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捐躯教授”的多维面相

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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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姚名达印象深刻，多因2002年雷洁琼的题辞。1942年夏，任职国立中正大学的姚名达教授组织战地服务团，亲临前线，不幸在7月7日的短兵相接中殉难。六十年后，雷洁琼赞誉这位昔日同事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这一题辞，浓缩了几十年来社会对一介书生舍生取义、勇于担当的认可。其中“教授”二字，也激起了壮志未酬的扼腕叹息。姚名达生于1905年，殉难时只有38岁。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潜的文科教授而言，这正是大好的学术年纪。虽然姚名达生前制定的诸多宏大学术计划再也无法完稿，但是他从1925年开始陆续创作和发表的学术作品，仍然为后人展现了这位抗战捐躯教授的多维面相。

　　■少时对父亲言“若卖《纲鉴》，儿辞矣”

　　于姚名达自己，他最希望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人记住。

　　姚名达的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因这个半耕半读人家，家有几千本古书，姚名达对历史有了兴趣。十岁那年，父亲为姚名达买了一本《纲鉴易知录》，因为字体太小，打算卖掉此书，少年姚名达竟然写下“若卖《纲鉴》，儿辞矣！” 这部版本未佳的通俗史学教科书最终留了下来，给姚名达也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令他的眼睛因此患了近视；其二则是培养了他对于历史的兴趣。

　　1925年9月，姚名达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 于是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作为研究专题。诸种机缘，使得姚名达对于史学由纯粹的兴趣发展而为学术的研究。

　　■勇于拓荒的学术勇气

　　姚名达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的当属中国史学史研究。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率先公开提出“史学史”这一名称，并倡议开展研究。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可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专史），也没有人打算做”。就在讲义中的这句话之后，整理者姚名达随即加了一条注：“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这是姚名达第一次公开表达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与计划。

　　此后，姚名达先后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独撰《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和《刘宗周年谱》，并于1934年将其在上海的高校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讲义，整理成油印本。就是这本只有不到五万字，内容仅仅涉及第一编的绪论和第二编的史官制度两部分的油印本，已经成为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留给后人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也是杨翼骧、白寿彝等诸多史学史研究学者遍寻不获的一部重要文稿。依据《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油印本遗稿，以及散见于信函与已刊著述中的介绍与阐述，可以看出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以学术参与社会事业

　　姚名达最初研究历史，是从先秦的古史考证开始的。在清华期间，除了听课，姚名达与王国维交流并不是很多，几次交流，多围绕古史研究的议题而进行。1926年3月，因为想要研究《史记》，姚名达向王国维请教研究方法。请益的结果，是姚名达在王国维的指导下，完成了对《六国年表》的笺注工作。这样的学术训练，对姚名达影响很大。虽然当时没有按照这种寻源工夫继续研究《史记》，但姚名达在章学诚的研究中，对《章氏遗书》版本问题的留意，正是得益于王国维的启发。

　　在现存不多的姚名达研究手稿中，有一篇较为完整的《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全文5万余字，完稿于1939年11月，是他计划撰著的《中国战史》中的一篇，在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其以学术参与社会事业的一种举动，是出于借历史上的经验以备现代时局应对之借鉴的考虑。

　　姚名达对古史的研究，还体现为他对历史地理的考证。写作《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与战略》这样的文章，需要处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地名，姚名达几乎都一一考证出其今址，附注于后。正文中还多处提及“参考地图”，遗憾的是地图并没有附在手稿中。但可以想见的是，每一幅地图的绘制背后，是繁琐而严谨的考证与推论。

　　而姚名达与顾颉刚的学术交往，也是他古史研究历程的重要见证。

　　■目录学家与妇女运动

　　目录学家，是姚名达较多被谈及的身份。1933年至1940年期间，姚名达先后出版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以及《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这几部作品不管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对于中国目录学不仅有革新创见，而且能自成体系，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精神。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构成了20世纪目录学传统的源头的话，姚名达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主流。

　　从20岁出外求学，到38岁壮烈殉国的十多年中，姚名达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九年，1932到1937年间，其活动一直与一项妇女运动的事业密切相连——他与夫人黄心勉共同创办、经营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旨在“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的书店与刊物，其在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上的意义与地位，已无须赘述。但是这项事业，之于姚名达个人学术与思想发展影响之重大，却鲜有提及。

　　从最初1929年的10月，姚名达拟定了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和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的计划，到1932年三四月间，姚氏夫妇与友人共同成立女子书店，次年3月又创办《女子月刊》，看似水到渠成的文化举措，在姚名达而言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思想转变。姚名达最初关于妇女运动的想法和主张，“纸上工夫”的学术研究色彩更为浓厚。对其思想产生巨大冲击的，是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在这次灾难中，商务印书馆和姚名达的寓所均被日机炸毁。灾难过后，姚名达于“无桌无椅”状态下写信给胡适说：“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这明确表达了他要走出书房，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思想转变，是其成长历程的一大转折点。

　　学生叶金（徐柏容），如此描摹老师姚名达：“不很高而非常结实的个子，常常穿着一套布西装，说话总带着他家乡兴国的口音，脸孔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也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势在打球。”姚名达留存下来的照片，除了年轻时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期的影像之外，其余的都佩戴着那幅眼镜。这副眼镜，是小时候求知心切的姚名达，阅读小字版的《纲鉴易知录》看出来的，后来伴随姚名达走出家乡兴国，走进清华园、商务印书馆，创办女子书店、《女子月刊》，读书、编书、写书、教书，最终走向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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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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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没听过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