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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风雨故人来——我眼中的民国报人邵飘萍
（参考文献：散木著《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1920（庚申）年除夕，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高潮刚过，34岁的民国著名报人、记者邵飘萍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幅诗联，赠与家人以为纪念。此时，北洋“安福系”政府刚垮台不久，这位从日本二次流亡归来的年轻报人，已经将他那份“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却反遭政府封禁的《京报》“复活”了，而且是“尤极活泼显豁之能事”。悬书于他书房中的、由他从前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一句改化而来的“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正足以表明他此时的心志。然而他又怎能料到，在历经6年的时局扰攘之后，颇能与“当道诸公”相周旋的他，竟然会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入罪，遭到直系军阀的悍然捕杀？围绕着他的死，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流言加于他的生前、在他身后挥之不去？
邵氏为浙江东阳人，本名振青，飘萍乃是他的字。早岁主笔杭州《汉民日报》时，即因反袁而三次入狱，一度亡命日本，其间曾创办东京通信社并向国内编发“二十一条”等要闻，后回国在上海报界以“阿平”（上海话，“平不平？”之谓也）之名继续撰写反袁时评，声名渐起。及至1916年北上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独立创办新闻编译社（1916）和《京报》（1918）后，即以署名“飘萍”的政治新闻报道而大名于世。对此他的解释是，“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他亦曾作诗云：“身世如萍逐浪浮，国危家破扶桑游。北平洒尽离人泪，誓不低头作楚囚”，洒脱豪迈一如其本人。就连后来刑场被害时，他也是仰天长笑、从容赴死的。对于他的罹难，新闻界同仁于愤然之际且有余哀：“邵氏生平未曾改业，可谓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讵思竟或遗以死耶！”
邵氏生前有云：“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其动力当来自他少时便立下的“新闻救国”的志向。从他早年经常叨念的一句“阳光一缕，抵得万句共和”，便可窥见他的淑世情怀。在新闻与社会及政治“互为因果”的关系中，他独重“新闻业之进步”以为“善因”，其中又特重新闻报道的“改良”与新闻记者（他称之为“外交记者”）的培养。因此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过来，他都始终“以革新进步自任”。也正是有本于此，他才一面发愿“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实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对于北洋政治尤多披露和讥弹；一面又走上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及各公私大学新闻学系的讲台，以身示范并手编《实际应用新闻学》与《新闻学总论》两册讲稿。所谓“激浊扬清”，何为清浊、怎样激扬，无不凝聚着他的睿智与心血。
然而，邵氏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成就，往往为其“采访绝技”的盛名所掩。诚然，他确实是“周身充满了记者的元素”，随时随处均能发现新闻线索而追踪之，并能以其特有的“敲骨吸髓”式的新闻采访术令一切官蠹政痞莫之能御、无所遁形，从而得从云波诡谲的北洋政坛宦海中铺陈出数百万字的、堪称“现代之史记”的新闻通讯作品来，足令当时及后来的新闻记者所模范。世人甚或更被他在这中间展现出来的风流倜傥、慷慨阔绰、雅好交游乃至温存多情所吸引，则又等而下之矣。此亦可见世俗的眼光常为争奇斗炫的表象所蔽，不能了解沉潜于背后的努力和用心。其实，他的飞扬个性实本于他的才华和自信，而他的才华和自信又多源自他对新闻事业的高度热情。当年听过邵氏讲课的毛泽东，曾坦承“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并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这应该说是很中肯的评价。
正如邵氏所言，“报纸为一切事物之缩影，自不能单独发展而不受环境之束缚”，他的“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热望，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环境的束缚。民国初年的政治与社会，既为他提供了事业舞台，也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人们很容易看到他“踔厉奋发”的一面，却对他“饱经痛苦”的时刻少有留意。然而，“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又岂是他所希望承受的？即便在他车马轻裘的时期，“每至一年将尽，便觉脑中沉滞不堪。盖三百余日所堆积之污浊新闻，不能发表者殆居其半。”世人每每惊羡他能游刃于军阀政客贵族显宦之中而采得独家秘闻、黑幕消息，但谁敢说他的死和这些就没有关联？“日在万丈悬崖之巅，驰其摩托”，这样的“新闻家”又岂只“萍水相逢百日间”的邵飘萍与林白水二人？
于是，在这样一个“民国”里，“共和”不过是一个招牌，“国会”只能沦为政客的工具，政权走马灯似更换的背后，“民何有焉，国何有焉”？当“北京的报馆比姨太太尤滥”时，所谓“报格”便只能成为奢侈品。贤者如先于邵氏而以采写新闻通讯著称的黄远生，在慨叹民国“自由不及前清（无法律之自由）远甚”的同时，也不免要自忏悔“灵魂日与躯壳奋战”的苦痛，实已发“国民性改造”的先声。远生的悲剧——1915年他为摆脱袁党远走美国反被国民党所戕——在于党争局面下欲求记者个人的人格独立而不可得；而邵氏却独取新闻事业为安身立命之道，以“社会公人”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自居，意欲激浊扬清、惩恶扬善，不仅要做记者、报人，更要做新闻乃至社会的改良家、向黑暗的强权挑战，这才招来了杀身之祸，以身殉报。
有论者称，邵氏的通讯“文采或稍逊于远生，而内容之翔实，远生尤或不逮”，盖其特重新闻改良之故也。与曾陷于痛苦挣扎中的黄远生不同，邵氏始终坚执于他的新闻理想而做到了心手合一、义无反顾。他“以自身阅历所得”而敷衍出来的一大篇新闻改良理论和方案，不仅浓缩了他的思想精华，更是他一生实践的总纲。在他看来，“我国欲使一般新闻事业之进步，根本上非养成记者之人才不可”；而记者之尽职须“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前者涉及记者的职业信念和操守，后者涉及新闻的自由与法治——最后“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换言之，只有把记者培养成坚决抵御各种压迫和诱惑的“新闻界战斗之壮士”，新闻界“在法律上的相当自由”才可能实现，负责任的新闻报道才可能落到实处，新闻与政治及社会之间才可以互相促进、“生生不已”。
有道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18年10月，邵氏先是以“舍我其谁”的气魄独立创办了一份致力于“国民之进步”的《京报》，且欲“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紧接着，又与徐宝璜携手在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学发起成立新闻研究会，并出任导师主讲“新闻记者外交术”（也即“新闻采集法”）。邵氏“确信个人之活动亦足以使全体发生重大之变化”，而他披荆斩棘与播洒雨露并举，也的确同时开了独立报业和新闻教育这两大先河，于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未几，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轰然而起，邵氏及其“京报”正是重要的发难者和报道者之一。虽然紧接着就是封报捕人的厄运袭来，但他所指导和影响的学生，此间却在掀起全国的舆论风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少人更因此而逐渐成长为新闻事业后来发展的新力军。
《京报》被封后，邵氏被迫再度走避日本，并应聘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中国顾问。其时虽短，他却乘此机会潜心研究新闻学、世界局势及各国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有了新的变化而办报“志趣益进”。体现在“复活”后的《京报》上，就是在北方首先实行兼取日报和杂志之长的办报路线，于正张之外又先后新增《京报副刊》等20余种副刊和附刊，扩大了《京报》的事业规模和社会影响。而他本人则“方在盛年，踔厉奋发”，视野更加开阔、笔锋更形犀利，“渐渐与中共北方区党的政策发生共鸣”。所以，当“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北方时，举凡中共领导和开展的革命运动，从非宗教运动到“三•一八”运动，他皆无役不与，“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在他的主持下，《京报》逐步发展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敢与军阀统治及帝国主义相颉颃的进步舆论机关之一。
时人曾赞曰，“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邵氏的才情胆识于此可见一斑。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于奉系军阀之手。对于他真正的死因，虽然一直有不同说法，但“以言获罪”却是不容抹煞的。从近年来关于他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发现”（尚有争议），也可反见出他当年的立言行事，的确是趋于激进的。他曾自谓：“愚居言论之地位，手无寸兵，惟世道人心所赖以维系者，不敢自溺厥职”——念念在兹的，惟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而已。为此，在他所著的两本新闻学专著里，他曾再三致意于“外交记者”的“品性”与“独特之智能”，以及新闻界在“法律上相当的自由”等问题。然而，他终究死于“新闻记者的白刃战”，死于新闻记者的不自由。此前张学良曾有“邵氏虽死，已可扬名”一说，清人亦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谓，然而，除了感叹他的成就与才华，谁又敢轻言其幸抑不幸欤？
邵氏一生，自1886年至1926年凡40载，前后跨越两个历史阶段，其中后20载尽在从事新闻事业。英年早亡，诚可叹也。如今，又过去两个40载矣！时代变迁，历史犹存，只是他本人也已化为这历史的一部分，并熔为历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围绕邵氏的生前身后事，散木（郭汾阳）先生远绍家学、沿波稽考，取“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意，著成新作《乱世飘萍》，洋洋50余万言，旁搜博取、剥茧抽丝，不仅写出了这位杰出报人的独特成就与风骨，而且描摹出了那个时代的总体情状和氛围，于“知人论世”的背后，不时流露出对于历史的深沉体悟与感喟。所谓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邵氏的经验与创获，仍有待挖掘和体会；而他的精神与风骨，犹需要继承与发扬。此书在提供丰富史料的同时，也正足以提醒今天的记者们记录时代历史与书写自身历史的自觉。
（总计3766字）
补记：
1、邵飘萍之《京报》，即为今日《新京报》报名之来源；据称，当初该报创刊时即拟取名《京报》以肖前贤，后为当局所阻，遂添一“新”字而有今日之《新京报》。
2、关于邵氏的职业成就与理念，除了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一书外，另可参见孙晓阳《邵飘萍》（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一书中的分析。
3、关于邵氏的结局，尚有“死于有偿新闻”一说，即拿人（张作霖）钱财，却未与人消灾，反而照批不误——这虽极有可能是事实，但不影响此处“以言获罪”的评价；在此前提下，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行为，另当别论；参照近年来对于李大钊死因的挖掘，则他的多种死因说（宣传赤化、有偿新闻、得罪张氏）本可互通，彼此并不相悖——说到底，仍是“以言获罪”。
4、关于邵氏生前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考证，目前难称定论，此处不纠缠；但由此亦可见出众生眼中邵氏“形象”的多元。 | 
发表于 2013-5-6 10:07:03
发表于 2013-5-6 18:5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