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观中日纷争

zhulitiger

在历史上，元朝蒙古人以100万人统治当时中国1亿多人口，清朝满族以200万人口统治中国2亿多人口。这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给了日本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信号和一种信心，就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是可以由少数强权、少数武力进行奴役、统治和征服的。这也是日本为什么把中国作为它侵略东亚战略策源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还不为中国的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因为日本看到，可以组织起来几百万汉奸去驱使和奴役，去充当炮灰和先头部队。

　　知耻而后勇。一个不知羞耻的民族，一个不知自省的民族，一个不知痛苦的民族，一个不知流泪的民族，是让人悲哀的民族。不能想象，几亿人津津有味地看着无聊的贫嘴相声、肥皂剧，尤其是那种花钱买的录音笑声的室内场景剧，或者清宫戏、皇帝戏，一个个傻乎乎地扬着个脖子在那看，直看到脖颈骨质增生、脑供氧不足，然后还在傻看、傻笑。挨打是挨打者自己造成的，因为落后是落后者自己心甘情愿落后的。

     日本的侵华战争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时光不能倒流，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但可以改变现在，更可以改变未来，而要改变现在和未来就必须正确认识历史，而不是煽情式的认识历史，而不是伪历史，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而不是为了某种遮掩自己，而不肯羞愧、内疚、自省的历史。

henry2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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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关键段落：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第二段关键段落：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 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第三段关键段落：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四段落：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资料来源：

环球网：

课本不曾告诉你的历史：鸦片战争时的汉奸
2010-11-04 11:20 看历史

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0-11/1227112.html

henry2000888

资料供应二：

汉奸捣鬼：清廷对鸦片战争的一种想像


关键段落摘录：

第一段：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第二段：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满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在线阅读《被打断的转型 晚清真相》
真相迷离：殉国者的尴尬（2）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 ... C&book_id=18222

henry2000888

资料供应三：


道光整顿吏治：深悉弊病却又无能为力

核心提示:
无可救药的吏治陋规的盛行，吏治的腐败，道光帝登基之初就想改变这种现实，英和建议清查陋规，他立即接受，发布上谕，指出:“ 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 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清宣宗实录》卷四）。道光帝实际是想效法他的曾祖父雍正帝耗羡归公的办法，承认一部分陋规，取消另一部分陋规，控制其发展。

作者简介

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已退休。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 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研究生，毕业后仍在教研室任教职，历经“文革”， 而后晋升讲师、副教授，1985年为教授。一度为台湾暨南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退休。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史、明清史。


关键资料摘录：


咸丰帝登基四个月，说前朝“登进冒滥，流品猥杂，……闾阎 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清文宗实录》卷九）。他们概括了道光朝吏治败坏的状况及其严重性。据笔者考察，道光时期吏治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变官吏贪污为合法的陋规 的流行，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实行在官吏内部的，二是官民之间赋役征收中的。

在官僚内部，下级对上司，地方官对京官，两个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为了办事，都要送礼，但什么时候送，送多少，谁给谁送，经过多年实践，形成定规，并有专门的名词反映出来。节寿礼，岁时节日和上司家庆日，僚属为其送礼。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 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 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

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程仪，招待过境官员，如在浙江，“凡上司委员到县，各 县须送程仪”，候补官因为没有职务可以捞取油水，若被派为委员到县，更要多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六房书役先送钱财，表示确定隶属关系，求得主官的欢心。

别敬，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名之为“别敬”。

炭敬、冰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 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冯桂芬说:“ 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原来京官靠地方官的孝敬作补贴，因而别敬、炭敬、冰敬成为不可缺少的规例。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送辛苦费，四川按察司向例每年送600两银子，刑部人员才在五六月间派人把秋审奏折的底稿送到四川，以便川臬做准备，应付部驳和皇帝的查问。晋升部费。州县官晋升，径直赴任的，照理由吏部发出正式通知即可。但吏部若不见该员的孝敬，不给发文，以示拿捏。

门生礼。清代官场盛行拜师风习，考官、学官广收门生。有的毫无师生关系，如州县官与府道官，府道与督抚，以至京察定为一等，大计评为卓异的人，对堂官、上司表示感恩，结为师生关系，在拜师时送礼，“甚至节寿厚其馈送”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八、卷二一九）。门生礼实际上超出师生范围，成为官场陋规的一种。

修船陋规。水师所用战船的修理，归文官负责，由武官验收，武官验收时横加挑剔，“索行陋规，有加无已”（《黄爵滋奏疏·查验战船草率筹议赶紧修造疏》）。官吏在银粮征收过程中，在贮存库房和动用时，进行侵 蚀贪占，情形复杂，也形成名目繁多的规例。

“放炮”。州县官将要离任，提前征收田赋，办法是减收税额，因而民间踊跃交纳，大县可以收到万两银子，或五六千两，这个赋税落入私囊，接替官员替他赔偿。

“太平炮”。地方官并不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减额收税，也能达到提前得到钱银使用的目的。 “倒炮”。新官上任，为得钱使用，提前催征钱粮。税收中的陋规官吏向税民巧取豪夺，在征额之外，多事勒索，名目同样繁多。

浮收。给事中安诗说:“ 州县征收，任意取盈。”（《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 陕西粮道一年浮收所得约6万两银子。山东堂邑生员许守宗控告县官浮收，被巡抚衙门迫害自杀身亡，按察使童槐派历城知县诱使尸子许哲受贿息和勒折。

地方官征收赋税时，在银与钱价格兑换上做手脚，多收钱文。浙江乌程岁征丁银11万6千余两，折收制 钱，市场上每银一两合制钱1200～1300文，征收时却要求每一两银子的税交纳2400～2500文，多收整整一倍（《清宣宗 实录》卷二一六）。

漕规。有漕粮地区，百姓在正额钱粮外，再交纳耗米和运费，粮道、运官、漕丁皆有漕规费用。浙江海盐县漕粮，定额一石的民户，实际要交两石以上（《镜湖自撰年谱》）。

签子钱。民间向官府递交词呈，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安徽阜阳县的门房、签押房，每收一呈文要制钱4500 文，称为“签子钱”，有的还加倍索取，叫“双签子”（《清宣宗实录》卷一四八）。

富户节礼。山西商人富有，向本地父母官作特别孝敬:“ 每年有交官陋规银两，按节按季呈送，为数动逾巨万。”（《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一）以上诸例是通行于官民间的陋规，可谓是陋规中大端。其他如总督的盘库礼，在其境内的税关的规礼，各衙门所受的茶盐等商人的规礼尚未举出，陋规真是多得惊人。这种种陋规中金钱财物的交往，是大官吞噬小官赃物， 官吏压榨百姓血汗，是官僚在俸禄、赋役之外的贪婪追求。

还需指出，下级对上司的敬奉，它的来源是正额赋役外的横征暴敛，所以对税民的敲榨勒索，是维护这些陋规的前提。陋规，不是法定的，但形成了规范，为人们所接受，是不成文的规则。它是既成事实，送礼者，受礼者，敲骨吸髓者，行之合法，受之当然，心安理得，不送、不受，就是傻子，就会产生李毓昌现象。陋规是吏治败坏的内容，也是它的标志。

捐纳与官僚队伍吏治败坏的另一个内容和表现，是大开捐例，滥用非人，官吏队伍庞大。《点石斋画报·道士捐官》捐纳。道光初年停开捐纳，其后屡次开办捐纳事例。政府要钱用，就卖官，买官者则大肆贪赃枉 法。

道光中安徽举人朱凤鸣上书，指出用捐班等于是专用小人，他们最会作伪，对上司“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吏部必护持”（《校邠庐抗 议》卷上）。

署事。旧官去任， 新官未到，封疆大吏临时派人代理其职务，派什么人，本有定规:在新分来的即用官或候补官中按年资排定，可是督抚往往打乱常规，把吏部分发的即用官扣留在省城，改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去署理。署事不记考成，可以放心大胆地 搜刮民财，故而“署事如打劫”，其政事的败坏，自不必言了。

调署。让实职府州县官离开任所，到别的府州县署事，使其以苦缺署肥缺。这是疆吏向属员示恩和索贿的手段， 经常使用，如“四川官多署任”，1847年川督琦善说:“ 文员调署纷繁，不惟易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书吏亦呼应不灵。”（《清史列传》卷四十《琦善传》）说明了调署的频繁和弊病之所在。

买缺卖缺。地方上好的缺分，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有人则乐于得钱出让，他的上司和说合人也从中渔利。1838 年山西太原知府王有壬署理河东道， 朔平知府张集馨署理太原府，次年春天王要回任之时，年已70，候补令严于镐等劝张出资接替其任，请其告老，王提出要张用7000两银子为其弥补亏空，晋抚和藩司均同意这个办法（《道咸宦海见闻录》）。


胥役众多。未入流的官员，府厅州县的各种吏役多得惊人。1821年吏部报告，在部候选未入流的佐杂“人数过多”，要求不要再往各省分发了；1827年直隶一省裁汰吏役 23900人，道光帝说:“ 直隶如此，他省谅亦不免。”（《清宣宗实录》卷一二四） 确实如此，在四川，大的州县有蠹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清宣宗 实录》卷二六○）。1837年段光清说，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 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 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镜湖自撰年谱》）。一县如此，全国的吏役该是多么庞大的队伍。

幕宾。1822年御史陶廷杰上疏要求严禁幕友舞弊，指出“督府两司之幕友盘踞上游，为害益巨，换官不换幕，官生幕熟，百弊丛生”，州县之幕客上下结党，挟制本官（《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1833年胡怀符充任南昌府幕宾，与各地幕友串通一气，人称“四大寇”、“二十八喽啰” 《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二）。 官亲家人。官员的家属与仆人，代表本官参与政务，甚或违背本官的意愿与幕友、吏胥结交，从中捞取油水。川督鄂山署内，有门丁杨姓、幕友 两个杨姓，三人朋比为奸，又有仆妇马氏参与其事，人们把他们的作弊称作

“三杨开泰，一马腾空”（《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 捐纳和科甲是清代用人的两大门类，捐纳是任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署事、调署、幕友、买缺卖缺可以视作为执行人事制度的细则，是制度的补充。道光朝这种制度及细则的通行，本身表明吏治的败坏。

捐纳者搞贪污，又善于巴结上司，主官利用调署等作手段收受贿赂，所以捐纳、调署、署事、幕友都是制度的弊病，这就是吏治不清的严重性之所在。这种制度造成工于结纳和营求私利的官员秉政，他们不祸国殃民才是怪事呢！

亏空及其弥补之法吏治败坏还表现在亏空钱银及弥补办法上。钱粮是清朝的正赋，是政府的命脉所在，从中央户部到各省、府、厅、 州、县的主官都以收税为主要职责，这同时也就是他们为己敛财的条件。

亏空。贪官将征收的钱粮不全部交库，一部分纳入私囊，或者像前述“放炮”、“倒炮”那样，为本身早得税银而少征，造成钱粮的亏空。道光一朝亏空问题严重，1839年给事中况澄指出“外省州县亏空过多”，要求道光帝下令“核实参办”（《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五）。1850年春天赵光奏陈时务四条，其中之一是“亏空累积”，刚即位的咸丰帝承认他说的“切中时弊” （《清文宗实录》卷六）。

1846～1849年两淮盐政应交盐税银183万两，交不出来，经过批准，允许在1849年先交30万两，仍然没有库存可交（《清文宗实录》卷八）。官吏亏损，还不如实上报，等到中央调用，又无银两上交，因此给事中安诗说“虚报库存，动拨则无实贮，各省亏空，大率类是”（《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勒接。官员有了亏空，在其卸任时，本来无法交待，但是接任者为了能得实缺，往往愿意承受他的亏空，答应代为赔偿，以便上任，至于以后是否能赔补就不管了。

有的人不愿接受亏空，拒绝给前任出结，这时上司就会出面，强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为他的政绩污点。1822年御史陶廷杰请求道光帝饬禁“大吏毋许勒接亏空”（《清宣宗实录》卷四十四），可见勒接亏空具有普遍性。据揭发，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亏欠银3万两，到任一年多，己身又亏空3万两，前后计达6万两（《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五）。

流摊。一个官员的亏空被揭发或并未揭发，其本人赔补一部分，其他的，由其继任者、同僚、上司各任多少，代为赔偿，以弭事端。分摊到各官名下的数目，只是名义上的，并不一定真正代其交纳。亏空是贪占和挪用公款，比前勒索民财，在性质上还要严重，可是官员就不怕惩罚，竞相违犯，说明吏治腐败的程度是多么深重。《点石斋画报·购枪舞弊》

贪官污吏，历朝历代皆有，道光朝也有这种现象似不足为怪，但严重的是它的方法，即对前代已经形成的搜刮民脂民膏、侵蚀钱粮、滥用官吏的各种陋规和弥补办法，使用得更加普遍和频繁，而这些陋规、办法，不仅保障贪污的实现，更掩护这种丑行，使它成为合法的、无罪的，因而得以继续下去。

无可救药的吏治陋规的盛行，吏治的腐败，道光帝登基之初就想改变这种现实，英和建议清查陋规，他立即接受，发布上谕，指出:“ 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 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清宣宗实录》卷四）。道光帝实际是想效法他的曾祖父雍正帝耗羡归公的办法，承认一部分陋规，取消另一部分陋规，控制其发展。

上谕发出不久，遭到中外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汤金钊等上书要求停止清理，所持理由不外三条:一是怕陋规因此而增多，因为承认一部分陋规是合法的，官吏胆子更大，“势必明目张胆，多求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清史稿·汤金钊传》）二是清查中滋扰百姓，扩大清理对象，把零星小户，如舟车户的陋规也进行登记，搅得民间不安宁（《清宣宗实录》卷十）。三是肯定该留的陋规，名声不好听，广东巡抚康绍镛上疏说，将陋规名目“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体制似亦未协”（《庸闲斋笔记》卷四）。

清查如果实行得好，并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会有好效果，如若公开承认一部分陋规，于政权形象不利。道光帝于是决定顾名不顾实，罢免英和军机大臣职务，下命停止清查。但是对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了一通空话:“ 各大吏正己率属，奖廉黜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厘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饶裕矣。”（《清宣宗实录》卷十）

谚云“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继位亦有所谓励精图治的初政，道光帝整饬陋规是为初政之一，然而它流产了，预示道光朝政治不会有起色，陋规将越来越严重，吏治一发不可收拾，道光朝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个样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414_1402345_3.shtml

bestluyf

让人感慨不已啊

1994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与“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

zealken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捍卫自己权利天经地义，可居然有很多傻逼捍卫着别人侵犯自己权利的权力，俺百思不得其解。
一群奴才总觉得另一群不愿意做奴才的人是叛国者。因为中国的奴才们都有这么一个逻辑：凡是不肯跟自己一道下跪磕头的，必是外面有了新主子！
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产权的民族，居然会看重主权，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

iccctv

引用第1楼henry2000888于2013-07-04 00:36发表的 :
资料供应：


第一段关键段落：

.......

很好的资料！

henry2000888

引用第6楼zealken于2013-07-08 08:07发表的 :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捍卫自己权利天经地义，可居然有很多傻逼捍卫着别人侵犯自己权利的权力，俺百思不得其解。
一群奴才总觉得另一群不愿意做奴才的人是叛国者。因为中国的奴才们都有这么一个逻辑：凡是不肯跟自己一道下跪磕头的，必是外面有了新主子！
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产权的民族，居然会看重主权，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

这些人和当年义和团本质是一样的，看看当年义和团的下场就清楚了

margin1981

日本狗想错了，我天朝的附属国，怎么可能占据统治地位？面子上过不去啊！

margin1981

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还是分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