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的新诗处女作及其他

wuxinhai0912

　　　                    
　　　　　　　　　　　　　　　　　　　　　　　　　　　　　　　　　　　　　　　　　　　　　　　　　　　　　　　　　　　　　　　
　　　　　　　处女诗作发表于吴奔星主编的《小雅》　


　　诗人吴兴华是近年来被发掘出的一位“被冷落的缪斯”。关于他最早发表的诗歌作品（或称诗歌处女作），众说纷纭，近10年来见诸文字的有以下几种：
　　　2001年，吴晓东著《记忆的神话》（北京市：新世界出版社）第227页：吴兴华，是抗战时期沦陷区北京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校园诗人。1937年他在《新诗》上发表处女诗作《森林的沉默》的时候年仅16岁。
　　　2005年5月，张泉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第402页：早在抗战前夕，吴兴华就开始新诗创作，在吴奔星主编的《小雅》(1936年第2期)上发表《歌》，可能是处女作。
　　　2006年1月，沈用大著《中国新诗史 1918-1949》（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吴兴华，浙江杭州人，1921年出生。1933年由天津南开中学转学至北平崇德中学，1937年他16岁在7月lO日《新诗》月刊发表处女作约70行的《森林的沉默》，……
　　　2008年5月，谢冕著《红楼钟声燕园柳》（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5页：50年代在中国新诗的故乡，新诗一方面是在受难和流血，一方面却在智慧而顽强地活着。这里要提到在诗歌界具有传奇色彩的燕京大学诗人吴兴华。他最早发表作品是1937年3月10日的《小雅》第5-6期的《花香之街》。
　　　2009年1月，刘福春编著《寻诗散录》（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5页：吴兴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诗。据笔者所见，吴兴华最早发表的新诗是1937年3月10日《小雅》第5-6期上的《花香之街》，……
　　　2009年4月，解志熙著《考文叙事录》（北京市：中华书局）第196页：现在大家都知道，吴兴华一鸣惊人的新诗处女作《森林的沉默》以及最早的诗论《谈田园诗》就是在《新诗》杂志上发表的，……
　　　2009年11月，张松建编著《现代诗的再出发 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98-299页：吴氏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15岁在吴奔星主编的北平《小雅》发表处女作《歌》；16岁在戴望舒主编的上海《新诗》上刊载《森林的沉默》。
　　　2010年1月，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24页：不过吴兴华的少年成名可能更显著(16岁即发表处女作《森林的沉默》)，现代诗作的创新更为全面。
　　　上述书籍的作者，均为现代文学或现代新诗研究专家，他们在吴兴华处女诗作问题上各说各话，其混乱延续至少10年，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似乎也未见加以研究。
　　　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3点：
　　　1．《新诗》杂志“《森林的沉默》说”，以吴晓东、沈用大、解志熙、吴福辉为代表。
　　　2．《小雅》诗刊第5-6期“《花香之街》说”，以谢冕、刘福春为代表。
　　　3．《小雅》诗刊第2期“《歌》说”，以张泉、张松建为代表。
　　　查阅手头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月刊和吴奔星主编的《小雅》诗刊，发现：发表《森林的沉默》的是《新诗》第2卷3、4期合刊（总第9、10期合刊），出版于1937年7月10日；而发表《花香之街》的《小雅》诗刊第5-6期，出版于1937年3月10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花香之街》同时发表的还另一首诗《室》；至于刊登诗作《歌》的《小雅》诗刊第2期，则出版于1936年8月1日。从时间顺序看，吴兴华发表在《小雅》诗刊上的诗作《花香之街》、《室》和《歌》，均早于《新诗》月刊上发表的《森林的沉默》，《歌》更是早了将近1年时间。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说，吴兴华最早发表的诗歌作品，或者说他的诗歌处女作[1在此之前的1936年2月，吴兴华在《青年界》9卷2期发表过随笔《从动物的生存谈起》，如果找不到此前他还有其他作品发表的证据，这应该是吴兴华除了诗歌之外的处女作品。]1，1936年8月1日发表于《小雅》诗刊第2期上的“《歌》说”，应属妥贴之论。
　　　年方15、尚为中学生的吴兴华，短短8个月时间，在仅出版6期（其中5、6期为合刊）、名家如林（如戴望舒、李金发、施蛰存、李长之、林庚、柳无忌、路易士、水天同、侯汝华等等）的《小雅》诗刊上发表诗作3首，自然表明其诗歌达到一定水准，而主编吴奔星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未发表过诗作）的吴兴华的热心扶持，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小雅》诗刊的60余名作者里（除去笔名及译诗作者，诗歌作者不过50人），吴兴华年龄最小，是唯一的一名中学生。
　　　吴奔星曾在《〈小雅〉诗刊漫忆》（《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一文中回忆起作者的情况时表示：“有三十年代开始活跃诗坛的诗人、学者、教授，如林庚、陈残云、锡金、芦荻、李长之、李白凤、吴兴华、陈雨门、韩北屏、吴士星等，……”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文学回忆录中首次提到吴兴华的名字，并大大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推出的“吴兴华专辑”。此外，吴奔星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收入了郭蕊赏析的吴兴华诗作《西迦》，书末并附有吴兴华的小传。
　　　吴奔星在《〈小雅〉诗刊漫忆》中还谈及当年选诗的标准：“不论知与不知，识与不识，也不论什么社团、什么流派，都一视同仁，只要富有诗意，篇幅短小，都优先发表。”吴兴华发表在《小雅》上的 3首诗，无疑都符合这种标准。不过，代表吴兴华早期新诗成就的《歌》、《花香之街》及《室》，均未选入《吴兴华诗文集·诗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甚至《室》一诗更是从未有论者提及。好在篇幅不长，为方便研究者，兹首次披露如下：
　　　
　　　爱惜那池沼的紫影，
　　　爱惜那落日的西方，
　　　爱惜那森林的沉静。
　　　而念到两岸的悠长。
　　　
　　　爱惜那清幽的苔屋，
　　　涟波洗濯着的芦苇，
　　　爱惜那深秋的星宿，
　　　掩映着天河的露水。
　　　
　　　爱惜那风里的簷铃，
　　　爱惜那迢遥的指点；
　　　啊爱惜那远行的人，
　　　记忆里的模糊的脸。
　　　           ——《歌》
　　
花香停在一家风吹的棚上
暗蓝的小窗前留住吹笛汉
晚风中行路人欲行时又止
笛声中起落着少年的希望
直等到夜深时处处碧纱慢
林园里没有了禽鸟的呼唤
风起时花如雪摇落长街畔
          ——《花香之街》

玻璃窗外看见江南的雨天
伞下的邂逅是含情的眼色
偶然望见一个相识的面容
半藏在翠伞底从街边走过
邻院的花香中蝴蝶儿飞落
小室里静静的看新开芍药
迷蒙花气卷起低垂的簷幕
         ——《室》

  笔者对新诗缺乏专门研究，但仍然能够看得出，吴兴华的诗作从《歌》到《花香之街》及《室》，不过半年多的时间， 却有了迅速的提高。《歌》的意象繁复，如同散落的珍珠，每一颗都很美，但毕竟15岁的诗人还在学步阶段，珍珠与珍珠之间是松散的，或者说是只有单独的意象，而没有意象贯穿之后形成的意境。而到了《花香之街》和《室》，就有所不同，意象更加灵动之外，也有了环环相扣的力量，朦胧优美的意境也油然而生。
　　　《森林的沉默》引起当时诗坛轰动了吗？　　　
  对于吴兴华1937年在《新诗》杂志发表《森林的沉默》一诗，除了上述解志熙所说的“一鸣惊人”外，陈子善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十七岁时在戴望舒等主编的《新诗》上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就一鸣惊人，引起新诗坛的广泛关注。”（见《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至于罗银胜，则更是在《早夭的诗人吴兴华》（见《书屋》，2006年第11期）一文中，称《森林的沉默》在《新诗》杂志上发表后“轰动诗坛”、“一鸣惊人”。
　　　吴兴华确实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他在发表《森林的沉默》之时，既未“轰动诗坛”，也无“一鸣惊人”。上述论者的臆断，其实是把日后的高度评价提前加诸藉藉无名的往昔，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更有违史论者的严谨。
　　　或许，上述专家学者的失误，肇端于吴兴华遗孀谢蔚英的回忆文章《忆兴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该文指出：
　　　
　　　最早刊登他的诗是1937年的《新诗》月刊，一首八十行的无韵体诗，题为《森林的沉默》，此诗最近曾选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1919-1949》里。当时的编者周煦良介绍说：“就意象之丰富，文字的清新节奏的熟谙而言，令人绝想不到作者只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
　　　
　　　看来，是此文中“当时的编者”的说法误导了读者，令人产生《森林的沉默》在发表之初即产生影响的错觉。事实上，周煦良并非《新诗》月刊的编者，这段话的出处是在此诗发表8年之后的1945年，当时周煦良在他编辑的《新语》杂志第5期，以“编辑”的名义写下题为“介绍吴兴华的诗”的一段文字，其开篇如此说道：
　　　
　　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一首八十行的无韵体，《森林的沉默》，就意象的丰富，文字的清新，节奏的熟谙而言，令人绝想不到作者只是十六岁的青年。
  《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悌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
   
  且不论周煦良对吴兴华的评价是否符合事实，但中国诗坛的“一颗新星”，不是出现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前夕，而是在此三年之后，则可以定论。
　　　对于吴兴华的诗歌，卞之琳在《吴兴华的诗与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一文的说法十分中肯：
　　　
　　　吴兴华(1921——1966)是难得的人才。他16岁在全国性诗刊上发表了技巧成熟的新诗，36岁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所译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下篇，不幸就以这部卓越的诗剧译本(及其有独到见解的序言)基本上结束了他毕生的文学成就，他没有经受住时代发展的风风雨雨，横受摧折，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与功力。
　　　我和他相识已晚，是在50年代中叶在北京大学共事的时候(他在西语系，我已转至成立不久的文学研究所)。早先戴望舒办《新诗》，约我挂名作编委，却没有注意那上面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发表了吴兴华的少作。
　　　
　　　作为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当事人的卞之琳，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还没有注意到自己挂名编委的《新诗》月刊第2卷3、4期合刊（卞本人在该期《新诗》发表诗作2首——笔者按）发表过《森林的沉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便《森林的沉默》是一首“技巧成熟”的新诗，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诗坛不会也不可能广泛关注并为之轰动；因而吴兴华在当时就“一鸣惊人”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虽然如今说起令人遗憾，但事实如此，不容改变。
　　　《记亡妹》：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作品　　　
   郭蕊在《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见《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一文中谈及吴兴华的一次心情变化情况：
　　　
　　　不知何故，我发觉他有点变了，在架上翻书的时间多，不太爱说笑，牌瘾也似乎消失。有一天他忽然来借用一张软榻，我有点惊讶。这时，他才说出他最喜欢的三妹害肺结核死了。兴华把三妹的床连他自己的床都卖掉，才草草料理了后事。第二天，兴华把他家兄弟姐妹的合影拿来给我们看。我特别注意刚刚亡故的三妹，多么娇嫩美丽的一个姑娘！兴华说他母亲生前最爱这个女儿，全家都宠着她，在吃混合面的日子，有一星半点好吃的，都留给她。“可是他还是病死了，死得可怜，我真对不起妈妈！”
　　　
　　　关于这个夭折的妹妹，吴兴华曾在1946年《大中》第3期发表过《记亡妹》一文，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价值不在他的新诗之下，可惜《吴兴华诗文集》失收，解志熙在《考文叙事录》中“吴兴华佚文辑校”和“吴兴华佚文校读札记”部分也未谈及。而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在回忆文章《忆兴华》中谈及他的两个妹妹时，主要说的却是最小的妹妹：
　　　
　　　那是个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时期，死神夺去了他两个聪明、可爱的妹妹，兴仪和兴永。兴永是他最小的妹妹，自幼能诗善舞，不幸于1945年初染上肺结核，当时盘尼西林初问世，但他们无钱购买，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兴华在世时，每当想起因贫病被夺去生命的小妹妹，心里就十分难过。
　　　
　　　这也难怪，毕竟谢蔚英和吴兴华1949年才相识，对于吴兴华夭折的两个妹妹并不了解，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的可能。
　　　《记亡妹》作于1944年，1800字。颇可让人联想到清代文学家袁枚的《祭妹文》，因为同样表现了兄妹之间深挚的情感以及对自己未尽职责的追悔。
　　　从文章推算，吴兴华和“大妹”（即郭蕊所说的“三妹”）兴仪相差不过二、三岁的样子，与袁枚和小他4岁的妹妹从小亲密无间不同，吴兴华他们兄妹的关系起初是不睦的，原因是这个大妹“善解人意”，受到母亲的“特别钟爱”，甚至在又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后仍是集母亲万千宠爱于一身，而“生性又极刚强，大小诸事全不肯让步”，造成其他兄弟姐妹“由妒忌而愤怒，常常寻故和她争吵”。旧时的大家庭里，父母偏心，是常有的事情，在有9个兄弟姐妹的吴兴华的家里，也概莫能外。
　　　吴兴华在《记亡妹》的开头，先描述包括自己在内的兄弟姐妹和“大妹”的关系不睦，堪称“险笔”，收不住或转不了，就很难自圆其说，更遑论打动读者。好在写诗高手的吴兴华也是作文的妙手，他接着叙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离家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在他偶尔回家时，“大妹”就喜欢到他屋子里闲谈天津的风土人情，两人的关系由不睦发生了转变：“慢慢我觉出她的颖慧可爱，她也愈益与我亲近”。这种过渡及改变，自然顺遂，合乎情理。
　　　不过，他们关系的根本变化，在于吴兴华学作文章后，弟妹们也随他涂抹。在这种涂抹过程中，“大妹设想最新奇而深入，运词吐属又极自然”，虽然她“惟独过于喜好作愁苦的描写，使人阅后，终日不欢”。这表达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大妹”在作文方面有天赋，让吴兴华惺惺相惜，二是“大妹”喜好愁苦描写，为她后来的不幸夭亡埋下了伏笔。确实，从“对于诗大妹尤其神解独多。她并不精于英文，然而有时听我随便解释外国诗歌，每能领会其中悠然的远韵”以及“在给我的信里常常附抄几首诗作，有些我的朋友看了，都叹赏不已”等句子来看，“大妹”扮演的岂止是一个妹妹的角色，即便说她是吴兴华诗歌欣赏和创作的知音也毫不过分！
　　　有妹如此，夫复何求！遗憾的是，吴兴华父母相继去世后，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富有爱国情操的诗人又不愿意找一个和敌伪沾边的工作，家庭处境艰难。而家庭出现变故之后，性本刚烈的“大妹”变得柔顺起来，被别人言语欺负之后，不再争吵，而是“闭门饮泣”，这自然有失去怙恃的原因，但更有懂事、隐忍的成分。尤其是与此同时，她的身体也开始出了状况，“多走路就要喘气，饭量也非常小”，后来看了医生，说是肠胃方面的病，需要静养。病中的她，本来是最希望得到关心和陪伴的，但因为兄弟姐妹或工作，或上学，她只得孤零零“镇日躺在家里”，“心中自是抑郁，日甚一日”。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懂事的“大妹”为了不影响或拖累兄弟姐妹，除了强颜欢笑外，还说自己病就快好了，要求他们不要破费给她买点心、水果和药品。
　　　在此之后，吴兴华叙述了平时就爱看书的“大妹”病中为了不劳神而看一些流行劣等的小说，原因是“文字虽然庸俗，故事的悲欢离合多少总可以找出一点动人的地方”。在那个时代里，“每人想爱护自己都来不及”，“大妹”的多情（同情心），无疑十分难能可贵，令人动容。
　　　“大妹”病笃之际，怕家里经济能力不够，固执不肯入院治疗，拖了十多天后，终告香消玉陨，弥留时还喊着兄弟姐妹的名字。吴兴华后悔没有早日把她送医治疗，“不能仰副双亲顾托”，“如今捶心追悔也来不及了”。
　　　文章最后，吴兴华谈及收集整理的“大妹”的诗文日记，“细读之后益加使我相信她绝人的天赋”。读到“贫穷、愁苦、长年的疾病与最后短促的生命，这些联合起来都还不能打消她这点灵妙的火焰；如果运命肯再对她慈善一点 ，她更会有甚么新的进展呢”的句子，不禁让人想到郭蕊在《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中对诗人的惋惜：“兴华短促的一生，多灾多病，若非残遭浩劫，如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必能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诗人吴兴华和“大妹”吴兴仪，其实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具备了“绝人的天赋”，可惜天不假年，均未能赢得命运女神的青睐。
　　　吴兴华在《记亡妹》一文收尾的一段话，不妨看作为他的自况或谶语，或许读者诸君能够从中有所领会——
　　　
    元遗山有诗道：天生神物似有意，验以乖逢知未必，若论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按这样看来，也许这是上天特意成全她，使她能以珍重的把自己所秉受的带回到当初给她的人手里，不浪费在此世人的心目中罢？也许她不遇，不受人知，是比我们已遇，已受人知的。还要值得庆幸罢？这就不是我所能推知的了。

　　　
　　　               2011年3月30日——4月8日

网络首发。纸媒发表于《名作欣赏》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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