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人生态度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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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大文豪之一。他，多才多艺，快意人生。他的词，名篇众多，脍炙人口，恣意挥洒，自开豪放一派。他的书画，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就连饮食人生，也是亲民爱民，丰富多彩。他就是這样一个超脱的文人、豪放的词家、浪漫的诗人、潇洒的人间过客，一个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生大师。他一生坎坷，一直处于新旧党争之中，深受两党的排挤，饱受宦海沉浮，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既经顺境，复历逆境，荣辱、祸福、穷达、得失兼于一身。这种坎坷的人生际遇，使得他在诗歌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我，未曾有所改变，他是“中国古代最高贵，最亲切，最有魅力的文人”（余秋雨《文明的碎片·苏东坡突围》），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于指导中学生的政治、学术、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政治态度，以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济时为己任，坚持操守，勤政爱民
　　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儋州，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矛盾。例如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苏轼的政治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迥然有别，在改革内容上，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而非法治之罪也”，他强调改革吏治，克服“任人之失”（《策略》第三）；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他反对骤变，主张渐变，反对鲁莽轻率，主张稳健改革，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拟进士对御试策》）。这一系列对国家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即使在今天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艺术态度，以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为基石，挥洒自如、不断创新
　　（一）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
　　苏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时代风貌，真实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历程，同时也发展了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集中代表了宋诗的特点。从内容上看，苏诗大致可分为反映现实的政治诗、表现自我的抒怀诗、歌咏自然的景物诗、因物寓理的理趣诗、咏物题画诗等五类，主要特色一是以文为诗，如《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二是构思新颖，想象奇幻，比喻新巧，如《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三是语言清新流畅，圆熟自然。四是兼备各种体式，尤以七言诸体为妙。艺术风格以清雄豪放为主调而兼具多种特色，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其风格也有不同表现。
　　（二）苏轼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创作代表着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宋诗、宋文、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书法、绘画也有极高的造诣。他是在宋型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与全才，在他身上，也典型地体现着宋型文化的精神。无怪乎刘辰翁会感叹：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他这种敢于在文化上创新的思维与当前坚持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理念是一脉相通的，对引导青年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创新思维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是在观念上，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把词与诗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具有同等功用的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与艺术价值。一扫旧习，以清新的字句，豪迈的笔力和纵横的气象来写词，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
　　二是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了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凡是诗能表现的内容，他几乎都用词表达了出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境界。以前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苏轼革新词体，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不仅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说理议政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
　　三是在风格上，于柔媚婉约之外，另创恢宏雄迈的豪放词风，这在两宋词史上是一次重大转变，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迈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使宋词的艺术风格趋于多样化。
    三、生活态度，以佛老的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为坐标，旷达乐观，宠辱不惊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
　　纵观苏轼的生平以及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的一生多次受到排斥打击，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时时处于人生的逆境，面对这如梦的人生，他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与佛、禅、道、玄诸家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很好的结合，构成了苏东坡洒脱无拘，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人生哲学，无论遭遇了怎样的逆境，内心都能保持着那份“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的平静与安详。
　　他被贬当时被称作“瘴疠之地”的惠州，作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在过大庾岭时写下“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不仅毫无悲戚之感， 反而把自己的垂老投荒看成是“穷猿既投林， 疲马初解鞍”， 表現出一种身心解脱的巨大欣喜。
　　他在谪居黄州时缘于对生活的热爱，自创了东坡肉的做法：“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灶烟焰不起，待他熟時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用自己的乐观、豁达从容应对人生的低谷，笑对人生，无惧无怨。
　　他被贬儋州，地荒人稀，生活极其贫困。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感到绝望。一方面，取而代之的是坚守那颗平常心，随缘自适，享受着人生清贫的快乐，坚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他彻底放弃了尘世间功名利禄的牵绊。对是非荣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做到坐忘得失，泰然处之。发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感慨。没有一丝的哀怨之情，真真切切的把海南当作是自己的家乡，达到了“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境界，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
　　四、苏轼人生态度的指导意义
　　苏轼的独特人格魅力，在于他在社会与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采。由于他所具有的天才的艺术表现力、极其诙谐幽默的个性、极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社会世事的深刻体验与洞察，使得这种参与、表现、影响与存在，展现出强烈的个性、开阔的视野、旷达的境界、艺术的美感。
　　苏轼以他一生的经历和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
　　一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
　　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康震评说苏东坡》），他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影响着后世文人，也必将继续影响今后更多学子。其坎坷经历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生命意识、人生哲学和文化性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无数的文人所倾慕。不仅歆羡他的文学成就，更向往他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深邃的风范、超然旷达的性格内涵，特别是人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受到挫折时，往往从苏轼的作品中去寻找精神的慰籍，从苏轼式的洒脱中去寻找心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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