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卿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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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本地所编的一本历代状元传记写的一篇初稿，要求一万字，只是我向来话多，虽然到后来写的腻烦起来，随便糊弄几下潦草收束，却已有五万余字。只能在此基础上另写一万了事了。至于这篇，便成了鸡肋，弄成论文？字太多；弄成书？没那闲功夫。索性就放在文版，以答谢诸位版主历年来的关照吧。只是因为那书尚未出版，所以改了题目，并加了威望限制。同时因我对宋史一无所知，这次稿约纯属赶鸭子上架，则文中论断，必多讹误，文献征引也尚未核对，也肯定会有好些错讹。另外就是原稿采用脚注，因对论坛发帖格式操作不熟，干脆改成随文注了，会对阅读造成很大的不便，不过想来这种裹脚布也没什么人会看的。

                                   武 卿 传

                                      一

公元987年，时当宋太宗雍熙四年，徐奭出生于瑞安百丈睦源，即今泰顺县司前镇溪口村。【徐奭的卒年，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八年四月丙申”条的记载，“礼部郎中、知制诰徐奭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不半载，暴卒”，为公元1030年；又据宋僧文莹《玉壶清话》卷二“艾侍郎颖少年赴举”条中的说法，“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奭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徐奭享年四十四岁。按，文莹约生活于宋真宗至神宗朝期间，《玉壶清话》撰于元丰元年（1078），距徐奭卒年不到五十年，这一说法自属可信。因此，由天圣八年（1030）上推四十四年，我们将徐奭生年确定为雍熙四年（987）。而《徐氏宗谱》中徐奭生于“太宗五年” 的记录，显然有误。】这一年，距泰顺徐氏的始祖徐相，自婺州（今浙江金华）初徙上革（今百丈镇下革上游），并于唐宝历元年（825）定居睦源，已是遥遥160多年的光阴荏苒了。

徐相，是唐玄宗朝工部侍郎兼集贤院院士徐安贞的后人，林鹗的《分疆录》中说他“登进士第，调官入都，抵毗陵，会王永乱，还，过武林遇术者，勉谕之，遂谋避地”。有唐自安史之乱后，因着藩镇割据，连年战乱不止，衣冠世族纷纷南迁。于是，崇山峻岭间的榛芜蛮荒之地，此时却反倒因它的崎岖闭塞、人迹罕至，而成为乱世中的桃源所在。徐氏家族的迁徙，经婺江、衢江，到达今龙游以后溯灵江、下松溪，进入今丽水地区，再转入瑞安，溯飞云江而上，于千里风尘、辗转流离中，最终择定百丈睦源为最终的栖身之处；【关于徐氏家族迁徙路线的勾勒，参见吴松弟《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页29、64、130，齐鲁书社2009.】自然也正是因为该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他们眼中理想的一方净土。

百丈，四围群山，嵯峨巉巗，交错回环，除了樵夫踏出的小径仄仄漫入峰峦深处外，别无通衢。虽然耳畔时时可闻密林中虎啸豹嗥之声，空谷传响，但较之于率兽而食人的武夫悍卒，这些猛兽，反不啻为此方乐土的天然守卫。司前、洪口二溪，在百丈汇合，形成为飞云江上游，乘舟沿流东下，便可直抵瑞安。不过一路水急滩险，“据说从瑞安的平阳坑滩脚上溯到百丈口，70公里要经过99个高低不平的滩，不得不靠船工拉纤”，【吴松弟《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页21】自然也就少有问津者了。

山高、林密，水急、滩险，猛兽、毒虺，构成为隔绝乱世的层层屏障；而由于河流长期冲刷形成的司前谷地，又为他们提供了足以烧畲辟壤的可垦耕地。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晚期，司前狮子岗、百丈下湖墩等处，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至迟到了唐初，“即有大姓举族入垦：祖籍河南的齐富于高宗干封年间（666-667）由会稽迁入安固古洪中村（今上、下洪之间）”，“叶兴保则于高宗永隆元年（680）由钱塘经今丽水碧湖迁入安固百丈青山头南峰岙（今黄坑乡南峰村）”。【萧百兴《灵明泰顺》页52，齐鲁书社2009】随着这些簪缨之家的进入，自然也就有了琅琅书声回荡于山林之间：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的进士包全（曾任福州长溪令）隐居于安固卓小阳（今新山乡漈头村包宅）、因祖先遗荫入太学的夏仁骏（任中书舍人）隐居于安固白云山下岙底（今莒江乡下村）、唐懿宗咸通年的进士吴畦（谏议大夫后官至太子太保）于唐昭宗干宁三年（896）从山阴和乐村迁居瑞安常德里卓家庄（今新山乡漈头村吴宅）、以及唐穆宗长庆辛丑的进士陶乔（曾任中军都督）于后梁龙德元年（921）由兰溪迁居瑞安白鹤渡（今司前畲族镇溪口村）。【萧百兴《灵明泰顺》页75】

黄发垂髫，既耕且读，对于在乱世中草间苟活的人来说，所谓的桃源，也就是如此了。中唐著名诗人顾况在他的《仙游记》中就这样写道：

温州人李庭等，大历六年，入山斫木，迷不知路。遥见漈水中有人烟鸡犬之状。寻声渡水，忽到一处。约在瓯、闽之间，云古莽然之墟。好田、泉、竹、果、药，连栋架险，三百余家。四面高山，回环深映，有象耕鸟耘，人甚知礼。

据说，李庭等人所至的仙境，就是后来徐氏四世祖徐暹于雍熙四年（987）挈家进入的仙居古村。【按，987年迁入仙居的徐暹为徐氏四世，而该年出生的徐奭则已为徐氏之十世或十一世，未免悬隔过甚，《徐氏宗谱》所载世系恐误。姑志于此，以为存疑。】

然而，公元987年，离大宋的开国，毕竟也已有十八个年头了，山外的硝烟早已散去。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随着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政策的有力实行，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再加上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教训，赵宋建国伊始即强调以文制武，重用文臣。于是，在“长枪大剑”横行的战乱年代中只能蛰居龙潜的“毛锥子”们，复又点燃了早已融入他们血液之中的安邦济国、经纶天下的梦想之灯。更何况这一年，塞上阵云，依然浓阴匝地。

公元986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六月，征辽西路军副帅杨业所率部队在山西陈家谷口全军覆没，杨业被俘，绝食三日而亡；十二月，宋瀛州（今河北河间）兵马都部署刘挺让率所部数万人，在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与辽军会战，全军覆没，刘挺让仅以身免。开国未久而边城警急，这鼙鼓声声无不牵动着渴盼报效朝廷的士子们的心灵。

于是，当公元987年的某日，徐奭的父亲徐郁凝视着自己的尚在襁褓之中的头生子，准备肇赐嘉名之时，【清乾隆四十二年《徐氏宗谱》，徐奭父徐骏，娶缪氏，生三子，长名奭，次奕，季达。但据《宋会要辑稿﹒礼制一○》：“起居郎、知制诰徐奭言：‘伏念臣父郁早缘叙封，猥联表着。承荣东禁，已极于升迁；揆景西榆，几伤于迟暮。乞回臣所加恩命，特授臣父文散一阶。’”可知徐奭父名郁，《徐氏宗谱》误。】王朝新兴的美好前景和羽檄频来的边塞风云，这以忧以喜的画面，大约正在他脑海中交叠着出现。怀抱里的婴孩，虽则方是呱呱坠地，但已颇有些头角峥嵘的容仪，【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云，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这里所提到的蔡齐为第一人之事，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癸卯”条：“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可见真宗取士，仪容与文辞并重。由此推想，徐奭的仪状，当亦不差。尤其是在身材较北方为短小的南方人中，（关于宋时南方人的身形，可参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10，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应该是比较引人瞩目的。】想来日后必可成其大器吧。沉吟之间，徐郁不由得想到了西周初期的名臣召公奭。

召公为“周之支族”，武王即位之初，召公就已是辅弼大臣之一，《史记﹒周本纪》中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武王平定天下以后，召公和周公执政，以河南陕州为界，统领东西方诸侯，《礼记﹒乐记》中记载描写武王克殷的《大武》乐章，“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孙希旦《集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象天下既定，而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也。”“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因之文献上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的说法。召公所担任的太保一职，除执政外，“还常奉命率军出征”。【杨宽《西周中央政权剖析》，《先秦史十讲》页2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所以，徐郁为儿子取名为“奭”后，又字其曰“武卿”，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更何况“奭”者，盛也，怒也；与“赫”字音义均通，《尔雅﹒释训》“赫赫”《释文》：“郭音释，舍人本作奭。”又《汉书﹒窦婴传》“有如两宫奭将军”颜师古《注》：“奭，怒貌也。音赫。”按《诗﹒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述文王伐密的事迹。又《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整我六师，以修我戎。”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可见这所谓的“盛也”、“怒也”，也是每与武事相关的。

总之，联系王朝初建、重用文臣、边塞紧急的时代背景，我们所揣测的徐奭名和字的由来，恐怕就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吧。那么，在这一名和字之中，所包含的也正是他的父亲在揆其初度之后，所寄予的踵武前修的殷切期望。

然而，放眼四眺，处处是崇山峻岭密密挤挤地挨着，往日里拦隔着烽烟漫入的天然屏障，此际却成了放飞梦想的阻隘。僻居于重峦叠嶂的荒服之地，又该如何去实现生命的辉煌呢？

二

似乎一眼望不到边的，是起伏耸峙的山岭；似乎一路走不到头的，是崎岖盘纡的石径。年少的徐奭，随着家人，艰难地行进于前往建瓯的途中。建州的山川奇拔，固然是难得胜景，“闽号佳山水，建安视闽中尤奇俊”，【康熙三十年《瓯宁县志》页36，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闽山水之秀甲天下，建甲闽者也”；【明嘉靖《建宁府志》页34，福建旧方志丛书本，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但对于长途跋涉、蒙犯霜露的旅者来说，却又处处是难以逾越的险阻。《邵武县志》中说：“入闽有三道，建宁为险道，两浙之所窥也。”曾巩在他的《道山亭记》中曾发出这样的浩叹：

闽之路，陆出者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于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之然后可投步。其溪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舟  者投便 失毫分辄破溺。其水陆之险如此。

然而，这或许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

徐郁为何携家入闽，具体的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总不外乎迫于生计或为稻粱谋。从天圣五年（1027），朝廷特授他朝散大夫（从五品下）一事来看，虽然这主要是沾了他儿子徐奭的光，且已是第二次被叙封；但他自己，也应有一定的职级的基础在了。我们据《宋会要辑稿﹒礼制一○》：

起居郎、知制诰徐奭言：“伏念臣父郁早缘叙封，猥联表着。承荣东禁，已极于升迁；揆景西榆，几伤于迟暮。乞回臣所加恩命，特授臣父文散一阶。” 诏郁特与朝散大夫阶，奭仍依例加恩。

大致可得出如下几个看法：（1）徐郁在此年被特封之前，曾被叙封一次。（2）由此年特封为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可以推知前一次应被叙封为朝奉郎。朝奉郎为正六品上，是宋代二十九级文散官阶中的第十四级。因此，徐郁在第一次被叙封之前，已有一定的职级。（3）由“承荣东禁”一语来推论，徐郁第一次被叙封，应该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八月。因为“东禁”即东宫，《宋宰辅编年录》：“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务致隆平。虽甲兵之问不至庙堂，敢忘逺略；而储副之友必得英俊，讵废良规。爰擢贰于西枢，仍作宾于东禁。”而该年八月，真宗立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赵祯。徐郁当因此次立太子典礼而受封。

既然在天禧二年之前，徐郁已有一定的职级，那应该是在官场中历练过多年。所以，徐郁的入闽前往建瓯，自然是以为稻粱谋的可能性为大。北宋咸平元年（998），朝廷在建州设丰国监铸铜钱，徐郁的携家入闽，或许与此有关？因史料无征，具体原因，也只能付之阙如了。

建瓯为建州州治所在，于汉末建安初（约196）置县。它与泰顺地形相似，同处东南滨海丘陵地带，秦时均属闽中郡，汉武帝以后同为会稽郡属地。至孙吴时期，方分隶建安郡、临海郡管辖。从孙吴时期至南北朝，建瓯虽已有一定的开发，但大体上仍为獉狉成俗、混沌初开之地，所以历来为流放罪人及家属的所在。《南平地区志》：“史料记载三国吴陆凯……死后，家属被徙于建安（今建瓯），徙于建安的还有降魏吴将徐绍的家属。中书令张尚、会稽太守郭诞，被送往建安造船。南朝宋傅亮，以擅废少帝被杀，儿子徙建安。”【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平地方志》页279，方志出版社2004】但自唐代开始、尤其是中唐以来，建瓯即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远胜于当时的泰顺地区。当徐郁一家进入建瓯地界，展目所见，尽是大片大片的红壤，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河谷平原处，稻田阡陌，村庄密集；【清郑光策《闽政领要》：“建宁府七属及邵武府四属，田多膏腴，素称产谷之多，而浦城、建宁两县，尤为丰裕，省城民食，可以不致缺乏者，盖全赖延、建、邵三府之接济也。”（《福建省志﹒农业志》页1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四周丘陵，遍布梯田。【《南平地区志》中说闽北地区，“入唐后，以盆地为中心向四周丘陵扩展，开发梯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塞，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页6）】又黄仲昭《八闽通志》中也说建宁府：“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页43）而尤能引起他们注意的，自然非山坡上茂盛的茶林和麋集在茶园中劳作的工匠莫属了。【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建州上春采茶时，茶园人无数，击鼓闻数十里。”又庄绰《鸡肋编》卷下说建瓯北苑的建溪茶场，“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文”。】因为，建茶，那可是享誉于天下的，年少的徐奭，在入闽之前，大约也已有所耳闻吧。唐代的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就提到建州产茶，“其味极佳”。前蜀词人毛文锡作《茶谱》，也将建瓯所产“紫笋腊面”茶列位全国名品。但在唐代，茶叶还是以蜀茶品质较好，入宋后建茶后来居上，名闻天下：“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尤其是咸平元年（998）丁谓任福建转运漕使，监制御茶，开始制作的龙凤团茶，品质高贵，外形精奢，代表了宋代制茶技术的最高水平。至于在当时已颇为盛行、后来又经丁谓、蔡襄等人的倡导而传入上层社会的“斗茶”活动，【所谓斗茶，是指“每当新茶制成后，茶农便将新茶拿到公共场合，各自把新制茶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盏内，沏以初沸开水，比试茶水的汤色、汤花（盏内水面沸起白沫汤花以白色为贵，搅动后青白色为佳）；次看茶汤，茶汤在盏周围沾水痕为负，惯称‘胜负几水’或‘相去几水’”。（建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瓯县志》页391，中华书局1994）】不消说也在少年徐奭的心里镌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茶叶的盛产，极大地促进着建瓯经济的发展，因为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而在唐代中后期，茶的消费已经广泛普及，暨至宋代，更是“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李觏《富国策一十》，《盱江集》卷一六】“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议茶法》，《临川集》卷七○】所以“闽中以利富国，得茶于山，与其得盐于海无以异也。”【黄裳《策问﹒茶法》，《演山集》卷四六】再加上农业和矿冶业的发达：

宋代，福建多种金属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闽北又居全省前列。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建州产铁、铜、银等金属，“宋开宝八年(975)因建州有银矿，故置场收银铜，该场域太平兴国二年（977）升为监，监址设在建州，管辖银场7所，是全国三个银监之一。宋天禧间（1017-1021），建州设丰国监铸钱，该监为全国四大铸钱基地之一。”（《南平地区志》页10）又黄仲昭《八闽通志》中也说闽地“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资于坑冶。”（页389，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人口的众多：

唐天宝元年（742年），建安郡（建州）户数为22770户。到了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已猛增至9.06万户。后来至于元丰年间（1078-1085）更是达到了186566户。（参见《建瓯县志》、《福建省志﹒人口志》等。）

使得建瓯成为闽北地区最为繁华的都市，虽然“山间四时多雾……中其气者能使人疾”，“三月有青草瘴,九月有木樨瘴”，“四月有黄竹瘴”，【康熙三十年《瓯宁县志》页36、37，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未免有些美中不足，但较之于土地硗确、人烟稀少的故园而言，眼前的一切，自然无不令少年徐奭觉着新鲜而兴奋。

然而作为徐奭的梦想之舟开始扬帆的地方，建瓯，对他人生的最大影响和作用，却在于此地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

以建瓯为中心的建州地区，因其地处闽浙赣三路交界、“乃江浙之要冲，福唐之襟喉”，【康熙三十年《瓯宁县志》页36】故而成为中原文化入闽的前沿地带，【康熙三十年《瓯宁县志》：“闽自汉晋以前，大率滨海者龙蛇与居，依山者豕麋与处。迨一变而文明，再变而理学，八闽风气，有建始之，瓯固建之右翊也。”（页26）】早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就已开始办学，康熙三十年《瓯宁县志》记载说：“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每多建。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建人知尚文学，有京洛遗风，实自京始。”唐代建中初年（780）常衮为福建观察使，大力推进福建的文化教育，当时的建州刺史陆长源遂在建州“兴廉举孝，敬礼耆艾”，广设乡庠学校。到了宋代，已是“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胡寅《重建建宁府儒学记》，民国十八年《建瓯县志》页126】“家有诗书，户藏法律”，【黄仲昭《八闽通志》页43】从而造成“国朝人物，莫盛于东南；学问之美，亦未有盛于建安”的蓬勃局面。【王遂《重建府学记》，民国十八年《建瓯县志》页126】而唐末时期，建州地区的印刷业已开始发展，这也无疑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况且宋初科举取士，以诗赋为重，而这本就是南方人的特长，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即已指出：“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另如范纯仁、苏轼等也都认为“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范纯仁《奏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范忠宣公奏议》卷上】、“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六】所以有宋一代，建州士人取名第如拾芥，单建瓯一地，进士就达1040人（北宋378人，南宋662人），居全国县级地区进士数之首。其中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始，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瓯中进士者为43人。【据黄仲昭《八闽通志﹒选举﹒科第》所列统计。】正是在如此发达的文化教育环境和浓郁的科举氛围中，徐奭寒窗苦读十数载后，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

三

大中祥符四年（1011）秋季，徐奭在建瓯顺利通过发解试，【发解试是宋代科举三级考试中的初试，另二级分别是省试和殿试。发解试是为取得解额（亦即参加省试的资格）而举办的考试（因此也简称为“解试”），包括诸路、国子监和开封府发解试。其中诸路发解试在所属州、府举行。因在秋季进行，故又有“秋闱”之称。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页630，中华书局1997】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大约是农历八月左右，照例，在参加了州郡长官为他们践行而举办的鹿鸣宴，【关于为赴省举子兴办的鹿鸣宴，详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页32-33，大象出版社2006】辞别了父老乡亲后，徐奭便和他的同乡举子王并、曹修睦、张演、章侁、陈商等人一起匆匆踏上了奔赴汴京（今河南开封）的行程。按照规定，他们需在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前到礼部投上解文、文卷（或义卷）、家状、保状、试纸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诸道举人取解，准格并于十月二十三已前以解文、试卷到省，近年多违日限，欲预先移牒天下州郡。从之。”】从建瓯到汴京，得经过浦城，翻越仙霞岭至江山、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到达杭州后再乘舟出余杭门溯汴河北上，沿途经过秀州（今浙江嘉兴）、苏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宿州、亳州、南京、宋州（今河南商丘），直抵汴京。由杭州至汴京总计水路行程2380里，所需时间大约为40多天。【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曾搭乘商船，从杭州沿汴河北上，于八月二十四日出发，十月十二日到达汴京。他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逐日详记所经之处及里程，并于卷三“十月六日庚辰”条中总录里程云：“至杭州府。经二百廿里，到秀州府。过一百四十五里，到苏州府。过一百八十里，到常州府。过一百八里，到润州府。过四十五里，到扬州府。过三百十里，到楚州府。过二百十里，到泗州府。过四百廿里，到宿州府。过一百五十里，亳州永城县。过二百里，到着南京。从南京至东京，三百廿里。”本文所列沿途地点、路程、时间，即主要据此统计。参见释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页80-105，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再加上从建瓯到杭州的路程，屈指算来，两月有余了吧。一路的风餐露宿，自不待言。

然而，到汴京了，到这有着100多万人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为繁华壮丽的帝都，眼前的景象又是何等的震撼心胸，岂不正可以洗去旅途的疲惫。从开封外城东水门进入，通过内城的丽景门（即旧宋门）南面，直到停泊于相国寺前延安桥（即相国寺桥）东侧，姑不论汴河之中“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释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也不说汴河两岸鳞次栉比的仓库、邸店、客店以及食店酒店，高大恢弘的十二间楼；【《玉壶清话》卷三：“周世宗显德中，……（周）景率先应诏，距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以及城外军营棋布相望，于郁葱佳气之外，更添森然不敢仰首的威光；单只这相国寺桥上熙来攘往的人流，就已是令人目眩神迷。

离省试的时间还有三个来月，【省试的时间，北宋至于南宋孝宗时，一般为正月下旬。】京城的邸店众多，找个下榻之处并不难。走过相国寺桥至保康门，沿内城城墙东去都是客店，南方来的官员、商贾、兵级大都投宿于此。【《东京梦华录》卷三：“（保康门）东去沿河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比照官营邸店平均每月每间半贯左右的房价，【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天圣四年二月”条“天禧元年，两厩钱十四万九十贯，……全屋都管二万三千三百间”计算，天禧元年（1017）官营左右厢店宅务所掌握的邸舍每间均价为六贯余，则每月房价约为半贯。】想来这些私人旅舍的均价，也不过如此吧。其实帝都也并非居大不易之处，虽然从大中祥符二年（1009）开始，粮价开始上浮，由前一年的粟麦每斗不及十钱，涨至粟斗钱三十，上涨幅度固大，但此前的基数本来就低，太宗端拱二年（989）时，国子博士李觉就认为“都下粟麦，……斗直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要求增为每斗二十文；所以每斗三十钱，并不算太高。至于其它各种食物，自然也大都甚是便宜。【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一般瓠羹、素饭等，每碗10文左右。小酒店卖的煎鱼、鸭子、炒鸡兔、血羹、粉羹之类，每份也不过15钱。这虽然是北宋后期的价格，但比照北宋前后期东京的粮价涨跌，（关于宋代东京粮价变化，可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页255，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恐怕北宋前期还要更为便宜一些。】北方的饮食对于南方人徐奭来说，未免偏甜偏酸了些，可能不大适口。【据《梦溪笔谈》卷二四：“大底南人嗜咸，北人嗜甘”，又《萍洲可谈》卷二：“大率南食多咸，北食多酸”，宋代北方饮食反较南方偏于酸甜，与今时不同。】不过帝都中有的是南食店，【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六：“向者汴京开南食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大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尤其相国寺北的小甜水巷内，更是南食店的一个集中之处。【《东京梦华录》】

离省试的时间毕竟还有三个来月。相国寺的庙会、州桥和马行街的夜市、潘家酒楼的集市，总得去看看吧。因为好些生活、考试所须物品，还得自己采购。【《梦梁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曰：“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遂经部呈验解牒，陈乞纳卷用印，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按，南宋赴省时间为二月。特别是相国寺的庙会，可容万人，极是闹热。【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三：“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记载道：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箭、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

其中的书籍市场，自然要去一逛的。尤其是国子监所刻的文史书籍，不仅数量多、品类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O“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条记祭酒邢昺答真宗询问书版数字时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疏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而且校勘精良，质量高，“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润”，【文震亨《长物志》卷五】大可选购若干。

其实眼酸神疲之时，街路上随便转转，也是处是景：背着军粮在路上穿梭往来的兵士，【《梦溪笔谈》卷二五：“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茶楼酒肆前排设着的红绿杈子，高挂的贴金红纱栀子灯，【红绿杈子就是拒马杈子，为阻拦人马之用，竖条多刷为红色，横条多刷为绿色。《梦梁录》卷一六：“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虽然耳边早已不闻“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的悠扬乡韵，但大街小巷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的叫卖声自为帝都一绝。【高承《事物纪原》卷九：“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

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是必定要去玩赏的。《宋史﹒礼志》中说：

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于拥堵的人潮人海中挤得累了，寻个灯火阑珊处，看远处军营中高挑于半空的灯球点点闪烁，若飞星然，更是风味别具。【《东京梦华录》卷六：“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

元宵灯会过罢，便临近省试的时间了。【省试是宋代科举三级考试中的第二级，位于发解试和殿试之间，参加考试的是各类已取得解额的举人。考试内容，进士科以诗赋、策、论为主。因在礼部贡院举行，也称礼部试；考试时间在春天，故又称春试、春闱。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页631】依例，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在考前还得先去群见天子，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谓之群见。……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去国子监行拜谒孔子之礼。《渑水燕谈录》卷六：“国初，诏诸州贡举人员群见迄，就国子监谒先师，迄今行之，循唐制也。”今年的考试不同往岁，新订的考场规则开始实行。考试过程中晚上不能点蜡烛；不能自备茶点，得由考场统一供给；要坐在规定位置上，不得变换；除了考诗赋时所必备的几种韵书，《切韵》、《押韵》、《韵略》外，其它书籍一律不得带入考场。【《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翰林学士晁迥等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请进士就试日不得张烛，亦不得将入茶担、火燎，汤茶官备。试诗赋，止许将入《切韵》、《押韵》、《韵略》，余书悉禁。仍预于贡院纳书案，有司于试前一日排定坐次，榜名告示。至日，监门据姓名引入，依此就座，不得移易。’”】自然，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这些规定都很是合理。况且，国家对于进士科的考生还是相当礼遇，至于诸科举子，待遇就远不如徐奭他们。为了严防举子们挟带规定外的书籍入场，有司竟然让他们一个个脱了衣服接受检查，这实在是过于有辱斯文，但好生喧哗了一阵后，也只能乖乖就范。【《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五年二月癸丑”条：“上谓宰臣曰：‘闻贡院试诸科举人皆解衣阅视，虑其挟藏书册，颇失取士之体，宜令止之。’”】在考场里，进士科的考生有考场提供的茶汤饮浆，诸科的举子，渴了就只能啜口砚台里头的水，弄得满嘴乌黑，很是可怜。【《梦溪笔谈》卷一：“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进了考场，要和考官行对拜之礼。这一年的考官分别是：翰林学士晁迥，枢密直学士刘综，知制诰李维，龙图阁待制孙奭。礼毕，考试正式开始。

考试的内容按顺序为诗赋、论策、墨义三类。诗赋类主要测试考生的文辞，包括十二句的五言律一首，八韵三百六十字的律赋一篇。策论类则偏重于考察举子对于经世治国的才识，其中“论”一首，重在博古；“策”五道，重在通今。“墨义”类，是检查举子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墨义，也就是默写，包括经书原文和注疏。向来不受重视，形同虚设。这类内容，在宋初的时候，还有一种“贴经”，就是把书中的主要字句贴住，令考生填写，相当于现在的填空题。不过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时就已经取消，改为考墨义二十道。到了徐奭这次，干脆连墨义也改成“每场问正经五道，义疏五道，通六为合格”了。

在这三类里头，又是以诗赋为最重要的。诗赋的成绩过关了，才能接着考策论，而且在评定成绩的时候，诗赋所占的比重也最大。虽然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时，就已经提出要降低诗赋的比重：

冯拯曰：“比来自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上然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条】

到天禧元年时又再次加以强调：

右正言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帝曰：“前已令进士兼取策、论，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宜申谕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三》】

但事实上直到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诗赋定去留的情况一仍其旧。【《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天圣五年正月十六日”条：“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徐奭的诗赋必定是非常出色，因为到最后发榜时，徐奭居于榜首，高中省元。只可惜到现在他的诗赋流传下来的只有殿试时的《铸鼎象物赋》中的一联残句，我们已无从知道当时的试题和徐奭那份精彩的答卷了。

四

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月乙丑，徐奭参加了由宋真宗亲自在崇正殿主持的殿试。殿堂两旁的走廊已布好帐幕，位置上标明考生姓名，座位表也于前一天公布于宫门之外。考生们叩拜过天子后，便各自对号入座。【《宋史﹒选举志一》：“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日拜阙下，乃入就席。”】对于徐奭来说，虽然此前已高中省元，但省试通过者，在殿试中仍有被黜落的先例，且比例不低；【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同时殿试的时候，诗、赋、论三题需在一场之中完成，时间压力大；再加上评判标准严格，连卷面涂改，也要被降等，甚至黜落，所以心中未免有些忐忑。

这场殿试的试题分别为《铸鼎象物赋》、《天险不可升诗》和《以人占天论》，这三个题目都有各自的典故来源。“铸鼎象物”是被记载于《左传﹒宣公三年》中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天险不可升”则来自于《易﹒坎》之《彖传》：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以上两题的出处举子们自然是非常的熟悉，但第三题的典故来源却未免有些生僻了，“以人占天”出自于西汉后期扬雄的《法言﹒五百篇》：

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也。”【“占天也”原作“占天地”，据俞樾校改。】“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这三个考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考查举子们对这三个考题的回答的衡量标准，就在于他们能不能依照考题的提示，揣摩出命题者、也就是天子的用意所在，【殿试的题目名义上由皇帝所出，即所谓“内出”；虽然实际上是出题官代拟，但仍要经过皇帝的审核方能通过。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页90】并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此做出解答。而此命题用意的所在，显然也正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天子所特加关注的问题。由此，虽然三个考题因为文体的区别，在具体评判上必然会有所分别和侧重；但义理、才识和辞章的并重，则是对于这三个考题共同的评价标准。

那么，这三个考题所由以生发的中心论题、即天子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概括地说，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如何治天下、保天下；两个基本点，则是天命和人事，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

鼎是用于烹煮和盛放肉食的青铜食器，同时，又是青铜礼器中至为重要的一种，具有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象征和标志功能。按照《公羊传•桓二年》何休注，周制天子用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或一。所以，九鼎也就是王权的象征，并由此而附会出夏禹或夏后启以九州岛所贡之金（青铜）铸造九鼎的故事来，“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九牧，犹言九州岛，杜预注：“使九州岛之牧贡金。”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页1868，中华书局1980，下所引杜预注出处均同此注。】至于所谓的“远方图物”、“铸鼎象物”，西晋时的杜预解释说：“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我们由前所引《左传》该段文字来看，这里所说的“物”即指“螭魅罔两”、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精怪而言。【杜预注：“螭，山神，兽形。魅，怪物。罔两，水神。”又《史记•孝武本纪》“能使物却老”《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汉书•高五王传》“以为物而司之”颜师古注：“物谓鬼神。”】这其实是对鼎上何以有各种兽面纹的一种解说。

自然，《左传》中王孙满在答楚庄王时叙述这一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解说九鼎的由来，而是藉此来巧妙而义正词严地指斥楚庄王对周室王权的觊觎之心，因为楚庄问鼎的用意就在于凭借自己的强大武力，“示欲逼周取天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杜预注。】故而王孙满的答语强调了如何持有王权的关键为“在德不在鼎”，在叙述了九鼎的故事后，王孙满接着说：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

“祚”，赐福；“厎”，犹止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一句的意思就是，“上天赐福于明德之人，必有所固定，非随时可变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671，中华书局1990】这段话主要表明了两个观念，其一是王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是由上天所赐予的；这一观念，既表明了上天较之于世俗王权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和权威性，同时，又藉由上天的此种地位，而赋予了世俗王权以神圣合法性。此种神圣合法性，古人名之为天命。其次，天命虽然“有所厎止”，不可凭恃人力妄加改变；但天命亦非恒定不迁，得天命者，尚须守天命。能否守得住天命的关键，即在于一个“德”字。我们由此便可知，《左传》中“铸鼎象物”故事所表达的观念，就是以王权为核心，而展开为对天命与人事间的关联的思考与阐说。

《铸鼎象物赋》的题意既明，我们也可进一步推知后二题的重点所在。大略来说，《天险不可升诗》重天命，《以人占天论》更强调人事。

何谓“天险不可升”？曹魏时期王弼的《周易注》说：“不可得而升，故保其威尊。”孔颖达在《正义》里进一步解释道：“言天之为险，悬邈高远不可升上，此天之险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为险也。” “升”，即“登”，说上天因“悬邈高远”不可登攀，故能保持其威势与尊崇，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先秦时期“绝地天通”的故事：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徐元诰《国语集解》页515，中华书局2002】

《尚书﹒吕刑》中也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伪孔《传》云：“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无论是颛顼也罢，尧也罢，“绝地天通”的实质就在于严格区分神与人的位格，使得人不可上登于天，从而保证了神相对于人的超越性与权威性。

至于《法言》中所说的“以人占天”，吴秘《注》：“以天占人者，观天以见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司马光《集注》说得更为清楚：“史考察象数，知人事之吉凶；圣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违。”【汪荣宝《法言义疏》页265，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7】他们所强调的“因人以知天意”，以及“修人事知天道不能违”，也正是《左传﹒桓公六年》里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以及《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句话，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惟有“修人事”，方能得天命，前引《左传﹒宣公三年》中说“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杜预注云：“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说的也同样是这个意思。所以，作为持有天命的关键的“德”字之内涵，归根结底，也就在于“敬天保民”四字而已。

敬天保民本就是自殷周之变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将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与《诗经》相比，就不难发现，殷人对于上帝的那种屈从和献媚在《诗经》中已经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尽人事而敬天命的观念。周人一方面认为，君权来自天命天意：

《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但另一方面，周人又认为天命的转移需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这个原则即是《诗经》中多次说到的“德”：

《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若不修厥德则必失其天命的护佑，《小雅﹒十月之交》有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故而若需永言配命，则必得“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驱驰”。【《诗﹒大雅﹒板》】

而在《尚书》之中，则更为明确地将保民与天命、明德连贯为一整体，除前文所引外，它例甚伙，若“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泰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洪范》）等等皆是。所以此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积淀日久，尤其在儒学定于一尊后，早已深入人心。

那么，宋真宗又为什么要出这样一组考题呢？这其中是否有着时代背景的因素呢？

五

景德五年（1008）正月三日，宋真宗在崇政殿西序对辅政大臣们叙说了一个颇为神奇的事件，他追忆说，就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当他刚刚就寝之时：

忽光明满室，惊视之次，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竦然起对，忽已不见，命笔识之。【《宋会要辑稿﹒礼五》】

天书上的文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条】

这所谓的天书到底是真是假，大家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过既然真宗皇帝言之凿凿，那也就只能必须是真的了。于是，以此天书为起点，即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掀起了绵延于真宗朝此后十数年的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开始于开封西北天波门外修建规模宏大的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率百官带着天书亲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又带着天书，西祀后土地祇于汾阴。……这确如《宋史﹒真宗本纪》中所总结的是“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即以徐奭中状元的这一年，大中祥符五年而言，与之相关的事件就有：

正月庚戌，王旦撰祀汾阴坛颂、王钦若撰朝觐坛颂、陈尧叟撰亲谒后土庙颂成，并加特进、邑封。

六月壬子，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言，天书阁望柱起直气千余条，青紫黄白相间，又吐白光若银丝，上有轻白云覆之，俄变五色。真宗为之作瑞应诗。 并于七月己巳，亲谒玉清昭应宫，谢天书阁神光之应。

八月丙午，江、淮发运使李溥奏道场有神雀、异光、庆云之瑞，诏修宫使丁谓驰往醮谢，宴犒官吏、将校、耆老，赐役夫缗钱。

十月，真宗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据天尊自言，为赵氏之始祖。真宗遂追尊其为始祖，供奉于玉清昭应宫，进行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十二月，编联祥瑞所上祀汾阴后土坛、朝觐坛、亲奠西岳庙三图及祥瑞图百四十八，置龙图阁下，召宗室、辅臣、两制、尚书丞郎、两省给谏、三司副使、刺史已上观之。

这种种引天命以自重的行为，自然是为了竭力证明和鼓吹赵宋皇权的受命于天，世祚永存。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次殿试命题的用意所在了。

徐奭的殿试答卷同样没有流传下来，所幸欧阳修《归田录》中保存了他的《铸鼎象物赋》中的两句：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

徐奭因这两句深有理趣，而被真宗钦点为状元。那么，这两句的理趣又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欲明此点，则先需知此二句的典故出处。

“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典出《易﹒鼎》。《易﹒鼎﹒九四》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正是反用此典。“铉乃上居”一语的来源则是《易﹒鼎﹒上九》之《象传》：“玉铉在上，刚柔节也。”这就是说，徐奭此篇《铸鼎象物赋》，是将《周易》“鼎卦”的义理，巧妙地与《左传》中的“铸鼎象物”故事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赋予“铸鼎象物”一词以全新的含义。“铸鼎象物”中“象物”的本义，我们在前文已述，是“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而徐奭则以“鼎卦”义理解之，按《易﹒鼎》云：“鼎，元吉，亨。”孔颖达《正义》：“然则鼎之为器，且有二义：一有烹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所谓的“物象之法”，意思是说鼎自身之形象，成为万物所取法之对象，我们看徐奭赋中所存的这两句，显然合乎此义。这正是徐奭以《易﹒鼎》义理，别赋“象物”以新义的一大明证。而此思路，无疑是极为别致的。

然而取径之巧，犹属小技；是否切合题旨，方为关节所在。《杂卦传》中释革、鼎二卦卦义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的卦义为变革，《易﹒革﹒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上至天地自然，下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无不是处在不断变革之中，此即“去故”。鼎卦的“取新”，则是革命后的巩固天命，立制垂统。王弼《周易注》云：“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范仲淹在他的《易义》中也强调了鼎卦的这一意旨：“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为义，表时之新也。”圣人顺乎天道而革旧命之后，则自需“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而在此诸种制器立法中，又以“立成器而鼎莫先焉”，因为鼎既是得天命之象征，《易﹒鼎﹒彖传》“圣人亨以享上帝”王弼注云：“亨者，鼎之所为也。”“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同时又如前引《正义》“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所指出的，是为万物立法之依据的所在。所以，鼎正是以其兼具得命、立法二义于一体，而最适于成为圣人“其命维新”、创世垂统的表征。因此，徐奭此题之取径，既顺应于如前所述的真宗朝对受命于天的证明与鼓吹；同时又符合于真宗时代的另一特点，亦即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的“祖宗之法”，各项典章制度，“其定型与巩固，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290，三联书店2006.】事实上，这样的创世垂统的观念，不仅仅是真宗皇帝、也不仅仅是徐奭、而是当时士大夫集团的所共同秉持的理想：“国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试，太平之业，垂统立制，在兹辰也”，【孙何《论官制》，《宋文鉴》卷四三】“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柳开《治道》，《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所以，当我们联系真宗朝的如上实际时，自然就可以发现，徐奭之以鼎卦义理破题，正是最能标明那一时代的特征。

但也正如此前所指出的，《铸鼎象物赋》的题意，在于对天命和人事间关联的阐说。那么，徐奭此赋，又是从哪个角度来论述人事的呢？欲明此点，我们还得回到“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这两句上来，以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徐奭这两句，纯从臣下的角度立论。就结构而言，“足惟下正”启下“实取王臣之威重”一语，“铉乃上居”则承上“讵闻公餗之欹倾”而发。两句同义，自能起强调的作用；错落成对，又可免合掌之弊。在章法上，颇见匠心。它的大意是说，只要王臣能持正威重，天子自然就能稳居上位，“鼎玉铉，大吉，无不利”，【《易﹒鼎﹒上九》】则也自能江山永固，天命永保了。这两句的理据，在于鼎卦《彖传》中的“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王弼的注解说：“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要想去故取新，则必得依恃圣贤之人以为辅佐；而且“养圣贤贵多，故言‘大亨以养圣贤’”。【蔡渊《周易经传训解》】句中“讵闻”、“实取”，用词极重，语势斩截，正是强调了圣贤的重要作用。这两个词的理据，出自于鼎卦《彖传》中的“巽而耳目聪明”，王弼注：“圣贤获养，则己不为而成矣。”孔颖达《正义》阐发说：“言圣人既能谦巽，大养圣贤，圣贤获养则忧其事而助于己明目达聪，不劳己之聪明，则不为而成矣。”只要天子能大养圣贤，任用众多王臣，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天下太平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创世垂统所需依恃的圣贤呢？这就要注意到其中的“下正”、“威重”二词。这两个词，实由鼎卦《象传》中的“君子以正位凝命”一句转化而出。“下正”即“正位”，“威重”扣“凝命”。什么是“正位凝命”？王弼解释道：“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孔颖达《正义》：“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严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即须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轻而难犯，布严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所以这“下正”、“威重”，一方面，固是指出王臣若负重责，则必得有相应之能力，《易﹒系辞下》有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但另一方面，由以上分析又可以看出，“下正”、“威重”的着重点，更在于“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也就是王臣对于天子的绝对服从。那么，这两句的如上含义，又为什么能大得宋真宗的垂青呢？

六

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把“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这两句的含义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王朝如欲江山永固，天命永保，其关键在于大养圣贤之才以为依恃。

2、只有能“明尊卑之序”、“成教命之严”者，也就是绝对服从君上、严格执行教令的人，才能被称之为圣贤之才。

3、天子任用圣贤之才，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这显然有着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因为王弼本就为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周易注》便是援道入儒的典型产物。

现在让我们重新联系真宗朝的实际，就可以清晰地获知，如上几点和宋真宗的用人政策，正可谓是若合符契了。我们试看真宗分别于景德三年（1006）六月和九月说的两段话：

上顾宰臣曰：“……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一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戊子”条】

上曰：“……朕观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一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卿等宜谨守经制，审于出令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九月丙辰”条】

均是强调了治政之要即在于“君臣道合，上下一心”，而这所谓的“上下一心”，也自然更是侧重于臣下对于君上的服从。邓小南曾分析真宗用人的两个趋向，其中之一正是：

注重所谓“大臣体”，在真宗心目中，李沆、毕士安、王旦等以赤诚着称；王钦若则“委曲迁就，以中帝意”，丁谓善于揣摩迎合，冯拯“论事多合帝意”，向敏中是淳谨温良。自信不足而注重权威的真宗，在这些人臣面前无疑感觉到作为“人主”的威势。【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310】

同时，宋初立相，谋主断国多重厚质实之士，遂养成“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 驰之才”的风气。【《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中）卷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真宗朝的宰执之臣，如：

李沆，“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宋会要辑稿﹒礼一一》】“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宋人轶事汇编》卷五】
王旦，“其为宰相，务遵守法度，重改作，妙于启奏，言简理顺。每与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廷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条】
向敏中，“端厚恺悌……虽当大事，若己不预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三月己卯”条】
吕端，“为相持重……以清静简易为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癸未”条】
沈伦，“遇事两朝，……有祗畏谨守之美。”【《宋史﹒沈伦传》】
张宏，“循谨守位，不求赫赫之誉。”【《宋史﹒张宏传》】

这其中的“方正”、“严重”、“端厚”、“持重”、“祗畏谨守”、“循谨守位”，岂不正是《易﹒鼎》里头的“正位凝命”，也就是徐奭所言之“下正”、“威重”？

而此种重厚质实风气的形成，又和宋初诸帝崇尚黄老无为之说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郭学信就此指出：

北宋是上承唐末五代约两百年的军阀割据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适应大乱后恢复社会经济和稳定统治政权的需要，宋初三朝统治者都表现出对道教的尊崇，在政治上推行黄老之术，崇尚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特别盛行。……真宗继位后，在政治上也是大行黄老之道，称赞“《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他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于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表现出对清静无为黄老思想的极端推崇。【郭学信《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页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则徐奭的以鼎卦王弼《注》、孔颖达《疏》作为《铸鼎象物赋》中这两句的意旨，也可以说正是投了真宗之所好。

在明了真宗的用人方针之后，让我们继续联系真宗朝的天书事件来作进一步的分析。自天书降世后，一方面是绵延十数年的轰轰烈烈、举国若狂的造神运动；但同时，有识之士对此运动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反对最为有力者，就包括了徐奭此次省试的考官龙图阁待制孙奭和翰林学士晁迥。《曲洧旧闻》卷一中记载说：“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而当真宗以天书事问孙奭时，孙奭更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条】并数次上疏论天书及与此相关诸事之不可行：

时群臣数奏祥瑞，奭又上疏曰：“……今乃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条】

及将有汾阳之役，会岁旱，京师近郡谷价翔贵，奭遂奏疏曰：“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忘社稷之大计，慕箫鼓之盘游，……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 ，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岂享之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条】

语气之剀切激烈，实已无任何调节之余地。他如龙图阁待制戚纶，亦于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上疏真宗论天书事曰：“窃以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托国朝之嘉瑞，浸生幻惑之狂图。或诈托于神灵，或伪形于木石，妄陈福瑞，广述禨祥，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戚纶《上真宗论受天书》，《宋朝诸臣奏议》卷】又崔立：

大中祥符年间，天子既封禅，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崔）立独言：“水发徐、兖，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而中外上云露、草木、禽虫诸物之端，此何足为治道言哉！愿敕有司，草木之异，虽大不录，水旱之变，虽小必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春正月”条】

这不绝的反对之声，与真宗所希求的“君臣道合、上下一心”显然是大相径庭，也自然极不利于引天命以自重的施政方针。因此，也就是在徐奭中状元的这一年八月，在天尊降临之前，真宗曾经将所做《祥瑞论》赐予辅臣人手一册，并且表示这是专门针对有关“朝廷崇奉祥瑞”的内外议论而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丙午”条】时隔两月之后，真宗更是特撰《崇儒术论》和《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其中就突出申说了治理国家时所应遵循的君臣之道：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为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谓难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条】

反复强调臣下的“忠直”和“诚明奉上”，恐怕不能不说有着针对上所述的种种内外议论而发的意图在。虽然《祥瑞》、《为君难为臣不易》诸论所作时间均在徐奭中状元之后，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自天书降世以来，如何同一物议，如何使臣下服从君上、执行教令，以期达成神道设教之目的，是宋真宗所特加关注的问题。因此，徐奭《铸鼎象物赋》中的“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尤其是其中的“下正”、“威重”二词，自然是深合圣意，心有戚戚，而被认为是大有理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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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徐奭因“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两句而被钦点为状元，这看上去似乎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也可以说徐奭是极为幸运的。但如果说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了在偶然性背后起着关键作用的必然性；那么，当我们重新来回顾徐奭科举之路时，也同样可以发现，在这表面的幸运之下所隐藏着的，又是何等的艰难不易。

这首先是通过发解试的不易。徐奭是在建州参加发解试的。建州所属的福建路自唐末以来已是文化发达地区，温革《琐碎录》中说宋代时“福建秀才”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建州的文化水平，在福建路中又居于前列。同时，如前所述，宋初的进士考试主要取决于诗、赋文辞是否工整。而北宋前期，福建的文学风气，亦很是浓厚。据康保苓的统计，北宋前期福建路文学家数量为62人，仅次于两浙路（83人），位居全国第二。其中建州为13人，是福建路除泉州以外数量最多的地方。【康保苓《北宋文化重心研究》页22，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由此推测，建州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不仅在数量上有着相当的规模，而且也无疑有着较高的质量。但与此相对的，则是福建路的解额偏少。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的记载，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曾诏增各地“进士解额绝少处”。这次大幅增加解额共139人，全在南方地区。其中福建路福、建、泉、南剑、漳、汀州、邵武、兴化军总计增加45人，居于首位，可谓是绝少处中的绝少处了。建州解额的具体数量，因文献无征，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由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与建州毗邻的南剑州解额为18人，及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与建州同隶福建路的福州解额为27人，【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226】来大致推算的话，嘉佑五年之前，建州解额大约也就是20来人吧。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嘉佑五年增加解额的四年之后，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于《论逐路取人札子》）中仍然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东南十倍假借之矣。”东南州军进士取解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左右，则增加解额之前的比例自然也就更低了。

其次是通过省试、殿试的艰难。北宋参加省试的举子动辄万人，而大中祥符五年进士及诸科录取人数总计为503人，其中进士129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得进士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宋真宗时举行过十二次科举考试，我们据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中的《宋代科举一览表》将相关数据制表如下：【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页292-293，中华书局2013】

纪年  咸平元年（998）  咸平二年（999）  咸平三年（1000）  咸平五年（1002）  景德二年（1005）  大中祥符元年（1008）
进士人数  51  70  427  38  393  207
纪年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大中祥符七年（1014）  大中祥符八年（1015）  天禧三年（1019）
进士人数  31  31  126  21  203  162

若仅就绝对数量而言，大中祥符五年所录取的人数并不算少，在十二次中排位第六。但大中祥符二年、四年及七年这三次科考，均属特例，并不面向全国举行。大中祥符二年这场，范围仅限于东封泰山所经沿途各路；大中祥符四年（1011），“如东封例”，令西祀汾阳所经沿途各路贡士考试，“赐进士张师德等二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丙子”条】大中祥符七年（1014），仅“试亳州、南京路及开封府、国子监所荐送”之士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九月”条】

同时，将这三次特例去除后，则大中祥符五年的考试，距上一次，即大中祥符元年这场，已相隔四年。因此，虽然咸平元年、二年所录取的人数亦较本场为少，但却是连续举行的。咸平五年虽仅录取38人，但此前的咸平三年中进士者高达427名，为历年之最。所以，考虑到年平均量的因素，大中祥符五年的录取人数，相对来说是历年中较低的。

再次是最后能成为状元，自然更是不易。宋王朝的建立，是自北而南陆续统一中国的，加之以中国文化的中心，本在于中原地区。因之北方的士大夫集团，对于南方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着自然而然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排斥感。事实上，这种由南北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政治矛盾，自先秦以来就绵亘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宋真宗时期，南方在朝官员已十分活跃，对北方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地位形成了明显的威胁；【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46-49】作为入仕重要途径的进士考试，因为重诗赋的倾向，又使南方士子占有了较大的优势，所以在考试和录取中采取种种措施对北方考生实行优惠，这自然就造成了对南方士子的抑制。真宗朝12名状元，南方地区仅2位，恐怕不能不说有着人为的因素在。大中祥符八年殿试时，江西人萧贯在和山东人蔡齐的状元之争中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为知枢密院的寇准，“尤恶南人轻巧”，遂向真宗进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事后寇准还“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癸卯”条】所以，在这种种艰难不易的情况下，徐奭能顺利通过发解试，并一中省元，再中状元，确实体现出他的惊人的才华。《仙居徐氏祖传历代祖宗画像》题款中录有据说是徐奭中状元后，宋真宗所下的一道圣旨：

敕状元徐奭：皇帝制曰：“窃惟入侍经筵，必资多闻博学之佐；出使藩臬，宜简穷材硕德之臣。非闻望素优，曷得吏民帖服？今科一甲进士徐奭龙首高登，蜚声唧唧；鳌头独占，鸿誉魏魏。不特海内惟尊，抑亦天朝倚重。兹特委尔荣行，需朕简命。宣我威信，俾国体之共尊；振尔纪纲，令君命其不亵。如朕亲临，尔其懋哉！”

这道圣旨的真伪现在已是无法考证了，但仅就其内容而言，却也大体属实，无甚虚誉。徐奭连中两元，岂非多闻博学之士？“入侍经筵，必资多闻博学之佐；出使藩臬，宜简穷材硕德之臣”两句，可说是唯有文学股肱之臣所能得的评价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就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我们联系徐奭日后的仕宦经历来看，确也可以称得上“入侍”、“出使”。至于“龙首高登，蜚声唧唧；鳌头独占，鸿誉魏魏。不特海内惟尊，抑亦天朝倚重”，则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的夸张。田况的《儒林公议》卷上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新科状元倍受瞩目和惊羡的盛况：

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一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欢动京邑。【所谓“殿庭胪传”，也就是唱名，在殿试结束的一个月后，由天子“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唱名时，“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站于阶下传唱的军头司凡六七人，“皆齐其声传其名呼之”，声音洪亮，所以“胪传”也被称为“绕殿雷”。（《钱塘遗事》卷一○）】

在宋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苗书梅在对宋代入仕官员的出身进行统计和归类后发现：

见诸《宋史》列传的宋代入仕的1397人中间，科举出身者共927人，占全部人数的66.36%，其中仅进士一科即有895人，占总数的64.7%。
在高级官僚队伍中，如宰相，北宋共拜宰相72名，其中进士出身者63人，占87%强。……南宋共拜宰相63名，其中进士出身者48人，占76%强。【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页107、106，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这就是说，“进士出身人不但是宋代宰相等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而且在中层以上官员中占2/3的比例。”【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页107】因此，得中进士，在时人的眼中就已是踏上了仕途的康庄大道，那更何况高中状元呢？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记载：“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发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如：“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二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干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无怪乎尹洙曾说：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对于徐奭来说，受到天子的瞩目，被钦点为状元，无疑是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然而，此后的仕途，果真是如他所期望的这般一帆风顺吗？

八

徐奭的仕宦经历，始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中进士后初授将作监丞，终于天圣八年（1030）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任上。由于宋代官制颇为复杂，有着官、职、差遣的区分，《宋史﹒职官志》中说：“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用以确定品位、俸禄，即所谓寄禄官；差遣是出任的实际职务；职即馆职，是三馆秘阁的各种职名。因此，为接下来的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文献的记载，依官、职、差遣的区分，先将徐奭一生的仕宦履历及事迹制表如下：


  履历  事迹
  官  职  差遣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将作监丞（从八品）    通判诸州  进士及第
        四月初八日，授官
大中祥符八年（1015）  著作佐郎（从八品）  直集贤院    夏，荣王宫火，崇文院书籍几乎殆尽。十二月，命购本抄写，选人校勘，翰林学士晁迥等举奭为覆校勘官。
天禧二年（1018）  著作郎（正八品）  直集贤院    九月十二日，命屯田员外郎判度支勾院任布、直集贤院徐奭、麻温其考试开封府举人，而奭潜发封卷视之。事发，任布、徐奭等人以解送不当，递降诸州监当，复罚铜三十斤。
      洪州监当  
天禧四年（1020）        参与注释真宗御制文集，为校勘官。乾兴元年事毕。
乾兴元年（1022）      修起居注  五月，接伴契丹使。
      两浙转运使  
天圣元年（1023）      两浙转运使  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堙废，浸民田，即诏赵贺与徐奭治理。
天圣二年（1024）      两浙转运使  四月，石塘路成，使以下皆赐奖谕敕书。
天圣四年（1026）  起居郎（正七品）    知制诰  八月，为正旦使，出使契丹。
天圣五年（1027）  礼部郎中（从六品）    知制诰  十月，往滑州祭告黄河。
        十二月九日，乞回授父郁文散一阶。
        十二月十二日，奏请开浚滑州旧有减水河。
天圣六年（1028）  礼部郎中    知制诰  二月，命徐奭、龙图阁待制孔道辅除放三月欠负。七月，详定三司欠负凡放二百三十六万。
天圣八年（1030）  礼部郎中    知制诰  正月十二日，以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贡举，御史中丞王随、知制诰徐奭、张观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欧阳修已下四百一人。
    翰林学士  权知开封府  四月，举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
        七月十二日，以亲郊命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徐奭为桥道顿递使。
        九月，暴卒。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徐奭的仕宦，走的正是“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由两制拔擢宰辅”【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页1，中华书局2005】一途。这是宋代通向宰辅之位的康庄大道，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中说：“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馆阁者，辅相养材之地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在天圣六年擢拔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意味着徐奭向宰辅之位迈出了极关键的一步。只可惜他于当年九月暴卒，未能完成这最后的辉煌。

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初八日，是徐奭进入仕途的正式起点。依照大中祥符元年的先例——这一年的五月初一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姚晔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祖士衡、第三人郑向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宋会要辑稿﹒选举二》】——除授徐奭为将作监丞，通判诸州。通判之职，始置于宋太祖时，是地方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元丰新制前与知府、知州共理政事，并负有监管的职能，权力颇大。【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页535】据范成大《吴郡志》：“徐奭……大中祥符五年，进士第一，释褐为将作监丞，通判苏州。又为两浙转运副使。”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册894页，中华书局1990】徐奭所任为苏州通判。关于他在通判任上的具体事迹不详，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在通判一个任期满后，徐奭即回京参加进入馆阁的考试，并顺利通过。因为据元丰以前北宋前期的一般情况，进士第一人及第者，一任回召试馆职，徐奭通判一任满为三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曾诏：“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地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八年又诏令河东、江浙、川陕、广南官，此后均以满三年为任期。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八月乙酉”条，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己卯”条，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页257.】则他当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试入馆，除授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天禧二年（1018）十二月，大众祥符八年进士第一人将作监丞蔡齐兖州通判一任满，“献所为文，乃得召试”，除授著作郎、直集贤院，徐奭情况当与其相近。

所谓馆阁者，即三馆秘阁。三馆之置，始于唐代先后建立的弘文馆、史馆、集贤馆。宋初沿唐五代之制，亦建三馆，而弘文馆因避讳改称昭文馆。太宗端拱元年（988）五月，又在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三馆秘阁在名义上，虽然是作为承担典籍文献之储藏、编著、校勘功能的皇家图书馆而存在；但实际上，它的更为重要的功能，则是王朝的储才育才之地。范仲淹说：“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秦观亦云：“馆阁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秦观《进策﹒官制上》】这就是说，国家设置馆阁的目的，是选拔那些“当世聪明魁礨”的知识精英，通过博览典校群书，顾问议政，来锻炼才干，熟悉政务，涵养器识，为日后成为朝廷重臣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作为进士及第第一人，徐奭的入馆，正表明了宋王朝对他的器重和期望。

徐奭的馆阁工作，由现存史料来看，主要是参与典校书籍。就在徐奭入馆的第一个年头的四月二十三日夜，荣王元俨宫中某韩姓侍婢因害怕盗卖金器事发，纵火灭迹，大火燃烧一日两夜，延及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三馆秘阁所藏书籍烧毁殆尽。五月壬辰，“诏于右掖门外创崇文外院，别置三馆书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十二月，“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此次校勘，工程浩大，程序严密，“凡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覆校，堪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充覆点检官，俟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迄，复加点检”，这无疑需要大量人手。于是朝廷令吏部在州县官中选拔“有文学者”，经过“试判三节，每节百五十字以上”的初试选拔后，仍“择可者”送学士院参加“试诗赋论”的复试，通过后方得入馆校勘。同时，又令翰林学士晁迥、李维等人“于馆阁京朝官中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为覆校勘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徐奭和时任集贤校理的晏殊、宋绶、直集贤院麻温其、崇文院检讨冯元等人入选。可以说，徐奭刚入馆阁，便被委以重任了。

自然，徐奭在馆期间的工作绝不仅限于此；但除了“修史、藏书、校雠”的本职工作，以及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如担任科举考试考官等外，并无其它冗杂的事务。平日里也就不外乎参议政事、应对顾问，《麟台故事》卷三“选任”曰：“祖宗时，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又卷五“恩荣”载：“故事，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参加各种游宴酬唱的活动，如为新科进士所设的琼林宴，咸平元年（998）三月，真宗“赐及第进士孙仅等宴于琼林苑，学士、两制、尚书、侍郎、馆阁直官校理皆预，后常以为故事。”【《麟台故事》卷五“恩荣”】宫中的赏花钓鱼之宴，“赏花钓鱼宴，旧制，三馆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东斋记事》卷一】据欧阳修的记载，“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归田录》卷二】则徐奭在馆的几年间，自然也需每年都要参加了。同样还需每年参加的尚有仲夏五月的曝书会，因馆阁晾晒图书而设的聚会，“馆阁久例，于曝书月分有饮食聚会及请召两制以上官。”【《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馆职同僚出局迁官或离京外任，亦有饯会惯例。《南宋馆阁录》卷六“故实”引《麟台故事》云：“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区僧舍，饮酒赋诗。”虽然馆阁也有值班制度，但在具体管理上也不甚严格，《梦溪笔谈》卷二三就记载说：“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这样看来，馆职工作虽然俸禄微薄，生活清贫，【《却扫编》卷中载：“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又王安石《辞集贤校理状》：“至于馆阁之选，岂非素愿所荣，然而不愿就试者，正以旧制入馆则当供职一年。臣方甚贫，势不可处此。”】但也确可称得上是极清优的职位了，正如真宗所说：“图书之府，清净无事，可以养性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

九

馆职清闲而前程远大，徐奭入仕之初，真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天禧二年科场舞弊案事发，徐奭的政治生涯，瞬间跌入低谷。

天禧二年九月十二日，时为著作郎、直集贤院的徐奭与屯田员外郎判度支勾院任布、直集贤院麻温其等被任命为开封府发解试考官。开封府考试官的差遣，原本如诸州之制，“皆府官专其事”，至太宗端拱元年（988）因“府事繁剧，始别敕朝臣主之”，并“永为定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考试结束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因人请托，徐奭竟“潜发封卷视之”。所谓的封卷，就是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防止考官从卷面上得知举子姓名从而作弊的行为，将考卷上举子的姓名等个人信息糊住，“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薄厚于其间”。【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这一做法，在唐代就已使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糊名》中指出：“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之。”但它正式形成为一种重要的考试制度，则在于北宋前期，尤其是宋真宗时期。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九日，王旦向真宗进言：“凡进士诸科试卷，悉纳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于是真宗诏令龙图阁待制陈彭年等人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付礼部贡院遵行。是年十月乙巳，“翰林学士晁迥等上《考试进士新格》，诏颁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将糊名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为一种考试制度。当然，根据文献的记载，糊名制最初主要是用于殿试和省试，在发解试中实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的记载，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不过正如祝尚书先生所指出的，“将糊名用条法形式确立下来，使之成为制度，是在景德四年，但它不是糊名之始”，“省试弥封当始于咸平间，比景德四年早”。【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页179、178】同理，在发解试中采用糊名法恐怕也要早于明道二年。再则，宋仁宗明道二年诏是针对各州郡的发解试，而开封府发解试就试人数既多，入选几率又大，考生久居天子脚下，熟悉考官的机会多，请托之风自然更易滋生。所以，在考试中采取糊名法要早于其他州郡，也是情理之中。

糊名制是考试公正性的体现，宋人认为，这一制度和誊录制的实行，使得宋代的科举考试，“至公之道，过于隋唐”，【《宋会要辑稿﹒选举三》】“比于前世，最号至公”。【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而徐奭竟将已弥封的试卷拆开——无疑是为了偷查考生的姓名等个人信息——这不仅严重地违背了考试的公正原则，而且，也暴露出了他在品德方面的缺陷。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宋真宗在取士用人时所特加强调的。考试制度务尽至公、以革容私之弊固已毋庸再言，就品德而言，真宗也曾多次强调“士大夫操修，必须名实相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条】“德为百行之先，德行之门必有忠臣孝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四月丙子”条】“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条】可以说，徐奭的此次行为，使得他完全失去了曾钦点他为状元的宋真宗的信任和器重，也由此而为自己和其他考官招来了严厉的惩处，“以解送不当，递降诸州监当，复罚铜三十斤”，【《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开封府、国子监、太常寺发解官皆坐荐举不实，责监诸州酒税。……著作郎、直集贤院徐奭，洪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

“监当”属于何种官职呢？简单地说，“监当官是指派往各地监管财务税收、负责治安的官员”，【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页454】如掌管榷盐课利的为监盐，掌管专卖茶叶课利的为监茶，掌管征收商税的为监税，则徐奭之监洪州酒税，也就是掌管洪州（今南昌）的酒类专卖课利。监当官在宋代差遣官资序中地位甚低，苗书梅在《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一书中对此有着较详细的论述：

（宋代）文臣主要是中下级文臣的资序可分监当与亲民两大类别，其中，监当资序低于亲民资序。……亲民官则是指负责民政的各级行政长官，如主簿、县丞、知县、知州等等。监当与亲民官的区分，本来由其职务的不同性质而定，但是，宋代关升资序时，监当与亲民资序则泾渭分明。一般进士高科、制举入等，可以直接差注州县亲民官，不须任监当官，而恩荫补官、进纳等流外入仕、军班武艺等出身的文武官员，初任皆注监当差遣。监当官考任、举主合格，方注亲民官，关升亲民资序。亲民官有过犯则降为监当。

那么，徐奭之由直集贤院的清优之位，被贬为洪州酒类专卖事务官，这几乎可以说是一贬到底了。所幸的是，徐奭在洪州监酒的位置上并未蹉跎过久。从文献的记载来看，至迟在天禧四年（1020），徐奭已经重回朝廷。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注释真宗御制文集的工作。

真宗御制文集的编纂始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九月，向敏中、晁迥、杨亿等人上言，“请圣集御制藏于馆阁。于是内出杂文篇什付敏中等，各以类分，其继作即续附入”。【《麟台故事》卷二】至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编迄，总计一百二十卷。天禧四年六月，开始御制文集的注释工作，由“杨亿、钱惟演、盛度等十人为注释官，仍就禁中崇文院为注释所”，注成后，又令祖士衡、钱暧、聂冠卿、李淑“分定卷第，采国朝日历，益注新事”，【《玉海》卷二八】并命徐奭负责校勘工作。这一工作，到乾兴元年（1022）完成。

由徐奭回京后负责御制文集的校勘工作来看，他应该是重新担任了馆职。这一点，我们据《宋会要辑稿》的如下记载也可以推知：“乾兴元年五月，命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程琳权同修起居注。以徐奭接伴契丹使故也。未几，奭出为两浙转运，琳即代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二》】这就是说，在徐奭出为两浙转运使前，他曾担任同修起居注一职。

同修起居注，差遣官名，隶属起居院，主要承担随侍君王左右，记录行止言语，保存档案材料的工作。具体而言，即：

大朝会，左右各一人对立于香案前，以存左、右史侍立正殿之古制；皇帝常朝之日，轮流递值于崇政、延和二殿；皇帝出巡，随从出入；所到之处，皆以记录皇帝言动为职，所书皇帝言论行止等，修成起居注以送史馆备修实录与正史。【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页91】

担任同修起居注者，多由馆职中选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记载：“近例（修起居注）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兼用。”又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说：“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以两府之臣撰时政记，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类似记载尚有洪迈的《容斋随笔》卷一六“馆职名存”：“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取之，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所以我们以为，徐奭在回京后任同修起居注之前，应该是重新担任了馆职，或许仍为直集贤院吧。

我们由前引之《宋会要辑稿》又可以知道，徐奭于乾兴元年五月，被委命为契丹接伴使，也就是迎接和沿途护送契丹使者。本年二月戊午，宋真宗崩于延庆殿，契丹派遣使者前来祭奠和吊慰。同时，宋廷也得派出相应的接伴使前去边境迎接并护送至京城。按惯例，接伴使往往即充任送伴使，护送契丹使者回程，并临时性地授予少卿监以上的职衔。【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第27期23页，1940】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宾国的重视和使节的安全；也更是为了国家安全，防止国家机密外泄。【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页148，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本次契丹所派出的使节为“殿前都点检崇义节度使耶律三隐、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马贻谋来祭奠，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引进使姚居信来吊慰，左金吾卫上将军萧日新、利州观察使冯延休吊慰皇太后。”宋廷方面以监盐铁判官、都官员外郎杨蜕接伴契丹祭奠使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则徐奭自然是负责接伴契丹的吊慰使者。不过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程琳接伴契丹吊慰使者，使者将致问于皇太后，琳谓曰：‘昔先帝尝与承天太后通使，今皇太后乃嫂也，礼不通问。’使者语屈。”则徐奭被委命为契丹接伴使后没多久就外出为两浙转运使，他的同修起居注的职位和契丹接伴使的临时性差遣都移交给了程琳。不过，虽然因职务变动，徐奭未能执行接伴契丹使者的任务，但由这一任命本身，就可以看出朝廷对徐奭的才华的信任和器重。因为外交使节作为国家的代表与他国交往，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等“职责虽不若衔命出疆者之重，但语默动止，稍不合度，亦足贻讥辱国”，【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第27期24页】如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丙午，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孙仅取代接伴契丹贺正旦使的工部郎中陈若拙，就是因为陈若拙“谈词鄙近”、“多诞妄，寡学术，虽以第三人及第，然素无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再如前所提到的本次接伴契丹祭奠使的杨蜕，也因为“在道亏失仪范”而被贬为屯田员外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所以宋廷在使节的选择上特为慎重；就在本年四月，下诏强调：“接送契丹使，自今并须慎重礼貌，稳审言语，不得因循，别致猜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

据聂崇岐先生的考订，辽使入境后所经的路线为：

辽使入境自白沟起，南行为雄州，再南经莫州、瀛州、冀州、贝州（后改名恩州）、大名府、澶州、班荆馆而至东京。【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第27期21页】

路上所需时间，王安石在《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中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送伴所需时间为十八日，接伴也应是如此吧。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六月丁巳，（契丹）使者入奠大行神御于滋福殿。既而进慰书于东厢，复诣承明殿进萧氏书。”则接伴使在五月就得出发前往边境迎接。那么，徐奭出为两浙转运使的时间，也就是在这年的五月了。

十

徐奭这一阶段的在朝，担任的都是相当重要的职务和工作。任御制文集的校勘官和契丹使者接伴使已如前述，至于同修起居注的职位，陈元锋的相关分析指出：

宋代有一套完整的词臣选任制度，其正常遴选序迁过程一般为：初级馆职——直馆、直院或修撰、修注——知制诰——翰林学士。
馆职升任修注，而“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故韩琦说“记注与知制诰为邻”；修注官因此也成为馆职所冀望的热门职位。【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页59】

那么，徐奭的擢升同修起居注，实际上已为他日后由知制诰而翰林学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他仕宦履历中的一个关键点的所在。

我们再来看徐奭所出任的两浙转运使一职。

转运使的品级并不高，承担的使命却甚重。作为路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的职权几乎覆盖地方的所有主要行政事务。《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二《罢同提点刑狱使臣诏》中说：“夫转运使之任，所以寄耳目，治财赋，集事功也。”大略说来，包括了：

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查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

一言以概之，设置转运使是中央直接掌控地方政治、经济，藉以维系集权统治的重要方式。正因如此，在转运使人选的简拔上，对才干、品德等方面就有着颇高的要求：“国家择方正之士，领漕运之权，其才甚难，所掌尤重，固宜宿夜匪懈，朝夕在公，岂可不守攸司，擅离使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

两浙路所辖地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不含崇明岛）、福建省闽东地区。在北宋各路转运使的设置里，两浙路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诸路为重要路分。在这七个路分中，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地位最高，京东、京西、淮南路次之，两浙路的地位最低，【文彦博《自来除授官职次序》：“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发运使；发运使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满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发运使。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路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为远小。”】但两浙路作为南方最发达之地，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程民生先生在《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曾将宋神宗时期的六项赋税收入数字制表，以排比各地区的经济地位。我们现将其中两浙路部分抽出列表如下：

赋税  数目  排位
二税（贯石匹两等）  4799122  3
商税（贯）  867714  1
盐税（贯）  1117720  3
酒税（以贯为主）  1897063  3
茶税（贯）  51009  5
免役钱（贯石匹两等）  805844  3

另外，汴河漕运粮食的数量，自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确定为岁运600万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闰五月戊申”条】这批粮食的用途是供应京畿等地，来自东南六路。其中两浙路份额为150万石，居各路之首。【《梦溪笔谈》卷一二】

以上这些数据足可说明两浙路是北宋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所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是有一定道理的。”【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页262】由此看来，宋廷将“经度一路财赋”的两浙转运使一职授予徐奭，也确可称得上委以重任了。

由参修真宗御制文集而同修起居注，由被委任为契丹吊慰使者接伴使，未几而出为两浙转运使，从天禧四年开始，徐奭的仕宦之途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自然得力于徐奭自身的出众才华，但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其中也是否有着在这一时期，徐奭得到了朝中某种强力势力的支持和系援的因素在。从天圣八年（1030）徐奭擢升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一事来看，当时他“在西掖几四年未迁，乃由内降入翰林，领开封，时议薄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这里所说的“内”，指在仁宗前期执掌朝政的刘太后。刘太后不顾时议，未通过中书门下，直接降旨提拔，这可见徐奭和后党集团间关系密切。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朝政实际上已多取决于刘后，天禧四年，朝政已由刘后决策，“事皆决于（刘）后，中外以为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闰十二月乙亥”条】徐奭在仕途上的重新崛起和后党集团势力坐大的时间相同，我们从中自不难窥知两者间的关联。也可以说，从天禧四年开始，徐奭就逐渐成为后党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那么，徐奭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和后党集团间发生关联呢？由我们目前所有的这少量的材料，只能大致揣测此事或与后党集团早期首脑人物丁谓有关。因为注释御集的工作原本由宰相寇准、参政李迪负责，后“准、迪罢，丁谓、冯拯代之”，【《玉海》卷二八】徐奭被任命为校勘官正是在此之后。又徐奭所担任的同修起居注，需修成起居注以送史馆备修实录与正史之用，而丁谓在天禧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宋史﹒丁谓传》】徐奭的这两项工作和丁谓都有着直接的隶属关系。如果再考虑到丁谓在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担任福建路转运使期间，曾监造建州贡茶，并撰成《建安茶录》一书，则二人在当时或许也已有所交集。

徐奭在担任两浙路转运使时最大的政绩就是治理太湖。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边缘，东南临大海，东北枕长江，南濒杭州湾，西负山丘。域内多为坦荡的河湖平原，土地肥沃，水陆相间，“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五﹒历代田赋之制》】是宋代南方最发达的农业区，“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范仲淹《上吕相并呈中书咨目》】

但由于太湖流域的地貌特征，四周高仰，中部低洼，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大型碟形洼地。因此，每遇大雨或久雨，河湖并涨，海潮倒灌，向外排泄不畅，极易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且唐宋之际，太湖平原处于较为显著的下沉状态。“同时，由于长江泥沙量的增多，这时期东部海岸线继续迅速向外伸展，从八世纪初到十一世纪中叶，大约伸涨了三十多里。地貌方面的这种变化，使太湖地区出海干流的河线越来越长，河床比降越来越平，流速越来越小，潮水倒灌越来越深入，河港淤淀越来越严重，宣泄能力越来越削弱。结果造成‘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郑肇经等《太湖水利技术史》页88，农业出版社1987】由于两浙路是宋代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而太湖流域又是两浙路的经济中心，水灾频仍——据统计，在北宋的147年终，太湖地区共发生较大水灾22次——这自然极大破坏了农业生产，由此使得太湖流域地区的税收“十常减五六”，【《吴中水利书》】因之宋朝政府非常重视太湖的水利建设，“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隆庆长洲县志》卷二《水利》】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太湖地区再次发生水灾。是年，“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堙废，浸民田”，八月，【《乾隆吴江县志》：“八月，诏转运使徐奭、江淮发运使赵贺董其事。”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19册192页】宋廷诏令徐奭和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赵贺“领其事，伐石增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该段文字中所说的苏州太湖塘岸，指吴江塘路，即自平望（今苏州吴江区平望镇）经吴江至苏州的塘堤。吴江塘路为江南运河中段的西堤，修筑于唐元和五年（810）。这一塘路的建成，“在水陆交通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岸东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有利于岸西湖滩的淤涨和溇港圩田的发展。”但吴江塘路建成后，一方面，“在‘风涛冲激，日夜无休’的情况下，岸西淤滩曾经长期处于涨塌弥定的状态中。……甚至连塘岸都有随时崩塌的危险”；另一方面，“因其地处太湖出水通道，影响到太湖洪水的宣泄”。【郑肇经等《太湖水利技术史》页106】吴江塘路横截太湖宣泄通道，使得水势迟缓无力，泥沙逐渐淤垫，这无疑成为导致“并海支渠堙废”的重要原因。在唐以前，太湖下游有娄江、东江、吴江三大主干，分担着太湖洪水的宣泄任务。但至唐代，娄、东二江先后湮废，仅剩吴江担负着太湖地区排水出海的主要任务。吴江出海口的淤塞，也就必然造成“湖水东泄不利，汛期进水量大于出水量，从而太高了太湖及其周围湖河水位，加重了苏、湖、常、秀低地的洪涝灾害”。【郑肇经等《太湖水利技术史》页172】

此次苏州水灾既然是由以上原因造成，徐奭和赵贺在治理水患时也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一方面是疏浚太湖入海通道，即吴淞江水道以泄洪，“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时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的张纶可能也参与了这项工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水利》云：“自国朝天禧天圣间，吴中水灾，于是命发运使张纶，同郡守经度于昆山、常熟，各开众浦，以导积水。”又《宋史﹒张纶传》：“久之，除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疏五渠，导太湖入于海。”

同时，徐奭和赵贺等又“伐石增堤”，修筑、加固堤坝。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一《人物》中说徐奭“请于朝，市泾以北，赤门之南，筑土石堤九十里，起桥梁十有八”。市泾，今苏州吴江市平望南24里；【《乾隆吴江县志》：“史《志》云：市泾在平望南二十四里。”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19册192页】赤门，苏州南门之一，“以在城正南至阳之地”，【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册711页】故名之为“赤”。这条加固后的石堤，在清初谈迁的《北游录》中仍被提到：“宋天圣初，平江府通判建安徐奭自嘉兴市泾至吴江赤门石桥九十余里筑堤缮桥。今嘉兴之桥道侵削，挽人至没胫，入吴江完整。”另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仁宗天圣元年闰九月，淮南制置发运使赵贺、入内供奉官张永和(言)修迭，隔栏太湖风浪，护占民田。”又《乾隆吴江县志》卷四一《治水一》:“闰九月，敕入内供奉官张永和相度自市泾以北，赤门以南，筑石堤九十里。”则参与指挥这项工程的，尚有内官张永和。

由于措施得当，此次太湖的治理，不仅解除了水患，还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成效颇著，“舟徒无垫溺之忧，堤上下复良田数千顷”，【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册894页】“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岁出苗租三十万”。因此在天圣二年四月石塘路成后，得到朝廷嘉奖，“使以下皆赐奖谕敕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十一

徐奭入为知制诰的时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天圣八年四月丙申”条：“在西掖几四年未迁，乃由内降入翰林，领开封”，西掖，为中书省别称，应劭《汉官仪》：“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亦称西掖。”知制诰所在的舍人院隶属中书门下，故西掖即代指知制诰一职。则由“在西掖几四年未迁”上推，徐奭任知制诰为天圣四年四月以后。

知制诰一职，掌草拟诰命，与翰林学士对掌外制、内制，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注：“翰林学士谓之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谓之外制。”成为知制诰是次迁翰林学士，并进而擢拔宰辅这一荣显之径中的关键环节，《却扫编》卷上：“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以称职闻者为之。”是以宋人对此职用“一佛出世”拟之，以表艳羡之情，“朝廷命一知制诰，六姻相贺，以谓一佛出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甚或有以任知制诰一日，人生无恨的感慨。《东轩笔录》卷二：“世言躁进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遗为馆职，平生好烧银而乐文字之职，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

“两制词臣，以文章为职业”，【《长编》卷一○三】知制诰作为极清要的词臣之职，对任职者的文学才华自然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不仅仅需要“文才敏捷，下笔千言。作为词臣，尤须有倚马可待之才”，【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页98】而且还要熟稔于诰书写作的诸种严谨规范和适切的语体风格。《却扫编》卷上云：“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诚斋诗话》里也说：“本朝制诰表启用四六。”所谓的四六，是对发展至成熟谨严阶段的骈体文的称呼，较之早期骈文，它的句式要求更为严格，也就是基本上运用四、六句式。柳宗元曾在《乞巧文》中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来说明骈体文，李商隐则直接将自己骈体文的集子，定名为《樊南四六》；至于宋人，就普遍性地以“四六文”来指称了。

作为特殊的文体，四六文在文体构成上，也自然有着它的种种规范要求，骆鸿凯在《文选学》中说：“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渲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曰调声。”也就是说，骈体文在文体规范上，要求有工整严谨的对偶，典雅繁复的用典，凝练华丽的遣词，抑扬和谐的声调。另外，作为诰谟之文，对于知制诰所撰写的四六，还强调了典重温雅的语体风格：

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忄旦，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自然，以徐奭高中状元、久居馆阁的才华和资历，这些要求对他来说，并非难事。虽然他所撰写的诰命之文已不得而见，但我们试看他《铸鼎象物赋》中的残句，也可窥知一二：

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

句式、对偶固不待言，用典隶事则已如前述。我们此处再仅就音韵略作分析。儿岛献吉郎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对骈体文的音律有这样的说明：

四六文……复加增一种平仄法，既非纯粹之散文，又非完全之韵文，乃似文非文，似诗非诗，介于韵文散文之间，有不离不即之关系者，谓称之律语或骈文，亦无不可。律语云者，文有声律之谓。……然则四六文者，乃文学两性两属之中间性，比之散文，则多韵文之价值，比之韵文，则又有散文之形式。

这就是说，四六文的音律要求，既不如近体诗般严格，但又不是散文般的衍漫，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徐奭的这两句，正是这种音律的典型。我们先将它的音律标示如下：

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
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平仄。

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平仄相间相对的格律，但在关键的节奏节点上，即二、四及尾字，毫不含糊。“惟”平“正”仄，是谓相间；相应位置上的“乃”仄“居”平，正为相对。凡此等关键节点处均是如此。另外，在这两句中，又多用虚词以为斡旋，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诗用字》中曾说：“作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所谓健字，即实词；活字，虚词。又刘淇在《助字辩略》中也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这就是说，恰到好处地运用虚词能有效地增添诗文的声情韵致，显现语句的意脉流动。我们看徐奭这两句中的虚词，“惟”与“讵”、“乃”与“实”间的两两呼应，用词极重，语势斩截，很好地强化、突出了所要表达的理念。而句腰处两个“之”字的使用，却又使语气颇显舒缓流动之致。寓意重大而出语从容，于中所透露出的，正是一份温厚典雅的气度。

但徐奭在任知制诰的这四年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所表现出的多方面的才干。

天圣四年八月，徐奭受命为贺契丹正旦使。

自檀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建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自此也确立了互派使节的制度。每逢正旦——即新年——两国之间都要互遣使节，表示祝贺，不仅是贺皇帝正旦使节，还会根据具体情况派遣贺皇后、皇太后正旦的使节。是年，宋廷任命“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刑部郎中张若谷为契丹妻正旦使，右侍禁、合门祗候崔准副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徐奭所担任的自然是贺契丹国主正旦使了。考《辽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辽圣宗太平）六年（宋仁宗天圣五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徐奭、裴继起、张若谷、崔准来贺。”这一年正月初一日为壬寅，【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24，中华书局1962】则乙卯为二十一日。辽圣宗此时正驻跸南京（今北京），据陈襄《使辽语录》，由宋辽交界之雄州白沟驿出发，取道新城、涿州、良乡而至燕京需时四天。则徐奭使团大约是在该月中旬初出发的吧。

徐奭使团的人员构成，除徐奭任正使，“供奉官、合门祗候裴继己副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外，还包括了辖、指使、书表司等等诸种随从人员，规模大约在百人左右。【参见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页118】他们所携带的物品，主要是用纸、用印和封裹都极为精美的国书，【《宋朝事实类苑》：“北朝书诏，白纸写，用御宝印，浑金镀匣子盛，锦托裹，浑金镀锁钥，请御宝印封，并红丝绦、锦重黄袱白面签云云。再用红罗袱封毕，用诏纸封带，复用御宝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421】以及正旦礼物“金花银器三十件，杂色绫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契丹国志》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一路之上，他们自然受到了辽国方面依照礼节规定的热情招待。出了白沟驿，过白沟桥北，辽方的接伴使副已立马相待。见面后，先由辽方的接伴副使问大宋皇帝圣体万福，徐奭等人也依例问其君及其母安否。接着，便共至北亭。辽国接伴使以国君的名义赐筵，酒十三盏。席间互致寒暄，也不外是各自的年龄、家庭状况、朝廷人事变动等等。此后每至一处，都有当地的地方官员和辽廷使节设宴款待，离开时又设宴饯别。自然，徐奭他们每至一处，也要用工整的四六文写一份谢表，对对方的款待表示感谢，还要向对方赠送各色礼物。总之，相关礼仪甚是繁缛，我们就不再一一絮述了。【关于辽方官吏迎送仪节的具体记载，可参见陈襄《使辽语录》】至于到了南京以后的朝见、朝辞及国宴礼仪等等，就更为复杂，所幸聂崇岐先生在《宋辽交聘考》中据《辽史》、《铁围山丛谈》、《使辽语录》等文献细加勾稽，陈述的很是详细，我们在此也就不复加以赘述了。【《燕京学报》第27期37-41页】

徐奭在任知制诰期间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则是在滑州参与治理黄河水患。

天圣五年十月乙未，宋廷遣徐奭前往滑州祭告黄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滑州，治白马县，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位处黄河下游地区。从唐代前期开始，黄河下游的决溢逐渐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频繁，在“北宋前期河道北流以前（960-1048）八十九年间，……河决有三十六年，有的年不止一次，共八十三次，……平均2.6年一决，一年有0.88此，几乎每年一次。” 【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页18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而滑州和澶州所在河段“河床狭隘，是下游河道的窄段，滑州河道两旁土质疏松，河岸容易溃决”，【辛德勇《黄河史话》页3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河患最为集中的地段。【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五代时从天福三年到景德六年，首尾不过二十二年，滑、澶二州共决了六次。,宋代初期的河患大约三十多回中，滑州占了六回，澶州占了十二回，大半都在滑、澶两州的境内。见氏著《黄河变迁史》页340、371，人民出版社1957.】再加上黄河离滑州外城仅“二十步”的距离，一旦发生水患，为害极大。尤其是天禧三年（1019）的大溃决，洪水“漫流州城，民多漂没”，【《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流经澶、濮、曹、郓诸州注入梁山泊，整个受灾面积达32个州县。决口后，宋真宗立即征调大量物资，“发兵夫九万人治之”，并于天禧四年二月堵住了决口。孰料仅隔四个月，黄河再次决口于滑州城西北的天台山旁。为了堵住这次的决口，足足历时九年，直到天圣五年七月，宋廷“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宋史﹒河渠志》】才于当年十月完成。

依惯例，治水成功后须得遣使祭告神灵。我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会要辑稿》，将与治理滑州水患有关的祭告记载简略列表如下：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十七日  滑州韩村合河口毕功，差官告天地、五岳、四渎。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八月二十五日  滑州言大河顺道北流，诏遣职方员外郎刘益驰往设祭。
天禧四年（1020）春正月戊午  以滑州将塞决河，命翰林学士盛度乘传致祭。
天禧四年（1020）春正月辛巳  命右谏议大夫张士逊诣滑州祭河。
天禧四年（1020）二月  河堤塞，……命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祭谢，分遣官谢宫观、陵庙、岳渎。
天圣五年（1027）八月戊辰  命知制诰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天圣五年（1027）十月乙未  遣知制诰徐奭往滑州祭告河。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廷在天禧四年和天圣五年多次遣使祭告，这正表现了宋廷对治理滑州水患的极大关注和对彻底根治的期望。所以天圣五年不仅在堵住决口后派徐奭前往致祭，前此两个月，已派知制诰程琳前去祭告过一回了。随着本次滑州天台埽的完工，使黄河回归了原来的河道，滑州治水可以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徐奭这回的差遣，应该说很是轻松。但徐奭到了滑州以后，并非是祭告一回便告了结，而是以他丰富的治水经验，发现隐患。并于十二月十二日上书云：“近至滑州鱼池埽，最是紧急，闻得旧有减水河，望令开浚。”【《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

埽，“是宋代兴起的著名水工建筑物，既能护堤抢险，又能用于堵口，可以就地取材，在北宋一代已极为普遍”。【《黄河水利史述要》页198，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制埽的原料，有梢（山木榆柳的枝）芟（即芦苇等）、薪柴、楗橛（木条、木桩等）、竹石、茭索（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缆索）、竹索等，数量需千余万。这些东西在前一年孟秋时分由沿河各州县会同治河官吏搜集齐备，以待来年春季治水之用，所以称为“春料”。做埽的方法，是“先打茭索和竹索，竹索长一丈至十丈，再找一宽平的埽场。卷埽时密布茭索，上铺梢，梢茭叠压，再压土和碎石。中间有一条大竹索，叫心索。然后卷成大捆，再以大茭索捆上两头。又有大量竹索从埽内，由旁边引出。埽高至数丈，长加倍。下埽时用丁夫几百到一千人推拉到险工处，叫埽岸。下埽后再打桩橛固定，又用长桩穿入，竹索都系在岸上的大木桩上。”【辛德勇《黄河史话》页211】

用埽做的这些工程，按它们的作用和位置又有许多种类和名称，其中用若干相连的埽工砌成的较长的护岸叫埽岸，也简称埽。至宋真宗天禧年间，黄河河道两岸，上其孟州，下至棣州，已修有四十五埽岸，鱼池埽正是滑州七埽之一。【《宋史﹒河渠志》：“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

鱼池埽，在今河南滑县东北鱼池，五代时为滑州水患多发处。史乘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
后晋开运三年（946）六月  河决鱼池。  
后汉乾祐元年（948）五月  决滑州鱼池。  
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  先是河决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凡八口。  

至宋代，文献中虽未再有鱼池决口的记载，但因此处水势湍急，仍是治理水患时重点关注的地段。《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言：‘滑州鱼池埽水势湍急，知通利军郑希甫请于本埽下开减水河，相度利便。’从之。”又天禧三年六月：“牛忠又言河水有复故道者，及请发河清卒葺治鱼池埽台，从之。”这两处记载都可以和徐奭所说的“滑州鱼池埽，最是紧急”相印证。

减水河者，即开渠以分水。滑州开减水河，始于唐元和八年（813），“郑滑州观察使薛平和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共同奏请，于河西岸黎阳县西南开一条分水河，东北再回到正河。这条新河是利用古河道开的长十四里，加上两端正在黄河滩的开挖共二十里。东西宽六十步（约合一百余米），深一丈七尺（约合五米多）。”【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页168】此后宋淳化四年（993）、大中祥符八年（1015）、天禧四年（1020）等年份于滑州迎阳村、天台山等地开减水河。徐奭建议所需开浚的“旧有减水河”，当指前引天禧三年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言中的那条。徐奭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重视，“诏滑州相度，本州岛言应役夫二万八千余，一月工毕。或以兵士渐次兴功，计役万二千人，七十日。诏差军士兴葺之。”【《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

十二
徐奭在知制诰任上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干，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却一直没能得到升迁。直到天圣六年才由宫内直接下旨，擢拔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终于向宰辅之位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从翰林学士选任宰辅，是宋代一项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石林燕语》卷七即云：“祖宗用人，多以两省闱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十常六七。”更何况徐奭还兼领权知开封府的重要职位，洪迈《容斋续笔》卷三“执政四人头”条云：“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人头’。” 可以说，徐奭之进一步升至宰辅之位已是指日可待，只可惜他于当年九月暴卒，未能完成这最后的辉煌一步。

那么，徐奭久次不迁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中说：“奭俊迈有才，然锐于进取，在西掖几四年未迁。”认为徐奭虽然才华出众，但过于急功近利。对这个评价，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就徐奭的为人处世而言，确实有不足的所在。如前述任开封府发解试考官，竟“潜发封卷视之”之事，便是一证。同时，徐奭和晏殊有多年的同僚关系，曾同在集贤院任职，并于大中祥符八年一起担任校勘官；和欧阳修，则有师生之谊，《宋会要辑稿﹒选举一》：“正月十二日，以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贡举，御史中丞王随、知制诰徐奭、张观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欧阳修已下四百一人。”但在北宋前期这两大文坛领袖的文集里，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他们和徐奭交往的文字，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徐奭和同僚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

其次，这也和当时的地域观念有一定的关联。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前期，北方人士对南方人士本就有轻蔑和排斥之意。程民生曾就此分析道：
宋人对南方民俗多游灵巧轻扬的评语，主要是指其灵活、机巧、轻率、浮躁。《宋史•地理志》在南方多数地区的总述中即指出了这一情况：淮南：“人性轻扬”；四川：“性轻扬，喜虚称”；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江南：“其俗性悍而急”；广南：“民性轻悍”。晁补之也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鸡肋集》卷五一《上苏公书》）可见这是南方各地共有的特性。表现在智力上，显得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刘邠说：“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实。（《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表现在精神状态上，则是富于进取心和好奇心，而且喜欢标新立异。如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一二四）表现在处事为人上，便有些轻浮。苏舜钦言“越俗浮薄，节行不坚”即是。（《苏舜钦集》卷一三《杜谊孝子传》）籍贯两者苏州的范仲淹也说：“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9，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所谓南方人的“人性轻扬”、“善进取，急图利”、“每立异以求新”，和当时人对徐奭的“俊迈有才，然锐于进取”的评价，实是出于一辙。更何况徐奭是以建安籍考中状元的，而北方人士对于福建，尤为反感，蔑称为“福建子”：

朱彧记载：“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萍洲可谈》）据福建人杨亿说：“闽士轻狭”，（《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司马光曾说王安石“心术似福州”，（《道山清话》）大致都是说福建人有心机，好捉弄人，致使北方人难以应付，不堪忍受，对其又怕又厌恶。其实不止是北方人，南方其他地方的人对福建人也有如此恶谥。如江西人王安石，被福建人吕惠卿出卖排挤，罢相退居江宁以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以泄胸中愤怒。【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54，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再加上宋代又有不以南人为相的说法，据说这是宋太祖所刻誓碑中首要的一条：

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
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云麓漫钞》卷四】

那么，徐奭的久次不迁，也不能不说有着地域偏见的因素在了。

再次，自有宋以来至仁宗前期，在施政方略上，偏重于静默无为，以静求安，而反对生事，反对变革，所谓“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收肥为美，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縟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 驰之才”者。【《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中）卷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场形成了嫉贤妒能、偷惰苟且的恶习。如范仲淹在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

假如臣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称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由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

徐奭既俊迈有才，又过于张扬自己，显然也会招致同僚间的嫉妒。

天圣八年九月，徐奭暴卒。据说，他死后归葬故里，墓在泰顺岭下沙墩（今泰顺县仙稔乡岭下村）。清乾隆年间的泰顺《徐氏宗谱》介绍：“徐奭卒后葬岭下沙墩，置立坟亭三十六步，坟禁路直出十五丈。”2011年，仙稔乡岭下村村民林美龙发现一块只剩下半截的“石棺盖”，并怀疑这就是徐奭墓地的物件。另据当地一位村民所言，当年原村小学一带还放着一块徐氏后人制作的“宋状元徐奭公墓”石碑，目前这块石碑还在，被当作石路板在使用着。【林小勇《仙稔发现疑似温州首位状元徐奭墓物证》，《今日泰顺》2011﹒5﹒18】此外，岭下村尚有“围墙里”、“照坪”、“楼前”、“鱼塘底”、“荷花池”、“马栏基”、“马栏底”、“马栏前”、“马栏道”等地名，据说这些都与当年徐奭可能在岭下修建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宅有关。【杨立成、林美龙《泰顺徐奭：温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廊桥》创刊号页30,2012﹒】

这些发现和说法自然尚待甄别考证，但自徐奭之后，泰顺在赵宋之际“文物渐盛，科甲肇兴，人才辈出”，【林鹗《分疆录》页15】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库村之吴、包，篛阳之毛，泗溪之林，罗阳之董，章峰之蔡，仙居、木棉之徐，池村之池，龟峰、大安之张，登甲科者既不乏人，即由诸科及恩荫出仕者亦夥”。【林鹗《分疆录》页255】单就泰顺徐氏而言：

仙居与同一支木棉村徐氏为《分疆录》所说的泰顺以科举而著名的九个大族之一。徐氏宗谱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癸丑榜状元便出于仙居，晚年荣归故里。两宋之际徐氏中举者甚多，自宣和甲辰（1124）徐清考中进士，此后徐涓、徐履、徐元长、徐元德、徐谅、徐天佑相继而起，共七人考中进士。另外徐震、徐元则、徐深、徐元善、徐武子、徐浚、徐一忠、徐霆、徐元德、徐达等10人也考中诸科。此17人中，除徐履为木棉村人，其余16人都是仙居人。【吴松弟《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页130】

无疑，作为温州历史上的首位状元，徐奭对泰顺乃至温州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emppp

好长，占个位置，容有空时候慢慢品读。

萧曼浮云

粗读了下，相当精彩。改天再细读。

whywhy

感谢黑黑！虽没细读，但知道了温州历史上的首位状元是徐奭，查了一下“奭”念shi！两个一百加个大字

一千零一夜_1

老师的约稿真多，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