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学、许苏民、戴震

暴风影音

上周六周日听郭齐勇讲座，问了他许苏民为什么反对理学能反到称赞李光地的地步，郭齐勇说可能是他比较喜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也曾想到过，但是称赞李光地毕竟已经超过了学理的范畴，觉得还是不能完全解释，才问郭齐勇，却也没有得到更多的答案，可能是当时已经结束离开时没有太多时间了郭齐勇也是随口一答。

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这两天又看了一下纯属学理范畴中的一些许苏民的观点，又有了更多的想法，想说一说。

先说关于戴震和理学的问题。

许苏民写过《戴震与中国文化》，包括还有南大中国思想史评传丛书《戴震评传》一书都作为反对激烈反对理学的理论依据。这里我觉得有两点要分析一下：

一、戴震矛头所指是什么？戴震早年学习理学，后期激烈批判理学著称。可是脑子稍微转一个弯，激烈批判理学矛头所指真的就是理学吗？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些人批判“斯大林体制”，揭露“庆亲王”，有谁会以为所指的就是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话不能直说，只能用这种方法指桑骂槐影射现实而已，可是这种手法往往容易既扭曲了历史，又无助改变现实。连现在都是这样，何况是满清文字狱最盛的乾隆时期。许苏民《李光地传论》指责全祖望以私生活为由指责李光地，可是真正厌恶李光地的理由全祖望也不敢讲，否则今天就看不到全祖望的书了，同样戴震的所谓“后儒以理杀人”的笔法，只是类似李斯“臣闻吏议逐客”以避免和秦始皇本人正面冲突。

二、反对“以理杀人”，反对“以意见为理”和反对理学能划上等号吗？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有一段话：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的这一段分析极其深刻，甚至可能有些“夫子自道”的色彩，其实鲁迅的所谓“礼教吃人”本来也只是取自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里以疯子疯话口吻写出，无论是体裁还是笔法都只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讥讽，后来却被一些人作了卑劣之极的利用，视作定论污蔑历史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近些年又牵累了鲁迅的名誉。戴震身处的环境就像是鲁迅那个比喻里生活的军阀势力下的人，吕留良的前车之鉴，也只有鲁迅分析的这一条应对的路了。

    刚下载许苏民一篇论文《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从社会史角度讲了对理学的一点看法，倒是让我明白了他的“理论误区”是什么，不过这个问题大，后面作总体理论评价时再说，其中有一段话“余英时，也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以朱熹主张“格君心之非”等言论来证明他的老师钱穆的观点。在这里，统治思想居然成了政治制度的对立面。在这里，仿佛那些绝顶精明的皇帝如朱元璋、朱棣、爱新觉罗·玄烨之流在选择什么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方面全都成了白痴，他们要确立一个体现着“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思想来与自己对着干了。”

    这段话里，许苏民似乎提出一种观点，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是完全融合，不能分离和对立的，这个我觉得有些离奇。莫非连他也被毛邓三科这样政治首脑和意识形态首脑合一忽悠了当成了这是历史的常态了吗？朱元璋虽然极强势，可是毕竟也还只是“万万岁”，还没有到“句句真理”的地步，统治者作为一国元首，所维护的利益目标当然绝不会只是个人权力，如果没有“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社会和制度环境，那后来靖难时也不会有方孝孺、铁铉、景清那样的人物了。至于说到的康熙，有名言“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就像鲁迅上面比喻的军阀已经意识形态在握，“万万岁加句句真理”政教合一了，才即使觉醒也只能装糊涂。以前关注许苏民对理学的观点时还下载过几篇文章，指“笃信理学”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残忍好杀，我倒是在图书馆借过一本真尊崇理学的丘浚《丘浚评传》，里面记载了丘浚年青时写的一篇《许文正公论》，是对许衡的谴责的，许衡还只是和戴震一样纯粹的学者，如果按丘浚评价许衡的标准，曾国藩、李鸿章能算得上是“笃信理学”吗？

    这次关注这个话题，查了几篇论文，安徽学者至少有两篇论文指出戴震学说和朱熹内在一致，戴震没并没有超越朱熹的理论创新了，现在就复制其中一篇武道房的《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的摘要观点：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并非根本对立。

    这段话分析戴震指责朱熹“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也可以验证戴震只是指桑骂槐，矛头另有所指。
     

    先吃早饭，回来再说说许苏民的理论误区。
   

xinghuit

与其翻二手资料，不如翻翻《孟子字义疏证》，看看戴震本人究竟是怎么说的，很好奇楼主认为戴震的指桑骂槐，具体所指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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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huit 发表于 2017-3-16 10:29
与其翻二手资料，不如翻翻《孟子字义疏证》，看看戴震本人究竟是怎么说的，很好奇楼主认为戴震的指桑骂槐， ...

“斯大林体制”、“庆亲王”指的什么，说的够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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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说许苏民的“理论误区”。

     原来就有猜想，又得到郭齐勇验证许苏民持“明清启蒙说”，这个大概就是许苏民最大的“理论误区”把晚明开始算成启蒙时期，当然从那时开始的，包括后来的戴震、甚至李光地在内统统被纳入了“启蒙思想”范围，作为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资源”了。新下载了许苏民几篇论文，这个问题可以详细分析一下。

     许苏民和他的老师萧萐父合著的《王夫之评选》的第一章里分析社会经济背景，居然说晚明是自然经济瓦解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比起邓晓芒之类也高明不了多少。邓晓芒等认为到清末都是“自然经济”，许苏民把这个时间点上推到了晚明，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同样荒谬。他的“理论误区”很大程度上和邓晓芒一样，都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但是都因为对经济基础认识不准确，所以对上层建筑的分析也谬以千里。

     邓晓芒认为清末之前是“自然经济”，许苏民认为晚明之前是“自然经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是“中世纪”或者干脆“封建社会”，那文化也就都被视作“中世纪”和“封建社会”的产物，虽然他们俩人都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实际就是这个理论推论，于是，一个想推翻清末以前的所有文化，一个把晚明活跃以前的宋明理学当成“启蒙时期”之前的，与“启蒙”对立的当成中世纪的思想产物。

     早就已经说过，中国真正自然经济瓦解转向市场经济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经历了国内市场统一，并延伸到陆路国际市场（秦汉），统一货币废除加战乱一度回到自然经济（魏晋）、隋唐逐渐恢复元气，到晚唐宋代受航海来华阿拉伯外商影响兴起海外贸易遍及半个地球航线，到中晚明加上欧洲大航海形成全球世界市场的过程，除了汉末到魏晋的回流，市场经济方面，市场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

    查到网上一个报道《许苏民：萧萐父为何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家的伦理异化？》，许苏民提到至今还是信奉萧萐父的方法和观点，我也查了萧萐父的《吹沙集》，确实有一篇《传统 儒家 伦理异化》，就指“道统”说是后来“牵强附会”编造的，许苏民还有一篇论文《为什么说道统二字是腐儒习气语   论中国早期启蒙学者道统论批判的学理依据》就引用很多清人观点坚持此说，算得上是学理上的“民粹主义”了，萧萐父和许苏民文中指道统是“编造”的依据都是考证史籍里的师生直接传承（比如萧萐父说汉儒传经多出于荀门，韩愈尊孟贬荀于史无据，许苏民说颜回死孔子学说已经失传），可是思想文化的传播绝不是只有师传这一条途径，有大量典籍传世，也绝没有师传理论肯定比阅读准确的事，宋代以后思想家我有大量阅读佛道典籍互相比较的经历，朱熹就把“攻乎异端”理解是研究，思维肯定比以前开阔。佛家有“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数”的说法，才有“法印”作为判断标准，汉代以后“儒”已经成了学者、知识分子的泛称，宋代以后更是派别林立，怎么能没有一些学理上的判断标准？以孟子的性论作为核心精神疏理前后道统传承就像是人民币里的防伪标识，只不过是通过研究把防伪标识一一指出来，其他的图案只是不够防伪标识而已。

    许苏民指责“格君心之非”的理论理论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里的观点，指王安石“除了限制士大夫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外，就是要富国强兵，解决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边患问题，王安石是真正以民众的疾苦、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为念的。与此相反，二程的所谓“格君心之非”是要君主恪守孟子所谓“为政不难，不获罪于巨室”的古训，不要信任王安石这样的“奸诈小人”来变乱国家成法”，胡扯什么“新法所代表的阶级性是异常明白的。在阶级矛盾的夹缝中，王安石必然要走向悲剧”，还自得地说“人们总是指责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但经济往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吗”，实际上却连“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明白。

    侯外庐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者，1949年后，对郭沫若发明的，毛泽东搬进自己文章强制确定的胡扯土地私有制下雇佣租赁经济关系是“封建社会”的鬼话，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之类“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者无人敢突破，当年只是提出了极有限的异议的束世澄、柯昌基、华山、尚钺等人都被整惨，拿这种扯淡的“经济分析”作论据怎么还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呢？宋代是市场向扩张海外贸易的时代，国内的手工业、农业也增长巨大（前几天看邓小南的课程视频，验证了一些论文的说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之前的经济争论，和汉代桑弘羊与儒者的争论一样，实际上就是现在也很热闹的经济上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两种经济主张的分歧而已，凯恩斯和哈耶克当年的辩论也是说这样话题，这是市场经济下的长期争论话题。

    许苏民文中还有一节小标题：２．程朱理学：“专制主义的理论的中国版”或“权威原理的代数学”，还是引用侯外庐的观点，理论依据是引用马克思的话“与权威原理相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应的是十八世纪”，因为程朱理学是１１～１２世纪的理论，因此就被归入了“权威原理的代数学”。从这种推论过程就可以看出侯外庐之类“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维水平几斤几两。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是以欧洲历史为例，欧洲十一世纪是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哲学理论是“与权威原理相应”的“神权的奴仆”，不等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十一世纪也都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理论也全都是这个性质。

    先说说一段公案，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评选问题，英国BBC评选马克思“千年第一思想家”，看过那份评选名单，入选有四个是英国人，十个全都是欧洲人，也看过复旦吴晓明课程的解说，投票范围是在欧洲。吴晓明还提出了几个专家组的评选，很多大哲学家高度评价马克思理论的观点，引用的有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专家组评委一个是德国人，两个是法国人，也都是欧洲人。那这样的评选结果，只是前面也应该加上“欧洲”两个字呢？是不是应该称马克思为“欧洲千年第一思想家”更加准确呢？把“欧洲”两个字去掉，直接叫“千年第一思想家”这样的称号，这样的评选，说好听点是欧洲人自吹自擂，说不好听一些就是欧洲人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而且仅仅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侯外庐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文明史不是按时间，哪个世纪划分的，而是按社会阶段划分的。宋代中国和阿拉伯都是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海外国际贸易的地步，就是和欧洲十八世纪以后社会阶段处于相同阶段，文明史比较当然应该按相应的社会阶段横向比较，怎么能把全世界发展极不平衡所有地方全都按同一个时间段，以处在哪一个世纪一刀横切判断思想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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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说几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前几天刚刚看完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其中有关文艺思想那章提到悲悯精神，指马克思在写《资本论》里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那章时那句著名的“毛孔血淋淋”的控诉时，超过了一切人道主义作家，不过可能马克思当时就是情绪过激，没有注意表述的严谨，那句“资本来到世间”是不准确的，这只是资本来到近代西欧而已，即使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也到过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世界其他地方，古埃及、阿拉伯、中国、印度出现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运作也都远比欧洲近代早得多，在欧洲大航海之前，阿拉伯和中国、印度横贯从欧洲到非洲、印度洋、东亚的海上国际贸易已经好几百年了。可能就是这句不严谨的表述让很多人，特别是不少只会背结论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者真以为在欧洲近代之前，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存在资本运作了。

    又或许马克思本人也确实有一些对于近代欧洲以外其他上其他地方的国际经济思想技术等文明交流的忽视，前阵子看武汉大学何萍的马哲史视频，看她介绍的类似观点不少，比如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之前哲学都是处在一个一个民族范围里的，马克思主义以后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这就是一种扯淡的说法，两千年前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了。即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都是“哲学世界化”的产物。列宁曾考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的史料和论著已经知道，欧洲近代启蒙时期的文明来源主要就是三个，东罗马灭亡后部分流亡到意大利的学者的身传、百年翻译运动翻译阿拉伯文献（阿拉伯文献保存的除了本土的东西，还有部分古希腊、罗马典籍，也有在几百年海上贸易过程中吸收的中国和印度的东西）、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文献。没有这个“哲学世界化”的交流传播，就根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几天刚搜到一篇新书评《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这和标题大概和萧萐父、许苏民的思路一样。这个标题显然是模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是这种观点犯了双重错误，第一，“德国古典”确实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可是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商朝，最晚到东周，早就已经结束了。戴震批判的程朱理学的社会形态宋明时期并不是中国“古典”时期，是前资本主义到海外国际市场、世界市场的获得了通向工业社会条件的时代。第二，即使恩格斯这个标题表达的观点其实也不准确，德国古典社会是中世纪封建社会这个没错，可是“德国古典哲学”并非是德国古典社会内生的产物，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别的先进地区传到欧洲的先进思想，社会意义是不会随“德国古典社会”的瓦解而终结的。

    许苏民文中最后指责钱穆、徐复观等的思想史观点，建议“也读一读侯外庐、钱锺书、萧萐父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他大概也没有感受到那些“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的荒谬（我算是看清楚了，把毛泽东郭沫若胡乔木等人的胡扯统统栽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勾当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自己还身陷其中，至于离发觉马克思主义本身一些不准确的观点只怕就更远了。

    看许苏民文章和论著中引用的前人观点和资料，最摩登的也就是梁方仲、顾准、韦伯这些人（《王夫之评传》），那把晚明当成自然经济瓦解到市场经济的极保守，也不准确的观点也就不希奇了，如果是六十年前尚钺提出类似观点还算是难得的突破，在今天就只能算是笑谈了。他引用侯外庐对王安石的分析后认为“经济往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从大量近几十年的经济史论著成果认清一下古代经济史真相呢？漆侠、姜锡东、秦晖、葛金芳、黄纯艳、梁庚尧、全汉升、万明等人的论文著作到处都是。

    这次看许苏民这篇文章又看到他引用的一种奇谈观点，顺便也说说想法：

    “侯外庐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国家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正是这种国家对于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导致了专制主义，构成了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观点在史学界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那种严格的法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其土地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皇帝追回或追赐以至夺爵、抄没’”。

    他说到侯外庐的土地国有制观点“仍有很大争议”，看来也知道这是很不靠谱了。连发明“封建社会”说的郭沫若都认为土地是私有制，众所周知商鞅变法以后土地就可以买卖的，秦晖农业学课程里就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也是西周《诗经》里的话）如果非要说法权，那也是与国际法上的领土概念，与经济法里的产权无关。

    至于下面关于私有制的那种说法，在《王夫之评传》里也看有过，说是来自韦伯。其实东西也只有是私有制，分你的我的他的才会有商品交换资本运作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当然就肯定是私有制。是不是私有制应该是从实际运作判断，而不是从有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口号判断。一个小学初中生每天作业要一个字写上二十遍，写错罚抄一百遍这样加深印象，早就已经毕业几十年的人就不必这样的训练了，不会有人因为没有进行这种训练就不认识这些字了吧？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瓦解、市场经济开始很晚，要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就像是中学初中学生反复做作业加深记忆而已，中国私有制形态按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里的史料，对二里头考古的成果说明在夏朝就已经很发达了，自然经济瓦解转向市场经济春秋战国时就完成，以后两千多年何必还整天像祥林嫂那样的念“私有”经？

    至于说一定条件下（比如犯罪）可以没收财产也当成不是私有产权的理由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类似的罚金、没收财产法律规定现在也是存在，不等于就不承认私有产权。现在世界上的法律还是抓人杀人的自由刑、死刑呢，莫非能以此为由说现在的法律不保障人身自由和生命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