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驱动型外商正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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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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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驱动型外商正在离去
本报记者 陈璐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0月08日  10 版）

  如今，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阿迪达斯苏州工厂机器轰鸣，车间的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只是不知这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还能继续多久。

  自7月阿迪达斯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苏州工厂即将关闭的消息被证实后，有消息称国内多家为阿迪达斯生产运动装、T恤等10多年的代工厂最近陆续接到通知——今年10月～明年4月，将陆续解除代工协议，终止合作。

  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阿迪达斯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该工厂，有消息称日期定于10月31日。但对于整个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制造业务，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依旧是阿迪达斯一个重要的采购市场，阿迪达斯在中国与300多家代工厂仍然有合作关系，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市场。”

  与阿迪达斯作出同样选择的外商不止一家。去年年底，法国达能酸奶上海工厂停产。2月，美国最大的电子零售商百思买宣布关闭国内9家门店。5月，日本电商乐天与百度合作的B2C乐酷天宣布关闭。6月，诺基亚宣布将关闭成都和上海两个地区的销售部并裁员。7月，阿迪达斯表示即将关闭在华唯一工厂。

  这样的变化正在很多“中国制造”的高产区默默进行着。在深圳，有不少厂房立出了“出租”的招牌，职工宿舍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冒烟的厂房好像消失了，民工潮的景象看不见了。

  商务部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自去年11月以来，只有5月同比出现0.05%的短暂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

  北京大学国际MBA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杨壮也开始关注这种现象。他说，“外企到任何国家经营都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好处，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环境，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移出部分业务是正常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些缩减在华制造业务的外商多为成本驱动型投资企业。阿迪达斯的海外经营模式正是标准的成本驱动型——早年生产基地设在欧洲，随后转战日本，接着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然后来到中国大陆，如今随着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有人猜测或将转至缅甸、柬埔寨等国。

  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早先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阿迪达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却向记者着重声明，“关闭苏州工厂是因为它将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采购架构，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复杂程度，并非迁移到任何其他地方。”

  尽管阿迪达斯在中国并不承认关闭工厂是因为人力成本，可仅仅拿工资说事儿，难具有说服力。伴随着房价、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上涨，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属于“补偿性上涨”。野村证券对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显示，1994～2008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速20.8%，同期制造业工资年涨幅仅13.2%。

  同时，中国也不再“来者不拒”，对待外资也越发挑剔。宁波保税区办公室主任陈贞新曾说过，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他们在规划发展的产业上也会有一些限制，在新项目上会进行选择，比较倾向于那些高技术、高竞争力的产业。

  曾经，中国是这类外商投资的乐园，廉价的劳动力、优越的投资环境、潜在的大市场吸引成千上万的外资进入。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了优厚的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选址优惠、合作伙伴，等等。杨壮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外企的政策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逐步享受同样的政策，很多曾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

  对于成本驱动型企业来说，中国不单失去了低门槛的优惠，还发现中国企业也越发强壮起来。

  “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在过去10～15年中有巨大提升，使得跨国企业在华经营受到巨大的挑战。”杨壮说，在有些领域，中国产品的质量快速提升使得中国消费者对于外国产品的钟爱程度下降，在电脑领域，联想、华为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世界顶尖产品一较高下。

  决定缩减中国市场，也是不少公司不得已为之的事，毕竟中国市场只是跨国公司的一个分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外国企业受到冲击，涉及资金、规模、成本、利润，都遇到很大的困境。”杨壮说。

  关闭工厂、裁员的另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在高速变化，跨国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所作的调整。可以肯定的是，跨国公司绝不会放弃中国这块拥有13亿消费者的市场。

  达能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了达能关闭上海工厂的消息，但称其并不是要关闭工厂，也不是要缩减在华业务，而是另有他用。关闭工厂仅仅是业务调整，达能的四大核心业务在中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达能的年报中发现，达能饮用水和饮料业务的产能在扩张。今年2月底，达能计划在四川省邛崃市投资5亿元建厂生产饮料及饮用水，2013年建成后将形成年产25万吨饮料的规模。此外，达能在河北丰润投资9000万元的“脉动”新线也开始投产，预计年产量可达到8万吨。广东中山工厂也将新建两条“脉动”生产线，投产后每条生产线的产量约可达到1亿升/年。在鲜乳制品方面，达能将重心放在把碧悠打造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强势品牌，并集中力量投入重点城市。

  据阿迪达斯苏州工厂的员工郝名（化名）向记者透露，公司正在策划于2014年开设阿迪达斯物流中心，全流水线操作，将省去一部分用工成本。也许阿迪达斯正用另一种方式减少逐渐上涨的人力成本。

  杨壮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总部在华调整一般会采取两种策略：一个是看好中国，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把中国当作公司在外国投资战略中最关键的点，从而弥补公司在其他市场的利润损失。

  三星、奔驰、宝马正是这类公司的代表。4月，韩国三星公司决定将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落地内陆城市西安，这个总投资额为300亿元的项目即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外资项目”。

  “第二个策略大多数发生于非高科技的制造业，这些行业并不是高速发展或竞争相当激烈的行业，在受到国内资金、环境等影响时，就会采取收缩战略，可能会把在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

  以白色电器为例，日本的很多电器行业在中国不得不关门大吉，是因为这类企业经受不了在中国低价的生产产品经营模式和中国的竞争压力，这与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提升很有关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11）》中指出，经历了30多年“血拼”式的竞争，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将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非常突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正在发生重要转变。

  “我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哪里还会雇我这快50岁的阿姨？”在一次集体会议中，曾经是车间工作能手的宋阿姨收到了阿迪达斯苏州工厂即将关闭的通知，已经快要50岁的她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宋阿姨一样的职工可以换工作，可中国的企业面对“制造红利”的尽头该如何作为？

  杨壮认为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将会强迫中国改变未来发展方向，中国的制造业必须升级，要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从一般商品的制造能力转向带有极大附加值的产品制造能力，“将来不能从头再来”。

  曾以蒸汽机、电气化、重化工和信息化带领全球遥遥领先的西方国家，如今却有些能量耗尽。在“新技术革命”的跑道上，中国应与西方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