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诉求彰显初次分配不可缺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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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昨日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
  《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昨日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

  怎样迅速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本次调查给出的答案是“涨工资”。这样一种答案里，是不是反映出中国人的过于物化？问题远非这般简单。工资水平的起落，不仅直接影响生活的质量，也关系到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如果计算薪酬，绕开颇多争议的“灰色收入”这一层面，工资也许是唯一具有可比性的东西，有比较就有鉴别，有鉴别就有失落，近几年来各行各业的“晒工资”之所以风行一时，就因为人们总试图在这样的比较和鉴别中辨认自己的价值，确定自己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

  市场经济时代，在社会大生产中，一个公民通过提供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已经多样化，但对多数人来说，工资仍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们必须依赖工资筹划自己的生活。但同为工资，或因市场或因其他，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其积极的一面在于激发公民个体向上跃动之心，而消极的一面则可能诱导出失衡的心理。究竟是积极压倒消极还是相反，唯视差异产生之根源和差异是否居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中国当下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已经无法回归到整齐划一，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格局。至于水平差异的由来，以及差异是否合理，或许见仁见智，但从本次调查中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自己目前的工资水平不太满意，他们认为自己提供了生产要素，却没有获得理想的报酬，期待迅速涨工资。由于在现阶段通过横向比较工资仍然是公众体验收入分配最直观的方式，公众对涨工资的期待实际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诉求。

  这样的诉求已经获得了强烈关注。今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第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结合此前决策层关于收入分配的一系列论述和表态，可以认为，尽管事涉多重利益，争议颇多、阻力巨大，但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局已定。

  在大局已定之下，本次调查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选择就有借鉴意义。众所周知，工资是市场里劳动等生产要素提供者所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而今相当一部分群体对自己目前的工资水平不太满意，期待迅速涨工资，这是否提示我们，初次分配应该成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点？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初次分配的问题在于没有遵循公正的原则。不难发现，这是对以往“初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正”观点的矫正，而之所以出现这一矫正，显然缘于对初次分配认识的深化：作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如果初次分配中公正原则被抛在一边，二次分配中虽然政府可以动用税收调节等武器，但公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格局也已积重难返。正是目睹初次分配公平性缺失所导致的现实，经济学家提出，“初次收入分配就应特别重视公平问题”，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初次分配的公正并非否定市场的作用，并非要退回到指令经济的时代。初次分配中的许多不公平现象与其归因于市场，不如归因于市场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即使企业亏损，高管天价年薪仍然岿然不动，类似种种怪象，谁敢说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然结果？

  初次分配需要公正，但同时又不应失去效率，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须做的无非两点，一是对那些非依市场而形成的群体的过高收入进行严格限制，二是通过法治的手段强化中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有了这样的权益保障，就可以一举改变他们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也才能够确保其在收入分配中的应有份额不会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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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权力无法制约，权力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