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张炘炀同学有消息了

横槊赋诗

上面的新闻是我复制的，1972年这个数字大概是错得。大概百度 刘汉清 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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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刘汉清迎来了他最想见的人——当年其哈工大的同班同学代表，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翁一武，一位是在无锡江 阴供职的谭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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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登门看望  代表了23位同学

8号中午，记者赶到刘汉清位于兴化戴南双沐村的家中时，翁一武和谭佃龙两人与刘汉清正开心交谈着。记者注意到，他们交谈的是大多是大学时的往事。相比前两次来访，刘汉清昨天显得比较活跃。记者获悉，翁一武现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专业涉及能源方面，谭佃龙现供职在无锡江阴一家生产钢绳的集团。翁一武教授告诉记者， 他们大学同学建有一个微信群，有同学将刘汉清的报道发到群内后，引发大家普遍关注。同学们迅速想起那个从大三开始就痴迷数学的小男生，纷纷在群里发言称那时都苦心劝过刘汉清不要荒废专业 。但遗憾的是，那时的刘汉清谁的话也听不进。

刘汉青的同学分散在全国各地，经过推选，大家最后委托翁一武、谭佃龙代表23名同学先来泰州兴化看望刘汉清。本月19号，大家将与刘汉青在京相聚。“刘汉清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好。”两位同学说，刘汉清看上去很平静，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为外面变化的大世界所动，似生活在远离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这点反让他们觉得羡慕。“对刘汉清有什么建议吗？”对于记者的询问，翁一武教授坦言，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一切以刘汉清“自我感觉”为主，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好，那他就“继续”。如果试图改变，同学们会对其进行帮助。“你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翁一武、谭佃龙向刘汉清提出愿望。“我想在同学微信群里说吧。”用上手机的刘汉清，近日被拉进了同学微信群。临别，翁一武、谭佃龙留下了1万多元现金。

“丢了”20多年的论文 在美国被找到了

早在1989年，刘汉清告诉他在戴南的同学，称他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并写成了论文。如何对论文进行评定？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因特网，该同学找到了另一位已在美国工作的同学陈国营，请他将刘汉清的论文翻译后公布在网络上，希望能有国外行家评判。该论文最后没有被“定论”。刘汉清经历被报道后，陈国营在美国找到了当年帮刘汉青翻译好的那篇论文。

原来，陈国营将刘汉清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后，就存在电脑硬盘里。电脑一代代更新，但这张硬盘陈国营始终没有丢弃。然而，近日陈国营找到这张硬盘时，发现现在没有哪一台电脑与其“兼容”。硬盘打不开，里面的论文资料就取不出。最后，陈国营求助哥伦比 亚的一位技术专家，请其帮忙，这才从硬盘内“读出了”刘汉清的论文。目前，陈国营正设法将刘汉清英文版的论文翻译回中文，然后再发给刘汉清。

记者采访得知，刘汉清生活窘境见诸报端后，其高中同学也行动了起来。刘汉清告诉记者，他们高中同学已经和双沐村村支书联系过了，请村支书找人对刘汉清屋顶“见光”的房屋进行修缮，更换家里破旧的家什，费用由他们高中同学出。10日，房屋修缮就动工，以确保赶在梅雨季节来临前，刘汉清所住的三间房屋可以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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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清告诉记者，他感谢同学们，感谢包括主动向其提供工作岗位在内众多好心人的帮助，目前他不想出远门，准备在家乡先找个工作“干起来”，然后再对其论文“再回顾”，完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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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清在刮胡子（资料图）



当然，报道也给刘汉清带来了一些帮助：高中同学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年来，刘汉清就生活在他们身边。他们帮他翻盖了千疮百孔的老屋，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大学同学在北京为他组织了同学会，甚至远在美国的同学也专程飞了回来。一些本地的初中女同学，听说刘汉清要到北京去参加同学会，像大姐姐们一样，为他置办了行装。



新闻热点总是在不停地转换。一个月后，关于刘汉清的报道逐渐沉寂，突然被拉到聚光灯下的刘汉清，生活又渐归于寻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新华社记者朱旭东突然来到泰州找我，说想和我谈谈刘汉清。



朱记者告诉我，他去过后沐村了，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孤独者。朱记者说，从后沐村回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该怎样容忍“失败”。之所以专程到泰州来，是因为我长期关注刘汉清，更清楚事情的来由，同时，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更能客观地看待刘汉清。



“社会习惯用‘有没有价值、成不成功’来衡量一个人。我只能说，从这种标准来看，到目前为止，刘汉清是失败的。至于将来刘汉清的成果会不会得到认定，没有人能够回答。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我对朱记者说，“对刘汉清本人来说，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和大家一样，把成功看得同样重要，从他这三十多年的经历来看，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一种活法：用自己的一生，付出一辈子，去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生活很简朴，也没什么自卑，活得很纯粹。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不少人经常转发一些‘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呼吁‘让脚步慢下来，等一等灵魂’，可当真的有人按照灵魂的指引行事的时候，我们不仅不点赞，还拼命否定，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我对朱记者说：“不可否认，如今我们的社会比较浮躁。急功近利、利字当头。刘汉清的出现，就是治疗这种社会病的一剂良药。我不鼓励每个人都像刘汉清一样，也没人会和他一样，但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一面镜子。”



朱记者说，我的话让他想起了“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思想和生活态度均异于常人。之所以被后人尊为“七贤”，只因他们追求“独善其身”。刘汉清能不能算在追求“独善其身”呢？地里的麦子绿了，稻子黄了，门前的野花开了，树叶落了，同学们意气风发了，飞黄腾达了，所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如果他生在大富人家而不追求荣华富贵，依然能如此痴迷数学，是否会引来大批仰慕者、点赞者？再如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为此称赞他“贤德”。刘汉清是否也能称为“贤德”？



我与朱记者的这些对话，后来都被他写进文章里，发在当年12月1日的《新华每日电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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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在戴南教书，大约是5月的一天，《兴化报》的编辑把电话打到学校传达室。编辑告诉我：报社将我反映刘汉清情况的信，转给了市委书记丁解民。丁书记要我和刘汉清到兴化去一趟，他想亲自了解一下。



刘汉清是我高三同学。那是戴南中学首个高三班，实际上是复读班。班上28个人来自兴化各乡镇，都是1979年差几分没有录取的。刘汉清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他寄宿，我走读。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家埋头学习，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交集。1980年，他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印象中，他是我们班考得最好的。



再次听说刘汉清的名字，已经是7年后。1987年的暑假，我的另一个同学，已经在美国读书的陈国营回乡时告诉我，刘汉清没有能毕业，这两年都在后沐村家里。原因是刘汉清在大学里迷上了数论，专业课也不上，整天泡在图书馆和宿舍里。学校做了许多说服工作，甚至把他的父亲叫到学校去。陈国营当时在合肥上学，也专门跑到哈尔滨去劝，但刘汉清执迷不悟。因为专业课不过关，最后学校对刘汉清作了退学处理。退学的时候，一位女教授都哭了。陈国营说，“如今，村里人把刘汉清当精神病，你有时间去看看他。”



一个星期天，我去了7里路外的后沐村。门敞开着，邻居说，刘汉清父母到田里干农活了。刘汉清正在午睡，被我叫醒后，坐在床沿上，胡子拉碴，长发垂肩。床旁边是一口盛放稻谷的半人高的大缸，盖子上散乱堆着几十本数学书，一只搪瓷茶缸里面，烟头堆成了小山。他对我很冷淡，问一句，答半句。显然，那天对他来说，我并非老同学，而是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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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清痴迷数论（资料图）



我到后沐村去过几次后，刘汉清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许他觉得我来看他并非好奇，而是真的关心。他的父母对我能常去看望刘汉清非常感谢。他们已从最初刘汉清退学回来时的恼怒与失望中走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子未来的担心与焦虑。最担心的就是怕他疯掉。但对刘汉清来说，他的心思在数论上，不在未来上。未来还很遥远，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之后，刘汉清成了我家的常客。说起来，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认识了刘汉清。他爱足球，欧洲三大联赛一场不拉。谈起球星，如数家珍。他爱哲学，交谈时经常引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还爱诗，向我推荐艾略特的《荒原》《小吉丁》，他自己也写了一大本，字迹娟秀。当然，他最爱的还是数学。他研究的是“素数在自然数中的分布”，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数论中许多著名的问题会迎刃而解。我说，所以你就如此不计后果？他说，不，我研究数论，主要是数论太美了。那种美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这样又过了两年。大约是1989年春天的一天，他来告诉我，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说实话，我丝毫不怀疑刘汉清解决了一个几百年来的数学家都没有解决的著名的数论问题。我为他感到高兴。7年的孜孜以求，他终于证明了自己。我以为接下来的一切会顺理成章:论文发表，媒体报道，然后刘汉清离开戴南，去他该去的地方。



“你想得太简单了。”他说。



“为什么？”



“我解决的是一个几百年来没人解决的问题。谁来判断对错呢？即使有人能判断，他也不敢随便表态。谁会为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承担风险？”



我想，刘汉清有点言过其实了。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大大小小的报纸上登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竞赛试题，全民做题的盛况如同后来的全民炒股。那时，缺的不是伯乐，而是千里马。只要是千里马，何愁没有伯乐！



我写了一封信给在纽约的陈国营。陈国营回信说“没有问题”。他告诉我，“美国有个因特网，论文放到网上，全世界的数学家都能看到。”他要我把论文尽快寄去，他收到后立即着手翻译。



尽管刘汉清对我和陈国营的乐观不置可否，但两个月后，我真的收到了陈国营转来的一 位挪威数学家的来信。数学家在信中说，他也一直对刘汉清研究的这个问题感兴趣。看了论文，第五页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希望作者做进一步的说明。



大约就是刘汉清把“说明”寄给陈国营的时候，我给《兴化报》 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刘汉清的情况。我的想法是，刘汉清取得的科研成果，首先要得到国内专家的认可，而国内专家肯定都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里。我希望政府部门能重视刘汉清这个事情，帮助他到北京去找一找专家。



我没有想到，报社把我这封信转给了丁解民书记，而丁书记真的重视了。





02



兴化市委办在政府大院的西北角。前后两进。第一进是市委的各个办公室，中间是个过道。秘书把我和刘汉清从过道领进去。穿过幽静的院子，丁书记办公室在第二进的东边。



我和刘汉清进了书记办公室，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大雨把要来汇报工作的人挡在了外边，这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情况说清楚。丁书记一边关北边的窗户，一边招呼我和刘汉清坐下。刚说了一会儿，有个人冒着大雨跑了进来。进来就拿门口挂着的毛巾擦淋湿的头发。我正疑惑，来人转过头来，我一看，原来是教育局局长金舒年。当局长之前，金舒年一直是戴南中学的高中数学教师。他是南师大物理系毕业的老牌大学生。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也是为刘汉清的事而来。想必在此之前，丁书记已把我的信转给他看过了。



果然，相互招呼过之后，丁书记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把论文给金局长看一下，他可是南师大的高材生。



金舒年从刘汉清手上把论文接了过去，认真翻看了两页，然后抬起头，对丁书记说：“看不懂。”



金局长说不懂，丁书记只好亲自询问了。刘汉清表述能力一般，好多地方要我帮他补充。在听我说了挪威数学家的来信，以及“准备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请人看论文”的打算后，丁书记略一思考，说：这样，就你带刘汉清去一下北京。我写个条子给你。你回戴南找高敬和，让他给你们一些支持。



高敬和时任戴南镇党委书记。他看了条子，批了1500元，要我到镇工业公司拿钱。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接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然而，除了知道“中科院在北京”，其他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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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清在家中（资料图）



就这样，在前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我和刘汉清去了北京。意想不到的是，出发的时候，刘汉清开始害红眼病。正是暑假，天气异常炎热。三天后到北京，他的眼睛已经肿得像两个桃子，几乎连走路都看不见了。在招待所住下后，我买了一张北京交通图，第二天，只好一个人去中科院。



去的路上，我设想了可能出现的若干种情形，就是一种情形没有料到:所有前来提交论文者，数学研究所一律不接待。



原来，自从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国内突然出现了许多研究1+1的人。有的小学没有毕业，也跑到北京来提交论文。数学所收到的论文有上百麻袋。由于不堪重负，数学家杨乐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喊话，要求民间人士放弃研究。但此举仍招来非议:自己研究不出来，为什么不准别人研究！



以我对刘汉清的了解，他不会是这样的民间人士，但“我认为”有什么用呢？中科院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在北京盘桓了几天后，我忽然生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到大学里去试试？老师一般都有爱心，肯帮人，更容易接近。如果他们认可了，凭他们的能力，或许能帮我找到中科院的人吧？



于是我去了北京大学。



正是暑假，校园里没有多少人。我想先去宿舍找个学生问问。巧的是，我进的第一个宿舍就是北大数学系的。宿舍里有3个大四学生，听我说明来意，都很热心。我把论文给他们看，看了开头，他们都笑笑，说看不懂。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导师叫潘承彪，是国内有名的数论专家。潘教授在北京农业大学兼课，家也在农大。学生们热情地对我说:“你去找他吧，他说行，肯定行。”



按照北大学生给的地址，我买了二斤上等茶叶去了北京农大。找到教授家的门牌号码时，天已经全黑了。我很有耐心地敲开了潘教授家的门。潘教授很警惕，把我带到距他家不远处的一间办公室。在我坐下来陈述的时候，潘教授一直皱着眉头，非常不耐烦，不时地打断我，说“胡闹，真是胡闹”我把论文和茶叶恭敬地放到他的面前，他竟很生气地对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拿走！我不会看的。”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生气了。我说:“不就是看篇论文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老师，从来不这样对待求教的学生。再说了，我们市委丁书记也没有你架子大！你不看，今天我就不走了。”



不知我的哪句话触动了潘教授，他的态度明显缓和下来。自言自语了好几回“胡闹”后，他终于答应，让我把论文留下。我怕他骗我，说两天后来听答复。他几乎是很愤怒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回江苏去！否则我不看。看好后，我会通知你。我说话算数！”





03



真的是时光如流水啊！自我1990年和刘汉清一起去北京，三十年过去了。



从北京回来后，大概过了1个月，兴化科委给我打来电话，说潘教授来信了，信是写给科委的，要我通知刘汉清去看信。因为暑假已过，我要教课，他一个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潘教授指出论文第五页有个错误，说“接下去就没有看的必要了。”



“他说的那个地方仅仅是我没有展开论述而已。”刘汉清说。



“那你可以补充论述，尽量细一点，写好后再寄给他。”



“没用的。他在看我的论文之前就已经断定我是错的了。”刘汉清说。



是潘教授轻视刘汉清而没有认真看他的论文，还是刘汉清的论文真的错了？这似乎成了无解的问题。另外，寄给挪威数学家的“说明”也如泥牛入海。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戴南。这些年来，我到后沐村去过几次。最初的那些年，刘汉清仍然一如既往地研究他的数论。但最近这些年来，他的日子似乎停滞了。除了年龄不断变大，人越来越老，住的房子日渐斑驳外，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结婚，没有找工作，仍然是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现在，他每月从村里领400元养老金。他告诉我，大约在十年前，他主动放弃了研究。那时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他说，“再搞下去，就要死了。”



2017年5月，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毕业生武继红，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毕业20年后，成了贫困山区里一名五个孩子的母亲。看到这条新闻后，我想起了刘汉清。我觉得武继红从名牌高校毕业生到赤贫母亲，是其自身及外界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刘汉清成为今天这样，却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尽管他未必料到当初的选择要用一生去承担。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有人甘坐冷板凳，甚至需要狂热的献身者。即使刘汉清是一个失败者，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失败者。



我把刘汉清的故事讲给《扬子晚报》记者听。《扬子晚报》的报道吸引了全国众多媒体的记者来到后沐村采访。然而，无论是大牌传统媒体，还是知名新媒体，都没有从我所想的角度进行报道。报道出来后，也没有哪个研究机构对刘汉清的研究表示出一点兴趣。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昔日天之骄子、今日落魄贫困户”上。碎片化阅读的年代，媒体重视的是流量，“才子落魄”的故事是读者的兴奋点，谁愿意对新闻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呢。这些报道也在网上发酵：一些人指责刘汉清懒惰，几十年不找份工作，有手有脚，心甘情愿吃低保。另一些人骂他不孝，父母含辛茹苦供他上大学，他竟主动退学，如今一事无成，还要年迈的双亲为他操劳和担心。刘汉清没有电脑和手机，我问他要不要到网上看看这些讨论，他说：“应该都是负面的吧？不看了吧。”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村上春树的那个书名——《当我们谈论跑步时在谈些什么》，我想，或许我应该亲自写一篇关于刘汉清的文字，题目就叫《当我们谈论刘汉清时在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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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表面现象判断，53岁的刘汉清不算一位合格的专职数学研究者——比如，他把亲手写下的十几页论文手稿弄丢了。　　

那份完成于1989年的手稿，是他30多年坚持“数论研究”的唯一书面证据。　　

“丢了难道不正常吗？我已经停了研究10年。”刘汉清口吻轻巧。　　

果真如此云淡风轻？在江苏泰州的戴南镇双沐村，刘汉清为数学“着了魔”是家喻户晓的——30多年前，作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原因是痴迷数论而放弃了本专业课程。回村后，他将自己关在屋里继续研究。至今，他未成家，也没有做过除了“数论研究”的任何一份工作，靠村里“破格”给的每月400元低保过活。　　

这段毫不光鲜的个人史，在今年6月初被他在泰州一家报社任总编辑的好友翟明发动媒体朋友“曝光”了。　

“害怕他如此不为人知地生活下去，会老无所依；另一方面也想为他30多年不能释怀的研究找一点出路。”翟明坦言，他还计划通过轻松筹平台给刘汉清办一份商业养老保险，解决未来生活保障。　

一时间，刘汉清家的破败平房，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络绎不绝。当年帮他将论文译成英文的高中同学陈国营，发现早年硬盘还保留着英文版的论文。　　

大雨过后，一场由刘汉清高中同学翟明政发起的修补危房的工程开始了。

手机：“外面的世界”　　

6月6日，刘汉清收到了一生中第一台手机——700多元的国产智能手机，是村民筹资买的，为了帮助他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　　

同日，刘汉清高中同学们请来的施工队，把他家缺了一个大口子的芦苇杆制屋顶扯下，上了瓦片。屋里的东西还来不及改头换面，除了吊扇、灯泡、破电视，找不出第四样电器。　　

白天，刘汉清坐在厅里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床”上玩手机。一旁矮凳上放着价位相差悬殊的香烟：数十元一包的中华是同学买来的，5元一包的黄果树是自己买的。　　

两天后，刘汉清掌握了这部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他第一个加的微信好友是翟明，翟明是刘汉清辍学后在戴南镇上唯一联系的老同学。“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疯掉了。”刘汉清告诉记者。　

1980年，时年16岁的刘汉清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热处理专业录取，成了双沐村第一位大学生。

6月初第一篇报道发出后，翟明建议刘汉清看看各大网站转载后的网友留言。刘汉清拒绝了这个倡议：“还是眼不见为净。”

“我猜测人家对我的态度，负面多一点。”刘汉清觉得这是他“走红”的原因。　　

如今在美国工作的陈国营在微信里提醒刘汉清：不要随便打开手机上的视频，4G流量用多了，缴起话费是天文数字。刘汉清被吓住了，把手机拿拿放放，不敢一直用。　　

刚用微信不久，刘汉清被第一批来探望的高中同学拉入班级群。　　

“我们一起给刘汉清捐款吧。”一位女同学在群里倡议。刘汉清立刻回应：谢谢爱心，捐款不必了。　

当年的团支书翟明政留意到这个细节，将“捐款”改成“爱心互动”。这次刘汉清默认了。　　　　　



刘汉清用3元钱买来的老式刮胡刀刮胡子。

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的大学同学翁一武和另一位大学同学也来了。刘汉清随手从烟盒抽出一支黄果树，想给在企业做高管的大学同学点上，那位同学摆手推辞说“不抽烟”。刘汉清一个劲往同学手里塞。　

翁一武见到刘汉清后，被此前报道揪着的心反倒放下了。他告诉记者：“汉清对生活很坦然，不必用世俗的眼光说他没成功，这只是他的生活选择，我尊重他。”　　

刘汉清说自己和大学同学心照不宣，基本不提他的“数学研究经历”。　　

有大学同学在微信群里提议刘汉清去北京参加聚会，刘汉清先是一口答应，还请记者帮忙在网上看看硬座票价。可没过半天，他变卦了。　　　　

“不去，不是因为不关心，而是怕打扰他们。”刘汉清解释。　　

在手机百度的搜索引擎里，他一次次输入大学同学的名字。他说，同学们应该“都混得不错，可以搜得到”，“但就因为这样，相处更加应该有分寸，别给他们添麻烦”。

肄业：教授为之落泪

几位高中同学合计着，要给刘汉清物色一份“脑力劳动”的工作。　

刘汉清在微信群里表态：“有合适的工作就接受。”但究竟哪种工作合适，他还没想好。　

除了数学研究，他唯一构想过的工作是“优秀的工程师”。　

1980年，刘汉清考上哈工大，仿佛印证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教育理念的成功。“小孩子就应该读书，不用管太多别的。”　　

刘汉清从没做过丁点农活，这在村里同龄人中实属罕见。　

上小学时，他因为天资聪明跳过级；初中在乡上念，100多人里常考第一；上高中后，他把读书看得更重了，现在依旧会津津乐道当年因个矮坐在第一排，“看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很清晰”。

他下课很少去玩，都在座位上学习，至多匆匆上个厕所——这是高中同学对他的普遍记忆。

高二时，有位同学拿来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刘汉清回忆：“一口气读下来，文中的陈景润为了自己认定的事情，竟然能坚持到这个程度。”

很多人以为刘汉清研究数论，是因为受其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社会上涌现大批想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以及相关数论问题的数学爱好者。十多年来，光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就收到约100麻袋论文，但没有一篇正确。

但刘汉清否认了这种说法。究竟为何痴迷？他自己却也难以说清。他告诉记者：“因为数论里的很多东西是美的，数字、数字规律是有美感的。” 　 　

刘汉清第一次高考落败，决定复读。据母亲刘加红回忆，比刘汉清小2岁的弟弟成绩也好，第一年高考时只差一分，权衡再三后放弃复读，全家一门心思供刘汉清读书。　

大学前两年，刘汉清曾在宿舍陈述理想：当一位优秀的工程师。

大三，他在翻看一些数论的书后迷上了这“数学中的皇冠”。他不再去教室上专业课，而在图书馆、寝室研究数论。

大四，他挂科过多而留级。据翁一武回忆，当时学校其实重视刘汉清的数学研究，对这种钻研精神持肯定态度。校领导为刘汉清找来数学系老师，交流过后，老师的结论是：刘汉清的数学推论方式存在问题。

在刘汉清留级的那年，他获得了去数学系旁听的机会。他依旧毫不理会专业。当时在东南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陈国营来看他，记得“上课时间，刘汉清就痴坐在宿舍演算数学”。陈国营奉劝一番后，刘汉清并不表态，温和地送走了陈国营。

回忆起来，陈国营对“勇于攀登科学高峰”记忆犹新。他推测，当时刘汉清把数论当成了一辈子的“峰”。



刘汉清家简陋的老屋正厅。　　　　　　

刘汉清从学校肄业了。离校时，看重刘汉清的一位女教授落泪了。这实在是位特殊的肄业生：他钻研学术，却因此未能毕业。

当记者问起当年为什么不努力通过本专业课程时，刘汉清的回答让人意外——

“我必须把原来的专业忘光，因为那是杂念，对数学研究有害。”

围墙：要研究，不要“安身立命”

6月14日，在翟明政的监工下，刘汉清家终于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砌了围墙。　

但村里人觉得，自刘汉清30多年前回村，他心里那堵墙比任何一堵围墙都要高。

刘汉清回村没多久，就嚷着换房间——他原来住西面近村道的房间，但“研究数学受不了嘈杂人声”，要把房间搬到东面。　　

从此，足不出户。头几年，村民们觉得他真的可以“出成果”，因为他毕竟是大学生。　

随着时间推移，质疑逐渐出现。刘汉清对家中一切事务不闻不问，彻底成了需要父母照料的“大孩子”。不过刘汉清说他也做饭，仅在父母农忙时才会代劳。　　

至于为何不做农活，他的理由简单：“我不会，他们也不需要。”他告诉记者：“刀耕火种，算不上学问。”　　

刘汉清家厨房一侧，堆满空酒瓶。10年前他的父母开始捡瓶子贴补家用，每个月可增收五六元。　　

今年，是村里“破格”将刘汉清划为低保户的第5年；30多年，这家人成为村中唯一一户至今只吃早晚两顿的人家。

母亲刘加红今年76岁，她看着络绎不绝来探望儿子的人，抹起眼泪说：“他要是像你们一样就好了。”

刘加红说自己不责怪大儿子，“他要学习，学习总不是坏事”。　　

刘汉清刚肄业回村时，母亲曾劝他去找工作，他把母亲轰出房间：“你懂什么？”　

每次家里来人，刘汉清就会把数学书合上，他不想让村里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段时间他出远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去扬州的新华书店买数学参考书。

“他房间里那盏只有3W的灯泡，不管白天晚上一直亮着。房间里除了书什么也没有。”和刘汉清一起长大的村民王怀本说。

翟明第一次受陈国营之托去找刘汉清时，是他回家的第3年，头发已长到肩膀。翟明害怕刘汉清长此以往精神状态会出问题，就常请他去镇上家中小住。他在翟明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

在翟明记忆里，除了不下百本的数学资料，刘汉清这些年最看重的“杂书”只有两本。一本是艾略特的诗歌集，有首诗叫《小吉丁》，刘汉清非常喜欢，他说有人文关怀精神。可他又摇头说，忘了当时最喜欢的诗句。

另一本是尼采的哲学著作。刘汉清觉得那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人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可他同时又说，相比尼采，现在自己更喜欢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比如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听上去实在”。

当记者问尚未解决温饱的他自我定位在哪个需求层次时，他又改口了：“这种理论在实际中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兴化一位领导听说刘汉清的事后，想要帮他介绍既能研究又能“安身立命”的工作。他把刘汉清推荐到效益不错的刃具厂，可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刘汉清去看了，却没接受。他说，没想到是生产线上的岗位，非常嘈杂，会影响研究思路。　　　　　　

论文：被搁置，“被嫌是‘个体户’”

刘汉清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数论研究论文，终于在1989年写成。此前，他连毕业论文也没写过。　

1989年3月，在美国留学的陈国营突然接到刘汉清的来信，信中言辞意气风发：我的研究出成果了，别人的都是瞎扯！　　

刘汉清请陈国营帮忙译成英文，在当时美国的大型局域网公布。作为外行，陈国营对刘汉清的研究并无把握，而网上聚集了不少专家教授，倒是可以当论文“前途”的试金石。可论文仅仅收到三四个人的回复，其中一位是芬兰的工程师，对论证过程提出疑问。　　

翟明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带着刘汉清去北京找专家。由于常年在封闭环境中生活，刘汉清的体质很差，火车一到济南就犯了红眼病，到了北京“双眼几乎肿成两个桃子”。　　

刘汉清被翟明留在宾馆，翟明带着论文去了中国农业大学数学系教授潘承彪家中。翟明记得潘教授对“没有数学专业背景”的数学爱好者很防备，勉强收下论文后，没过几天就退回，并提出“第5页有一处没有论证清楚”。　　

“我难道真的需要按他提示补充吗？那些地方，一眼可见，不必论证。”刘汉清说。　　

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完全灰心，又投了当时颇有分量的两本期刊《数学通讯》和《中国科学》，没过多久也被一一退回。　　

“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大概被嫌是‘个体户’。”刘汉清说，此后他再没给学术期刊投稿。　　

论文被搁置之后，他说“在做带有哲学成分的数学论证，很复杂说不清，而且目前成果还没有写”。

刘汉清说他得了焦虑症，每天能入睡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2006年前后病情较重，他每天吃超量的安定片，一次性干吞。

他推测是“研究得太狠了”。最近10年，他决定什么研究都不做，就在村里闲逛。　　

“有时我有翻开数学资料的冲动，但我告诉自己要克制。”刘汉清对记者说，如再钻研数学，就对健康不利。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邻居告诉记者，他现在下午偶尔会和村里年纪大的人打牌。　

5年前，刘汉清被村里一位同龄人带去镇上网吧。打开电脑那刻，他马上点开新闻，因为“很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后来，他偶尔去镇上上网，内容不外乎是两项：看新闻和看视频足球比赛。　　

因此，这些年刘汉清并不算是完全与现实脱节，“苹果电脑和乔帮主”作为谈资从他口中无误蹦出。

3年多前，他忽然开始洗衣服，他对记者称：“嫌母亲洗得不干净，自己是完美主义者。”

他的生活看上去越来越正常了，但在翟明看来，“这可能是他对研究成果被外界认可越来越绝望的表现”。

“民科”：“此路不通”，出路在哪里

刘汉清说，总有人误会他和很多“民间科学家”一样研究的是哥德巴赫猜想。　　

他解释：“我研究的是素数在自然数中的分布规律，研究了一个公式，运用公式能解决数论中一些未解决的难题。而哥德巴赫猜想，用公式可能被证明。”　　

刘汉清是去年在镇上上网时看到“民科”这个词的。他告诉记者：不想归入其中，“因为这个称呼是贬义的，代表了被专业人士瞧不起”。

自论文成稿，刘汉清几乎没有做过任何重大修改，因为“没机会找到合适的人来指导，而过去那些修改意见也没有太多含金量”。　　

陈国营找到英文手稿的事无疑给了他一支强心剂。刘汉清最近几天告诉翟明：等3个月后恢复元气就重拾论文，预计半年可重现，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可补充完整。　　

“即使哪天我愿意去打工了，我也不会忘记数学，因为数学就是我的心，心挖了，人还能活吗？”这是刘汉清留给记者的“自我告白”。　　

刘汉清这种常人看来的狂热，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眼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存在某种“典型性”。

记者找到当年帮刘汉清看过论文的潘承彪教授，他对刘汉清的手稿毫无印象。　

当年潘承彪接到了无数数学爱好者送来的论证。最初十多年，他会耐着性子看。“这些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或相关命题的人，99%不是数学专业的，多数人对基本的数学方法也不了解，一看就知推论过程不对。那段时间，我一份有价值的研究也没有看过。”　　　　　

1992年，中科院数学所特意邀请了多家媒体，召开向公众解释哥德巴赫猜想的记者招待会。数学所所长杨乐主持，潘承彪也参加了。他记得，王元、杨乐、杨东屏等科学家都告知公众，不要再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在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都难有大的突破。　　

回头看当年，潘承彪觉得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妥。“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民间科研力量，仅指在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数论著名猜想上，民间数学爱好者‘此路不通’。”　

“我期待数学界有人帮刘汉清仔细看论文。这无论如何，是对他人生的一种交代。”翟明说这是他最想替刘汉清呼吁的。　　

曾帮刘汉清找工作的领导今已退休，报道唤醒他的记忆，他给刘汉清送去一台全新的台式电脑并说：“关于数论，你可以再钻下去，也可以放弃。没有人会责怪。”　　

这位老领导告诉记者：“我心里清楚，此类研究成功概率很小，但我帮助他并没有以结果为导向。就像是冠军只有一个，却依旧有那么多人去努力。”

那“民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真正让民间研究者困惑的，实质上包括主流科学界对他们的认同。既然要获得认同，在研究时首先就要接受你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内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江晓原说，“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或参与学术会议，这两条通道在原则上都是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关于与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正常学术交流，翟明建议，高校能否办“开放日”，让研究生等人筛选民间论文，与民间科研爱好者定期交流？这样可降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交流门槛。

“假如时间倒退30年，您还会坚持数论研究这条路一走到底吗？”同行的记者问刘汉清。　

他摇摇头笑了，说提问本身就“有点荒谬、有点傻”——“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假如’。”　　

横槊赋诗

刘汉清1989年的论文写了什么，看来是悬案，也许其他地方还有副本。

agent124

当年在图书馆看到一本自费出版的书，书名就叫《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有数学系的副教授作序，认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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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说过一位类似刘汉清的人士，因为身体差，长期病休在家，研究数学，好像也发了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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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要得到学术界承认，关键还是看成果，你如果一次两次三次都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人家自然就没有耐心了

横槊赋诗

蔡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所谓思想决定命运，11年前他从车夫成功进军博士生行列，如今他是否依靠知识真正改变了自己呢？

一个三轮车夫的成长

蔡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学霸，在小初高的学生时代，除了语文科目，其他科的分数都十分可怜，这就导致他整体分数偏低，高三毕业的他也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高三毕业后，蔡伟明知自己考大学无望，主动放弃了学业，应聘到了一个胶管厂工作，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胶管厂效益急转直下，蔡伟还没等稳定下来就被炒了鱿鱼。

出了厂子蔡伟发现，自己一无背景，二无学历，三无技能，一段时间内蔡伟困苦不已，要知道这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人生的迷茫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为了生活，蔡伟摆起了地摊，但没有固定摊位加上受限于阴雨天气，摆地摊并没让他赚到多少钱。但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妻子。



蔡伟的妻子身体弱，久病在床，最大的难题就是医药费。

蔡伟没办法只能出苦力，每天去蹬三轮，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医药费问题，但起码比摆地摊收入要稳定。

天生我材必有用。

蔡伟不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承载在这台破三轮车上，但他一直苦于只有高中学历，没办法应聘高薪工作，一个改变现状的想法油然而起。



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蔡伟很清楚自己的强项，那就是语文，蔡伟的语文天赋强悍到什么地步呢？

在他中学的时候，如果老师和同学们有任何不认识的生僻字，都会来请教他。

并且蔡伟有一个爱好让他最为获益终生，那就是读书，无论生活多苦，读书这个习惯他从来没放弃过，当地与他最熟络的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古文字学最让蔡伟痴迷，那形形色色的难以理解的生僻字，在蔡伟面前如同他的常用字一样，随便挑出一个蔡伟便能讲得头头是道。



但蔡伟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理解，他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个蹬三轮的还研究古文？”

但蔡伟知道这是他的兴趣，也是他唯一的出路。一晃蔡伟即将步入中年，他必须为未来建立希望。

终迎出头日

蔡伟无疑在文字学上是很有造诣的，这都得益于他常读书的习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因此而来。当时我国古文字学者裘锡圭在著名杂志《文物》上发表《神乌赋》，在所有人都迎奉时，蔡伟却看出了端倪。

《神乌赋》是汉墓出土的古简中的一个短篇，但裘锡圭在整理时将其中“嗟子”写成了“佐子”，这样意思就变了，蔡伟则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随后蔡伟给裘锡圭致信说明，他这么做完全出于对古文字的兴趣。但裘锡圭却很重视蔡伟，在纠正自己的文章中还特意加上了蔡伟的名字，对他赞不绝口。



是金子总会发光，蔡伟在网络上也经常和很多古文字爱好者沟通交流，并有了很多成果，裘锡圭不顾他人劝阻主动约见了蔡伟，语重心长的建议他应该考取研究生学历。

在很多人看来蔡伟就是一个蹬三轮的，没什么真才实学，但裘锡圭慧眼识珠，蔡伟的古文字造诣已经是专家教授水准，如果不迈出那一步甚是可惜，可蔡伟却几次拒绝了裘锡圭的好意。

裘锡圭与北大教授刘钊还曾专门研究如何让蔡伟考学，最后议定聘用蔡伟到学校工作，边工作边考博，蔡伟的努力两位老师都看在眼里，但蔡伟苦于英语不好所以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经过商议后，蔡伟可以免考英语，只考复旦大学古文字博士专业。



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切都拨云见日，蔡伟考取博士就意味着再也不用过蹬三轮的日子，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

学无止境

蔡伟38岁成功上岸，考取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贵州安顺市安顺学院任教，考取博士后的11年里，蔡伟一直都在进步，并且靠自身的知识在学校里很受爱戴。

除此之外蔡伟还积极参加古文字研究会以及各类活动，发挥专长，很多国内顶尖古文字学者都与他结交相识，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在清华大学主办的出土文献研究保护研讨会上蔡伟更是大放异彩。

他所写的《先秦秦汉古书校字九则》让很多文字工作者都甚为吃惊，不相信他是三轮车夫出身。在了解他的事迹后，很多在场专家都难以置信，他们想不到这个干瘦的年轻人有这么大的能量。



现如今蔡伟是一名专业的古文字专家，并且在工作中从不吝啬自己的新发现，一有发现就与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们交流，业内同行对蔡伟的为人也常常竖起大拇指，赞他颇有大师风范。

但最让蔡伟高兴的莫过于他现在已经有了安心研究古文字的条件，比起曾经每天要边蹬三轮边自己看书，独自在生活和学习中徘徊，现在的工作环境简直再幸福不过。

并且蔡伟现在的收入不菲，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发愁，妻子的病也逐渐康复，他成了曾经工友们的偶像，也是他们口中的“人生赢家，”但背后的付出只有蔡伟自己知道。

结语

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很多苦于生活的人其实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蔡伟一样的人，但最难的就是不敢于迈出这一步，就连蔡伟当初也因此而烦恼。



但蔡伟的成功绝不是偶然，说是十年磨一剑也不为过。

他曾感慨感谢曾经看过的每一本书，学习改变命运并不是茶余饭后侃侃而谈，蔡伟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确有其事。

agent124

国外的科研环境应该比较好，但是出国是个巨大的改变，所谓的culture shock，很多人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搞不好要出大问题

小可拉好

agent124 发表于 2023-9-21 20:09
这个不用争论，除了屠呦呦，其他获诺奖(科学方面的，文学，和平奖不算)的华裔有哪个是国产的，而屠呦呦在 ...

只针对那个仙童，在中国都这样，到国外就能变成另一个人

外国那么神？

agent124

小可拉好 发表于 2023-9-22 07:11
只针对那个仙童，在中国都这样，到国外就能变成另一个人

外国那么神？

同样一个人，单就学术，科研能力来看，国外的科研环境好，人际关系相对单纯些，所以出成果的可能性大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语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这就不好说了。

linfangsh

无法假设。
但是，看目前情况，似乎泯然众人了。
是否当时有更好选择，只有问其本人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当然是考虑西方深造，可惜了。

eisbergeisberg

北大有個數學很厲害 忘了名字 很年輕 他的午餐就是饅頭 ~~ 印象很深刻

agent124

eisbergeisberg 发表于 2023-9-22 09:20
北大有個數學很厲害 忘了名字 很年輕 他的午餐就是饅頭 ~~ 印象很深刻

想起一个真正的大牛人，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他在美国的时候，据说只吃两样东西，酸奶和面包

fiwuhef82

国内外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幼时聪明，成长中本有坦途可走，却因看到了别样风光而一头扎进去再难出来。尤其在物理和数学两个领域，又岂知基础研究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eisbergeisberg

agent124 发表于 2023-9-22 09:27
想起一个真正的大牛人，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他在美国的时候，据说只吃两样东西，酸奶和面包

北大數學天才，拎饅頭接受採訪，看完他的簡歷，我自愧弗如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ducation/oqly3ym.html

近日，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韋東奕火了。在接受採訪時，韋教授拎著饅頭，手提一瓶礦泉水。這質樸平易的形象，瞬間走紅網絡。

有人叫他「韋神」，他的數學天賦和才華，在很小的時候已經嶄露頭角了。

韋東奕從小就對數學有獨特的愛好，曾多次攬獲國際大獎。2008年7月21日（當地時間）在西班牙馬德里結束的第49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這名16歲的山東師大附中高一男生以滿分獲得金牌，被老師評價為「天分和行為都頗似陳景潤」的數學才子。

韋東奕上北大後，2014年獲得了北大學士學位，2018年獲得了北大博士學位，2017到2019年，在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做博士後，2019年12月之後留校擔任助理教授

韋東奕，這位數學天才的成功，與他的數學天賦不無關係，但是更與他持之以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我的一位同學，也是我的同事，師範畢業後和我一同分配在一所學校任教。

我這位同學強聞博記，智力超強，腦子靈，腦瓜活。他幾乎是看什麼會什麼，會什麼精什麼。他原本學的是俄語，跟著初一的英語老師聽了一段時間英語課，之後自學考試英語專科、本科文憑都拿到手了。他跟著音樂老師學彈琴，一段時間後，他的琴技讓音樂老師佩服不已。他跟著體育老師學打球，一段時間後，他成了出類拔萃的籃球邉訂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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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身上有一股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鑽勁。我們幾個小青年每天除了上班之外，就是游遊逛逛，吃吃喝喝，玩痛快，睡大覺。他呢，夜深人靜之時，挑燈夜讀，天快亮的時候才上床眯上一會兒。

幾年之後，我這位同學考上了研究生，接著讀博，博士後。

去年見了他，已經是上海某大學的教授了。

韋東奕，還有我這位同學，他們的天賦我們望塵莫及；他們持之以恆的精神我自愧弗如。

俗話說，勤能補拙。可能我們在天賦方面不如別人，但是如果我們也能像這些天才精英一樣，咬緊牙關，鍥而不捨，或許我們會走得更高一點，飛得更遠一點。

人生若努力，成功在眼前。

不知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歡迎討論，歡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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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124

eisbergeisberg 发表于 2023-9-22 12:09
北大數學天才，拎饅頭接受採訪，看完他的簡歷，我自愧弗如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ducation/oq ...

对，就是这个人。前段时间看到过报道

三叶草

看面相，觉得明显不如小时候的好。确实没法子打工。具体不适合公开点评。

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