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杂谈之三

碧寒

金庸杂谈之三

　　　北宋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 这句话既高度评价了唐代两大诗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同时又指出好语言（雅语言）与俗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它们作为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此相对应的也存在着彼此相对稳定的读者群。
　　　但世间有一种作品，无论是社会精英、大知识分子，抑或是平民老百姓、引车卖浆之流，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深深入迷，这便是金庸武侠小说。北宋词人柳永，人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现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凡有华人处，皆有金庸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畅销的程度能与之相比。金庸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老少咸宜的文化包装，清新亮丽饱含智慧的语言，以及数十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影视剧改编等等。
　　　当然金老先生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的修改，亦对其作品的流传和散播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至少新新新版的全面改动，成为了前几年来各路媒体热捧的对象是不争的实施。但我个人以为此次新新新版所做的修订，许多处是值得再商榷的。
　　　如果把唐代比作我们封建社会的青年时代，那么记载有唐一代社会风貌的唐诗，便正像我们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豪情万丈，感情充沛，充满活力。我们现在读到的唐诗，可不正是如此吗?其中的大多数都给予了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理想与情感。特别是盛唐诗歌，那种普遍萌发的自信、深情，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而宋代诗歌，则如同诗歌的老年时代，诗歌言情的传统仿佛已经全然为诗人所忘记。宋代诗歌除了陆游的《沈园二首》，已经很难再找到其它优秀的“情诗”了。宋代诗歌中充满的不再是“情趣”而是“理趣”，比如典型的大诗人苏轼的作品《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便是一首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诗歌。唐诗与宋诗一者重情一者崇理，分别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两座极高的艺术高峰。
　　　读金庸先生原版与修改版的作品，便感觉金大侠的前后作品有如唐诗与宋诗这样泾渭分明，风格各异。虽然是同一部作品的前后版本，其中所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却大相径庭。金庸先生刚创作武侠时，正值风华正茂的中青年时代，而最后一次修改作品，则已登耄耋之年。青年重情，老年崇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拥有的想象力、感知力，创作力都是最旺盛的。在加上作者以充沛的情感灌注于笔下的每个人物。因此读者读来，看到高兴处，不觉随人物而高兴，看到悲惨处，不觉随人物而洒泪。金庸先生自己说，他在创作时，常为笔下的人物而泪下衣襟。的确如此，如果你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当你见到乔峰因为失误而打死爱人阿朱，你能不悚然动容吗？当你读到人淡如菊、美艳绝伦的凌霜华，因为父亲要她抛弃丁典而出嫁而自己毁坏了“天下最美丽的脸庞”，你能无动于衷吗？在所有金庸小说的故事中，《连城诀》中的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故事大约是最为凄惨的。
　　　最终丁典中毒而死，凌霜华则为父亲所活埋，古罗马作家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女子提斯柏和皮拉摩斯的爱情悲剧也不过如此，希腊神话中歌神奥菲欧与尤丽狄西的悲剧故事就更没法相比了。我不能说金庸先生在故意煽情，但是他创作的作品中无疑塑造有世间十分稀有的忠贞爱情，无论最终的结局是悲或喜。这既是作者内心中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与希冀，也是那个青年时代的作者对幸福爱情的渴求的真实写照。但到了新新新版小说修订的时候，金庸先生的思想状态已经经历了许多新的变化。先生对世界有了许多新的体悟。这些复杂的思想与情感不可避免体现和融汇在作者对作品的修改过程中。比如前文所说的《天龙八部》以及《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的爱情结局，便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更改：段誉放弃了自己最钟情的王语嫣，张无忌与赵敏只不过是“野合”，而原版中他们本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新新新版这样修改，使得原本“重情”的结局变得更为崇尚理性。只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天龙八部》最后写段誉放弃王语嫣，用了一段奇怪的佛教逻辑来阐述理由，而《倚天屠龙记》中张赵二人未曾婚配而生活在一起则是张无忌从周芷若之所请。硬生生安排如胶似漆的两对情侣好事不谐，不知道需要多少定力与理性才能做到，先生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人至老境，多颓唐苟且。所谓盖棺定论，多求有个好名。似金庸先生这等人中之杰，虽不至于此，却仍不免为声名所累，晚年不断修改自己前作。这其中，自然有使原作变得完美的一面，但老年人的心态与青年时代有着截然的不同。金庸先生这样修改作品，自然可以迎合一些人特殊的要求，甚至于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色。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先生的某些作品呈现出了与前作天差地远的结局，而这偏偏还是个令人感到十分悲伤与惋惜的结局，限于先生的年岁，它所造成的某些遗憾与缺失，便变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一千零一夜_1

金庸，金大侠，一个不会武功的大侠，这可能就是外行的魅力。

jtxylgl

楼主的论据和分析很详实，古今中外涉猎很广，从中国古诗研究到古希腊悲剧的引用，以及对金庸小说新旧版本的比较等，我觉得金老所为，必有所因，而由重情到崇理的转变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思想的变化，是否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比如从情节的角度、人物塑造的角度、楼主所说为了迎合某些人而进行的改动，那这些人持的是什么观点？是怎样迎合他们而进行的改动呢？我想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想和楼主，还有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holzweg

老金写的时候是顺着侠义演义小说的路子，寓教于乐是第一位的，后来有点自重身份了，想提升一下，纯属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