想进步，屡受排挤，被迫离校。

　　1946年，李何林到台湾，先后在台湾省编译馆和台湾大学中文系工作。1948年，李何林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只身出走，由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

　　1949年3月，李何林随校进入北平，7月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候补理事，后调中央教育部任秘书长兼行政处长。1950年10月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同年9月在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出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在南开期间，曾邀请老舍、周扬、贺敬之等文化名人来校讲学，并于1959年9月在南开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开设鲁迅研究课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南开中文系成为鲁迅研究的重镇，聚集了一批后来闻名全国的鲁迅研究工作者。

　　“文革”中，李何林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隔离审查，但他依然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当一些学生无知狂妄地标榜自己是“革命小将”并提出要停课“闹革命”时，李何林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耐心地教育他们说：“你们是革命小将，我也是革命小将，而且是南昌起义的革命小将。”李何林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停课“闹革命”。李何林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执教24年，任系主任15载，曾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12月底，根据毛泽东主席对周海婴建议的批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李何林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1988年11月9日，李何林因病逝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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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然

（1899-1989）

中共中央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宣部副部长。

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1899年11月10日生于湘乡县潭市镇九区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入湘乡县立中学。参加了五四时期学生进步活动。1920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冶炼厂及巴黎附近的学校学习、做工。目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旅欧支部党小组长。1926年经德国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任中山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委员。1928年春,由中山大学支部介绍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0年春回国,在上海从事 训练工作,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条例和条令,这是供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是年秋,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为红军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34年夏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同董振堂、刘伯承等率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掩护党中央和-撤离江西革0据地,参加长征。他参加了遵义会议,并发言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5年9月,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与西路军领导率部西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他与西路军领导同志和广大战士一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4个多月的殊死搏斗,谱写了悲壮的篇章。1937年3月,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他负责政治领导。在形势危急、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战胜艰难险阻,抵达新疆,保存一批革命骨干,贡献了力量。

1937年底,奉命回到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为边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他亲自领导编写国民教育教材,带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他主编的《固临调查》一书,以一名老共产党员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指出了农民负担过重、扶助中农奔小康、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等问题,认为农村土改后并非万事大吉。1944年10月,他组织召开了边区文教大会,表彰奖励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教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了《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

1949年4月至1954年冬,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充分发挥党的工作的战斗性和主动性》、《发挥工矿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关于改进和加强省市党委宣传部的业务领导问题》等文章。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建立了一些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他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东北地区出现了文化艺术工作十分活跃的局面。

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贯彻"双百"方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中受到林彪、“-”的破孩,他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后恢复工作。1979年1月任中宣部顾问。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十三大特邀代表。还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晚年仍十分关心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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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190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贫困家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参加长征、列席遵义会议，参与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1945年9月，为方便与苏军的接洽接收东北事宜，伍修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授予军衔的革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战外交领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外交家。

留学苏联，辗转回国

1921年，伍修权进入武昌高师附小接受教育，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其影响下，伍修权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该校第一个团小组组长，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加入团组织并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5年在党组织的推荐下，与其他10名同学一起赴苏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了两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因归国通道被切断而滞留莫斯科。其间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不掌握武装不行，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述原拟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人转入苏联各军事院校，为党领导的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基于国内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的判断，伍修权选择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接受训练。

1929年，伍修权被分配到位于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之后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当时，他的生活待遇优厚，日子过得相当安定舒适。但伍修权心系国内革命，多次向组织提出回国请求，却都未能成功。后来，他编了一条理由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来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机关中的中共代表团提出自己的回国请求，又找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才被批准回国，最终几经辗转于1931年回到国内。

转战南北，参与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

伍修权到达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头后，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之后便被派往苏区。在苏区他先后参与了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还参与了瑞金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协助刘伯承编写教材并担任了射击课教员。其间，他将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人作风和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训练的言传身教中，而且工作态度热情、积极、虚心。1933年，伍修权受命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1935年列席了遵义会议。

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和大批革命者，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作为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上任之初，他首先抓司令部建设，建立了正规化的司令部工作秩序。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6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空军、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9年毛泽东访苏时，他负责了途经东北时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在东北军区参谋长任上最后一项任务。

脱下军装，驰骋外交战线

1950年，伍修权受周恩来急召回到北京，随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新中国首次重大外交活动，直接参与了一批俄文资料的翻译和分析，筹备并亲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毛泽东访苏回国之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与苏方进行若干单项协定和具体协议的会谈与签约工作，奠定了中苏合作的基础。同年11月，他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伍修权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中立化”以及“托管”等谬论，并在发言指出：“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次发言气势恢宏，好像要把中国人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满腔怒火喷发出来。

1950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负责中国政府正式接收旅顺、大连回归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工作以及苏联援华专家的统一管理。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考虑到南斯拉夫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派一位政治地位高且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大使。伍修权认为自己从事外交已有四五年，很少出去，应该到外面去积累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由于南斯拉夫情况复杂，正好可以锻炼自己。于是，他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去南斯拉夫赴任。担任大使期间，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各方面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考察，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确立了使馆大力推进与南斯拉夫发展正常关系的认识基础，也为国内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对南斯拉夫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1958年，伍修权任中联部副部长，从事与兄弟党的政党外交活动。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出席兄弟党会议经常受到苏联带头挑起的批评，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

1975年，伍修权重返军队并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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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火青，（1901年5月5日——1999年11月9日），男，湖北省枣阳市新市杨庄村人。1926年1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3月起，黄火青同志担任中央政法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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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衡，原名李欣，1915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豫龙镇二十里铺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出生之时，虽然大清王朝已经灭亡三年了，但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各地大小军阀为了争抢地盘，打得你死我活，混乱不堪。


西方列强趁中国内乱之机，也纷纷入侵我国，都想来分享中国这块大肥肉，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狼烟四起，战火纷飞，中华百姓惨遭战乱之苦，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之中，无法自拔。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胡昭衡，从小耳濡目染了这一惨象，小小年纪便树立了远大理想：一定要推翻这个腐朽无能的社会，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让祖国强大起来。

而当时他唯一能做的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为国效力。好在胡昭衡的父母很有远见，尽管时局混乱不堪，生存十分艰难，但他们仍然从牙缝里挤出些钱来送胡昭衡前往学习读书，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个道理，在乱世之中，唯有读书才能为儿子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胡昭衡也很会把握这珍贵的读书机会，抓住一切闲暇刻苦学习，饱读四书五经，并做到融会贯通。通过读书，胡昭衡不仅增长了自己的文化知识，明白了很多深奥的哲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成为了一位时尚的进步青年，使其在众多的同时代年轻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这也为他以后辉煌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1933年，胡昭衡怀揣着对知识和光明的向往，只身来到了政治氛围和文化气息浓厚的北平，就读于文汇中学，并加入了进步团体—左翼作家联盟，他以笔当茅，以纸当盾，撰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中学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攻读历史专业。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一面继续宣传先进思想。由于他文字功底好，办事果敢，很有主心骨，很快便成为了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并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这场学生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抗日浪潮，唤醒了中华民众，尤其是青年学子，他们纷纷站在时代的前列，高举抗日大旗，坚决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很快沦陷，华北危在旦。随着侵华日军脚步的加快，狼心狗肺的日军狂傲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作为一名进步青年，北大的高材生，胡昭衡再也无心读书了，就连即将到手的北大文凭也不要了，决定投笔从戎，到抗日前线打日本人去。

他背上简单的行装，从北平徒步出发，昼夜兼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山西临汾抗日前线，成为了一名勇敢的八路军战士，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军旅之梦。

成为八路军不到一年，胡昭衡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他的革命思想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凭着自己突出的工作成绩和高素质的文化修养，接连得到了提拔，从八路军120师358旅的一名小小宣传干事做起，历任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晋绥军政治部秘书、新华社晋绥分社秘书等职。他用手中的文笔当宝剑，直插敌人的心脏，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宣传革命思想和鼓励抗战的文章，大大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热情，大家群情激愤，士气大振，拧成一股绳，共赴国难，给予了日伪军狠狠打击。他还率部亲赴前线杀敌，由于他有胆有谋，打起仗来不怕死，一个劲地往前冲，立下了不少战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时期，胡昭衡奉命随大部队开往东北，此后，他便长期战斗在内蒙地区，先后担任了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军政干部学校政委、内蒙自治运动东蒙分会负责人，西满军区办事处主任，兴安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了内蒙古的解放和组建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是解放内蒙古的功臣之一。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以王爷庙为中心的东蒙地区沦为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爷庙很快便成为了东蒙古自治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局势十分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此混乱局势提出了所谓的“内外蒙古合并”、“高度独立自治”等错误主张。

当时的东蒙古地区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具有超凡政工才能的胡昭衡被派往王爷庙，负责组建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使其成为了该地区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蒙古民族运动，大家齐心协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扭转了战局，终于让内蒙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了我党我军后方的巩固根据地。

紧接着，胡昭衡又立即着手内蒙古自治区的组建工作。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内蒙骑兵第一师政委。他率领这支“铁血雄狮”，勇猛地冲杀在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上，所向披靡，一往无胜，打了很多的胜仗。

尤其是在解放东北地区的关键一战—辽沈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勇猛无比，打遍天下无敌手，屡立奇功，有力地促进了辽沈战役的取胜，为解放东北全境和此后的剿匪战斗、以及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胡昭衡继续留在了内蒙古地区奋斗，在军政两界担任要职。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队、书记处书记等，为内蒙古地区的各项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之后，胡昭衡被调往天津出任市长。作为这座紧靠北京首都，有着“九河下稍”、“河海要冲”之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最高父母官，胡昭衡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但他也倍感荣幸，如何才能堪当大任，建设好新的天津市，成为了他上任后整日冥思苦想的一个大难题。

为了攻克这一大难关，他不辞辛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了天津市的每一个角落，悉数走访基层干部群众，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从人民群众中获取了巨大的能量，找到了一条切实适应天津市发展的新路子

随后，他又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特点，制定一系列优民惠民的好政策以及能够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方案，并行之有效的落实下去，很快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工农业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展现出一派上下一心，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

胡昭衡上任伊始，华北各地的工业产值，就属天津增长最慢。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管因素。这不是天津的工业潜力落后，而是工作落后，干部有些怨气，想不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1958年，天津归属于河北省名下。

这样的结果是，天津一下子从中央直辖市变成了河北的省辖市，直接触及到了400万人的待遇，导致了天津的经济一步步下滑。针对这种情况，华北局随即对天津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胡昭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带着华北局的旨意走马上任天津市长高位的。

不过，从后来天津市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来看，华北局着实挑选了一名得力的干将，而胡昭衡也有了大展雄才大略的绝好大舞台，他充分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将自己的地方执政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重墨的色彩。


至于胡昭衡到底为天津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从这两件细微的小事上，你就能充分了解得到。如他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曾在民间流传了一个叫做“胡青天”的绰号。

因为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比较紧缺，尤其是食物、副食品之东西更为重要，都要凭本或者票卷购买。为了确保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这些紧要物资，解决市民吃早点难等问题，胡昭衡常常走街窜巷，微服私访，到各个卖早点的地方，挨个买果子大饼，一旦发现大饼短斤少两和质量问题，他便立即责令改正。

他还常常突然出现在副食品店门口，暗访检查供应货品的质量和分量，以及售货员的服务态度，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以点带面，解决了许多有关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和气的笑容，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在天津百姓当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不管他的工作有多忙，他总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审阅群众来信，热心接待来访群众，直接解决困难，处理问题，他遍访民间疾苦，竭尽全力帮老百姓排忧解难，被天津人民称之为“胡青天。”

无独有偶。胡昭衡刚来天津时，发现整个市区既脏且乱，环境卫生太差。作为一市之长，他意识到市容、市貌是感官第一位的要素，必须第一时间得到改变。随后，他便俯下身来，从头做起，从自己做起，号召全市人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并让其成为一种风气、一种制度，让人人动手去做。

于是，他便规定了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日，作为全市集体搞卫生的时间，要求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部队、学校一律半天义务劳动。他自己也亲自动手，带头全程参加，一次不落，全市上下热情高涨，自觉自愿共同维护环境。一时之间，大家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团结互助，各负其责成为了一种时尚，大张旗鼓地搞环境卫生，呈现出了轰轰烈烈的场面。

在劳动中，胡昭衡自己则选择了清理犄角旮旯的磕灰。每当劳动之日，他就穿着帆布工作服，头戴破草帽，脸上戴着口罩，肩挎大粪筐，一趟一趟地从一个个小院子中，收运着混有炉灰的粪便，俨然一名环卫工人，谁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们的胡市长。

在他的亲自带领下，在各级领导干部的亲力亲为之下，经过大家一年多的艰辛付出，终于让天津市的环境卫生大为改善。随后，他又倡议，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环境卫生局”，因此，天津市环境卫生局也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局。

胡昭衡主政天津期间，是天津市发展较好的一个时期，各行各业飞速发展，成果显著。这一组数据就是最好的印证：天津市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3%，快于全国平均17.8%的发展速度；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创造了较好的水平，取得了工业总产值超过北京的发展速度，赶上了上海的惊人成绩，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发展的辉煌时期，胡昭衡功不可没！

在天津创下辉煌的业绩后，胡昭衡卓越的地方执政能力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赏识，不久后，中央一纸调令，将其调往中央任职，出任卫生部副部长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肩负起造福全国人民的历史重任。在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呕心沥血，再创辉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历程。

1999年11月9日，胡昭衡不幸病逝于北京，至此，这位享尽了人间甘苦八十四载的光辉老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世界，撼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