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

梅芷

邻 里

　　　　
　　
　　诸暨人有句俗话：隔壁邻舍家，屁股老南瓜。
　　一直想不明白，把“隔壁邻舍”说成老南瓜也罢了，为什么要比作“屁股”？
　　终于有一天，灵感突至：屁股云云，肯定是所谓的以讹传讹，正宗的说法，会不会是“隔壁邻舍家，比过老南瓜”？
　　我觉得，把隔壁邻舍比作老南瓜，是非常恰当的。不是吗？老南瓜又甜蜜又软糯，人人喜欢，邻里关系，起码在我的印象中，确实也是甜蜜软糯的。
　　从我出生后算起，我家在十多个地方居住过。除了只作短暂停留的那几个地方之外，每到一处，都结下了非亲胜亲的情缘。
　　印象最深的两处，现在已经被城区改造车轮碾得灰飞烟灭，然而，曾经的那一切，那种用鱼水深情来形容都毫不显夸张的亲密，永远无法忘怀。
　　至今，梦里都不能摆脱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红台门。方方正正的，五六户人家。
　　我家住红台门大间。
　　大间是一个直统统的屋子，阔丈余，深可近三丈。当时，我与两个弟弟都还只能算是青少年，可是，从“规模”上讲，三个人已无法睡在一张小床了，这便想方设法地用柴棒与包装箱板做了两个战战巍巍的床铺。
　　直统统的大间最好可以间隔成前后两半，这便有点“两居室”的味道了。然而，那个时候，我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这不光光是经济原因，更主要的是爸爸正处在被审查阶段，妈妈则在乡下，都不可能有心思处理这个。
　　这时，邻居出手相帮。
　　大间原住户姓裘，家里人口比我们还多，三十多平方住六七个人，显然太过憋气，于是，经过多方努力，他家搬进了有两楼两底的西厢房（是房管会的房子，也在红台门）。正因为裘家的搬出，我们才有机会住进大间。
　　见我们没有办法分隔，裘家表示，不撤走堂屋中间那个竹编簟子，让其继续立在原地。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竹簟自然算不了什么，如果丢弃在外，恐怕连收破烂的都不会要，可当时，它却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裘家的情况并不好，夫妻俩，八个子女，多年来，都得靠当家人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那年月，还顶着一个“不法资本家”的帽子，后来，长子有了工作，次子下放农村，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出嫁，小的则送了人——实在养不下去了啊……
　　与裘家相对的东厢房，住着凤英姐一家，我们还没住进红台门（之前我家曾在另外一个小台门里住过一年半）时，凤英姐待我们兄弟三个，就像亲姐弟一样了。
　　凤英姐长我四岁，在她眼里，我们（包括裘家兄弟）自然全是她的小弟弟。平日里，无论遇到什么难事，大家头一个想到的都只会是找凤英姐解决。
　　我们只在红台门住了五年，感觉中却像是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那年月，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然而，我们的日子过得并不枯燥苦涩，相反，直到今天，那段其乐融融的岁月，依然时常顽固地在梦境里重现。
　　台门很小，却有两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两个七石缸，常年都养着可爱的小金鱼。水缸之间是一个用石块堆垒的花台子，上面摆满了说不清是谁家种的各种花花草草。
　　最受欢迎的是月季，几乎一年四季都开着红红黄黄的花，虽然没有扑鼻芳香，却也经常引来不知来自何方的翩翩彩蝶。
　　仙人掌、仙人球和含羞草是少不了的，这些个小东西几乎可以不加理会，照样生机勃勃。现在的人们会把含羞草放在室内供养，我们不，由着它自生自灭，当然，这不能说我们不在乎不喜欢，只是，那时候大家没有那样的意识。
　　花台的边沿，还摆着两个破脸盆，那是用来种葱蒜的。谁家煎鲫鱼了，炖豆腐了，都会临时抱佛脚地奔将过去掐上几茎。不过，天井里从来没有人动过种菜之类的念头，尽管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不富裕。
　　我们住的地方已属郊区，每天都得过桥进城买菜。买菜大多是家庭主妇的事，在红台门，这任务却大多落在我们这起半大孩子身上。买菜当然是结伴而行，家长们非常鼓励这种做法，据说这样可以互相钳制，以防自家孩子虚报账目捞钱。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孩子们彼此之间订个攻守同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怕有一天突然因了一件小事狗咬狗地撕破脸面。
　　间或的，如果那一家的妈妈去买菜了，那就得算一桩大事，比方说家里来了位重要的客人。别误会，这个重要客人肯定不会是领导或者老板之类，相反，一般都只能是从农村来的似是而非的亲戚，比方奶妈干娘什么的。
　　最有味道的是过年。那时候没有如今这么多讲究，除夕那天晚上，我们连鞭炮都不放，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最多也不过是点一两个小炮仗，一分钱可以买两个的那种。
　　对于男孩子们来说，正月初一穿一身并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吃。春节期间，尤其是除夕分岁，大鱼大肉是非常诱人的。平日里很难见到的年糕粽子，那几天管够，还有就是花生瓜子炒豆六谷胖（玉米花）。
　　平时，台门里家家户户都很自然（甚至不能说是自觉）地实行着互通有无，到了过年，就更不分彼此了。谁家裹粽子，谁家搡年糕，谁家炒豆炒花生，香气四散的同时，那些个宝贝也殷殷实实地送到各家屋子里了。
　　我曾对凤英姐说，要是我们能这样一辈子住在一起朝夕相伴该有多好。然而，愿望终究只是愿望，我们还是等到了分手的那一天。
　　离别时刻，凤英姐带头哭了，引得我们谁都没有能忍住眼泪……
　　一开头，我对新住处新邻居充满了排斥，不相信还可以遇上凤英姐那么亲密无间的近邻。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错了。
　　用新邻居吴兄的话说，我们之间，拆了墙就是一家。
　　吴兄关照妻儿，每天出门，必须把家里的钥匙放在我这里，免得丢掉进不了家。有一回，小家伙延延忘了这事，还被狠狠地责骂了一顿。这之后，索性来了个更干脆的，他家的钥匙无论白天黑夜都放在我这里，回家开了门，必须立即把钥匙“归还”于我。
　　这样做的并非仅吴兄一家。我们与吴家住的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前面还有一个台门，住有六户人家，虽然他们不与我们同一屋檐，却也绝对可称近邻。
　　台门里最大的住房是钟家，白天一家人都得下地劳动，最小的女儿晓晓当时正上中学。我们没搬到那里居住时，钟家也经常因为钥匙问题出状况，有好几回，只能爬窗户进屋。很快的，他们也学了吴兄的样，把钥匙存放在我这里，要知道，那钥匙不只是一个，而是一串，沉甸甸的，起码有六七个。那时候我没作深究，如今回头想想，这些钥匙，肯定能开启钟家所有的箱柜。
　　我们在这个叫光明路的弄堂里住了整整十年。毫不夸张地说，虽然我的双脚不能挪动一步，在那十年的岁月里，我却是那里最受欢迎的人。
　　冬天，我家受高屋遮掩，不见天日，只要是晴天，每天午后，晓晓的妈妈郭瑾在下地干活之前，总要叫上几个邻居把我抬到她家门口晒太阳。谁都知道，这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学点什么，整日在苦恼悲观中不可自拔，每天能做的，只有看书解闷。那时候我很少朋友，书的来源有限，吴兄，还有晓晓与她爸爸杨翼四处为我借书。吴兄借来的书比较侧重于经典，托尔斯泰、司汤达、雨果和大小仲马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结识的；晓晓比我还小，年轻人喜欢贴近时代的，所以我也更乐意读她为我借来的小说，比方马识途的《清江壮歌》、浩然的《艳阳天》、克非的《春潮急》；杨翼是一位不像知识分子又坚决是知识分子的长者，偏爱科学性知识性的文字，像《遗传学基础》《分子生物学》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硬着头皮啃完的。
　　也许是生活太过枯燥，所以，对于邻里之间的互访，我一向来者不拒，童叟无欺。年轻人愿意与我为伍，小孩子喜欢把我家当乐园，连老太太们习惯上我这里闲聊。有一天，台门里阿华的妈妈，70多岁的老太太小莲嬷嬷跟家里的客人聊天，一说二说的就说到了我，她跟那些同她差不多年纪的老婆婆说，你们是不知道，那个介眉啊，我跟他有多谈得拢……
　　晓晓当时正坐在我旁边，听了这话，几乎笑晕。

oliven

和睦和谐的邻里关系确实非同寻常关系，孟母三迁为择邻，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买房置业者一定要打听邻居是什么样的人，好邻居是让生活舒心，

以前的邻里关系和睦，我记忆中我们的邻居都不错，谁家的杏树熟了，枣树打枣了，梨树下果了，葡萄熟了，菜畦里的瓜果蔬菜，日常的稀罕吃物都会打发小孩子送去给邻居互相分享。

当然有的邻居比较小气，借个打气筒用一下都怕用坏了，干脆家里养条狗，客人还没进门狗就汪汪汪吠个不停，渐渐的周围的人际关系就疏远了，有事找人帮忙时都不好意思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