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已剪贴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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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华毕叙》

在译制英国故事片《孤星血泪》的时候，影片中很多台词都引用了《圣经》。老陈很熟练地说出了《圣经》的内容，我很惊讶他对《圣经》的熟悉，有关《圣经》的台词都准确无误。
一次休息时，他对几个年轻的翻译和我说：“你们搞翻译，搞译制导演工作，一定要熟悉《圣经》。希腊神话、但丁的《神曲》，这些也一定要认真读一读。外国影片常常会涉及这些内容，就如同中国的作品，常常会引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一样。搞译制工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杂家，知识面越丰富越好。”


我问老邱配了那么多人物，《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大独裁者》中的希特勒……你是如何去把握这些人物呢？
“小孙，我认为搞艺术，有两个字很重要，‘感觉’。人有共性，也有差异，也许我看了些书，接触的影片也多，很多人物一出现我就能比较快地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有了这个感觉，你再深进去挖掘人物的个性特点，把握人物的感情色彩、语言节奏、他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之间的分寸，很自然地你就会融入这个人物。我配戏首先的任务是找这种感觉。如果这个感觉没找对，戏肯定配砸。外人也许看不出，可我心里明白。　”
我们又聊到了读书。老邱说：“说实在的，要在译制厂干，就要多读书，而且要看得杂一些。因为我们接触人物，三教九流都有，上至总统，下至流氓，有些生活你是无法去体验的，只有间接从书本上获得。咱们老陈就是一个杂家，他生活阅历也丰富，看的影片也多，外语又好，所以什么样的戏都能把握。


他要我做“口腔操”，舌尖又快又干净打在上齿眼上。
“自己的声音呢？”他不许我模仿任何人，尤其是他的声音。
“看书，要多看书，什么书都看。　”


我们在邱岳峰语调中贪婪倾听而沛然神往者，其实是语言语音的活的气质：那才是人情与人性。

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

试听今日的播音、配音，我们充耳所闻的是轻桃、空洞、矫情与滥情。


陈叙一翻译代表作：

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
雾都孤儿（英国）
孤星血泪（英国）
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
虎！虎！虎！（美日合拍彩色片）
大独裁者（美国，卓别林）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英国）

陈叙一导演代表作：

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可尊敬的妓女，法国）
白痴（苏联）
第八个是铜像（阿尔巴尼亚）
战争和人（日本）
琼宫恨史（瑞迪女王，美国）
罗马之战（联邦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合拍）
鹿苑长春（美国）
巴黎圣母院（意大利、法国合拍）
未来世界（美国）
蛇（法国）

邱岳峰配音代表作：

安娜•卡列尼娜（苏联）
红与黑（意大利、法国合拍）
第四十一（苏联）
科伦上尉（民主德国）
红莓（苏联）
白夜（苏联）
运虎记（苏联）
带xxx的房子（苏联）
漫长的路（苏联）
大闹天宫
猜一猜谁来赴晚宴（美国）
佐罗（意大利、法国合拍 佐罗：童自荣；维尔塔上校：邱岳峰）
孤星血泪（英国）

邱岳峰导演代表作：

白衣少女（日本）
毕克配音代表作：
阴谋与爱情（民主德国）
狼窟（捷克斯洛伐克）
巫山云（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美国）
追捕（日本 杜丘：毕克；唐塔医生：邱岳峰）
阳光下的罪恶（英国）
老枪（法国、联邦德国合拍）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法国、意大利合拍）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朝鲜）
兆治的酒馆（日本）
罪行始末（法国）
鸳梦重温（美国）
雾之旗（日本）

尚华配音代表作：

总统失踪记（法国）
爱德华大夫（美国 希区柯克 英格丽•褒曼）
加里森敢死队（26集美国电视片 加里森：童自荣）
新天方夜谭（阿拉伯历险记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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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一滴泪》

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岿然高耸入云，俨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呐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化身。十年前，国难当头，我在扬州中学的英文课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呼号，不禁热血沸腾。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陈梦家）一听就火了: “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赵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

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己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三反”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 “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一套，这也能算新闻吗?

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改造、党八股。

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世界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生活是值得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首先，由于受从“老大哥”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英语阅读课早己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泛读课的要求更低，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当年我说过，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不是写过:“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还要重”?

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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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看见》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人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有时觉得他（史努比）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业内对他（陈大会）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浊剥落。
佛犹如此。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郝劲松）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
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他（陈丹青）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
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
“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
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
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
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査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恶棍”描述中国人的“辱华事件”。我跟美国街头遇到的黑人谈这事，他说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谈到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灰头土脸地说，“他们对我们也这样”，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因为“这是宪法给他们的权利”。

我说：“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人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
——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他（钱钢）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

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

（崔永元）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他（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胡适“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陈虻“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他（陈虻）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周其仁）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別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

陈虻“当初评奖是我主张给金奖的，争议很大，我当时在台里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双城’。大家尽管在看的时候，一会儿说这个采访不能这样，一会儿说那个不对，但是谁也不走，他跳不开。我有一句话，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

陈锡文“真正的收人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如果觉得现在的制度哪儿有问题，就改哪儿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给越过了。”

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卢安克“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入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识，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他不通过髙考就进入了大学。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卢安克：“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

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

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他说：“没人跟你过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话说得多好，我回去还写进日记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较真，碰到自己认为非得如此的时候，就免不了疾言厉色，而且一定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来。

“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
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
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他（陈虻）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陈虻）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

里尔克“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几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陈虻：“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陈锡文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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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旧闻记者》

王芸生一“求”“以要有钱可捞，甚么坏事都敢做“的官僚。他用“推” 、 “拖”、 “骗” 、 “混”四字概括这些人的做官秘诀，认为抗战所以那么艰苦，难关重重，就因为有这些人在那里鬼混。“现在国家已到最艰苦困难的关头，我们不能不向他们诚心诚意地求饶：你们该已经混够了，无论你们在南美已否买了橡树林，也无论你们在纽约大银行裹已否存了美金，过去的旧账都可不算，中国人有不咎既往的雅量，你们尽可以去做富家翁，只求你们不要混了，让许多真正有血性有热情的人来彻底振作，挽救危局吧！社评“乞求” :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

后人是没有资格嗤笑前人的，哪怕你觉得当年的故事荒诞不经。

民主是一柄利剑。当年的中共剑法娴熟。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三百十二位文化界人士联名的“对时局进言”，尖锐抨击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不久国民党以牙还牙《中央日报》刊登七百五十位文化界人士“敬告国人”的签名信，呼吁一切政党拥护中央。

就像希特勒的“人性”一面似乎正引起后人的兴趣，记载栗林忠道“温柔”的细节也有人津津乐道。六十年了，后来者的历史观察日益多面，思辨日益深邃。但，曾经人所共知的事实和简单明了的判断，有时却反而重陷迷雾。

日本官员松岛说“神风精神”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此言大谬。我们没有这样的“民族性”。这块土地，并不盛产“神鹫”，并不盛产忠烈的“义士“（虽不是没有）但盛产对他人惨剧的看客，还有麻木和懦弱。

从他（吕德润）的战地通讯中我发现《义勇军进行曲》当年在远征军中极为流行。

（《大公报》）社评写道：要自由，要民主，一个字就是“真”；真是最可靠的，真是最美丽的；惟有真才是是非善恶的最高评判；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把真相公开了，就毫无危险，就能够趋吉避凶，一切是坦途；新闻自由，就是求“真”的钥匙。
社评写道：敢说，敢做，敢承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

而《纽约邮报》对罗斯福逝世的报导，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了这样的消息：
华盛顿四月十二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一海军阵亡
佛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积贫积弱的中国，亟需这种脑力拼搏还有隐忍和执着，那不是上街烧旗开骂所能代替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叮叮”恢复了，占领者末日已近，但还在“按部就班”地施政，不免让人想到日本人的性格。

廖仲恺先生曾批评他（陈公博）“富于能力，但太聪明。所谓太聪明，就是对于个人的利害太清楚。”

中共的延安《解放日报》，在八月九日以罕见的篇幅，发表了五篇关于原子弹的新闻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没想到毛泽东勃然大怒。他找报社负责人谈话，说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这样过份宣传原子弹的威力，是政治错误。他斥责这些传媒负责人受资产阶级的报纸和通讯社的影响，要他们像打扫灰尘一样，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扫除掉。

有两类中国人，一类人，低调，守恒；另一类高调，善变。胡适是前一类，在抗日的问题上自到战争全面爆发，他都不“主战”，但大战一旦开始，就坚决抗敌。

一九八三年，仍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时年六十八岁的朱啟平撰文道：“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力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

在《落日》中，朱啟平直言：“我们的国势尤弱，问题尤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他没有料到，日后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印证在密苏里军舰上写下的感言。

《大公报》却别有一份清醒。它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报纸是畸形的，读者也是畸形的。报纸畸形，是指几乎所有重要的报纸都设在受外国“保护”的上海或天津的租界内，只要不触犯洋人，就有随意批评以至谩骂政府的“畸形自由” 。读者畸形，是指读者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形成了“敢骂人的就是好报”的畸形判断。随看新闻检查制度的终止，我们要建立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使之成为国家进步政治民主的动力。

红色书籍、进步书籍、介绍苏联的书籍，鼓吹民主宪政的书籍，数量之多，令人惊诧。 “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沬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大作比比皆是。

但中共却给了马歇尔良好的印象。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他非常吃惊，周宣布中共愿意立即无条件停战（这和此前“有条件停战”的说法不同）；还说中共主张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统一全国的行政和令国军队，最终使中国成为宪政国家。周恩来还转述了毛泽东的的看法：“ 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找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

很多事实和真实的感觉，在“正史”里失踪。今天的人，不易体会当年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人对战争功臣美国人的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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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西师附小六年级实行道尔顿制，想要引导学生学习查阅工具书和参考书。教师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学习如何自己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对我以后使用词典和参考书是一个初步的训练。

我觉得英语课外阅读课对我的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负责这门课的教师是曹鸿昭先生。他给我们的阅读材料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十九世纪法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和《十九世纪俄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他每周检查一次，让学生在课堂上写出故事情节梗概和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由于英译本的语言较平易、流畅，我逐渐学会了快速阅读，而且能写比较通顺、流畅的英文了。

  清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先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我的“大一国文”分在B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到批评。

  外文系二年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学校规定文、法科各系二年级学法语，理、工科各系学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梵文则为选修，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多半选修法语作为第二外语。

因战乱，交通困难，图书尚未运到山上。燕先生（威廉•燕卜荪）仍教“莎士比亚”，凭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

他（钱钟书）说Rabelais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的精神。他让学生读《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的英译本，并让学生模仿《巨人传》的文体。他这种教学法使我感到新奇、有趣。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件传闻。许某曾说周愉瑞曾听我说钱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必太笨。”我曾公开声明我从未听钱先生说此语。

  我抽时间旁听温德先生为本科生开的“英诗”和“莎士比亚”课。温先生在清华教本科生“三年级英语”，主要讲Robert Browning的诗，特别重视英诗的节奏和口语的效果。

  我国的教育制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是在清朝末年。我伯父和我父亲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伯父学文科，必修法语。我父学理工科，必修德语。德国教授上课直接说德语。我父去德国留学前已打好了德语基础。后来清政府也派送留学生到英国和美国学习，也送往东邻日本学习。我国医学界有所谓德日派与英美派之分，根源即在此。

  我在耶鲁最后一年曾旁听本科生必修的大一英文课，这是全体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的课，相当于我国大学的大一国文课。耶鲁这门课的教材是几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教师并不逐字讲解课文，而是对剧中情节和人物加以评论，同时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作文，报告自己的学习心得。我很欣赏这种教学法，因为无论什么专业都要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为将来的研究打好基础。回想我上大一国文时，朱自清先生让学生读文言文的白文，学习如何断句，如何加上标点符号。不足之处是助教改作文，没有结合读本的内容。

由于抗美援朝开始，燕京大学的英、美教师都回国去了。

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英文写作和翻译水平，人们盛传他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中“吃一堑，长一智”为“a fall in the pit, a gain in wit”对杖工整，押韵也巧妙。

  当时（1952年）我国教育制度从学习英、美、德、法转为学习苏联。实际上学习苏联只学到重视实用外语，而未重视科研方法。拿英语为例：我们教毕业班英语精读课要集体备课，自编教案，选出活用字(active words )，编成例句，让学生模仿，练习复用。这种外语教学法的缺点是让学生“见树不见林”( not to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不能帮助他们连贯、完整地表达思想。

我到北外去取经，王佐良和许国璋强调要让学生学地道的英语，因此要多读文学作品。他们的主张受到北外副院长李棣华的支持，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随后，从国外传入了各种英语教学法：直接法，听、说领先法等。但我认为读和写应放在首位，因为真正学好英语，必须多读书，而且能准确、熟练地笔头表达思想。我常说：“要落实到笔头，才能牢固掌握。"

我觉得要写好英文，必须学到英文的神韵，因此应该细心体会用词和句子的结构。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作品，反复阅读、琢磨。我常朗读，听念出来的声音是否好听。另一方面，我又练习快速阅读，来体会文章的神韵和风味。

最令我惊异的是成都自学成才的青年张隆溪。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在农村。自己读英文《圣经》，又把元曲译成英文。幸遇川大英语系教授谢文炳先生借书指点。

我以前对英诗的轻重节奏不甚了解，因为中国诗以押韵为主。温德先生特别强调英诗的轻重节奏所产生的音乐效果，使我开始体会到英诗的声音之美。

我回国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温德先生是美国人，受到歧视，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他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但他决心与中国人民同命运，仍坚持留在中国。1950年圣诞前夕我去看他，他说印度朋友曾邀请他去印度，但他决心不离开中国。
“文革”期间，温德先生受到更大的伤害。他被抄家，隔离审查。直到拨乱反正，周培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温德先生才得安稳生活。他在中国任教60多年，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外语人才，他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感谢。

  释译是一门很难的艺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所译法国作家Rabelais的《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和Montaigne的哲学散文集为英文。这两部译作已成了经典译著，供后人学习、模仿。

  文学翻译是一门很难的艺术。解放前清华外文系吴宓先生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学副刊，曾发表钱稻孙用文言文译的但丁《神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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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　《一纸平安》　

江兆申先生說他的老師溥心畬給他上第一堂課講了一句話:「做人第一,讀書第二,書畫祗是游藝,不可捨本而求末。」

老一輩人都講究磨墨。我在煮夢廬讀書那些年也替亦梅老師磨墨。王念青先生倒不要晚輩磨墨,情願自己磨,說磨墨練腕力,磨了墨手腕聽使,大字小字得心應手。

思明常說他爺爺一生迷信,愛集藏書法不愛多收國畫,古人說的「畫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字的地位遠在畫之上,還說家裏掛字可以鎮宅。

鄧之誠《骨董瑣記》說董其昌、劉石庵書法非不工,特有姿無骨,皆人品限之。

王維〈寒食汜上作〉七絕:「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姚鼐寫信給戴震要拜他為師,戴震回信說:「至欲以僕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

英國人嗜茶成癖,吉辛說光聽茶杯茶碟輕輕碰一碰的叮噹聲心裏都舒坦:"The mere chink of cups and saucers tunes the mind to happy repose"。

陝西出了些名人,張伯駒《春遊瑣談》裏說陝西人愛說他們陝西有德、言、容、功四個大人物:德是印光法師,德高望重;言是張季鸞,《大公報》社論健筆;功是李儀祉,近代水利家,留學德國,關中少雨多旱,渭水開渠都歸他經營;容是于右任,辛亥革命陝西人擁以為首,名望大盛,偉身長髯,相貌魁梧,後來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卻噤若寒蟬,毫無建樹,陝西人譏諷他徒有其「容」。

一九七七年劍橋古籍專家 A.N.L. Munby那部著名文集《 Essays and Papers》出版。
曼翁那本書話真的好看，三十五年來我讀了好幾遍還愛讀。這樣的書人書話沒人會寫了。過去幾十年英國美國出版的書話我找到的都買，都讀，誰都比不上曼翁的見識和文采。

說他最想譯斯特恩的《項狄傳》,太長,沒人肯連載。那天他還說了些斯特恩軼事,說天才命運都怪異,英國文學史上誰都沒有斯特恩才華高。

夏先生說讀書樂趣不外一葉知秋,腹中有書,眼前的書不難引出腹中的書,兩相呼應,不亦快哉。

蕭翁作品我迷過,老頭不好惹,和貝洛克和切斯特頓駡戰兇極了。貝洛克的詩我不喜歡,傳記寫得好。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偵探小說我也不愛看,散文好極了,我有一本他的小小散文集子最講究,日本小羊皮印三十本,桑格斯基合伙人沙格利夫精裝,編號,厚七十頁,只收五篇散文。

夏先生說作家分兩類,一類親切,一類不親切,《莫爾家事》寫得親切,讀了很想結交寫書的人。美國作家塞林格名著《麥田捕手》也說他讀丹麥女作家迪內森的非洲故事很想跟迪內森通電話聊聊天,毛姆《人性枷鎖》寫得好,讀完他卻不想打電話給毛姆,情願打給老哈代。讀沈從文的書我也想打電話跟沈先生聊天,周作人文章了不起,想打電話跟他聊天的人恐怕不多。情願打給張恨水。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有一則寫得生動:「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於韻,故相去又隔一塵也。」琴翁常說繪畫和詩文一樣,有的大見本色,有的句句文采。本色是情意,文采是辭藻。沈周詩和畫經營的是本色,倪瓚詩和畫着力的是文采。本色講自然,文采講深邃。

「少年文章多文采,老去下筆見本色」,歲月有情,總要等到本色與文采轉入化境才是藝術顛峯

明代剔紅的紅才是燭影搖紅那抹紅,清代剔紅的紅只是暑天嶺南滿樹荔枝的俗紅,合該醉倒楊貴妃那樣的俗氣婦人。

王世襄先生說明清歷代帝王批示文玩製作的聖旨口諭都有趣,也有用。

和尚頭鑲象牙，扇骨刻梁啟超集宋詞楹帖，一邊刻上聯「試憑他流水寄情，卻道海棠依舊」，一邊刻下聯「但鎮日綉簾高卷，為妨雙燕歸來」，小字一邊刻「甲子六月」，一邊刻「梁啟超」，任公魏碑打底的法書絲絲鈎勒，一筆不差。

鄧石如字頑伯，初名琰，避仁宗諱，以字行，仿漢人印篆最見精到，性廉介，無所合，翁方綱擅篆分，恨石如不拜他為師，大力詆毀。劉石庵、陸錫熊見了他的作品都大驚，踵門求識面。包世臣說他的篆書是神品，錢坫和世臣遊焦山看壁間他寫的心經說：「此非李陽冰不能作，世間豈有此人耶？」李陽冰是李少溫，唐代文字學家，書法家，工篆書，後世學篆多學他。鄧石如年輕時代客江寧梅鏐家，縱觀秦漢以來金石善本，每種臨摹各百本，曹文埴說他的正草隸篆四體書皆為清朝第一。

書道靠辛勤。元朝趙子昂小楷苦練經年，運筆如飛，一天可寫萬字。明朝文徵明清晨起床先寫千字文一遍才進早飯，八十多了還寫蠅頭小楷。清朝王夢樓快雨堂習書，遺得失，忘寒暑，窮晝夜以為之。

李叔同書學張猛龍，出了家筆下經文樸實靈秀，窗明几淨，一看是個遠離烟火的清素上人，塵世哀樂反而不緊要了。

臨書易得筆法不易得字形，摹書易得字形不易得筆法。早年潘伯鷹先生說臨摹二法都要參用方可補偏救弊，古人說「法書」說的是寫得好，見臨見摹見自家。家父教我看字不可只看一個一個字，要全篇貫串去看才看得出字的血脈。

「全是積學所致。向背疏密，用筆遲速，一看盡是臨摹做階梯，才情做基石，形體既工，丰神自出！」

椒畦是王學浩，字孟養，江蘇人，乾隆年間中舉，一生恬澹曠適，絕意干祿，山水得原祁正傳，筆力蒼古，中年寫生賦色極淡，說畫藝盡在一個「寫」字，有的意在筆先，直追所見，雖亂頭麄服，意趣自足；有的落筆工麗而氣味古雅，所謂士大夫畫也，「否則與俗工何異」？晚年破筆變得雄渾蒼老，脫盡窠臼。他的行書也好。

江千里是晚明揚州人，號秋水，生卒年月不詳，所製螺鈿漆器花紋工精如髮，傳世作品真的仿的似乎不少。

桑先生說中國文化是月亮文化，西方文化是太陽文化，中國人講究溫潤，西洋人生性剛烈，音樂繪畫於是各呈剛柔之異。

居處有名，其源甚古，帝王殿臺，豪室園囿，各取嘉名，早在先秦。讀書人讀書治事之齋，聽說到宋朝才興起榜額，流風所被，日漸多了。

戈湘嵐從小跟哥哥戈公振讀書，愛畫畫，先進上海美專學西畫，畢了業任職商務印書館十多年，當過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會長，拜趙叔儒為師，畫馬得了老師神髓，馳名滬上，創辦學友書畫社出版教學用掛圖，一九四九年之後還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畫掛圖。戈湘嵐畫馬媲美徐悲鴻，xxx細密，配景也好

林雪巖倒是戈湘嵐同學，一起跟趙叔儒學畫，揚州江都人，老民國時代著名書畫家，飽讀詩書，和戈湘嵐一起跟陳含光交往，精習詩文金石。陳含光後來去了台灣，我在台北買過他一枚閑章，白文刻「樂琴書以消憂」，刀工遠遠不如陳巨來。

林雪巖畫庭園工整秀潤，像溥心畬。聽說他二十五歲在蘇州百貨公司夜校教國文，兼任吳縣漆業公會文書，抗戰後在江南各地賣畫，一九五○年入燈塔出版社專畫連環圖，一九五六年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連環畫編輯組當組長，一年出版連環畫冊近四百種，還經常跟戈湘嵐合作畫畫，戈湘嵐畫馬，他布景，上海揚州人人讚為藝林一絕，一九六五年五十三歲辭世。

桂馥漢隸刻工雅負盛名，刻印刻字愈小愈妙，八分書論者以為百餘年來第一。

桂馥是乾隆年間文字訓詁學家，取《說文解字》與古代經典文義相參校，寫《說文義證》、《繆篆分韵》、《札樸》，翁方綱、阮元十分推崇，漢隸和伊秉綬齊名。《札樸》我明明有過，五十年代中華書局老版本，翻箱翻架找不到，「溫經」、「覽古」、「匡謬」、「金石文字」、「鄉里舊聞」、「滇游續筆」依稀記得些，自謙著述內容瑣碎如削牘棄掉的木皮，因名《札樸》。沈曾植的《海日樓札叢》我倒翻找出來了，灑金封面，錢仲聯輯，一九六二年北京中華書局版，封面題字甚佳。《札樸》比這本早幾年編印，我在新加坡牛車水舊書店買到。文革前大陸出版這些古籍最考究，最秀麗，一個錯字都沒有。

先是寄來一張南洋李家後園沉香樹黑白老照片，說我們小時候都爬過那株老樹，柜柳樹榦，繁花雪白，葉子像橘子樹的樹葉：「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榦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還說中醫拿樹根樹榦裏的黑色樹脂加工入藥，可鎮痛，可健胃。第二封信說沉香之極品叫伽南香，叫伽藍香，叫奇南香，叫伽楠，多產於南洋，海南島也有，《紅樓夢》七十一回說「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第三封信說沉香也叫沉水，李清照《菩薩蠻》裏有一句「沉水卧時燒，香消酒未消」。還說《西京雜記》中趙飛燕女弟給飛燕信上說的「沉水香」就是沉香。第四封信說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裏「愁欹單枕，夜深無寐，襲襲靜聞沉屑」，沉屑是沉香的末屑，裏頭那句「寶獸沉煙裊碧絲」的沉煙倒是點燃了的沉香，沉煙的火苗叫沉燎。李子第五封信三張信紙寫香料：英文書裏找到的資料都影印給我看，說沉香配龍腦叫沉腦，沉香配麝香叫沉麝，一一湊出拉丁文學名。

柯靈編《萬象》每期登一幅作家手迹，徐先生（徐調孚）給柯先生寫信閑話作家書法，說周作人、老舍、趙景深、茅盾的稿子排字人歡迎。老舍顏碑打底，端正樸厚。趙景深是大胖子，愛用青蓮墨色寫字，多姿像閨秀，字和人不相襯。茅盾書法好，寫稿雖然清楚，字並不好，瘦削瑣小，筆劃常不齊全，排字一走神會排錯。鄭振鐸文稿字形極大，藏不進格子，添注塗改又厲害，讀來費神。鄭先生的毛筆字倒是大佳，顏魯公體外加寫經體，鐵劃銀鈎，儘管不如錢玄同精美，功力畢竟不淺。錢玄同真迹英國亞非學院圖書館老書裏見過他的題識，棱角都磨圓了的金冬心，秀潤富泰得要命。聽說他替人家題的字很多，坊間竟少見，都捨不得放走。他的學生魏建功也練寫經體，我有一本舊書魏先生題識，端莊漂亮。劉半農書法也渾厚。沈尹默不必說，行楷聖教序加蘇東坡，楹帖大字藏着魏碑，是大書法家。

徐調孚說胡適的字庸俗，學東坡而乏東坡筆力，雖也挺拔，一瀉無遺，不堪回味，跟文章一樣少了文采。我不覺得。胡先生的字正直仁厚，小字尤其開朗爽利，在台灣讀遍他的著述見過他的晚年我從來偏心偏愛他的書法。周作人小行書真是徐先生說的秀澹閑雅，不沾人間烟火，看了幾十年看不厭。徐調孚說女作家手筆個個不脫女子纖細筆勢，謝冰心謝冰瑩沉櫻蘇雪林陳學昭都相像。蘇老師寫字很快，字體稍扁，有點像寫快了的胡適之。林海音先生的字才是書法家的字，毛筆小行楷寫信裱起來掛都很漂亮：字怕掛，林先生的字不怕掛。盧隱女士毛筆也用得多，徐先生說草率特甚，標點也亂，「她的不能永年，我們在她的書法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三位字都好，沈先生倒是書法家了，章草大有成就，字字靈動，二王底子深，鋼筆字也見功力。徐先生說作家正楷俞平伯、葉紹鈞、王統照最擅長，俞平伯有顏真卿之剛兼鍾元常之麗，筆筆正派。俞先生書法一九四○、五○年代我最愛收，是顛峯，連信都是藝術品，太迷人了。王統照我無緣一藏，扇面冊頁友朋家中見過，不輸俞平伯，聽說蘭亭臨得熟。葉紹鈞早年開明書店小學課本請他寫了影印，老穆藏了一冊，真端麗。前輩王念青先生家有一幅葉先生的小條幅，朱絲欄裏字字光彩照人，絕品。王先生還有一件夏丏尊斗方，很古雅，魏碑影子歷歷可見，他和弘一法師共過事，受弘一張猛龍體影響也深。

我這一代人少小時候熟讀朱自清，白話文受他啟蒙很深，老了重讀認出一些沙石，不要緊，通篇還是好的。朱先生做人認真，為文認真，筆底情趣偏淡，理路偏濃，初學多讀可醫浮泛。

紀曉嵐妙人妙筆，筆記彷彿小說，好極了。他說他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又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

宋先生（宋淇）晚年文字亦文亦白，越見簡潔，他說毛姆年輕的時候追摹辭藻，愛用深字，常到大英博物館抄錄稀世珠寶名目，還在筆記簿裏記下古奧形容詞隨時搬弄，如此過了一段時日覺得用處不大，幡然省悟肚子裏詞彙多少用多少才是正道，不必羨慕生花妙筆，句子越短越乾淨越像寫電報越好："But I am content if I can put this down as briefly and baldly as if I were writing a telegram"。宋先生抄在信上這句原文我在毛姆《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中找到，一九三○年初版，收錄仰光到海防旅途札記。

《大亨小傳》一九二五年出版她寫信給費茲傑羅說這本書跟《人間樂園》一樣好，而且不一樣，更老了，作家不會寫得更好，是寫得不一樣了寫得更老了，那才是賞心樂事："... and different and older, and that is what one does, one does not get better but different and older and that is always a pleasure."對極了。

米元章說「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張大千那樣的高人才是賞鑒家：「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審畫意，每得一圖，終日飽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信箋印「平安」辭書上說叫「平安字」、「平安信」、「平安紙」。宋詩輕嘆「細讀平安字，愁邊失歲華」。元代《桃花女》楔子說「想我河南人出外經商的可也不少，怎生平安字捎不得一箇回來」。清代李慈銘樂府外集《星秋夢》說「凴盈盈生長畫堂前，勞夢裏家園指點，恨不得倩寄平安紙一緘」。

翻譯確是我的故業，譯得滿意的舊東西不多，《再見延安》是一本，其他翻一翻都看不下去，人老了不信翻譯可靠。英國名家亞歷山大．蒲柏翻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劍橋古典文學專家理查．本特利讀了說，真是一部漂亮的詩歌，卻不該說是荷馬的作品："It is a pretty poem, Mr. Pope, but you must not call it Homer"，多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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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克雷莫納的月光》


老先生五六十年代留英留了八九年，常說理論他不懂，文章好看不好看他懂，中文外文都一樣，要的是一個字：「真」；再附另一個字：「博」：「真而不博則淺薄，博而不真乃賣弄。又真又博一定好看。」不容易啊，他說，非練它數十寒暑把不出文字脈象，醫不好文中病句。還說最好是性情中人，愛恨分明，天份隨之滲出來。

他說觀音佛陀雕刻繪畫貴在開臉祥瑞，線條簡麗，氣宇古秀，畫家雕手洗去胸中塵俗靈光一現才辦得到。

陳定山《春申舊聞》她喜歡。蔣箸超她說也好看，先讀《古今小說評林》，記得是跟張冥飛合寫的，再讀《聽雨樓隨筆》，她說寫得好極了。

書法家清道人李梅庵說：「古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自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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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查了書，拐杖是蛇根木料做的，snakewood，中文是馬錢木，可以入藥，叫馬錢子，原產印度，古早英國人帶回英國做拐杖

《項狄傳》是英國文學史上的豐碑，意識流技巧的老祖宗，我斷斷續續啃了幾個月才啃完，了不起。

連英文信都寫得 breezy得很！」 Breezy是微風吹拂，輕曼爽利，文章練到高處才有這層境界。

總是悔恨中文底子弱，辜負爺爺期許，課餘泡圖書館要我選中文好書逼他讀，說不逼不行。明清筆記章回小說讀多了他進步快。

格雷詩作不多，一首《墓園輓歌》生前身後享了大名，也不長壽，一七七一年五十四歲死在劍橋，死了四年約翰遜還忍不住說他一生遲鈍乏味，人前人後都毫無情趣，悶得大家說他了不起："Sir, he was dull in company, dull in his closet, dull everywhere. He was dull in a new way, and that made people think him GREAT."詩人是詩人，詩歌是詩歌，硬要人詩並論，事就多了。

龔定庵曠代逸才，詩寫得瑰麗奇肆，詩集同治光緒年間人人爭買

葉淺予說中國漫畫史上有三位大師，二十世紀初的沈泊塵，二十年代的黃文農，三十年代的華君武。

豐先生情操高潔，畫藝自出機杼，感動人心，撫慰塵慮，給傳統國畫傾注掃地焚香的入世關愛。

張岱說：「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淡宕是淡蕩，是和舒，是散漫，錢謙益說的閑來牽舟湖上住。

小工楷抄錄王守仁一段話：「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去做，善便存，惡便去。」

題畫是中國獨有藝術，沈泊塵堂弟沈葦窗先生說明清題畫多講究，入了民國似乎弱些，吳昌碩齊白石那幾位還算鎮得住。

「琥珀，出南蕃、西蕃，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色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有鵝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色者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蜂蟻松枝者，甚可愛。真者以琥珀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小，離桌子寸許，以琥珀及之，則自然飛黏，或以稻草寸許試之。」

一九六八年元宵節下午閻先生來我家聊天，帶了一部《遵生八牋》送給我，囑我一字一字看，一頁一頁讀：「保管受益不淺」。

閻先生連我的白話文也不放過，句子拖沓他討厭，說功底弱。「的」字「嗎」字「了」字「呢」字尤其挑剔，說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累贅了成了文章「息肉」。閻先生愛李漁追慕的「一氣如話」，說各種文詞無一不當如此：「如是即為好文詞，不則好到絕頂處，亦是散金碎玉」。

康有為的字氣滿神暢。梁啟超楹聯一手北碑雄強茂密，大見《張黑女碑》精髓，集陸放翁詩句：「道義極知當負荷，湖山仍得飽登臨」。

他說張大千世故，齊白石圓通，大千工筆帶貴冑氣，白石寫意有詞曲味，來日顛倒眾生的是大風堂的工筆借山館的寫意。

簪纓門第舊日借指顯貴人家，《兒女英雄傳》第一回說：「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二三十口人，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鐘鼎人家，卻倒過得親親熱熱，安安靜靜。」

伊迪絲．荷爾登Edith Holden。伊迪絲是愛德華時代英國兒童書籍插圖家，精園藝，一九○六年寫《鄉居日誌》The Country Diary of an Edwardian Lady，手抄本，配彩圖，去世七十年後的一九七七年才出版，意大利印製，成了英美暢銷書。那年我還在倫敦，報刊上全在推介這本書，買來一讀，敍事零碎溫馨，錄了很多詩，水彩畫得好。

英國人都愛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愛佩皮斯的《日記》，說是最佳床邊名著

德拉．梅爾是英國重要詩家，也寫小說，怪異故事寫得最成功，一九二一年的《侏儒正傳》一度大紅，絕版了，一本難求。

相傳杏樹原產蘇聯加盟共和國亞美尼亞，古學名叫Prunus armeniaca，植物學家後來又追溯出古中國古印度其實也是杏樹原產地。

交往多年通信多年我慢慢看出深柳先生的字透露黃庭堅風骨，聽說過了六十歲他潛心鑽研文徵明筆路，天天練字兩小時，回過頭來又臨黃庭堅，臨智永《真草千字文》，說文徵明大字學黃庭堅，行草學永禪師。永禪師是智永，王羲之七世孫，山陰永欣寺和尚，繼承祖法，精勤書藝，求字的人穿梭不絕，門限都踏損了，裹上鐵皮，號為「鐵門限」，書藝影響初唐書學極深。

說是寫字寫漂亮了不難，寫出古意才難

辛夷屬木蘭科落葉喬木，高數丈，木有香氣，花初出枝頭，苞長半寸，尖銳如筆頭，北方俗稱木筆。綻放似蓮花，小如盞，色苞紅焰，香似蓮，似蘭，白色辛夷人稱玉蘭。花早發，南方又叫迎春花，望春花，杜甫〈偪仄行贈華曜〉慨歎「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

文徵明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他和唐寅論畫說：「畫須六朝為師，然古畫不可見，古法亦不存。漫浪為之，設色行墨，必以簡淡為貴」。簡淡太難了。江先生說文學藝術消磨一輩子，老了還求不得簡淡二字，多冤！

于先生說古墨鑒賞一看色，真墨色紫閃耀，火油彩光，偽者墨色青灰，無光澤。二看圖，明墨講究造型，花紋圖案銘款無一不精，金箔朱砂石青石綠都是真貨，不用洋貨。三看磨，真墨堅細如玉，研磨後墨邊如刃，磨幾個月十不去一，偽墨墨質疏鬆，邊如鈍齒，磨兩下損去二三。

四庫館臣嫌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不少段落「剽取古人說部而隱所自來」。晚明筆記其實都那樣，引書隨意，出處混淆。只要自家意緒經營妥善，一氣如話，我不介意。英美古舊文章大家寫小品也愛這樣隨意。李漁說各種文詞無一不當「一氣如話」：「如是即為好文詞，不則好到絕頂處，亦是散金碎玉」。

《Good-bye, Mr. Chips》，英文好，行雲流水，作者是英國人詹姆斯．希爾頓，劍橋畢業，一九○○年出生，一九五四年中歲徂落。一九三三年出版《茫茫天涯》Lost Horizon出名，寫喜馬拉雅山山谷桃花源，發明香格里拉Shangri-La英文字，改編過電影。翌年出版《再見吉老師》大暢銷，應聘到好萊塢寫電影腳本，客死洛杉磯。

黃山谷出蘇東坡門下，和東坡齊名，世稱蘇黃。說字，我偏愛東坡。說詩，我偏愛山谷。東坡行書楷書豐膄跌宕，爛漫有趣。山谷一心側險，筆筆奇倔。蘇東坡的詞大好。黃山谷畢竟開創江西詩派，是吟壇高手。

文章紀事，神髓立見。沒有事，文章浮泛。要多愁，要善感，詩裏去經營最是恰當。

早年初入編輯一行，一位前輩寄文稿給我附短簡謙稱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滿意，要我細為讐勘譏彈，洗刷磨礲。還說文章最患不明白，惹人誤會，此其一；文章有可省不省之句，此其二：「希兄為我盡力挑剔」。這位謙遜的前輩其實是借機給我上了寶貴的作文課，幾十年過去從來不忘，奉為圭臬。

我在南妮家裏看到一本英國人戴維．羅利David Laurie寫的販琴瑣憶《The Reminiscences of a Fiddle Dealer》，翻幾頁太好看了，借回旅館接着看，掌故多極了。

玻璃壺帶內畫內書的最多，清代內畫大家馬少宣作品八九個，畫山水，畫肖像，寫詩詞，都精細。靜叔說馬少宣是回族，名氣大，達官貴人都愛收他畫的內畫烟壺，一件《八破圖》晚清最流行，畫殘帖殘扇殘書殘畫，寓意破舊立新。

北方人俗稱氣死風燈，說風不能滅燭，直當氣死也。還說昔日玻璃未盛行，宮中用羊角風燈防火患。

棔樹也叫合歡，落葉喬木，入夜樹葉成對相合，花淡紅，木材褐色，紋理直，結構細，可製家具，

袁宏道〈與徐漢明〉信札：
讀子書不啻空谷足音，知近道卓然，益信小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迥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為禪也，戒行不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於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為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書法書法，旨趣在書不在法。法是法度，初學臨帖練好筆路從來不難。難只難在寫出自家風格。世間多少書法但見其法不見其書，寫了幾十年寫不出一點書趣，那叫賬房筆墨：「公看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

〈小陶論書〉論的正是這層道理：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卻帶俗氣，當從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為白雪樓；學書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為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畦徑可入，學者摹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法者，魯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宗儒旨，一以貫之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中一段話：「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東坡論文同畫竹是『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

說是溥心畬大畫不必多要，應酬筆墨多。北平恭王府時期一些工筆設色雜卉反而稀世，真逸品。書法大的小的都矜貴，寒玉堂對聯宣紙寫的那些小對聯大半神妙，可以收，是溥先生的絕品。

溥先生對學生江兆申說：「書畫都有時代風氣，要打破這種時代的束縛很難；書家中祇有一個趙孟頫，他的小行書直可超過兩宋，直入晉唐。畫家中祇有一個唐伯虎，他的畫可以超元入宋。」

說溥先生這樣大的字少見，叫榜書，古名署書，又名牓書，宮闕門額上的大字，後來招牌書法也叫榜書。我聽江兆申先生說溥先生教他寫詩，說五言詩要沖澹，七言詩要雄蕩，古人所以說「五言汎汎如水上之鳧，七言昂昂若千里之駒」。教江先生寫字溥先生說榜書要「緊」，小楷要「鬆」。

還是蘇聯鋼琴家阿瑟肯那西的回憶錄好看。還有屠格湼夫。還有波蘭革命家羅莎．盧桑柏。她的書信集叫《同志與情人》，英譯本一九七九年在美國出版，英美讀書界傳誦一時，舊金山那位舊書店老先生寄了一本要我讀，說盧森堡生得美麗，死得壯烈，才四十九歲。老先生和我通信買賣舊書成了朋友，退休關店了還魚雁不斷，遇着好書總是記得我。他熟讀哲學，推崇羅素，我讀完一堆羅素他勸我讀英國哲學家艾爾，果然和羅素一樣好看。

趙棻寫的《濾月軒文集》裏說，中國嶺南地方盛產椰子，椰蒂可以雕數珠，叫椰珠。椰珠冬日不冷手，夏日不怕汗漬，帶黃色筋膜的多，純黑的少，一百零八顆數珠裏只有一兩顆是純黑，很珍貴。

數珠俗稱念珠，稱佛珠。大叔說數珠一串數目不定，最多是一千零八十顆，通常都一百零八顆，或五十四顆，或四十二顆，三十六顆，二十七顆，二十一顆，十八顆，十四顆，不出這九種。佛教說凡人一生遭受八萬四千種煩惱，籠統歸納成一百零八種，持念珠念佛、念法、念僧伽名是為了消除煩惱，斷絕惡業。大叔說手串數珠十八顆寓意佛家所謂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合和之數。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煩惱根本：眼為視根，耳為聽根，鼻為嗅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念慮之根。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與六根相接而染污淨心，招惹煩惱。六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根萌生六塵而後引發六識，十八界的困擾和解脫都在裏頭。

佛頭是間隔嵌在一掛朝珠裏的珠形裝飾品，比朝珠稍大，形如桂圓。佛頭塔是嵌在數珠正中的塔形佛頭。背雲是緊接佛頭塔的寶石花飾，配了一些墜角。記捻也寫做紀念，朝珠外圍的小串裝飾品，多用珊瑚珠。

鈔錄劉獻庭《廣陽雜記》談為學之方，說為學先須開拓心胸，廣闊識見，然後貫通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心知其事，庶不愧於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知堂好像還不甘心，《立春以前》後記收尾說：「說到文章，實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即是做作，平常反對韓愈方苞，卻還是在小時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盡，不會寫自然本色的文章，實是一件恨事。立春之後還未寫過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暫時中止，未始非佳，待將來學問有進步時再來試作吧。」

陳先生說莫泊桑拜福樓拜為師，福樓拜教他寫作，教他細細觀察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不可人云亦云，偷懶取巧，亂用現成的成語形容詞

煮夢廬那幅齊白石白菜他常常凝視半天一臉喜悅說：「白石老人真是化平庸為神奇了，傳統國畫到他筆下都鮮活，傳統絕句到他筆下都回春！」

陳耀廣的盆栽設計原則不出七條：簡樸；安靜；自然；非對稱的和諧；冷酷暗示的壯美；擯棄流俗習慣；暗示無限空間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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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看书上面的字都认识，看书的内容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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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致姜德明》

青年同志们，爱上什么是执着的，过一个时期，自己会觉悟过来，则能改弦更张。而前期之作，亦非为空费力气。

西谛书目精装，当时定价十元，我买了一部，“文革”中与其他书目，一同被管书的人攫去。（管书的人都是旧书店的人）

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只从众所周知的几点大的方面去作人云亦云的研究，日子久了，也就没意思了。鲁迅是作家，尤其应该从修养、性格方面作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鲁迅生前，曾对要给他记录言行的人说：“缺点也要记。”就说明他的伟大。

这些年来，我为文章，是从来不碰当前所谓青年作家的，偶一涉及则系我素日尊重之作者及爱重之作品，例如贾平凹、周克芹、李志君等。纯是良好用心，并有知己之想。

我对任何作者，无个人恩怨，但颇看不惯一些人的作法，他们把文坛弄成了官场、交易所、杂巴地，卑鄙浮浅，使人气恼。现在有些人，以保护青年作家的面目到处巡逻，谁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则被指斥为苛求，为嫉妒。

我以为现在拿着保育院的手绢，给青年们擦眼泪的人，很可能就是过去贯于挥舞棍棒的人，随着形势，变化其手中的武器罢了。

此人（黄秋岳）所作笔记，虽亦多自书上来，然系辑录，非抄录。如对王湘绮逸事，即必须通读其日记，方能有所得。所以说，他这部笔记，还是下了工夫的。

许姬传曾给我写过一信，八行朱栏宣纸笺，字体娟秀，格式讲究，我一直保存，拿给青年人看，作为老成典型。可惜我荒疏惯了，只给人家回了一张明信片。他是从你给他的一张《天津日报》，看到我写的关于王国维的文章，才写信来的。我把该文的全部寄给了他，他看我外行，回信就也用钢笔短简了。

我常常做梦逛书市，所遇都是丛残无用之品。你在现实中去买旧书，所遇恐与我梦境相似。我常常想，我们现在还留恋此道，恐时时刻刻都在失望之中。同时你前来信提到的，要用笔记体招揽青年读者，私意以为与逛书市也相似。

《一士类稿》已读三分之一。此书系重排，改为简化字，标点符号亦有变动，因此，增添很多错误，例如“傅”字，一律排为“传”字。又如一要人名，后为其孙之名，则误以孙为后一人之姓氏，加顿号于前。甚可笑也。像这种书应照相影印，避免新错，可是出版部门，急要重新“校正”一下，表示做了工作，很多书都弄得不成样子了。实在无可奈何。不过读起来还是有兴趣的。其中关于王闿运及章太炎，材料甚多，很有用。他虽然也是抄书，然剪裁得当，按语亦平和公正。甚不易也。

金书（《金瓶梅》）正如兄言，造诣甚高，然弟青年时，对它估价甚低，此亦片面之见。此次则阅读稍用心，每晚读一、二回，并作些笔记，然亦时有中断，至今尚未通读完。

好在前些年，我在北京买了一部《释文》，读读书法家的尺牍。觉得古人写信，虽简短，多应酬，却也真有动感情的地方，也能表现处世交友之道，也反映不同的社会风气与士大夫的风格。宋人和元明人，就有很大不同。

三十年代，京津大报连载他（徐一士）的随笔，然当时正追求革命文艺，不屑一顾。今老矣，反觉此等作品较之煊赫一时之所谓文学创作，对人更有用处，故多方搜罗读之不厌。

苏孝慈志，过去未见过，出土较晚，字体完好，隋碑中之可爱者。古人云：读字帖，过去不解其妙处，近年始觉到，实为安心定性之要道。金石之学，永久不衰，学者得其精以成著述，吾等得其神以养心性。古人作此以遗后人，始未想到之妙用也。

大作，已从头读至林淡秋，以为很好，我很爱看。一是通过作者与这些人的特殊交往来写的，一是有什么就写什么，很自然。我主张，这种文字，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

今年我才知道这玩意儿（蝈蝈）好吃大米饭，过去我喂它丝瓜花、菜叶，因有污染，常常死去。大米饭则既方便又安全，特为同好介绍之。

我很喜欢读竹枝词。我在“七七”时的情形，如实写在《风云初记》的首章，请便中参阅。

我这里，实在一言难尽，因准备搬家，大伤心神。年轻人搬家是乐事，老年人搬家是苦事，而且有苦难言，强颜欢笑。这一搬动，几乎是背城一战。蒋公云：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战。我则云：不是弄到如此局面，也不轻言搬家。

院中地上，已无一棵青草，最后一株西府海棠，今年尘土封蕊，未得开放，已为工作人员攀折殆尽。中国大地，工业化之后，自然生长物之前途，从此院可略悟其端倪矣。

近日买到一本《陈独秀书信集》，我觉得很可读，并有题跋。

弟以为书固然是思想来源之主要者，然固定思想者，则为现实。从书本上来的思想是不固定的，多变的。

鲁迅藏有李叔同书写的佛教术语“戒定慧”条幅，为日本友人内山丸造所赠。据《鲁迅藏书研究》中介绍，“戒定慧”亦称“三学”，即“戒者防身之恶，定者静心之散乱，慧者去惑证理也。”

前建民寄赠《古籍整理情况简报》若干期，得知近年整理古籍大概。印象有二：一、整理过于烦琐，如弟托建民代购《唐才子传校注》一册，正文本无多少字，现涨成厚厚一大本，读起来反不方便。书，应该留一些东西，叫读者自己去查找，什么也注上，是对付小孩子的办法，不一定好。二、是书价太昂。如敦煌汉简、历代墓志之类，个人已无法问津，只能兴叹矣。

《北京乎》一书，读了大部分。林庚文章，写得很好，过去读得不多。

近日又有人送我一本《琉璃厂小志》，翻了翻，那上面所记所述，真正要成为历史文献了。社会已经没有了那种基础，也不会再现那种气氛和情调。您如果还是抱着那种心情去逛琉璃厂，那就只有悲哀了。

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有人视为“不劳动”、“精神贵族”、“剥削阶级”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

这是一本书，事关重大，我已通知各处正在编印我的作品的同志：一九七八年版的《白洋淀纪事》，已不不可据，请用一九五八年或一九六二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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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陈旧人物》

康有为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梁启超这篇介绍文字，写于一九Ｏ一年，此共产当然不等于彼共产，但是就其宣扬的一些东西来看，如“土地归公”，“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严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教育平等”，“遗产一半归公”，设“养老院”，“育婴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与闻”，还真有些共产主义色彩。

人们谈起这一段往事，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当时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把过错往文化人身上一推了事，这是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袁世凯称帝出丑以后，玩的就是这一手，但是遇到倚老卖老的康有为，横竖不吃这一套，北洋军阀拿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梁启超

梁启超的书法不能和乃师相比，他的字出自张迁碑，拙而敦厚，明澈见底，和他为人一样。康梁的共同点，都是国学功底深厚，不排斥外国的东西，不仅不排斥，而且拼命吸收。顽固派一眼看穿了把戏，譬如叶德辉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古代帝王或者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

梁启超能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件大事，戊戌变法，护国反袁，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都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或是台前活动，或是幕后奔走。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其实当年学生所以能闹起来，并且惊天动地，和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向国内致函报告和会消息有直接关系，青岛问题成了事件的导火索，梁启超警告政府，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在不平等和约上签字。我们习惯于把五四运动称为自发的学生运动，充分的史料证明，当时的学生运动，有政府默认的一面，因为让国内学生这么闹一下，有利于外交人员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



林琴南

林琴南因为自己不懂外语，要通过别人口述转译，因此译笔怪怪的，内容是外国的，腔调却是地道的古文，一板一眼，都暗合桐城派古文的章法。

林琴南最得意的是他的《畏庐文集》，还有《韩柳文研究法》，这些文章浸透了他认为足以传世的古文义法，可惜只是一厢情愿。



严复

从时间上来说，中国海军的起步，比日本略早，扬武舰抵达日本，出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中国海军因此猛出了一次风头。

从时间上看，严译《天演论》是一八九八年，比林琴南略早几天。林译小说以情动人，严译着作以理服人，他的《天演论》在思想方面，给一代中国人巨大的冲击。这一年正是戊戌变法之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成了现成的改革口号，此后许多年里，救亡图存的观念深人人心，就思想启迪而言，严译要比林译更有意义得多。

严复的翻译比较有系统，他懂外语，所以不像林琴南那么离谱，逮着什么是什么。有趣的是，虽然两人互相看不上眼，在中文上却是同一个路数，都是桐城文体。

谈到严复的翻译，通常要说的是他的“译例言”，即后人屡屡要说的信，达，雅。三个字成为翻译界的老生常谈，有一个现象很少说到，这就是作为一种再创作的文体，严译和林译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文风。苏雪林曾提到林觉民的《与妻书》，其文字非常形似林译小说中的抒情，而鲁迅早期的文言文，在说理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严译的影子。钱基博老先生谈到清末民初的文风，把严译称为“逻辑文”的代表，可见当时写文章议论说理，就应该学严复。林译和严译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绝唱，是桐城派古文喘的最后一口气。

他不是保皇党，从来就没有动过殉清的念头，只是反感革命，反对空口说爱国，说自由。由于对西方有很深的了解，严复非常善于用西方名人的观点来支持自己，譬如英儒约翰孙所言：“爱国二字，有时为穷凶极恶之铁炮台。”又譬如罗兰夫人的话：“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　”他成了当时最著名的乌鸦嘴，专门发表不中听的议论，谁都敢骂。好在没人愿意和学贯中西的严复斗嘴，反正皇帝已经没有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段言论自由时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了也是白说，不搭理他就是最大的惩罚。



刘半农

后来扬名于国内的许多大教授，当时在国外苦读，都是苦得不堪回首。像陈寅恪，像徐悲鸿，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

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方面，刘半农做出过极其突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很容易默默无闻，很多人或许知道，刘半农发明了“它”和“她”这两个常用字，但是对于语音的摸索和实验，一般都不太明白。



钱玄同

钱稻孙从辈分上说，是钱玄同的侄子，他是著名的外国文学学者，名教授，通好几国文字，还懂医学，抗日战争期间和周作人一样，下过水，当过伪北大的校长，因此后来有些狼狈。钱稻孙比钱玄同多活了二十多年，一九六六年死于“文化大革命”。

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总忍不住感叹，怎么都那么厉害，通今博古，要什么有什么。那一代人喊断裂，手上多少有些断裂的本钱，是看透了旧的把戏，不像今天的人，肚子里空空，声嘶力竭地要断裂，至于真想断裂什么，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朱自清

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好起来。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美国人有些看不下去，规定在美援的份额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拯救中国高级知识分子。

朱自清最后的几本散文集分别为《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都是非常经典的文章，值得愿意写好散文的人一读。



闻一多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



张闻天

张闻天他们那一代人，谁都能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模样，高考这根指挥棒在当时还不知是何物，年轻人目光放得很遥远，一个个野心十足。　《孟子?滕文公上》有这么一段：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今天所以能给五四运动那么高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有雄心大志。



潘汉年

小说更可能是痛苦和仿徨的产物。


穆时英

傅雷在四十年代谈论张爱玲，曾引用一位在中国待过多年的外国人的名言，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傅雷的原意是用这话来警示张爱玲，希望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被这番话不幸而言中。张爱玲当时很不服气，可是多少年以后，她终于明白傅雷的话自有道理。



王伯祥

苏州人唤子女通常阿拉伯数字后面加个“官”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以精深取胜，王伯祥的《史记选》以博大见长，相形之下，《史记选》照顾的面更广，更实用。对于一般中学水平的人来说，这种逐词逐句详注，一句一句串讲，能够帮助进一步学习古代汉语，又能够很好地提高传统文化知识水平。既是普及读物，同时也可以登堂入室，经过反复研读，直抵中国古代文化的纵深。王伯祥选定的底本是张文虎本，然后将宋蜀大字本，百钠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以及日本的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一一校于底本之上，结果凡是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几乎没地方可以写字。



顾颉刚

我们研究的成绩，或浅陋，或错误，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每一种学问在创始时代必不能免于浅陋和错误。惟其能在浅陋与错误之后再加以不断的努力，自然能做到高深的地步。



周瘦鹃

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旧两派径渭分明。新派想通过文学来革命，来改变人生，旧派却认为小说不过是给平民百姓看的，越是庸俗低级趣味，越会有人欢迎。新派将文学抬得太高，旧派则是降得太低。新派小说家像革命党，旧派小说家像失意文人。



范烟桥

太炎先生好古字，他老人家把“茶”写成了“茶”，因为茶之本字就是茶。

时过境迁，好多个“二十年”已逝去，黑幕小说只要有机会，都能再火上一把。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可能还会这样。媲美欧洲小说当然是蒙人的鬼话，甚至揭露官场“腐败与黑暗”也只是幌子，黑幕小说流行的基础只是小市民心理。究竟什么是黑幕小说，很难有定评，周作人曾为这类小说下过结论：
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



俞平伯

“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

平心而论，他的散文并不算太好，文白交织有点拗口，还有点洋腔洋调。说好，是因为有才，说不好，是因为略有些卖弄才。

这一出版（《红楼梦研究》），很快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先生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红楼梦研究》批判拉开了文化人大劫难的序幕，紧挨在一起的是反胡风，然后“反右”，然后反右倾，一道道的菜连着上，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水到渠成，火到猪头烂，文化人一开始都是看客，看着俞先生出洋相，跟着起哄，渐渐看客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下海，大家都到地狱里去走了一遭。



吕叔湘

吕先生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对人有帮助，译文本身也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谈起自己的写作，总说他最初的文笔就是受了吕先生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先生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曾经风行一时。附带说一句，我也很喜欢萨洛扬的小说，像《漂亮的白马》和《石榴树》，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先生最重要的两部书，无疑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读者的得益更多。



吴毖

我们在今天常会奇怪，过去的学人，怎么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学人的学术根底都戳穿不得。说穿了或许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去换钱。



陈寅恪

吴毖曾经说过，在中国的学人中，学问大的、老的首推陈寅恪，年轻的便是钱钟书。

汪荣祖先生比较胡适和陈寅恪的差异，曾说胡是自由主义的右派，陈是自由主义的左派。只要是自由主义者，就难免尴尬，难免不受当局的欢迎。



蒋百里

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一代军事领袖的摇篮，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有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有孙传芳和阎锡山，还有何应钦。和蒋百里同期的除了蔡锷，出名的还可以算上李烈钧、张澜、许祟智，此外还可以加上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荒木祯夫、小矶国昭等。

国家越弱，民心越强，在那个特定的年头里，甚至鲁迅这样的文弱书生，也穿上白色的柔道服参加训练。中国民间的传统，是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以蔡锷和蒋百里为代表的新一代职业军人，试图改变这一传统，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微乎其微。



李叔同

其实李叔同的最伟大之处，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在于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个字，李叔同无论干什么都是一心一意，学画，演戏，做俗人，做出家人，永远认真。

人们记住的，常常是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对于为什么会取得成就，很少去想。认真和刻苦这些词，人们通常都是挂在嘴边，写在书上，表现在影视作品中，真正把它当回事，身体力行者，微乎其微。这就是世界上真正优秀的人物，为什么会极少的正确答案。

辉煌本身没什么意义，结果永远不是最重要，获得结果的过程往往重要得多。伟大是由许多平凡的事情积累得到的，没有一滴一点的水珠，就没有大海。



章太炎

记得上大学时学古文，古文教师几乎言必称章黄。章是章太炎，黄便是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是研究国学的人不敢不读的一本书，章太炎是真正的大师。他的学问太大，有成就的弟子遍天下，可是敢称古文大师，并没有第二人。



齐白石

人出了名，什么样的怪故事都可能会落到他头上，这样的故事移到郑板桥身上也合适。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叫名士气。有了名不怕怪，一怪，名气更大。

古人曾说过功夫在诗外，要读懂齐白石的画，看他的印和诗能获得进一步的启发。齐白石刻过两方印，一为“不知有汉”，一为“见贤思齐”。不知有汉和见贤思齐是齐白石毕生遵循的两条艺术原则。所谓不知有汉就是敢于狂妄，我们都知道秦汉篆刻地位极高，齐白石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秦汉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不蠢和独造，便成了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和要害。



张大千

盖叫天的名言是：“什么真的假的，对我有用就行，只要我看着好看就行。”

张大千画假石涛的功夫，得力于两方面，一是迷恋，一是苦练。凡事不迷恋，通常好不到哪里去。第一流的艺术家，好歹都得有些神经病，都得有些常人眼里的不正常。爱是艺术的源泉，如果不真心喜欢，张大千绝对画不出那种能乱真的假石涛。世界上的许多奇迹，正是因为有了爱，才创造出来。死皮赖脸地去观摩石涛真迹，别人不欢迎也赖着不肯走，这需要何等的勇气，需要多厚的脸皮。有了爱，才可能有有效的苦练，才可能有豁然开朗的领悟。为了少看主人的脸色，必须尽快地把看过的东西记下来，这种硬记，首先得记神，因为仅仅记形没什么用。古人说佳作一幅，废画千张。石涛所以成为石涛，是因为石涛讲究独创，笔墨恣肆，敢画前人没画过的画。学石涛，学神活，学形死，张大千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既和学画假石涛有关，更和能够告别真石涛有关。“石涛再生”毕竟还是一个假石涛，既褒又贬，光能画像一个石涛，算不上好画家。



傅抱石

用天才来形容大艺术家，是一个最俗气最没见识的着眼点。一个人所以成了应该成的样子，首先是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用天才来解释永远都是个偷懒的办法。




当作家，首先要有人味。


张爱玲

正是因为喜爱张爱玲的作品，我们才会变得挑剔，感到她的作品为什么后期永远也没办法和前期相媲美。她早期的作品太辉煌了，后期作品相比之下，便有些糟糕。



朱希祖

章太炎说起爱徒，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他对朱先生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历史不应该为政治左右，历史又不可能不被政治左右。



朱偰

写古诗需要童子功，诗的传统是熏陶出来的，小时候得到教育，长大了才能写诗，这和女子裹小脚的道理仿佛，过时间就不行了，过了这村便没这店。

朱偰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应该是《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傅雷

不幸有时候也能成为一种动力，面对牵涉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国难，个人事业遇到巨大不幸和挫折，傅雷都是选择用译笔来表达他的立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一个有品质的文人，个人行为上究竟应该如何特立独行，在困难面前应该如何进行正确选择，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傅雷先生曾翻译过一段很短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人不过是一株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生物，人又是有思想的芦苇，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也是最强大的生物。一滴水，一缕水汽，都有可能置人于死地，但是人还是比压倒他的世界万物高出一等，因为人类明白世界万物在哪些地方会胜过自己。

王小波曾说过王道乾先生是他文学上的恩师，对于傅雷，我也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同样的话。在不同的场合，我不止一次讲过巴尔扎克对自己的影响，我的一本专谈外国小说的书就叫《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其实，说到巴尔扎克的影响，还不如直截了当说傅雷的培养更好，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是把傅雷译本当作自己的语文教材，傅雷实际上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譬如我，就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过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他自己的生活，而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沈从文

以小说水平而论，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边城》是巅峰之作，这以后，基本上陷人了拔剑茫然的境地。到了一九四二年的《长河》，虽然有所突破，但是作为小说名家，他的个人影响力正在减弱，被读者的关注度明显减少，这固然与抗战的文学大背景有关，也与小说的深度分不开。

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声音，“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拦不住的，如果被拦住了，他就不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给为什么不能写作找出一个理由，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是不写作，就永远会有充足的借口。我一直会有些不太切实际的联想，如果当时给了沈从文写作机会又能怎么样，如果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能怎么样。把责任都推给社会，把过错都归于环境，显然太过于简单，太外行。写作说到底，是写没写，而不是让不让写。冤有头债有主，怨天尤人怪罪社会，并不能最后解决写不写的问题。小说史从来都是只关心那些写出来的文字，世界上一流作家的作品被查禁屡见不鲜，不合时宜有时候恰恰就是好作家的标志，写《尤里西斯》的乔依斯一生都不得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当时也不可能在前苏联出版。

沈从文的意义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努力去做一件事，只要真努力了，就有可能做好。有时候想想，写小说真没什么大不了，用不着把它吹捧得太高太玄乎，小说说到底也就是小说。在给汪曾棋的信中，沈从文说拿破仑是伟人，我们只能羡慕，学不来，可是像雨果和托尔斯泰那样，想效法却不太难。



钱钟书

促使我选择钱钟书的更重要理由，是因为读了钱《宋诗选注》的序。虽然只是一篇小小的序言，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同小可，仿佛晴天遭遇劈雷，又好像沙漠上突然见到了绿洲，我完全被颠覆了，一下子醒悟过来学问该怎么去做，明白仅仅去翻案，为反动而反动，并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我知道对某个人过于喜欢，常常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



王泗原

我考上大学，祖父很认真地说，我们老开明的人，是看不上什么大学生的。

其实执着于文科的人，完全可以在家自学。

说到学问好，祖父经常称赞与自己相熟悉的两位，一位是吕叔湘，另一位就是王泗原。坦白地说，我最后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既与喜欢写小说有关，也与那些有学问的人太有学问有关，活生生地是被吓住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学问，这两位实在是太认真太厉害，认真得让人没办法效仿，厉害得可望而不可及。学问是人做的，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

《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



张中行

王小波曾经说过，贫穷往往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只是贫穷，痛苦也是。

他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最浅显道理，文章首先得写出来，写总比不写好，好文章只要写出来，迟早都会有人看，是金子自然会发光。

当然，作为张中行的读者，我更喜欢他未成大名时的文字，喜欢那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和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些的汪曾祺更好，而中国文化的倒退又由此可见一斑，与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相比，汪曾祺明显高出一筹，与张中行较量就有差距。只是相差了几岁，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一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生可畏，另一方面，庚信文章老更成，生姜毕竟老的辣。



柯灵

其实老中青作家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专看缺点，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某些不足，天生傲骨，喜欢说人家的不是；一是善于发现优点，为人虚心，总是在欣赏别人的优秀，并把这些优点和优秀揭示出来，柯灵显然属于后一类。

我很喜欢柯灵与师陀合写的剧本《夜店》，那对话实在太棒了，我相信有如此功力的老作家，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努力，就应该能写出一本好的可以传世的作品。

老年的雨果和托尔斯泰在晚年都不乏惊人之作，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在其职业写作生涯中，他们都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始终是在第一线打拼，而中国的老作家们，因为时代原因，被强迫中断了几十年，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虽然名声显赫，却仍然只是文坛上的新手。



施蛰存

施蛰存认为治学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浅尝到博览，从对某门学问有兴趣起步，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找书看，渐渐熟悉与这有关的各方面情况。在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感兴趣三个字，要发自于内心地好，要喜欢。接下来，知道了这学问的各方面情况，经过更广泛的阅读和思考，必然会遇到困惑遇到问题，必须要想方设法解决，于是自然而然进人到了第二阶段，这就是所谓入门。入门以后，又会觉得欲罢不能，开始走火入魔，千方百计地想把一切不清楚的问题都弄明白，这才是治学的最高境界，可以正经八百地开始做研究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