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明确肯定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一文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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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9 马列之声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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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应当明确肯定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孙浩

[ 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问题。经济领域的“出身论”一开始就是错的，早该寿终正寝了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告别了计划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使国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大好局面。党的文件也明确肯定民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裆的文件明确规定……”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民企就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发展民企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随着民企数量、规模、产值、就业人口的逐步提高，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成了长期被质疑的问题。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认可这种认识，但在理论上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回应。这就使得坚持这种认识的人甚至主张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今后某个时刻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似乎猪养肥了就当宰。而这也成为了富人跑路的重要原因。现在应当是时候从理论上清楚地对此做出回答了。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社会属性必然体现在企业行为之中

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这个概念虽然张口就来，但如要做一个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学定义，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只能沿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完成这个定义。

首先，资本属于私人所有（包括家族或极少的几个个人）。

其次，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即剩余价值。

因此，工人们从事雇佣劳动，资本家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其要害就是剥削他人劳动。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那么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让这样的企业长期存在。因为资本家盘剥工人必定会激起工人的反抗，工人从破坏机器、消极怠工到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各种待遇等，劳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甚至发展到罢工、上街游行，并引起城市断水、断电，公交、铁路停运，商店、医院关门等严重干扰社会生活秩序的现象。矛盾再尖锐就会爆发革命。这是社会所不能承受的，而且这使本来想赚大钱的资本家不但赚不到钱，反而会因工厂停工而倒赔。现实使资本家成为了懂得妥协的经济动物，其社会也必然会拿出各种办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限制或引导。

    【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上述现象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及其他欧美国家确确实实地发生过。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青年恩格斯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不朽著作，详细揭示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更多的社会人士也早就看到了这些现象，这甚至成为了更早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的土壤。而资产阶级国家的言论自由使得对当时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批评没多大障碍就可以发表出来。很多社会主义流派的报纸、杂志、书籍纷纷出版，而工人阶级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甚至举办学校、各种培训班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都致使整个社会的道义、同情在工人这边。

    孙浩先生，请问谁告诉你“社会主义是基于道义和同情”了？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
    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群众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
    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对劳动产品享有权利成为社会共识。这打碎了资本家企图独占剩余价值的美梦。所以资本主义企业从一诞生起，批评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而起。

    满嘴“马克思”的某只蠢驴，并不知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孙浩吹嘘的那样，是从道义批评或“公平的理想”出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是：【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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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马克思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止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种种盘剥。英国政府先后建立了工厂视察员制度、卫生官检查制度，颁布了矿山视察法，建立了童工调查委员会，专职人员轮番对工厂的有关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公开发布视察报告。其中有涉及劳工工资的、劳动时间的、劳工食品的、车间卫生状况的、雇用妇女童工的、工伤事故的、工人居住条件的、职工教育的、业余生活的、健康状况的方方面面。

    资产阶级国家尚建立了这样或那样的制度，那么孙浩打算为之辩护的某亚洲普鲁士国家又如何呢？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虽然政府的投入并不充足，但仍对工厂主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要从各个方面改善劳工的境遇和待遇。在这个基础上，英国政府又推出了工厂法，对工人的工资标准、工作日长度、劳动保护、教育等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规定，并不断严格执行，违者受罚。从而使劳资矛盾大为缓解，也使得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须服从其他人群以及社会的利益。这些变化甚至使得马克思认为英国最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说对了前一句不等于也说对了后一句，描述了现象，不等于完成了对它的分析。事实上，此类改良远没有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成为“过去”，不过是使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
    ……与这样发展的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是却使得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气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困苦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言】

这简单的回顾说明企业的社会属性必然体现在企业行为之中，而企业的行为由于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必须以能得到社会的包容为前提，不是可以由自己任性的。所以，是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道德因素，以及作为这一切体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还有劳动者自身的态度和选择，规制了企业行为，决定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处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中，企业行为不会由于所有制不同而展现根本不同的社会属性。

   【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拋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经济领域的“出身论”一开始就是错的

把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民企视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这种认识把当今中国看得比200年前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中国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社会制度包括法律保护劳动者不会陷入受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等。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具体的保证的。

   孙浩这里所言的保证，大概就是“法令”的保证吧：【海因岑先生当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只能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远也不敢独立自主地实行其他类型的改造。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与卡尔.海因岑》】

首先，资本主义私人企业是在社会两极分化，极少数人垄断了社会财富，而广大劳动者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不可能存在于改革开放的中国。

    或许，孙浩的这类保证还应该加上各色“范畴”、“概念”、“体系”——御用文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不厌其烦地批量生产的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松弛。”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虽然仍有贫富不均，但当今社会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说没有，也确实已经不多了。

   辩护士孙浩对“无产者”的实际含义完全是一窍不通的。【“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11月）】

党号召全民创业就说明少数寡头垄断社会资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中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赚到钱后去开店办厂或做生意。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当老板的机会。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 22页上声称：
    “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学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是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 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 14页）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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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在企业职工的主体其实是农民工，他们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除了出卖劳动力外别无生路。他们在农村拥有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全套生产资料，进厂务工只是出于比较利益，自己有选择的自由。城市职工也是一样。

    农民工决不能理解为“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综合，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普遍与生产资料分离，处于转向现代城市工人的入口处了：【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选择的自由”？
    【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私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却属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资产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第三，由于劳动法和其他法规的作用，民企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保护，随着法制的健全，企业主的违法成本将越来越高。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著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糢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当时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在曼彻斯特组织了一个行业团体，名叫“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1855年3月，这个协会按每马力交会费2先令的办法，筹集了一笔超过5万镑的基金，以便在工厂视察员提出控告时为协会会员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协会出面进行的诉讼支付费用。目的是要证明，如果为利润而杀人，那末，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格拉斯哥一家公司利用自己工厂的废铁，为它的全部机器装上安全设备，总共花9镑1先令。这个公司使用110马力，如果它加入上述协会，就要交纳会费11镑，比全部安全设备的费用还多。但是，这个全国协会1854年显然是为反对那条规定必须安装这类安全设备的法律而成立的。在1844—1854年这整个时期，工厂主对这条法律丝毫未予注意。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工厂视察员现在通知工厂主说，这条法律今后必须切实执行。工厂主立即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的许多非常著名的会员本身就是治安法官，并以这种身分来执行法律。1855年4月新任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表示政府愿意满足于一些几乎只是徒有其名的安全设备，而全国协会甚至连这一点也愤怒地加以拒绝了。在几次不同的诉讼中，著名工程师威廉·费尔贝恩，用他的名誉作赌注，以专家身分来替资本的节约和资本的受到侵犯的自由进行辩护。工厂视察长莱昂纳德·霍纳，受到了工厂主各式各样的迫害和诽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由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变化，民企老板已不可能任意剥削工人了。民企职工的收入及经济地位总体上与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没有本质的区别。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再加上市场竞争的作用，还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企老板懂得职工和自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而尊重并善待工人。很多民企老板会把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事业成功的标志。像华为、慧聪这样的企业，还推行员工持股。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如果企业违背了劳动法，工商局、社保局、税务局等都会进行严密监控，违规的企业寸步难行。这就保障了民企职工能充分享有利益保障。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只是作为工人同代表价值本身的资本家相对立，因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自行增殖的物化劳动与创造价值的活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对立，是这种关系的实质和真正的内容。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马克思《资本论》】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马克思《资本论》】

坚持民企就是资本主义私企，其实就是断定私人办企业肯定剥削。这种认识有两条自认为很充足但却站不住脚的依据。

第一，私人办企业肯定剥削了工人，这个问题企图靠数量经济学的严密计算是无法得出结论的。有没有剥削，只需看工资合理不合理，工资合理不合理只需看是不是符合劳动法。我国存在的不同所有制执行同样一个劳动法，不能说国企职工是主人，而民企职工就成了受剥削的了。

    剥削存不存在，原来只是看工资合不合理！【“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马克思《批评化的道德与道德化的批评》】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目标仅仅在于实现某种“公平的报酬”，或满意的工资水平：
    【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资本论》】
    孙浩将所谓“得到认可的工资”当做遮羞布，是为了把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掩盖起来：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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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有效的观察点。只要看工人自己对工资认可不认可就可以。因为当今的劳动者并不是不进工厂就没有活路，而是权衡之下才进的厂。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以及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我们国家，比如旅游已经被认为是人人都可享有的权利，那么工资的支付就应当使得职工有钱可以利用假期去旅游。再如工人的工资应当足以支付儿女上学。民企职工如果对工资不满意，是可以用脚投票的。因此我们认为民企职工工资总体处在正常水平上。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工资水平必定越来越高。靠压低工资赚钱的企业，只能面临职工用脚投票而被市场淘汰。

    马克思承认历史和道德等等因素的影响，但从来不认为工资由这些“影响因素”所决定，工资仅仅由实现劳动力简单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决定，与孙浩那令人捉摸不到头脑的“旅游的权利”或是“为资本创造的实际财富的数量”无关。【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
    “用脚投票”？孙浩在这里大概说的是工人有饿死的那种“投票自由”吧（参见上文对工人有选择自由论调的批判）

第二，另一个依据是认为企业的利润都被企业主占有了，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

    孙浩在这里所谴责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属于马克思的。【个体经济中的费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一切费用都归结为这种劳动），也应该是指真正广义的、包括“一切人类有目的的、为获得收入所必需的活动”的“劳动”，因而尤其应该是指“领导者的精神劳动和资本借以形成和应用的活动”，“因此”酬谢这种活动的“资本的利润”是“费用的构成因素”。“这个观点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费用理论，同对资本的批评是相矛盾的。”（第111页）
    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第114页，注释3）。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真正的生产者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并不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首先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只要企业按劳动法的规定支付了工人大体符合市场水平的工资、奖金、加班费、补贴，交够了税，那企业主的收入就是合法收入而无关剥削，无可厚非。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利润虽归企业主了，但真正拿去消费的只占不大的部分，利润的主要部分其实还留在企业，用于创新、设备更新、产品升级换代以及扩大规模、应付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这样做的企业会垮掉。按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不是利润而是企业主为未来支付的成本。而且工人也会从企业主支付的这未来成本中得益。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
    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利润留成在公有制企业里我们叫积累，而到了民企我们就说是剥削？买了股票享受分红是正当收入，而办厂获得利润就是剥削？这样的理论无法自洽。

    蠢驴又在监守自盗了。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今日中国的国企也算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有制从来不简单地等于公有制，更不直接地等于无剥削的社会主义：
    【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从其经济行为体现的，而企业的经济行为又受到社会的规制。所以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问题。经济领域的“出身论”一开始就是错的，早该寿终正寝了。所以在讨论民企是不是资本主义私企之前，应该明确的是时代已经变了，条件也变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制下，民企成为资本主义私企的道路总体上已经被堵死。这样来认识并这样来做，才是制度自信。非公即资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思维，这种思维大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长期陷于贫困。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惜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生产力之占有和发展成果的享用，并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决不能用发展主义的生产力教崇拜，顶替阶级对抗的社会现实。【资本积累导致生产更新的规模扩大起来，导致作为劳动的无机体供劳动使用的［劳动］条件，物质财富，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不断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供经营的财富不仅是魁奈所说的那种财富，即作为农业的经营手段等等的财富。它们同时是用来剥削活劳动的经营财富，是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不断增大的规模，是过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不断增大的权力。劳动的物质条件的增长不是表现为劳动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反而表现为这些物质条件的不断增长的支配劳动和反对劳动的权力，这种情况当然是同生产过程本身相异化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从其经济行为体现的，而企业的经济行为又受到社会的规制。所以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表现出来，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个别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的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然而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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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是为了加快生产力发展才允许民营企业发展的，但这种允许并不意味着支付亿万劳动者重新受压迫被剥削的代价。那些主张在今后适当时候对民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恰恰没有认识到，民企在诞生之前就已经被改造了，而在诞生之后也依然被规制着，否则中央何以论断民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我们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这一判断，保护社会成员依法创业的积极性，促使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孙浩扯虎皮做大旗，天真地以为，某个人自我标榜是怎么样，他本人也就是怎样。【所有这三派在遭受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在凡是他们认为还有可能用立宪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目的的地方，如在维尔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保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来实际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很明显，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反之亦然。

当然，民企不是天使。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假冒伪劣、贿赂、寻租，民企也参与其中。但这反映的是丛林规则，要靠加强以社会的公共精神为前提的信用与法治来加以解决。把污泥浊水都归于资本主义，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这反映的是丛林规则，要靠加强以社会的公共精神为前提的信用与法治来加以解决”——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本文写作得到了 巡夜人 同志的友情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