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历尽劫波一卷书——中华书局新版皇侃《论语义疏》四题

数帆老人

    日前在网络书店找书时，偶然发现中华书局推出新版皇侃《论语义疏》的消息，仔细阅读报道，惊喜地发现即将推出的新版《论语义疏》竟然以武内义雄校订的怀德堂版本为底本，如此，这个怀德堂版的出版将是《论语义疏》在中国本土传播史上的大事，理应受到读者的关注和重视。现不揣浅陋，就《论语义疏》神奇遭遇的几个话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皇侃其人及《论语义疏》的传播

  《论语义疏》，又称作《论语疏》、《论语集解义疏》，作者皇侃（488-545），南朝梁代人，其事迹收入《梁书》和《南史》。

  《梁书》（券四十八，传四十二）关于皇侃的记载全文如下：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侃少好学，师事贺蒨，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南史》（卷七十一，传六十一）的记载与《梁书》大体一致，仅个别字词略有不同。

  从《隋书经籍志》罗列的书目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相关典籍有数十种之多，题名《论语义疏》的书籍即有数种，皇侃《论语义疏》只是其中之一，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典籍多已亡佚，据史书记载，皇侃《论语义疏》一直流传到北宋时代，至邢昺《论语注疏》（又名《论语正义》）出现后，《论语义疏》渐受冷落，约南宋时代在中国本土失传，南宋之后，中国历代学者只闻“皇疏”名，不见“皇疏”书，向往数百年而不可得。

  幸好日本留存了这部珍贵的《论语义疏》，据日本古代书目记载，《论语义疏》应在隋唐时期流入日本，以多种抄本传世，千余年来传抄过程中，不断揉入其他《论语》注疏本文字，风貌渐与古版大相径庭。《论语义疏》在日本的流传过程非常复杂，坊间有多种中日文献学者的著述可供参考，此处不赘。

  1750年，日本学者根本逊志根据足利学校藏本校订刻印了十卷《论语注疏》，1770年前后，浙江仁和人汪鹏东渡日本访书，购得根本逊志版以归，由此开启了“皇疏”重返中国本土的序幕，至今在中国流传的都是这个引起争议的根本逊志版。

  根本逊志校订《论语义疏》，参照邢昺《论语注疏》重排了版式，并更动增减了部分文字，错漏甚多，因此传回中国后，引起部分学者的困惑，疑其为伪作，后经杨守敬等知名学者亲至日本寻访，对照古抄本，证实根本逊志版为真本。

   1887-1888年间，为证实根本逊志版的真伪，清朝驻日公使徐光祖奉朝廷命与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联系，商借足利学校所藏《论语义疏》，经过几度书信往还磋商，费时数月，后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与后任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商定，由足利学校誊抄，公使馆派员前往校对。此事完成后，黎庶昌亲书条幅赠与足利学校。遗憾的是，此官方抄本不知所踪，下落如何待考。

  1923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根据多种古抄本重新校订了一个新版本，复原古本编排格式，更改了根本逊志版的错误，由大阪怀德堂刊行后，公认这个怀德堂版较为完善，是至今最接近古代原版的版本，究与在中国流传的根本逊志版有哪些不同？中华书局的新版《论语义疏》即将上架，热心者可拭目以待。

henry2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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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引用第1楼henry2000888于2013-12-02 15:23发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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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二、《论语义疏》失而复得后的遭际

  皇侃《论语义疏》亡佚数百年后竟然失而复得，本就是一奇，更奇的是皇疏回归后的命运，如同其他民间古籍一样，遭遇了《四库全书》的辣手袭击。

  1770年前后，汪鹏从日本购回根本逊志版《论语义疏》后，正值乾隆帝推动的《四库全书》工程开工，各地设立机构大举搜集民间书籍，汪鹏趁机将此书献给浙江巡抚王亶望，王亶望如获至宝，即刻上交四库馆。《四库全书》编纂官员最拿手的本事是揣摩皇帝的心理需要，肆意篡改书籍内容，从字、词、句到整个段落，看到不顺眼的地方即下黑手，无所顾忌。远游数百年方归来的《论语义疏》同样遭殃，遭到一处极具破坏力的重大改动，贻害至今。

  遭遇《四库全书》黑手的是《论语八佾篇》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章的疏文，《论语义疏》原文为：

  “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

  《四库全书》编纂官员大笔一挥，将这段疏文更改为：

  “此章为下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

  这一改，完全背离了《论语义疏》的原义，南辕北辙，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恐怖的是，《四库全书》代表官方立场，朝野莫敢不遵。这一改动在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清代或属寻常小事，对《论语义疏》这本珍贵古籍来说，随之而来的是谬本流传，真本湮没，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幸而那位首先见识《论语义疏》的浙江巡抚王亶望在上交四库馆的同时，另行刻印了一套巾箱本，初刻本的“夷狄之有君”章疏文未作改动。不久，王亶望因贪污获罪伏法，《论语义疏》由出版家鲍廷博接手，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继续刊行。鲍氏的“知不足斋”版依《四库全书》对“夷狄之有君”章疏文作了改动。这样一来，中国本土民间流传的《论语义疏》分为王亶望初刻未改动本和“知不足斋”改动本两个系统，“知不足斋”改动本经过多次多版本刊行，在《论语义疏》的传播中占主导地位，一直到民国时期，仍有研究者、读者对谬本改动的原委摸不着头脑。

  自乾隆年间《论语义疏》回归后，200余年来，历代学者对中日各版本的的内容和沿革做了深入研究，众多成果见于相关文献，此处不赘。

  《论语义疏》被《四库全书》编纂官员上下其手的内幕到底怎样，现已无从知晓。乾隆帝知情并指示改动？还是编纂者揣摩上意自作主张？谜团重重。根据其他古籍被横加篡改删减的情况看，编纂官员自作主张的可能性更大。查阅文渊阁四库全书，负责《论语义疏》编纂的官员为详校官窦光鼎（宗人府府丞）、覆勘许兆椿（刑部郎中）、总校官王燕绪（翰林院编修）、校对官张慎和（员外郎）、誊录江右端（监生），这几位应负主要责任，主持《四库全书》工程并署名撰写“皇疏”提要的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位高官也逃不了干系。

  以后世的眼光看，这些编纂官员的举动非常可笑，他们肆无忌惮在古书上做手脚，揣摩上意如此用心，当真以为一段古人云可以倾国不成？从这些汉族官员的表现来看，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经营，清政权的统治已经稳固，读书人的精神已被驯服，早已自认夷狄为诸夏，奴才表现得比主子还紧张，操心过甚，空留千古笑柄。

  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乾隆帝本人知情并授意编纂官员篡改古籍，这样一来事情就有意思了。王亶望被乾隆帝斩杀，究竟是贪污事发，抑或是私自刻印有问题的《论语义疏》？还需打一个问号。

数帆老人

三、释惠琳之谜

  《四库全书》改动后的谬本《论语义疏》传世，导致后世《论语》研究工作陷入混乱，最明显的例子是 “夷狄之有君”章疏文中的释惠琳谜团——“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到哪里去了？释惠琳又是什么人？

  前北京大学教授程树德（1877-1944）《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论语集释》即遭遇了释惠琳之谜。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参考的《论语义疏》版本为知不足斋本、古经解汇函重刻鲍本，这两个版本都是《四库全书》改动后的谬本，根本不见原疏中的“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但其他著作明明说了皇疏中有这么一条，这让程树德大惑不解，在引用了四库全书改动的疏文后，又把“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抄在下方，困惑中加了一条按语：

  “按：此条据《论语集注旁证》谓引出皇疏，而皇疏实无其文，玉函山房辑本亦无之。考惠琳秦郡人，宋世沙门，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见《宋书颜延之传》。尝注《孝经》、《老子》，又作《辨正论》，其人盖释而儒者也。其《论语说》，隋、唐志、陆德明《经典序录》并不载，仅邢昺、皇侃二疏偶引之。此条用意新颖，难以割爱，容再续考。”

  这条按语关于释惠琳的部分录自清代学者马国瀚（1794-1857）为《玉函山房辑佚书•论语琳公说》撰写的导语，《玉函山房辑佚书•论语琳公说》辑录了《论语义疏》引用的四条释惠琳解说，其中并无“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可见，马国瀚没有见识过真本《论语义疏》。《论语集释》完稿于1942年，程树德卒于1944年，在敌伪区贫病交加的程树德不大可能在最后两年考定释惠琳之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两代大学者同困于释惠琳谜团，可见《四库全书》谬本为祸之烈。

  马国瀚《论语琳公说》辑录的四条《论语义疏》释惠琳解说全文如下：

  1，公治长篇第五“宰予昼寝”：“琳公曰：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故假
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所谓互为影响者也。”

  2，述而篇第七“互乡难与言童子见”：“琳公曰：此八字通为一句，言此乡有一童子难与言耳，非一乡皆专恶也。”

  3，子罕篇第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琳公曰：夫岁寒别木，遭困别土，寒严霜降，知松柏之后凋，谓异凡木也。遭乱世，小人自变，君子不改其操也。”

  4，子路篇第十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琳公曰：言德教不及于民，而令就战，民无不死也，必致破败，曰弃也。”

  这四条“琳公曰”连同《四库全书》删除的“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每一条都提出“用意新颖”的创见，与流行的解释不同，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价值非凡，的确值得程树德“难以割爱”，后世研究者也不应忽视。

  关于释惠琳其人，史料极少，《宋书•颜延之传》有一处提及此人：“时沙门释惠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生独榻，颜延之甚疾焉”，由此记载可见，释惠琳是个以才学游走于帝国顶层的高级僧人，宋文帝如此厚待，连颜延之这等人物都“甚疾焉”，其才学之高旷恐非常人所能想象。《论语义疏》留下的五条“琳公曰”，证明其才学并非虚言。

  释惠琳还有一些谜团未解，马国瀚《论语琳公说》辑录的四条《论语义疏》都称作“琳公曰”，只有四库全书删除的部分称作“释惠琳曰”，何故？“琳公”和“释惠琳”确定是同一人吗？为什么《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释惠琳作注的两卷《老子道德经》以及五卷《释惠琳集》，却只字不提释惠琳作《孔子说》？释惠琳与宋文帝、颜延之同一年代，应比皇侃年长数十年，《孔子说》亦早于《论语义疏》数十年，是不是皇侃作《论语义疏》之后至隋唐之前，释惠琳的《孔子说》即失传？且看怀德堂本《论语义疏》能否为破解这些谜团提供新的线索。

数帆老人

四、如何理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5世纪诞生，12世纪失踪，18世纪回归，《论语义疏》的神奇在世界出版史上算是罕有其匹，回归后命运如此坎坷也是罕有其匹。作为一部为圣贤立言的古籍，《四库全书》编纂者为何冒士林之大不韪，强行改动《论语义疏》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解说？原文触动了清政权哪根敏感的神经？

  简单来看，清政权有可能出于“夷狄”出身的不自信，还有对“理同禽兽”说法的恼怒，为某种不便明言的需要，不顾后世唾骂的风险篡改原文。深入分析却不那么简单，历代论语研究者对此章的解释从来存在歧义，解释的对立给了《四库全书》编纂官员上下其手的空间。

  从字面分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可解释为“夷狄有君主，不像中原诸国没有君主”，也可以解释为“夷狄虽说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两种解释一贬夷狄一贬诸夏，截然对立。有趣的是，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不同的朝代依据不同的需要，两种不同的解释都有市场。对两种解释的演变过程，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语新解》作了清楚的梳理：

  “本章有两解：一说：夷狄亦有君，不像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另一说：夷狄纵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君。盖孔子所重在礼，礼者，人群社会相交相处所共遵。若依前一说，君臣犹是礼中大节，苟无君，其他更何足论。孔子专据无君一节而谓诸夏不如夷狄。依后说，君臣亦仅礼中之一一端，社会可以无君，终不可以无礼。孔子撇开无君一节，谓夷狄终不如诸夏。晋之南渡，北方五胡逞乱。其时学者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可谓有无君之意，但必严夷夏之防以自保，故多主后说。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积弊，非唱尊王之义，则一统局面难保，而夷狄之侵凌可虞，故多主前说。清儒根据孔子《春秋》，于此两说作持平之采择，而亦主后说。今就《论语》原文论，依后说，上句之字，可仍作常用义释之。依前说，则此之字，近尚字义，此种用法颇少见，今仍采后说。 再就古今通义论之，可谓此社会即无君，亦不可以无道。但不可谓此社会虽有道，必不可以无君。既能有道，则有君无君可不论。《论语》言政治，必本人道之大，尊君亦所以尊道， 断无视君位高出于道之意，故知后说为胜。”

  作为中原传统文化的鼓吹者，钱穆持重诸夏轻夷狄的立场应可理解。与之对立的是另一位国学大师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中的论述，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堪称一篇极具时代精神的锦绣文章，兹照录如下：

  “有君谓有贤君也，邲之战，楚庄王动合乎礼，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鸡父之战，中国为新夷狄，而吴少进。柏莒之战，吴王阖庐忧中国而攘夷狄。黄池之会，吴王夫差藉成周以尊天王。楚与吴，皆《春秋》向所目为夷狄者也。孔子生当昭定哀之世，楚庄之事，所闻也。阖庐、夫差之事，所亲见也。安得不有夷狄有君诸夏亡君之叹哉！《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反对大民族主义’之语，乃真能体现孔子此种伟大之精神者也。而释《论语》者，乃或谓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君，以褊狭之见，读孔子之书，谬矣。”

  历代《论语》研究者对“夷狄之有君”章的不同解释林林总总，族繁不及备载，钱穆、杨树达观点的对立仅是其中一斑。如果说，杨树达把“君”表述为“贤君”是扩大解释的话，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的“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更是扩大到失控的境界。正是朱熹的说法为《四库全书》的改动文辞提供了依据，让那些处处为统治者着想的编纂官员们从容篡改原文而不羞惭，毫不顾及读书人起码的尊严。

  在发达的文化社会里，学术上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的和应该鼓励的。文化的建设和传承自有其内在规律，最重要的是包容异见的胸襟，更何况，仅就为孔子立言而言，皇侃和朱熹谁更合理犹未可知。18世纪的清政权不同意5世纪皇侃《论语义疏》的见解，求同存异就是了，何必运用公权力去做手脚，跟古人古籍过不去？况且，以礼义廉耻自居的清政权有可能如秦始皇那般焚书坑儒一手遮天吗？做不到极致就不要去尝试这类拙劣的勾当，像四库全书编纂官员（姑且假定乾隆帝不知情）那样肆意妄为只会受到后人的嘲弄。200多年后的2013年岁末，比《四库全书》篡改的根本逊志版更完善的武内义雄怀德堂本《论语义疏》隆重出版，不正说明当年《四库全书》的篡书之举完全是白费心机？

  皇侃《论语义疏》在中国的传承可谓历尽劫波，北宋时代被官方冷落为第一劫，南宋时代在中国本土失传为第二劫，清代回归中土本是幸事，却横遭篡改，乃为第三劫。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岁月里，失传亡佚的典籍不知凡几，《论语义疏》还算是幸运，历尽劫波终相逢，怀德堂版的出版让这部古籍的劫难时代宣告结束，或许将成为“皇疏”另一个传播时代的开端。

                                                         (全文完。2013.12.4)

金钱石

揣摩上意，用心如此，古时这样，现在也照样。更甚。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这样。

martin

长知识了，谢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