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批评莫言

whiteman

不久前购买了两本莫言的书，阅读了一本，感觉写得不错。另一本读了几页，感觉有些人性的深度，被别人拿去，就一直被其他人传阅着，如果能拿回来，接着把这本书看完。

以前没有接触过莫言的作品，现在接触了，感觉到写得有气氛，有情调，以后再去购买几本看看。

但有人在批评莫言，我在报纸上看到国外有人在批评莫言，说莫言在获奖的时候没有批评中国政府。据说网上也有人在批评，但没有看那些文章，对这类文章不太有兴趣。

为什么要批评莫言？有一次遇到的情境似乎可以回答一些原因。那次，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谈到有人在批评莫言，他问为什么要批评，他可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太理解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竟还有人批评。

在场的一个人回答：“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一莫言获奖了，没有批评中国政府，有些还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所谓民主人士不高兴了，但又不能直说，他要隐藏着，自己还在中国呢，只能弯着角度去批评或攻击莫言其它的方面，这是中国人际中常用的手法。二莫言获奖了，莫言又不是自己的门生，又不是自己的亲信，他获奖了，我的位置放到哪里去？我能坐得稳目前的位置吗？三莫言获奖了，我的水平好像比他高，我不高兴，我妒忌，我不出面攻击，但有亲戚朋友会领会你的意思去表达你心中的嫉妒。四莫言获奖了，关注度高了，有人真实地从文学角度去评论、去批评。五莫言获奖了，我没有立场，但我要站队，跟着风批评。等等吧”

听了他的一席话，感到说不出某种味道，感到做为中国人的悲凉。

借着某些令人恶心的名头，想着法子去攻击、陷害别人，这种人性的恶劣，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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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书很好看，看了一本，正在看第二本。

水中央

前几天，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发表“当哭成为表演时，请允许有人不哭”的演讲，提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饥饿、母亲受欺负、政治的恐怖。国内网站的诸多评论里，冒出很多火药味十足的攻击：汉奸！！！因为莫言在世人面前揭露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苦难，一些人坐不住了，汉奸的帽子又开始批发了。
莫言很难。

然而，当莫言没有批评政府，没有批评GCD时，又一批人坐不住了，骂他是懦夫。
莫言真难！

莫言真是“左”“右”为难啊！

记得蒋勋在一本书里写道：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视才是。

还是莫言自己说得好，他就是个农村的娃娃，是个农民的儿子，是草根！
理解莫言吧，何必给他加那么多的罪名和担子呢，一个农民的儿子能混到这样，实属不易，他还有老父亲、媳妇、女儿、外孙，只愿他生活得平安就好。

xxslh

给大家看看。很有意思。正所谓奇文共赏析，疑义相与析！！！

纪霖：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

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诺奖宣布的那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国人欢呼，又有多少国人不服：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树？拿莫言与村上相比，如果仅仅以文学的理由，或许见仁见智，然而，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处世。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所说的高墙，指的是体制。莫言固然是体制内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体在高墙之内抑或之外，而是心灵究竟属于高墙还是鸡蛋？有些人，在体制外讨生活，却无所不向往体制，以体制化方式思维；而有些人在体制内生存，却尽其所能地翻越高墙，从内部颠覆这个体制。


　　严格说起来，无论在高墙内外，我们都在体制内生存，笼罩着体制的阴影，高墙无所不在，体制内化为日常生活本身。于是，真正的鸡蛋，只是一种抵抗意识而已。这种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关键时刻，更多地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莫言有抵抗吗？当然有。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极大的颠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生存欲望不断挑战人间的既存秩序。这是“自然”向“名教”的讨伐，欲望对文明的反抗，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直至惊心动魄的《蛙》。小说家的莫言是文学的巨人，当世的异端，是一枚充满着倔强泥土气的重磅鸡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犹如他的笔名一般，却是另一重形象。最让人诟病的，是去年薄熙来最炙手可热之际，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在今年，又与百位中国作家“共襄盛举”，手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那一段。


　　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彷彿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莫言曾经以经典的莫氏风格作过一幅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吗，在这一威权主宰下假话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个案，人们大可原谅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对他穷追猛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言，只是病态的程度不同而已，谁都没有资格向他丢石头。即便是孙子、懦夫、可怜虫，首先有错的不是莫言，而是让他人格分裂的体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学的犯滥成灾，且自以为是，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反思，不仅为了莫言，也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世人皆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未必在价值上都是正当的、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个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墙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鸡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学里的研究生，经常关起门来，彼此切磋生存竞争的技艺，他们在价值上痛恨这个体制，比谁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齿，但在处世上比谁都更体制，按照体制的规则生存，成为钱理群所痛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分裂人格，不仅弥漫于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的常态。


　　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国家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无论是歌颂重庆还是手录《讲话》，对于文学家莫言来说，都属于起码的“有所不为”，做了颇为无聊，不做也未必招来麻烦。同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就低调地抵制了无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实绝大部份知识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为世俗所驱，识时务、随大流，虽然不算什么作恶，却是一种“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平庸的恶”之帮闲。


　　在二○○九年法兰克福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莫言说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在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是否对国王的仪仗行礼，那是个人意愿之选择，但行礼的理由倘若仅仅因为“尊重世俗”，那个被体制严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担忧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说了另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对我们自身灵魂的拷问。一个国家的掘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掘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体制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坚守底线”和“点滴抵抗”。

xxslh

如何批评莫言——与许纪霖先生商榷

作家获奖，评论家批评，原是文坛常态。但近日网上偶遇著名批评家许纪霖批评莫言的文章《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读之下，大感异常。公允地说，这种批评，已经越过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边界，而指向作家的品行人格；且以对莫言的人格冠以“分裂”、“病态”之类的侮谩，而变成了另一种“触及灵魂”的大字报。

许纪霖先生在《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文中对莫言的批评，细究起根据来，主要有莫言的两件“政治行为”：一是莫言去年在微博上发表了两句“追捧重庆”的打油诗，一是莫言今年参与了手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的那一段”。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其它“‘平庸的恶’之帮闲”的确切罪证。平心而论，莫言“歌颂重庆”确实难免政治媚俗的嫌疑。但若能以平常心分析莫言的那两句打油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恐怕也算不上一种多么严重的政治恶行：就算歌颂“唱红”错了，能说歌颂“打黑”也错了吗？而“举国翘首望重庆”的理由，不就是由于“唱红打黑声势隆”吗？如果能对当今市民百姓对黑恶势力的普遍痛恨之情有一些理解，则莫氏这两句打油诗，为什么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对底层民声的朴实表达呢？若说莫言是借这样两句打油诗去向某种政治势力邀宠，是一种政治媚俗的话，那么一年之后的今天，流行的政治俗又是什么？在今天这种政治流俗之中，深挖细找别人一年前的两句网络打油诗，许纪霖先生恐怕也难脱政治媚俗的嫌疑……何况就是两句文人信口而诌的打油诗，实在上升不到“人格分裂”的高度。

至于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此举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分析一下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出于敷衍体制的职务行为；二是出于莫言本人对“讲话”思想的认可，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许纪霖先生认为，前者虽可抵制，但犹能原谅。我的看法与许纪霖先生正好相反：若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能抵制却媚俗，足证莫言之俗俗不可耐。而后一种原因，恰恰是今天最值得讨论的文学命题：作家究竟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这是一个旧命题，且是一个大命题，更是一个当今文坛最该讨论的命题。这篇短评不尝试作深入探讨。但“政治”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坏词。作家写作出版，既是个人行为又是社会行为——就其社会行为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达、一种政治追求，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对与错是一个问题，作家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是另一个问题。许纪霖先生在对莫言的批评中，将政治立场与体制完全等同起来，笼统斥之为“世俗”、“邪恶”、“平庸的恶”，不仅是一种概念混乱，而且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批评”——在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认为最可宝贵、最值得推崇的“反体制”立场，算不算一种政治取向、是不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站在一种政治立场上——不是去批评他人的政治立场错误、而是去指摘对方有政治立场，这是不道德的。

在另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说：“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抛开这种批评的“诛心”之嫌不去论，仅就许纪霖先生把“道德”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本身，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文学家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反体制是一种政治道德，附庸体制也是一种政治道德；他为社会提供一种健康的、有益的精神食粮是一种政治道德，他向社会传播一种邪恶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也是一种政治道德。所以与其把“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倒不如说：不存在什么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善的德性”，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的文学家道德。

抛开全部的观点之争，文学批评也好获奖事件评论也好，都理应把对象确定在评论对象本身，而不必去深挖细查一些个人行为细节，把矛头对准个人的某些政治媚俗行为，借用批评对象自嘲的文字来施以“孙子，懦夫，可怜虫”这种漫画式的形象丑化，更不应该以此对批评对象的人格作出“分裂”、“病态”一类的侮谩——这样的风气，难道不正与许纪霖先生文中深深担忧“文革复辟”的心愿完全背道而驰吗？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奖给《檀香刑》和《丰乳肥臀》的作者，而不是为了奖给一个名字叫“管谟业”或者“莫言”的中国人。而这个作者除了会在人前吃喝之外，肯定也会在人后拉撒。与其津津有味于他的“拉撒”，不如把兴趣和目光放在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上。

莫言的获奖，特别是由此而来的久热不衰的媒体狂欢，确实大有可批评之处。我对许纪霖先生《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中的一句话极其赞同：“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扭曲心态。”我以为，许纪霖先生此一语，堪为这场诺贝尔狂欢以来最具独立精神也最深刻的评论。不幸的是我们总会看到，最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往往是一群自名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作“华夏之外皆蛮夷”的狂妄呓语，但我们能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就看作一个文学奖、而不是一个瞬间能让十三亿神州尽尧舜的神话？没有“诺贝尔”的时候，司马迁、李白、鲁迅就在那里；有了“诺贝尔”而不得的时候，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仍在那里；今天获得了“诺贝尔”的时候，文学价值高于莫言作品的作家作品不仅在那里，而且大大地在那里——琢磨中国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她的大。

但中国之大的伟大，不仅在于她的疆域大、人口大，出现伟大的可能性大，也在于她的胸怀大、气度大。而不是像今天的媒体和部分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奥运会诺贝尔、诺贝尔奥运会……好像世界上没有个奥运会没有个诺贝尔，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一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文学奖项，但它所代表的也只是某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据此判处中国文学死刑或者救中国文学的命。何况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萨特就已经明白地说了：“诺贝尔奖客观上成了一项授予西方作家和东方背叛者的荣誉。”（萨特《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我们不因为莫言获奖就推论说他是“东方的背叛者”，但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诺贝尔”来论证中国文学的伟大、论证中国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样：“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趣味彰显品位，这个话题实在是乏味得很！

henry2000888

很简单，莫言获奖后地位变化了，名利双丰收，有些国内的人坐不住了，于是莫言只能动辄得咎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莫言现在是高富帅了，身份地位已经是国际名人的范儿了，国内的有些同行觉得自己应该比莫言更高级更聪明一些，于是有了杂音，有些人是盯着莫言的奖金，找到一些莫言的缝隙，这在全球普遍的人性里面也是很正常的，西方人也有羡慕嫉妒恨的，不知有些朋友动不动就上升到所谓中国人的高度，有些过虑了！

莫言在体制内也做过，在市场里面也泡过，所以莫言懂得保护自己，懂得平衡和把握机会，我觉得这是莫言的生存的智慧！

stanleysan

稍安勿躁，本人非文学爱好者莫言的书没打算看。
很为他获奖而高兴。
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拒绝批评，也不应该拒绝反批评，中国缺乏的就是白花齐放的环境。
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的。

whywhy

百花齐放估计难以再现！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先秦的士的精神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