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林：恐怖事件背后的法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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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人走上街头的大游行已经成为历史。在法国恐怖事件满月之际，《沙尔利周刊》（也称查理周刊）售出了800万份，总统奥朗德的民调支持率起死回生般创下第五共和国的不间断上扬纪录，街上看到更多荷枪实弹的巡逻士兵，媒体和宗教场所都成了重点保护对象，申请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以数十上百倍在增长，穆斯林人群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一个多月前，当17个法国人死于恐怖分子枪下之后，奥朗德满脸肃穆地说：“生活继续下去，但没有任何事情将会和从前一样。”　　法国社会变得更加敏感和紧张。在南部城市尼斯，一位八岁的孩子受到警方的调查，理由是他说了几句支持恐怖分子的话。因为一些公开反对为《沙尔利周刊》 举国默哀行动的少年学生，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学生灌输共和国价值观念的教育。 但是，当人们将矛头若隐若现地指向穆斯林群体的时候，被忽略的似乎是：这个病了的社会，病根在何处？

三十年荣耀期的移民

没有法国人会否定，这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四位法国人就有一位来自国外或者是移民后裔。但是，针对移民的歧视性话语，在法国始终不绝于耳。无论是前内政部部长布里斯·奥尔特夫（Brice Hortefeux）的调侃：“当只有一个的话还行；当很多就有问题了。”还是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最近的名言：“移民不是问题，但移民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都有意无意地将存在的社会问题归咎到移民群体上。

法国《世界报》记者穆斯塔法·凯索（Mustapha Kessous）反驳道：“我不觉得移民制造了问题，相反，我认为移民解决了麻烦和问题。共和国的建设，移民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国社会所认为的移民问题，恰恰来自那段让法国经济飞黄腾达的“三十年荣耀期”。二战之后，整个欧洲的经济近乎瘫痪，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和市政建筑等都是处于废墟状态。为了让西欧国家能够在实力上与东部抗衡，美国政府在1947年7月正式启动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从经济上大力支持欧洲国家。在1946年至1975年之间，这段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高速发展时期，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翻了五倍。这三十年，被法国经济学家福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er）称为“三十年荣耀期”。

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人口，包括移民人口的猛增。从1942年开始的婴儿潮将法国人口出生率固定在2%的高位，弥补了战争期间的青壮年损失。百业待兴的社会，尤其是市政建筑，日用品消费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都需要劳动力的支持作为基础，这点促使法国从葡萄牙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大量招募劳工。这些青壮年劳工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领域从事低端工种，他们居住在与法国社会没有交集的脏乱隔离区。从行动自由，到行政管理，都受到政府和警察的严格控制。

根据法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在1947年到1953年期间，有74万名阿尔及利亚劳工抵达法国，其中的56万返乡，也就是最终18万多人留在法国。紧接着的二十年，法国历经了法兰西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潮。到1974年的时候，法国的外来劳工已经增加到150万人。此外，殖民时代的终结，使得大量来自原殖民地人口涌入法国，主要来自北非地区。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突尼斯的意大利人，摩洛哥的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的突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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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的移民政策

四十年前，确切的说，是在1974年法国右派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掌权之前，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国对外来移民持支持和鼓励立场。但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让这种立场紧急刹车。加上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到了工作的年龄，两条线的交错让法国的失业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1974年7月3日，时任总理希拉克决定暂停移民政策，关闭边境。三年之后，法国政府出台“返乡计划”，以每人1万法郎的补助鼓励外国移民彻底回到他们的祖国。1980年，以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博内（Christian Bonnet）命名的法案出台，强化遣返和驱逐外国人的强制行动。

一年之后，左派总统密特朗掌权，他取消了并未发挥多大作用的“返乡计划”，并将13万在法国的非法居留者身份合法化，这也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大赫”。同时，政府废除博内法，并且推出方便移民家庭团聚的措施。正是这个目前被很多法国人耿耿于怀，认为政府下了一步错棋的家庭团聚法案实施之后，阿尔及利亚裔超过葡萄牙裔成为法国的第一大移民人口，紧接其后的是摩洛哥人和意大利人。

截至今日，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达到500万人。一个实际现象是，那些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后代，在身份上比他们的父辈更注重强调其伊斯兰文化。这点与80年代的情形相反。那个时候在法国的马格里布人，更致力于追求世俗的价值观。在关于穆斯林问题讨论中，很多法国人都忧虑重重地强调：“三十多年前，在法国街头，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包裹头巾的妇女。”

父母是移民的《世界报》记者穆斯塔法同样认为，在三十年前的法国穆斯林群众中，宗教远非重要，甚至是几乎不存在的，“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缺少的是尊重。有如此多的歧视，于是有如此多的放弃。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坐标，而宗教正是能给这点。现在有些人于是就出了这个框，要走他们自己的路。”

三十年前，就是法国人记忆中街头看不到头巾的时代，就是法国社会的分水岭。

被拒绝的融入

1983年，一支千人游行队伍从法国南部城市，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马赛出发，在一个半月徒步1500公里后抵达巴黎，最终以十万人参加的游行声势震撼欧洲。但是，这个以“反种族主义，为平等而走”的大游行，被法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为“法国北非后裔游行”（Marche des Beurs）。

“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穆斯塔法说，“那次游行是一些年轻人走上街头，呼吁说我们受不了警察，我们受到歧视等等。这也是一种方式在表示：我们要参与共和国，我们要参与政治，我们要参与法国社会。可是，当时的法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说： 看，这是一些beurs在游行（法语俚语中的Beurs专指在法国出生的阿拉伯移民后代）。就像比如亚洲人在游行，打出标语说我们是法国人。但是法国媒体说：你们看，这些黄种人在游行。”

无论是否下意识，但区分法国人与外来法国人的行为，在法国社会中已然成为习惯和传统，而正是这一无形的界线将社会日复一日地撕裂，将这个社会撕成两半：本土法国人和外来法国人。当然，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法国政界和主流社会都在不厌其烦地讨论移民融入问题。问题是，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这些讨论首先预设的立场是：无法融入的原因来自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

于是，久而久之，融入失败是移民或者移民后代的问题，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另外一方面，法国社会对移民的排斥，对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作出冷嘲热讽和攻击，却往往被主流社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正如法国记者特里斯蒂纳观察到的现象，“一些穆斯林孩子在学校中完全没有被当作法国人来看待。”

而对于穆斯塔法来说，融入问题首先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对于那些在法国出生的人，那些甚至父母已经是法国人的人来说，尽管他们之前是阿尔及利亚人等等，为什么还在谈什么融入法国社会？ 这没有任何意义。你不会去问Michel（米歇尔，法国普通人名）是不是融入这个社会了，那你为什么问 Mustapha（穆斯塔法，阿拉伯普通人名）是否融入呢？ ”

“当我深感热爱这个国家，觉得自己是法国的一员，取得法国国籍之后，一位法国人却凶狠地质问，为什么你不滚回你的国家？”一位亚洲移民看上去绝望地说。

现在看来，三十年前的那次游行，即便是十万人走上街头以浩大的声势震撼整个欧洲，被拍成电影，写入历史，但终究是法国社会转折期的一个失败，并从此埋下隐患。在为数众多的法国民众眼里，对外来移民的第一反应，无非是“他们是来利用法国社会”。法语教师法比恩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她沉默数十秒后，最后谨慎地承认。

法国是一个歧视性顽固盘踞的国家。但是，在歧视的恶果已经在前所未有地严重侵蚀这个社会之际，在右派右倾的法国社会，依然很少人愿意去考虑这些恶果背后的歧视。在失业率高居不下，恐怖行动威胁社会的时候，将所有问题归咎于移民，是政客们最容易找到的解决方式。而问题正是在于，那些出生在这个国家，自认为是生活在自己国家，但却又不被他人承认的人，日益煎熬，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