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华任广东省委书记显中央深化改革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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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华，年轻、低调、务实，这是外界对他的评价。笔者以为，未来深化改革，最核心的是实践与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最关键的是具有实干精神，胡春华具备了。

　　据报道，中央对浙、吉、陕、粤、内蒙古的党委书记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对多个地方主要领导的人事任命，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特别是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入粤，更是倍受外界肯定，笔者以为，中央对胡春华的任命，展示实干新风，体现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发祥地。1978年后，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在习仲勋、叶选平、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等一代又一代改革者的带领下，广东广大干部冲破思想牢笼，以无畏气概、以实干精神、以争朝夕斗志，大胆探索、创新、实践，率先创办特区、率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率先引进市场机制、推进自主创新、管理创新，率先推进大部制改革等等，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的佳绩。30多年来，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试验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热土，广东为国家发展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中国站在新的起点上，广东和全国一样，都面对各种考验和危险，都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等。党的18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五位一体”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很艰巨。要完成任务，别无选择，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扬实干精神，积极推进实践、理论、制度等创新，以实干、创新精神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任务更加艰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都走在改革攻坚的路上，既要完善自身，也需要在实践、理论、制度等创新上有所突破，为全国的深入改革作出示范和榜样，继续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

　　令人振奋的是，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托起”中国梦”，重温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选择视察广东，发出了“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强音，针对性强，洞见深邃；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后，广东迅速行动起来，为了破制约、解难题，广东2013年将全面推进大部制改革，争取成为全国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份。与此同时，广东将在2014年完成干部财产公示试点改革等等。可以说，广东更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将敞开大门，未来各项改革是系统推进、协调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南巡信号明确，对于广东来说是鼓励，更是鞭策，广东仍然要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科学发展试验区的作用，广东广大干部仍然要发扬拓荒牛精神，以实干精神，以争朝夕斗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新、实践，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总书记南巡讲话给中国深化改革注入了强心针，广东也将迎来大开放和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而广东能否把握住发展重大机遇，能否当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关键要有组织人事保证，关键要看领导干部，在全社会强烈期待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央任命胡春华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举措值得肯定。

　　胡春华，年轻、低调、务实，这是外界对他的评价，《香港文汇报》这样对他进行报道：“他在苦难中不弃理想考上北大，毕业后又主动请缨赴高原扎根艰苦建设一线，通过近二十年任职西藏的积淀、共青团的历练、两个大省主政的磨砺，胡春华凭借着低调务实、少说多做的工作作风和以民为本、勤政善治的工作业绩，赢得良好的政声口碑”。笔者以为，未来深化改革，最核心的是实践与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最关键的是具有实干精神，胡春华具备了。

　　由此可见，中央任命胡春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是经过通盘考虑的，展示中央实干新风，体现了中央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笔者深信，有这样爱民、务实的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广东一定能抓住发展机遇，也一定能够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积极推进实践、理论、制度等创新，发挥排头兵作用，为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文海）
http://star.news.sohu.com/s2012/shengweishuji/?pvid=tc_news&a=&b=%E6%8F%AD%E7%A7%98%3A%E5%85%9A%E4%B8%AD%E5%A4%AE%E4%B8%BA%E4%BD%95%E4%BB%BB%E8%83%A1%E6%98%A5%E5%8D%8E%E4%B8%BA%E5%B9%BF%E4%B8%9C%E7%9C%81%E5%A7%94%E4%B9%A6%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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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深化改革，最核心的是实践与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最关键的是具有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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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会亡国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 ... A%E4%BA%A1%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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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官员财产公示为什么这么难？

　　上海近80%的领导干部对财产公示持积极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没有制度完善做支持，极有可能变成一场讨好公众的集体卖乖。毕竟，官员财产公示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做不做、怎么做的问题。

　　上海八成领导干部支持财产公示？看到这条新闻，我精神为之一振。

　　不少百姓相信干部们普遍有车有房有表，灰色收入大大的，个别还可能有着不止一个的地下情人，从内心抵触这件事。

　　都说反腐的前提是干部财产公示，假如这些揣测是真的，作为干部傻乎乎地公示了自家财产，与工资福利对不上，岂不等于直接找纪委自首，进而接受人民群众庄严的审判吗？

　　因此，你可以侮辱公仆们的人格，但不可侮辱其智商。

　　但结合上海一份调查报告，你之前的判断可能真的错了。

　　媒体报道，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建三公布了该所完成的一项关于上海领导干部宪法意识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采取问卷法，分为领导干部宪法意识自我评价和领导干部第三方评价两大类。其中，前者获得805份有效问卷；第三方评价由律师、法律专业人士和居民组成，共有1038名律师、678名专业人士和526位居民参与。

　　这份有相当可信度的研究报告显示，16.96%受访者对“任职前向社会公示财产收入”持中立态度，34.05%受访者基本赞同，43.29%受访者完全赞同，4.81%受访者有点反对，0.89%强烈反对。由此，报告认为，近80%的领导干部对财产公示持积极的态度。

　　显然，这样的报告结果与公众带有强烈情绪的揣测有巨大出入。使得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公仆的心思您别瞎猜。

　　但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官民认知偏差，官员们还是应当负一定责任的。首先，在这个体制转型期，批量腐败官员落马，既体现了当前反腐的信心和决心，也使公众强化了对贪官的愤慨，再通过民间舆论催化，便使公众形成了“无官不贪”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选拔任用干部缺乏足够的民意支撑，社会监督渠道狭窄，加上部分官员失职后文过饰非甚至打压公众意见，就使得事件往往陷入“塔西佗陷阱”——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抛开官民情绪化的怀疑和对立，姑且相信这次上海官员都对人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真话，也并不意味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有了操作基础。

　　首先需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即使同处官场，公仆们却分三六九等，除了级别的差异，还有分工不同、区域不同带来的待遇落差。一个基层清水衙门的科员从获取实惠的可能性是无法与实权部门一个处长相提并论的。这就遇到一个麻烦：如果真心希望公开财产的8成官员都是官场无决策权的弱势群体，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推动这项工作——领导不带头，呼声像起哄。换个思维:假如党政一把手心底无私天地宽，率先公开了，倒相信会起到一呼百应的积极效果。因此，这支持财产公开的领导干部具体是谁，就值得仔细推敲。希望调查方把工作做细，否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

　　进而言之，即使党政一把手带头表示愿意公示财产，还未必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推行效果并不理想。首先，由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内展开，也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无疑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巨大操作空间。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曾形象地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专家指出，即使有关部门认真负责地核查，官员财产公开还有很多技术性难题：一是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二是身份信息仍需更加准确。三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四是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更不能轻易摸清。五是信用意识缺失。

　　更重要的是，部分官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经常无视法律，在财产公示的时候却显得法治观念相当到位。一个官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从我国的国情看，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财产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难以区分。如何确保公务员申报财产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直接阻遏了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进程。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务员法》，未能就官员财产公布作出明确规定；2007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未将官员的财产等个人情况列为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

　　2012年9月1日，大学生刘艳峰在微博上要求公开陕西省“表哥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收入。随后又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邮寄了申请书。不料得到如下回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你申请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贪腐官员在公众如此高度关注下尚且能够不公开收入，您又怎么保证上海那8成没犯事的官员冒着巨大风险坦露自己的家底呢？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开全国官员财产公示先河，近年来，进入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榜单的已有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青铜峡等多个地区。但从最后的公示效果来看，大多无疾而终。

　　直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再度试水。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最近透露，广东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完整的财产公示制度应该包括：申报、公示、监督、问责这四个重要环节。

　　希望广东能真正实现中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破冰之旅。

　　上海近80%的领导干部对财产公示持积极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没有制度完善做支持，极有可能变成一场讨好公众的集体卖乖。毕竟，官员财产公示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做不做、怎么做的问题。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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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建言改革:政府退出经济 将群众满意度加入考核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论坛上对中国未来改革路线图提出了5点建议：

　　首先、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还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GDP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以下是文字实录：

　　十八大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启改革的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可以摸，现在又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信号。

　　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趋势已经存在了可能性。十八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了，接下去要讨论是如何推进改革？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属于，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改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所以，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有必要。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还在于改革的难度，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的多，因为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是当年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都没有碰到的问题。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共识缺乏，1978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1978年困难很多，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改革路线图宜粗不宜细 目的要强化公信力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的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要打压，不要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设计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它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个国家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就时间表而言，恐怕只能是有头无尾，也就是宣布具体某项改革开始的大致时间，而不限定完成的日期。因为从改革过去的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要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依靠部门设计方案改革是借改革之名争权 是一条邪路

　　为了强化，我的观点还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重要性在于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就是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展开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使得民众能力积极的参与改革。除此之外，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中国改革需要做的五件事

　　我们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我们设想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区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因为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在这里展开，法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风险也比较高，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利，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我只是讲一下，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你要说路线图，我想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你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GDP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这是第一。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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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十八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一些年，中国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中国模式。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此外，谈到城镇化问题，吴敬琏表示，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地方政府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办法来实现城镇化，是无法支撑无法持续的。另外，政府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起来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反而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城镇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在于选择了正确的顶层设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想要跟大家共同商量这个事情叫“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实际上讲讲我个人认为怎么重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改革的路上，站在什么节点上，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先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讲起。我认为十八大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过去几年的两种顶层设计，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说，两种顶顶层设计之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过去一些年，我们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中国想出去，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大的设计。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的变成了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一种顶层设计，顶顶层的设计，这就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做中国模式。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维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那么，十八大我认为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十八大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品质，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这样就把重启改革，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在我们欢呼这种重大成就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确定这个顶顶层设计，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并没有完成我们所要进行的事宜，它只是一个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比照过去的经验，我们如果说有全面改革，这是第三轮了。第一轮可能是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8年的国家体改委做的中期改革规划，但是很快就因为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不好，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没有执行下去。第二轮是执行下去了，这就是从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继续改革，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到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93年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谓50条决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方面和这些重点方面改革的方案，并且把这些改革方案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总体的设计。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设计，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很多调整，接着是1997年补了一个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写入了《宪法》，正是这一轮改革，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基础。

　　比照过去这些经验，我们要做全面的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当年叫做目标模式,现在叫顶层设计，或者叫顶顶层设计。第二件事儿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从这个比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时间点上呢？后面的事情还很多，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它的难度也许比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第一个目标确定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布局，所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是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有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一方面它是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你就很难边干边想。有人说，是不是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应该鼓励基层的、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的。比如我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加强强势政府，加强海量投资的搞项目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这个好象会有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地方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上海发起的营改增，还有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有价值？而且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各个地方，甚至中央机关的支持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的创新。这跟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已经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是能够改进，一切办法都可以用，那个时候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原因，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和中体规划。

　　另外一个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你对它的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这就跟我们为什么最早提出顶层设计来，就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搞电子政务，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它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这个全国的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信息的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意思就是你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到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年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次讨论，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我想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么，怎么来做呢？我想应该是这样，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我们当前突出矛盾它的体制性原因入手去分析它，然后就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件事，可以从这里入手。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权威的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也可能再提出不同的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只有解决体制性障碍 才能提高城镇化效率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我们这个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因为从人口来说，占51%，而且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我们大概有2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他们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效率已经很低了。那么，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效率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要按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内容当然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是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我们城市化任务还很重，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这个城市化，就是摊大饼，不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这两个效率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事儿就弄不下去了，或者弄下去了，但是造成的长期的消极后果很严重。那么，有些什么呢？前段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了一下，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因为他们的产权就形成了运用这个差价支撑，非常浪费的实现城市化，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到底体制上的原因是哪些？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是知道要扫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有效率的体制化，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城市效率才会提高。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主要矛盾都需要做这样的深入分析才能最后总结出来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绘制出我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后讲一点就是要做好，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有很大阻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党的领导方面和普通民众，和学者、传媒大家共同努力来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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