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话
夏令营中的较量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千克，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岁—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千米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千米。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苦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公里的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珠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篷，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10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大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3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举办或让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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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疑
杜撰的“较量”
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
《北京青年报》记者 何平平 张爱学 常红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的话题牵动着人心。由此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已是沸沸扬扬。
孙云晓发表在《黄金时代》的文章《夏令营里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告知人们中国儿童在探险夏令营中表现得怕苦、脆弱，与日本儿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至“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
人们震惊了。有人痛心疾首，有人义愤填膺，有人深沉反思，有人慷慨陈词。
然而，也许更能令人们震惊的是孙云晓的这篇文章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
夏令营到底怎么了
日本人制订计划每人负重10公斤，步行20余公里；中国的孩子扛着断带的背包没有一个掉队；运输车陷进泥坑里，推车的都是中国孩子；两国的孩子共同发出吼声。
《较量》一文写到“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事实是，孩子们的负重标准与步行距离是由日方根据儿童沐能的各项指标科学制订的，即：负重10公斤，步行20余公里。10公斤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包括手电、饭盒、水壶、雨具、睡袋、防寒衣、旧报纸、指南针、食品等。从大本营到目的地的路程由中日双方驾车测量选定，一条23公里，一条29公里。而《较量》一文中基本数字的失实，已经造成了使读者相信日本孩子能吃苦，而中国孩子不能吃苦的印象。
文章还写到，“中国孩子的背包几乎是空的。”又说“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
然而事实是，接着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应该说产品质量差使中国孩子承受了比日本孩子更多的困难。
《较量》一文还说，一位北京的漂亮女孩儿，“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这位独生女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风味奶茶的清香，也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
事实上，这个女孩不是在正式行军时病倒的。她肚子突然疼痛难忍，一个人蜷缩在一张硬纸板上，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医生看过之后，认为应送回大本营以防病情发展。第二天一早，这个女孩还未全好就赶回来，与同伴开始正式负重行军，并一直坚持走到目的地。
大本营里最好的卧具就是行军床，不知孙云晓从何处为孩子调来了席梦思？而孩子“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更不知未在现场的作者从何得知。
《较量》一文中还写道“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可有位少先队‘小几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这“小干部”正是那位漂亮女孩儿。由于她病还未好，大家不让她推，而此时推车孩子的七八个水壶则全背在她身上。她喊的不仅仅是“加油”，而更重要的是喊“一、二”。于是大家齐心用力，车子才很快被推出来。一位老师说她的指挥应该表扬。
也许我们无法一一纠正各种以讹传讹的报道，例如“中国学生掉队了”。日本孩子炒菜做饭，中国孩子“背着手啥也不干”等等。
但是我们有必要再讲一个被着意渲染、广泛引用的关于“吼声”的故事。
文章中写到，“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天空蓝不蓝？’‘蓝’‘你们还来不来？’‘来！’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人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拾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而事实上，日本团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即兴喊一喊类似劳动号子的声音。一个人即兴领喊，其他人随声应和。相处在一起，中国孩子便也知道跟着喊。亲身参加那次闭营式的中国老师告诉记者：闭营式那天，大家心情都十分难过。全体用中文唱过营歌《歌声与微笑》之后，由日方联络员板本领喊了两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而根木不是孙云晓杜撰的“天空蓝不蓝”的狂吼。
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一起喊。不仅孩子们自勺眼里闪动沂泪花，老师们的眼里也是热泪滚滚。
这个本来体现中日友好的感人场面，却被扭曲了，以至海外报道将其更加渲染歪曲成“日本孩子的吼声，使在场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也使许许多多中国大陆读者震惊。上海南市区教育局一位官员甚至联想到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曾问他们的孩子‘中国苹果好吃吗？这苹果生在中国东北，你们想去吗？’”
顺便告斥读者：乡田实根本不是宫崎市议员。
“为什么不让叔叔跟我们走”
日本的孩子不会在野外解手，中国的孩子没搭过帐篷，可没有人想到这是谁打败了谁；双方孩子都在真诚地发现对方的优点，对照自己的缺点；日本人说：没想到中国孩子没有日本独生子女的弱点。
在这次夏令营中病倒的并不仅是一两个孩子。由于草原早晚温差大，不少孩子发了烧。事后，有的孩子找到有关方面问：“为什么不让孙云晓叔叔跟我们走？我们那有好几个同学都发了烧。找医生要了药，全都理头走下来了！”老师却只能回答：“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孙叔叔他哪个队也没去！”
确实，开始中国孩子不会搭帐篷，在边上看。但第二次，他们已经知道帐篷的搭法，一齐伸手干了起来，几次下来，他们已非常熟练。他们没有自看。
我们无法用《较量》一文的手法进行比较，而且中国的老师和孩子至今不希望去说别人的缺点，但我们还是应当补充告诉读者：马车上也有日本孩子的书包；日本孩子喝生水总要放进一种药粉，使水质清洁；日本孩子随身携带药片，每天补充维生素；日方定期为孩子检测心脏等健康指标，出现异常就要退出活动；有的日本女孩被屎尿憋得难以忍受，最终找到老师：她离开现代马桶不会解手；一个日本孩子得了阑尾炎，尽管近在咫尺的呼和浩特市完全可以做这种手术，而日方却坚持用飞机将孩子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日本孩子有的也非常怯懦，在兔子岛登陆时，要从岸上跳到木排上再上船，中国的小学生都勇敢地自己跳上去，而一个日本中学生却怎么也不敢跳，突然抱住站在一边的一位中国女老师的脖子，并把双脚蜷了起来，险些两人同时掉进水里。而我们也并不因此得出中国孩子打败了日本孩子的所谓结论。
事实上中日双方都十分珍视这难得的友好交流。两国的孩子都在真诚地发现对方的优点，对照自己的缺点。在日本孩子的感想中，充满了对中国孩子的赞扬：“他们不怕吃苦”，“一个人埋头干活”，“他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他们有礼貌，吃东西互相不抢”，“很会做饭，日本孩子绝对做不来”……而在孙云晓的笔下，中国孩子的友爱和礼貌都成了缺乏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佐证，而中国孩子谈及日本孩子的优点，却被孙云晓“提炼”成“大多数中国小营员，坦率地承认了自己输了！”
事实上，中国的孩子面临比日本孩子更多的困难。一个班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三个是中国孩子，自然有些孤单。各班班长都是日本大学生，中国孩子又面临语言障碍；饭食全部按日本口味设计，全部加入咖喱，中国孩子想吃吃不好；日方为了做一次儿童饮食的实验，饭量控制得很少，而日本孩子抢着吃，中国孩子讲“传统美德”经常挨饿。即使如此，他们知道附近的供销社就可以买到吃的，但他们强忍住饥俄都坚持不去买。请间中国孩子生存能力是强还是弱？
还有一个中国孩子缺乏“生存能力”的例子。一位日本班长、一个女大学生在感想中写道：行军途中大家都已十分劳累，我拿着一个塑料桶，里面盛着全班公用水。一个中国小女孩走过来，她向我示意要拿那个桶。我把桶给了她，心里却在想，她是不是要喝公用的水。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她吃力地拿着桶，却一口也没喝，我明白了，她是要为我分担重量，我为我最初的想法而内疚。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孩子！
我们为有这样的孩子是感到欣慰还是悲哀？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女孩儿看过“孙叔叔”的文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是友谊还是“较量”
“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说了这句话；日本团长专门来信：“据我们了解，没有一个说出那样的言辞。”
为什么《较量》一文会引起轩然大波？孙云晓在《谁弱化了我们的生存能力》中写道：
“人们关注什么呢？
日本人公开扬言，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日本孩子的对手！
对于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们，还有比这句话更富有挑衅性的吗？中国人的心承受着强烈的刺激。”
原来，孙云晓“出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敏感”，通过一个孩子的夏令营，发现了一个日本下一代将打败中国下一代的历史性问题。所有的报刊在转载和几乎所有的人在发表评论时，都在引用着这句“名言”：“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
然而，这句话到底说没说过又到底是谁说的？
不久前，日方国际青少年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河边新一先生给中方主办单位宋庆龄基金会写来一封信。信中对“恰似一部充满激动与泪水的连续剧”的夏令营回顾之后写道：“可是，我们最近突然从中国获知，中国的某杂志中却刊载了令人遗憾的文章。我们日方有关人员深感痛心。据我们了解，没有一个人说出那样的言辞。相反，在我们队员回国后的感想中记述的是‘中国队员有礼貌’，‘一个人埋头干活’，‘很会做饭，日本孩子绝对做不来’等等。”
据中方主办单位介绍，现在已为福冈市议长的日方执行委员长石村一明先生在夏令营纪念册中写道：“真正的国际交流来自信赖。我相信，这些孩子将来会为国际交流做出努力。”队长乡田实先生写道：“最近大家都在谈国际化。这是指若不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只在自己国家圈子里，幸福生活不会到来。如此，与邻近的历史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交朋友便十分重要，背负着发展日本与中国将来重任的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就更有重大意义。”
2月24日，记者有机会在北京采访了前来筹备第四次夏令营的河边新一先生。河边新一先生显得异常激动，他先用手捂在胸口，继而高扬起手臂，指向天空：“我向天发誓，向祖宗发誓，我和所有带队的日本官员、老师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面对那么好的中国孩子，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说：“我不明白作者怎么会写出那样的话。首先我们搞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谁强谁弱，而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交流真挚的情感。日本孩子整天学习，善心情感都淡漠了，想从中国孩子身上找回。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句话。”
整个夏令营只有三名中国翻译，而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翻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那句话。
此话从何而来？一位中方主办单位的同志去问接受过孙采访的团中央少年部的同志，那位同志回答：“那是孙云晓提炼的。”
无论这句话是否是作者提炼的，对于这样一句至关重要、被广为引用、甚至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话，孙云晓总该对它的出处有个说法！
“中国孩子受委屈了”
参加了夏令营的孩子们都不敢说自己参加过夏令营，因为同学们都在愤怒谴责：你为什么给中国人丢脸。被采访前，孩子问家长：我是按口径说还是说实话。
据说中国孩子受不得委屈，而营员们是坚强的，他们不仅挺过了肉体的委屈，又承受了心灵的委屈。
几十家报刊、电台、电视的报道，一边倒的“深刻”评沦，足以使孩子们承担不起。孩子们再不敢说自己参加过夏令营。
晒脱了皮、勒帅了肩、脚起了泡、在泥泞中挣扎……他们都挺过来了，但同学们却在骂他们：“都是你给中国人丢了脸！”
有的孩子来告诉有关部门：“是我们先到的目的地。”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包头市一个少先队大队长，回学校曾向全校汇报过夏令营经过，现在同学们都在说他讲假话、瞎吹牛。
有的孩子在接受采访前问父亲：“你是让我按报上的口径说，还是说实话？”原来那些谴责中国孩子发言只会说套话的人，正在压抑着孩子不让他们说自己的真话。
孩子们知道自己不怕吃苦。1993年初，日方到参加夏令营的三里屯三小走访，问孩子们苦不苦？孩子们说：“没有我们想象的苦，还可以再苦一点。”问道有什么建议时，孩子们说希望能吃饱。
老师们知道孩子们不怕吃苦，中国孩子们无论在家如何，一出去都很懂事，很争气。孩子们常对老师说：“我们可不能落在日本孩子后面。”日方没有忘记中国的孩子。他们说：“中国孩子受委屈了，我们要到北京去看他们。”他们告诉中方领队：回去问日本孩子最高兴的是什么，回答都是认识了那么多中国小朋友；问最难受的是什么，回答都是在火车站与中国孩子分别，抱头痛哭。就在今年年初，日方河边新一给中方每一个朋友寄来了信：“我们与你们之间生成一种永不消失磨灭的，那就是‘勇气、友谊、谢意！’”
我们为什么总是反思
放下“政治放大镜”；谁在打败我们；大人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命根子。
我们总是在反思，而往往又是错误地反思或犯反思的错误。
倘若我们派出的不是北京的孩子，而是“希望工程”的孩子，特别能吃苦，我们便战胜日本孩子了吗？
日本中学生代表团来北京总想去北大附中走访。因为日本狠抓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竞赛，成绩却总不理想，他们要看看这所学校到底怎么培养出的尖子。而日本人从来没有说：中国的下一代要打败他们；北大附中的师生也从来没有得出结论：日本下一代不是我们的对手。
而孙云晓见了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和老师总是追问：“你们说到底是谁赢了？”这问题本身不就是一种狭隘吗？在这后面又是一种怎样的观念所支配呢？
我们总是有人善于从本来普普通通的事情中突然发现并引伸出绝对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种拿着一个“政治放大镜”的作法，于国于民到底有何裨益呢？
一个不卑不亢的民族才是心理健康、真正有希望有自信心的民族。而不卑总是与不亢连在一起，自卑总是与自大拴在一处。
我们无意掩盖中国孩子的弱点和中国教育的缺陷，然而若没有客观全面的认识，我们又能反思什么呢？
一篇事实失实，手法以偏概全、观点偏激的文章被人们炒得火热。尽管当事的老师和孩子一再对报道失实以及对自己发言的断章取义提出抗议，而某些人早已主题先行，根本没有调查研究的热情。
有人说，孩子们虽有些冤枉，但毕竟提出了一个教育的话题。而若没有尊重事实的勇气，我们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若不敢面对孩子的眼睛，我们的教育有何希望可言？
所幸的是，一位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曾就此事谈道：“要正确估价我们的孩子，孩子们是可爱的，是代表祖国希望的。”
该是大人们还孩子一个公道的时候了！
1993年8月16日晚，第三届夏令营闭营式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行。日方团长河边新一的致辞激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孩子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曾住过一位中国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你们长大了一定不要忘记，在这里，你们和中国孩子结下的深情厚意。你们长大了，要把你们的一生献给未来的孩子们！”
原载《北京青年报》199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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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话制造者的辩解
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
孙云晓
自1993年秋冬以来，《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一文被广泛转载介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公众话题，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羊城晚报》的报道影响很大，对推动教育改革和优化孩子成长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1994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以下简称《杜撰》）。该文称：“也许更能令人们震惊的是：孙云晓的这篇文章（指《较量》）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
人们都明白“杜撰”一词的定义即“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
大家都很忙，谁也没兴趣打笔墨官司。可既然《杜撰》一文称《较量》为“杜撰”，让人们一时真假难辨，这就应当“有个说法”。况且，此事涉及新闻观、教育观乃至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为文者自应对读者负责、对社会甚至对历史负责。作为《较量》的作者，我愿在这里推心置腹地与大家推敲一下事实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较量》是“杜撰”出来的吗？
1991年至1993年间，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连续在中国举办了3届。应当说3届夏令营是相当成功的。中方主办单位宋庆龄基金会为此付出了的努力，达到了友谊、交流和探索的目的。全国少工委协办1992年内蒙草原探险夏令营，与宋庆龄基金会精诚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富有远见卓识和勇气的实践，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子，也为儿童教育探索出了新路。
作为专职研究少年并为孩子写作的人，我自1991年10月15日获悉有关信息至1992年底，陆续对前两届夏令营进行了跟踪采访。《杜撰》专设一标题：“为什么不让孙叔叔跟我们走”，这是我同样感到遗憾的事情：从未接到邀请。我是多么想去现场体验一下啊！不过，算起来，我采访了6位中方组织者、工作人员、家长和两所学校的小营员。1993年3月，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92中日儿童草原探险夏令营启示录》（以下简称《变革）。后应《黄金时代》杂志之约，将《变革》缩写成3000字在该刊7期号发表，而同年11期《读者》转载时，编者将题目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杜撰》一文从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杜撰”：“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的话题牵动着人心……”请问：在我的文章里，何处说过：“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
这里，让我们澄清一下该文涉及的主要事实，读者自会明白《较量》是否“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了。
事实一：关于“席梦思”与“百感交集”从何而来。
《较量》在说北京某女孩（为不给孩子再添麻烦，这里称其小A）生病被送回去休息时，曾写道：她“躺在席梦思床上……”《杜撰》一文质问：“大本营里最好的卧具就是行军床，不知孙云晓从何处为孩子调来了席梦思？而孩子‘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更不知未在现场的作者从何得知。”
事实究竟如何呢？
小A是诚实的。去年底，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答：“我病了，老师把我送到宾馆里。”（此节目即《学会生存》已在2月15日正式播出）一位最熟悉小A的中方领队，曾于1992年10月7日向我详细介绍夏令营的情况，谈及小A生病送回大本营时，提到了睡席梦思床等事。据核实，小A住的是内蒙察右中旗招待所，即当时的夏令营大本营或叫指挥部所在地。显然，《杜撰》的作者连这一简单事实也未弄清楚，徒有汹汹气势。
让我们再来看小A发表在1992年9月2日《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离开了集体，躺在柔软的床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是成了探险营里第一个掉队的人？不行，我不能当逃兵！第二天，病情稍好，我就返回了营地。可归队后，我听说日本小朋友黑木雄介也得了感冒，发高烧。当领队要送他回大本营时，他急了：‘我能挺得住，我不当逃兵！’就这样，他坚持走完全程，连背包也不让人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依据小A的自述，我写了一句她“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这就是《杜撰》一文所认为的“杜撰”吗？
当然，小A有许多良好的表现，我在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笔下尖刻了一些。对此，我诚恳地向小A及其家长表示歉意。但是，这能说“席梦思”是我凭空“调来”的吗？能说“百感交集”是“虚构”的吗？
事实二：关于扔掉背包的事《较量》写了有些中国孩子因背包带断了，将包扔进了马车里。《杜撰》一文写道；“然而事实是，接着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早晨开始行军，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带陆续断了，便将背包扔进马车。据一位中方领队介绍，在行军一天（车拉包时间也相似）之后，当晚八、九点在宿营地，中方带队老师召开了中方小营员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提醒他们别忘记自己“代表中国”。这时，中国孩子意识到错了，纷纷修理背包带子，决心与日本孩子比个高低。
在1992年9月2日的《中国少年报》上，一位中方营员记叙了这件事，并写道：“第二天一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有了竞争意识，4名中国孩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日本孩子也不示弱，紧紧跟上……我们挽回了第一天的影响，塑造了新的形象。”
明明让马车拉自己的背包几小时甚至一天，在《杜撰》一文里却写成了“立即”，这到底是谁“严重失实”？连孩子都承认的弱点，《杜撰》的作者依然为之护短，岂不是民族之大忌？
事实三：关于日本人呼喊“天空蓝不蓝”之事。
《杜撰》作者说：“日方联络员板本领喊了两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而根本不是孙云晓杜撰的‘天空蓝不蓝’的狂吼。”
事实究竟如何？
在1992年草原探险夏令营闭营式上，日方队长总结时，大声与日本孩子问答“天空蓝不蓝”等活，是现场耳闻目睹者—一中方队长再三证明的事实。闭营式是个隆重场面，相信不止一人，会明白日本人喊了些什么，这与板本领呼口号是两码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随后发出的议论是感慨日本人心齐势壮，是我们缺乏的教育方式。然而，《杜撰》一文由此带出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所不屑做的。
事实四：关于中国孩子是不是日本人对手那句话的出处。
《杜撰》的作者写道：“对于这样一句至关重要、被广为引用、甚至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话，孙云晓总该对它的出处有个说法？”听其耸人听闻并带有恐吓口吻的质问，似乎我瞎编了此话却又躲躲闪闪避而不敢谈出处一样，此意谬矣。
《杜撰》的作者是今年2月24日采访日本的河边新一先生的，听他“向天发誓”“没说过那样的话”。而在此前一个多月的1月18日，在《中国教育报》等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上，1992年的中方队长已经详细说明了此话的出处不是草原夏令营。他说：“从夏令营回来，我向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时就说，少先队一定要关心国际少年儿童教育发展的方向。只有多比较和借鉴，才能培养出在未来社会中能站得住脚的竞争者。我听到一些刺激性的话。譬如，有些留学生讲，日本人公开说，如果你们不注意教育，你们的下一代将不是我们的对手。日本人这句话是句较长的完整的话，是出于对中国友好才说出来的，并非恶意……”
夏令营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各界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约20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都清楚了此话的出处。
“对手”一语正是1992年10月13日我采访夏令营中方队长时听到的。现在。由他在正式会议上作出详细解释，应当说来龙去脉相当明白。请看《较量》或《变革》乃至我所有文章，何曾写过此话是XX日本人在夏令营中说的？至于有些报刊转载时加了不适当的言论，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连《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头版以巨幅隆重推出的《杜撰》，事先也未向我告知半个字。我既无奈，又负何责？《杜撰》的作者却毫不犹豫地给我扣上一项“杜撰”的帽子！
事实五：关于草原夏令营营员的负重与行进里程。
我在《较量》中写的负重公斤与行进里程的数字，由于核实不细有些出入。今年1月18日经筹办夏令营的人士指出后，我已在2月四日《中国教育报》做了更正说明。我写道：“据有关人士考证，第二届夏令营时，每人负重不超过11千克并非我写的20千克；孩子分两队前进，一队走21千米，另一队走19千米，并非我写的50千米。在这里我感谢他们的指正，特此说明，以免误人子弟。”
不知何故，就像变戏法一样，《杜撰》一文认为的事实是：“从大本营到目的地的路程由中日双方驾车测量而定，一条23千米，一条29千米。”我至今不知道，《杜撰》这一新发现出自何处？哪一个数字是准确的？不过，依据军事常识，在类似这种野外土路、山地、方位物不明显的地段行军，实际路程应比地图上测定路程多增加一些。据悉，草原上的地图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测绘的，加上由于雨水毁路而临时改变路线绕行，行进里程难以精确量化。
以上五个主要事实已经澄清，其结果证明了《较量》是有事实根据的还是“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呢？请广大读者明察自断。
二、我为何写《较量》？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正确估价孩子，既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也不能忽视他们缺点。
十分明显，《杜撰》一文在竭力证明，中国孩子“不怕吃苦”、“很懂事，很争气”，甚至比日本孩子强。因此，该文作者列举中国孩子饿肚子也不去买东西吃的例子之后写道：“请问中国孩子生存能力是强还是弱？”这是个非常值得讨论清楚的问题。
我并不否认，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孩子尽了极大的努力，迈出了自觉接受磨炼的第一步。在2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我写道：“这些孩子敢于走向茫茫草原探险，敢于和日本孩子近距离地竞争，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勇气。试想，当时有多少城市孩子肯到草原上风餐露宿呢？我也向孩子们的家长表示敬意，因为支持孩子去吃苦去冒险，同样需要一番勇气的……”孩子们是可爱的。即使一度因病掉队的小A，在招待所里只不过躺了几个小时，就再也躺不住了，带病返回队伍，并决心走在日本孩子前面。当时，小A才上五年级，一个大都市里的独生女，有这样的一份自觉性是格外令人欣慰的。
然而，赞美优点决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孩子们的弱点。
除了《较量》中写的那些事实之外，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重读一下《人民日报》1月28日发表的长篇通讯《黄金时代缺了什么》，那里介绍了中国孩子在1993年夏令营里的表现。譬如其中写道：“开始孩子们劲头都挺大。不久，两国孩子的差异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会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丢了这个，一会落了那个，总得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野外吃的是粗茶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便吃得很香；而我们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吃得不对口胃就倒掉。夏令营限量供给食品，结果，我们的孩子一片喊饥叫饿声……”请注意，这届夏令营是在充分吸取1992年夏令营经验教训基础上举办的，为什么顽症难消，不令人深思吗？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篇通讯里还介绍，主办单位一位人士根据她在夏令营中对两国孩子的观察，认为两国孩子各有所长，但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明显缺乏。她对记者说，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理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回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还用继续—一列举下去吗？够了！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吗？偶然性中是否包含某些必然性或倾向性呢？广大读者只要看看身边的孩子，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几乎与1992年、1993年两届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举办的时间同步，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少年报社三家联合，进行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城市儿童道德发展”的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城市儿童少年的道德得分中，独立性得分最低，体育锻炼次之。城市儿童少年道德状况主流是健康的，却突出存在着懒惰、懦弱、自私等道德缺陷。
1991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发现，与日本同时期资料相比，我国 7—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相差 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 5．66、4．66千克；而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同时还发现，中国孩子耐力明显下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较量吗？
21世纪的滚滚风云已经近在眼前，各国的一代新人均在跃跃欲试，谁是竞技场上的胜利者呢？面对中国孩子这些弱点，每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岂能视而不见？又岂能粉饰不平？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少年强则国强”。如果少年弱，国岂能不弱？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是民族未来的隐患。可以说，夏令营中的孩子的竞争或叫较量是表面的，而深层的则是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文化观念的较量。与其说暴露了中国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这教育特指家庭、学校与社会对孩子影响的合力。
基于上述考虑，我不准备写成夏令营的全面总结，也不想对中日孩子作全面比较，而是从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入手，即从新闻的真实性写出社会的真实性。因此，我将视点定位在揭示民族未来隐患上。《杜撰》一文讥讽这种分析是“错误地反思”，甚至称之为“政治放大镜”。莫非，只有天天唱赞歌，才是该文作者说的“心理健康”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愈加认为，民族未来的隐患依然存在，而隐患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可怕的后果，却又不容易被察觉，或不容易为人所正视。
三、关于友谊
《杜撰》有一个命题：是友谊还是“较量”。依照该文作者的逻辑：中日只有友谊，没有较量；我既然写了《较量》，尤其是写了“对手”那句话，就可能给国际友谊带来了“严重后果”。实际上，夏令营既有友谊也有较量，这种较量指素质和教育思想的差异或竞争。譬如，日本人花钱给孩子买“罪”受，而中国人办夏令营出现贵族化倾向，这不就是一种较量吗？
友谊不能代替较量，较量可以促进友谊的深化。与《杜撰》作者的推理相反，我写《变革》和《较量》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恰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友谊的发展。
我在《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担任副主编。当编辑部讨论介绍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时，我首先提议发表访问河边新一先生的文章，因为我对这位日中孩子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深怀敬意，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便是他为主倡导的。我把河边先生视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又是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实践家，渴望将其介绍给中国教育界。于是，我们委托专人利用赴日之机采访了河边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93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这篇文章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讲中日友好，一是讲儿童教育，两者水乳难分珠联璧合。
据河边先生讲，仅福冈市懦弱儿童就占10％左右。正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他们连续组织日本孩子来中国吃苦和探险。也正是这一举措，切实促进了中日儿童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的懦弱儿童有多少，我无从推断，相信家长们和教师们比我清楚。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日本人居安思危的精神，多么需要河边先生这样爱自己祖国的人。中日友好是两国人的幸福所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友谊的基础是平等与信任，友谊的动力是竞争与发展。假若，一个民族只迷醉于辉煌而不改变自身的弱点，也就逐步失去了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获得友谊只是梦想。相反，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并不断向自己挑战，正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希望。
说到底，我写《较量》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强悍起来，从而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议员。真正的友谊都是从尊敬开始的。
四、关于这场争论
自《较量》被广泛转载介绍以来，《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上海青年报》等多家媒体都组织了讨论。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的4集专题片《学会生存》，实质也是一场讨论。由于《杜撰》的出现，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论争。这是一件好事。我感谢大家对祖国未来的热忱关心。
关心这场论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关心孩子关心民族未来的人。纵然是论争双方，如《杜撰》的作者以久违的手法十几次点我的名字，似乎连“同志”也称不上了，我仍认为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少个人恩怨。那就让我们本着对孩子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贡献出自己的爱国心与智慧吧。因为这一论争涉及的内容重大而丰富！正如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人们“精神上的草原探险”。
我只希望，不要再给孩子们增添压力了，既然主要责任在成人，那就在成人世界寻找答案与对策吧。我们的讨论应当走出夏令营，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远方。
原载1994年3月16日《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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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话的破灭
其实看完上面三篇文章，判断谁说的谎话是关键性的，谁在以偏概全并不难。但当日本311地震，救灾工作迟缓，甚至发生核泄漏又处置不当，人们质问孙云晓当年日本那些可以日行100公里的“小奥特曼”们在哪的时候，没想到孙云晓仍能振振有词……而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救灾的军人和志愿者主要是80后。 | 
发表于 2012-10-7 21:17:47
发表于 2012-10-17 12:5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