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城”的路径选择：市场与制度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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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亚太博宇

   近日，内地著名西夏学专家、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李范文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和港澳及内地有关专家、教授联名向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报告，希望国家能在中国西部的宁夏银川市设立博弈馆（即赌城），借此推动西部的发展，缩小东西差距。在赌博横行的今天，如何有效遏制赌博犯罪、资金外流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但是，这一切都来源于改革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如果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以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处理和贯彻社会事务，解决很多类似赌博这样的问题就会简单许多……



市场失灵：饮鸩止渴的合法化后患无穷

如今对赌博泛滥危害性的认识早已超越社会道德层面，而进入它对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的思考和讨论。专家们担心，资本外逃的增大，不仅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及向部分国有资产征税的能力，使得国家在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的同时，还得面对巨额国内资金流出并悄然消失在国外的现实，而且还会对国内宏观金融市场形成冲击。通过赌博渠道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已成为蚕食中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黑洞。

如果说一些国际赌博集团当初瞄准的目标是那些海外富有的华人群体时，现在逐渐兴起的中国大陆也一直为境外赌博市场所觊觎，“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博集团的经营者赤裸裸地表达其对这个大市场的渴望。拉斯维加斯Harrah赌场的亚洲区行销经理比尔•朱说：“亚洲人是赌场惟一成长的客源，而中国内地是亚洲惟一拥有大量现金的人群。香港地区市场已经枯竭，台湾地区市场也已衰落，日本不必再提，泰国已成历史。”……如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赌博集团争夺的“利润高低”，然而，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赌博带来的只是赤裸裸的利润剥夺，而没有任何技术的引进，也不会给国内带来任何的经济收入。

的确，我国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赌资外流，而2004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约606亿美元。也就是说，我国各级政府花大力气招商引来的投资实际上“还不如”外流出去的赌资。这样的“逆差”也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但是，解决赌博资金“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根本办法还是应该在国内加强赌博危害教育、严禁官员携公款到境外赌博，以及设法控制其他非公职人员到境外赌博等措施上下工夫，而不是让赌博这种恶俗在国内合法化，更不能让赌博的“僵尸”借助西部开发的旗号在一些贫困地区“还魂”。否则，何异于饮鸩止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设立了赌城是否能够真正刹住公务员的赌博之风也是一种“赌博”行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务员赌博，且各地出台的有关禁赌的法规不少，可官赌依然呈上升之势。何况，时下官企难分，既使赌城实行企业化管理，谁又能保证当地官员届时不热衷于此？这种发展中出现的反腐幼稚病，更不可掉以轻心。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先要有充裕的物质作基础，在生产力进步上做文章，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力。若寄希望于以赌博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甚至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短视、漠视和误读。且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并将阻碍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即使能暂时聚集社会部分闲散资金，收到一点经济效益，也是以破坏社会文明、健康、进步为代价。更何况，设赌城与社会所着力弘扬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悖，鼓励的是人们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动摇理想信念，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于国于民都祸害无穷。



制度介入：历来都是禁止和打击而不是让它“创造价值”

我们注意到，李教授特别强调，“一旦在西部设立赌城，国家须立即制定相关法律，既保障博弈正常营业，亦严禁内地干部、国家公务人员、学生等赌博”。如此自相矛盾的逻辑更让人不可理喻。为“推动西部发展”而设立赌城，便需要另行“制定相关法律”来专门制止内地干部、国家公务人员和学生的赌博行为，姑且不论明显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更重要的是显然不符合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历程。虽然，赌博恶俗在我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现象”，但由于赌博活动的高风险性与高危害性，再加上赌博本身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而且还助长游手好闲等不良风气，并直接导致违法犯罪增多。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禁赌之立法以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想方设法禁止和打击赌博，而不是让它“创造价值”。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防止农闲季节赌博的禁令。在当时“君子不博”（即不赌博）已经是儒家大力倡导的一种美德，孔子曾对此有专门的阐发。春秋时期魏国李悝著《法经》，即将赌博列为法律明令禁止的对象，首开以法禁赌的先河。至汉代，法律规定：“博戏犯令，则充徒役”，即以赌博犯法者，则发充苦役。可见当时禁令执行之严。唐、宋时期，法律对赌博的禁令更加明确而严格。《唐律疏议》载：“诸博戏赌财物者，不满五疋，各杖一百，赃多者各准《盗法》加罪，其停止主人（即容留博戏之房主）各如之。”宋初对博戏之禁则完全沿用了《唐律》，其后又附加了“诸博戏赌财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即出庄资者），各令（示）从五日”的条款。元代法律仍严禁赌博，民间赌博者施以杖刑，或加以流放；官员赌博者则革职、永不叙用。明代法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不分首从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房之人同罪”；职官赌博加凡人一等，并一律革职。清初，制定《大清律》，则完全沿用明律。康熙、雍正两朝又以《律例》的形式，进一步严密禁赌之法，以遏制盛行的赌风。即使是在中华民国时期，也有非常严格的禁止赌博的法律。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条例更是严厉打击和禁止赌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就严厉禁止“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规定：有上述行为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也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而且，即便是在国外，赌博也并不都是合法的。世界各国也都深知赌博之害，皆对赌博以法治之。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由于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权，各个州对于赌博的态度都不一样，比如加里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相邻，内华达州赌博合法，而加州则禁止赌博。不过，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赌博是否合法的看法和规定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的发达和繁荣靠的是科技、勤劳和智慧，而不是赌博。

由此可见，李专家提出在银川设赌城的建议，尽管理由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不仅有违社会公德和历史潮流，而且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条例规定。因而，从法律制度上来说，“博弈城”的设立无路可走。



禁赌之路：还需以市场经济的模式加以开拓

无论是持续地严厉打击还是更为压力的法律监管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便可以得知，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博彩产品满足需求，说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博彩产品市场。如何以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处理赌博问题才是关键。

消费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是一个从物质需求上升到精神需求的过程。随着需求层次的上升，人们对精神产品、对无形产品的需求随之加大 ，第三产业为此提供着主要的消费品。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于，一是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丰富多彩的需求，二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开发新产品引导需求、替代需求，以至于在这个市场上出现结构性失衡。赌博，便是满足这类需求的直截了当的而且是廉价的产品。而合法的供给短缺，则导致赌博依然猖獗。有需求就有供给。尽管为了满足社会客观存在的投机心理和风险偏好，我们已经提供了股票市场、体育彩票、福利彩票。但为什么赌博非法活动依然猖獗？原因在于合法的供给相对于现实需求而言是短缺的。一般来说，当正式制度供给不足时，非正式制度就会生成。同样的道理，当合法空间有限时，非法渠道就会产生。股票市场的投机性有限，且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和知识积累，所以进入门槛高，几乎不存在娱乐性。特别是在当前股市低迷不振的背景下，股票市场相对于赌博市场更缺乏吸引力。而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尽管满足了娱乐性需求，但投机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同时其冒险性也有限。正因为如此，赌博活动由于其高赔率、多花样、低进入门槛（操作简单），完全可以做到短平快，从而迎合了人们的娱乐性、投机性、冒险性需求，成为天生的投机项目。当然，它在许多国家属予以严禁的非法产业。



分析人士认为，发展博彩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博彩产品，才是治理赌博现象基础的、有效的举措。赌博泛滥是一种变形的“柠檬现象”：即劣币（非法赌博）追赶良币（合法彩票）的扭曲形式，正常供给满足不了非法需求心理的约束促使赌博的大行其道。在遏制赌博的具体实施上，我们不得不顺应民意的需求，设计出更多形式的其他投资性产品。而对现有产品的演变或升级也就成了重中之重，如增加投资的花样性、适度冒险性、娱乐性等。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其博彩业相当发达，产品也极其丰富，便为人们的这种需求提供了多种选择。这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豪赌现象较少的基础原因。多少年来，它们有英超，有德甲，有意甲，有NBA，有拳击WBA，以及数不胜数的体育竞技比赛与此相伴生的众多博彩项目。相比我国，我们起步太晚，产品品种单调，竞技性不强，管理落后，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等等，这使得消费者选择余地少，赌博便乘虚而入。反躬自省，如果我们有丰富多样的博彩产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末赌博选择将大大减少。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博彩项目，而是为我们治理赌博提供一个产业开发角度的思路，提供一个疏导性的、釜底抽薪式的思路。虽然博彩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杜绝丑恶的赌博现象，但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赌博人群、占领赌博地盘。当然，它对公款赌博者无效。对于禁止公款赌博，只能从制度上进行设计，而这显然也是当前“禁赌人民战争”中最难的地方——因为，他已经不是市场与制度的博弈，而是政治与权力的博弈。


文/亚太博宇 上海经济观察员   曾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