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年代，文学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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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散文创作到小说创作

　　我们处于在一个失忆的时代。普遍的情况是：二十岁的人不知道三十年前的历史真相，三十岁的人不知道四十年前的历史真相，四十岁的人不知道五十年前的历史真相，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知道六十年前的历史真相。权力的总体精神导向是遮蔽和失忆，一般公众从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看到的不是空白，便是假象。这种精神格局令人悲哀。延续民族的记忆，史家自然责无旁贷。文学有无责任？也许有人说，无须要求文学承担这种责任。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应当表达个人化的感受；文学创作是高雅的事，应当表现高超的技巧；文学创作是虚构的艺术，应当表现想象的才能。这些道理都不错，但文学仅仅向这些方位伸展，是不能走向高贵的。古往今来，真正高贵的文学，必与延续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关，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鲁迅；从荷马、唐吉诃德到雨果、马尔克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


　　失记年代，文学何为？其实，文学不是无所作为的。以章怡和为例，在她发表回忆父母及其周围那一代人的散文之前，虽然绝大部分右派已经改正，但其父章伯钧和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不予改正的右派面貌，在公众视野里还是模糊不清，几近被人遗忘。她的散文流传以后，局面很快为之一变，这些鲜活的形象一下子走进公共阅读视野。引起人们关注的巨大热情。还有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徐晓的《半生为人》、袁敏的《重返1976》、野夫的《尘世挽歌》、赵越胜的《燃灯者》、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这些散文兼具很高的文学品质和史学价值，让人们看到，记忆插上了文学的翅膀，产生了比史学著作更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散文有为，小说是否同样有为？在这方面，也有作家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新千年以来，成功打通历史记忆和现实关怀的长篇小说，首推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如焉》。胡发云是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作家，《如焉》是他年过半百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只有20万字，却调动了他的全部生命体验。小说塑造的卫立文、达摩、毛子等文学形象，可以说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追求与分化。小说让“青马”这样的民间思想群落，从文革年代一路走来，一直延伸到互联网时代，使思想史上的一代失踪者带着体温，重现于公众的视野。另一个文学形象江晓力，念兹在兹的是父辈打下的江山，如何紧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个女性虽着墨不多，却深刻地揭示出官二代的文化性格与政治逻辑，展示出作者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此书一问世，有人惊叹地评价其：“孤篇压全唐”。


　　筱敏原来是一个以散文见长的作家，写过不少深沉、睿智的力作，其中一些篇什进入了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近年来她从散文尝试转向小说，出版了长篇《幸存者手记》（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下简称《手记》）。这部长篇小说，仍然保持着她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执著于历史记忆。虽然人名、地点都被虚化，却是一部政治风云的形象纪事史，一幅中国人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从六十年代跨越到七十年代末的精神长卷。


　　对于文革初期的狂飙，年青人为什么会那么狂热地投入？《手记》说：仇恨是这样培养起来的——站在红旗飘飘台子上的校长总是为学生源源不断地倾泻过滤干净的感情和打制好的思想，更多的时候需要愤怒如喷火。让学生感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埋伏着面目模糊的敌人和煽动着阴风和鬼火。当“盛大的节日”来临， “从地处遥远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到暗藏在我们身边的贪污浪费、蜕化变质、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叛徒、特务、野心家、阶级异已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些上边指定的帽子就可以给被仇恨的对象任意带上了。


　　一个同学的日记本被人翻出来上缴，定为反动日记。那时“组织的权力没有边界，它掌握着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它都长驱直入。没有房门，没有抽屉，书包也够不上锁…..在组织面前，没有个人的私事，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组织忠诚……”


　　“红城楼年复一年听取‘万岁’的呼声，这呼声已经浸透了每一道瓦棱，每一线砖缝，成为它的墙基最稳固的支撑。” “那少年之海，那热血之海，一浪一浪掀动着‘万岁’的呼啸，……一波一波地制造着公共感情。”“神”适时地出现了。


　　在扫荡一切封资修旧文化中，书被投入火焰中，文字记载的历史在瞬间消失。一个历史的细节提出来了：那个年代，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看大字报，并学着用大字报的语言说话？《手记》说：“我有阅读任何东西的热情，我太饿了，这是与生俱来的饥饿。…..长期只吃一种食物，大量地吃，受虐般地吃，会造成两种结果，或是厌食，或是饥饿，又或是两种结果同时发生。打倒、炮轰、火烧、油炸、横扫…..砸烂狗头……我吃的是语言的砂石，这是饥荒之年的代食品。”


　　《手记》说：杀人是那个盛大节日的一部分。红颜色的人杀黑颜色的人。红色人把黑色人一家一家绑在海滩的树头上，涨潮了，先淹掉孩子，然后淹掉女人，然后淹掉男人。所谓黑颜色的人就是从前有地的人，有牛的人，有瓦房的人……表兄是中农，他说“黑色人杀完了以后，我就是村子里最黑的人。”表哥最后选择了偷渡到不分红黑两种人的地方。这里的描写，并非耸人听闻。文革时湖南道县灭绝性地杀害“黑五类”的风潮其残忍手段比文学叙述超出十倍百倍。杀人者们至今并无悔意，认为是按照领袖教导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


　　城里的节日在继续。揪出了一个背景更大的“南霸天”。 这个“南霸天”一手遮天，曾经，他说亩产二十万，就是二十万。右倾、瞒产，是他捆绑吊打人的理由；他堵截外出讨饭的人们，把一个省封锁成一个独立王国，那个王国饿死了上百万人。他的血债没有偿，还换一个地方升了官。这种记忆，不能不让人反思：那个时代，为什么从上到下没有一点点人权的影子？


　　《手记》认为，那个时代，人们仍然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如何产生这种社会，他们听信无产阶级领袖们的教导，先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于是，“人民之神”以保卫正确路线为名，让热情革命的学生们分成派，武斗起来，冷兵器、热兵器都用上了。武斗中，一个女孩子的手被砍掉。一名男生被钢钎穿刺过胸背，一名女生被子弹击碎了颅骨。“整个城市武装起来，大街小巷都是街垒，看上去像是巴黎公社的街垒。”当“人民之神”借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手，把他身边的“修正主义”干掉后，又觉得这些青少年太闹腾了，先是制造一个反动组织“五.一六”，把一些帮助他夺权的造反派圈起来，让他们俯首认罪。然后让更多的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让机关干部都去“五七干校”。城市一下子静了下来。留下来的人宁愿生产社会主义的草，也要抵制资本主义的苗。物质极度匮乏。


　　筱敏的《幸存者手记》让那个年代的历史画面、重大事件和人们的心理演变过程，惊心动魄地在一个“目睹者”的心灵屏幕上上演着；让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在思索与燃烧的情绪中叙述着。这本书，当然是文学的叙述。但它的精神追求与当今浮华的文艺思潮是格格不入的，也许注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我非常看重作者对历史记忆的顽强坚守。


　　从散文转向小说创作的还有章诒和。她已经出版了中篇小说《刘氏女》和《杨氏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2012年1月）。章诒和文革中因写“反动”日记被判刑，在四川坐牢，与来自底层的女犯们朝夕相处十年之久。监牢里的犯人们，因何犯罪？她们原都是怎样的人？又都怎样面对这份人生的苦役？其悲惨命运更属历史叙述的空白。筱敏在文革后期也坐过监狱，如同《手记》里女主人公为同学朋友们的冤魂呼喊，被吉普车、手铐带走一样。几年后，她生还了，也长大了。作为幸存者，觉得如果不把这些噩梦记述下来，精神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和章诒和不同的是，筱敏仅涉及到入狱前的精神历程。徐晓的《半生为人》有纪录监狱生存的篇章，强调的是一个知识女性自己的体验、观察和强烈感受。而章怡和的小说，完全是以狱友们坎坷特异的人生故事为描写纪录对象。


　　章怡和的《刘氏女》以同狱女囚为原型。刘氏女是乡下人，向往城市生活。经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城里人，被承诺婚后可进工厂。不想丈夫是个严重的羊角疯患者。包办婚姻、隐瞒病情，不能成为离婚理由；治病无效，又说这个病不影响寿命，刘氏女心说，“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绝望之下，她以非常手段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仅仅是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故事给人的震撼不仅仅是她犯罪的手段——无法处置死尸，将人体剁碎腌制在泡茶坛里，更是那个非常简单又深刻的原因：人的基本生活欲望无法实现。这个案例在同牢犯中也属个别，但围绕着刘氏女的监狱生存，却反映着那个社会将什么样的人视为“异类”：她们中间有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女性专家，因拒不认罪，挨了不少打，受了许多罚，后来不断加刑，孩子病死，丈夫离婚，人被逼疯；有张雨荷这样仅仅因为以日记表达思想，就被关在监狱里已长达十年。监狱中的人最后的欲望就是能吃饱。她们在狱中为了吃、为了洗澡的相互争斗与伤害，和刘氏女为达到简单欲望实施的手段几无区别。监狱管教又是如何对待囚犯呢？一个管教让男囚们尿完后将最后几滴尿抖进两个他要惩罚的犯人嘴里。“我现在就让他俩跪在厕所门口，一边跪一个。刚好茅坑有两排，左边尿的，抖在跪在左边的人的嘴里，右边的抖进右边人的嘴巴”。


　　《杨氏女》主人公的悲剧是：她的出身地主的情人把她的丈夫、（现役军人）砍伤，情人处以死刑，她被判刑20 年。故事在漂亮少女的真情与她难以割舍的物欲纠结中展开，善良的杨氏女并没有参与谋害。章诒和笔下，杨氏女的监狱生活，集中表现了长期被压抑的女囚们性心理状况及其扭曲。比如，一个叫巫丽雪的女犯一到春天就“发疯”。其实无论是从民间常识还是从性科学去看，她的表现都是病态。她总是因发疯骂了人而被管教长期戴着脚镣，有时被殴打、被捆绑得全身呈青色甚至伤痕溃烂。而漂亮的杨氏女在监狱中仍然逃脱不了男管教的诱淫，还要去忍受兽医的刮宫。因为进入小说创作，除了社会问题的揭示，章诒和更想探讨人性深层的东西。比如在非常生活中爱与欲的无奈。她想说，人类性行为的千奇百怪，是幸福还是灾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自愿。小说深入人性的深层探讨着社会的罪与罚，也探讨着所谓文明时代的罪与罚。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文学角度甚或政治学角度，都是在填补空白。


　　章诒和早就说过，在写一些政界、艺界人士之后，她要写自己的经历。用真名实姓的纪实性散文表达狱友们的命运有很多的不便，因为令她刻骨铭心的人物都还活着，她们需要过不受媒体骚扰的生活。章诒和选择了可以虚构姓名的小说。情节上也有虚构，比如《刘氏女》，“书中有关减刑的情节，以及监狱大火等情节，”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作者“移花接木”，为的是引出她后面与儿子相见后的遭遇——一种人性悲剧的深入揭示。


　　值得关注的小说还有姚蜀平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年）。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女医生从五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命运。女主角尚安妍文革前被中央高干诱奸怀孕，高干为隐瞒真相把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高干被打倒，尚安研却以直报怨，没有趁机复仇。尚的儿子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家人从觉醒走向反思。作者是一个高能物理专家，从事专业之余，亦爱文学创作，曾与人合作剧本《李四光》，拍成电影。她对自己同代人的遭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呕心沥血，才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争取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2011年1月21日，“山药蛋派”最后一位老作家胡正去世。他在上世纪末完成了三部中篇小说。其中《重阳风雨》（《人民文学》1992年6期）保存了他亲历的土改记忆。小说中提到的地主牛佑良，原型就是晋绥边区著名的开明绅士牛友兰。胡正曾经在2006年接受传纪作家陈为人采访时讲述了他当年的真实经历。他说：“我当时是《晋绥日报》的副刊编辑，作为记者出去采访。牛友兰是兴县蔡家崖村的大地主，当时很有名。我们根据地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很穷，他捐出很多白洋，建立了晋绥边区人民银行。部队没有粮食，他捐岀多少粮食支援部队，所以大家很尊重他。作为一个开明绅士，参加了边区参议会，相当于现在的人大。打跑日本人，开展土改以后，作为大地主，就开始挨斗了。他的儿子牛荫冠当时是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牛荫冠在抗战初期就是牺盟会领导人之一。边区行署是当时地方行政的最高机构。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那天要斗争牛友兰了，叫‘斗牛大会’。报社派我去，说你去采写一下，回来做个报道。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不让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了。边区书记李井泉左得很，他说，牛荫冠，你不要再摆领导干部的架子了，到群众里面去，到贫下中农里边去。我也在会场，离牛荫冠不远。李井泉还说，牛荫冠，你现在要和你老子划清界限。开会的时候，把牛友兰拉出来，跪在主席台前，弄一排灰渣，好几个地主都跪在上面，膝盖跪得血肉模糊。批斗了一会，开始游街，几个农民说，他妈的，牵牛游街，就拿铁丝把鼻子穿上了。穿的时候，当时就滴滴滴地往下滴血呢。穿上以后，还不行，牛荫冠，你来拉。把人性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哎，牛荫冠也没办法，当时就牵上铁丝。牛友兰挺倔的一个老头，当时就不走，牛荫冠劝他，走吧走吧，顺从点，少吃点苦头，让我跟你划清界线呢，我也是没奈何，走吧走吧。儿子也是没办法。牛友兰就是不走，老汉倔得很。那时候气坏了，不要说对边区、对共产党做出过贡献，就是对恶霸地主也不必要这么摧残，这么污辱。你想，肉就连着一点点，最后有个人拉了一下，就扯断了。鼻子上的肉扯裂了。批斗会后，牛友兰从此绝食，几天就死啦。当时我的观点倒不是对地主同情，而是对牛友兰这个人同情。牛友兰对根据地有功啊，不能这么搞呀，把人不当人，特别残酷。对人心灵上最大的创伤是，还要儿子去拉父亲，你说这不是灭绝人性？那一次，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回来以后，就没有写报道。《山西文学》的鲁顺民要写土改，把《晋绥日报》查遍了，问我为什么斗争刘少白有报道，斗争牛友兰没有报道呢？刘少白和牛友兰，是晋绥边区两个最大的开明绅士。斗争刘少白大会去了几个记者，我没写，其他人写了，所以报上有记载。‘斗牛大会’，就我一人去了，我没写，不好写。按当时的调调写吧，太残酷了。按真实的写吧，报社也不会登。所以《晋绥日报》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土改的左，和我们干部清洗里的左，是一样的。对人的精神摧残太厉害。这件事情，印象深刻，所以写进了我的小说。”（引自陈为人手稿）


　　本文点评了几位小说家坚守记忆的文学努力。坦率地说，最近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已经很少对中国社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很少成为震撼人心、启发思索的精神资源。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觉悟到：“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朱厚泽语）但这并非主流文学界的共识。文学界的主流基本上沉浸在自娱自乐的氛围之中。恢复文学的记忆品质是重振文学尊严的途径之一。任何真正的个人记忆都是和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相通相连的。深刻的个人记忆，就是人性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有人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了诗，20世纪的极权消灭了小说。诺贝尔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国文学巨匠提出，文学应该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意识形态的谎言。在这方面，尽管当今最给力的体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小说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优势也不能抹杀，况且当前出版小说比出版历史可以减少很多程序上的麻烦。


　　没有一个永远的主流文体，只有失记的作家和不失忆的作家。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文学而问心无愧？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转自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0970716.html
集权主义击穿了文学的脊梁，让民族走向失忆，文学该如何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