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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7 1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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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讲述王荣芬如何思考，如何做出这样行动的一个背景简要材料：
两个时间背景：王荣芬给毛主席上书和王荣芬在监狱的简要经历：
http://www.yxjedu.com/li_shi_shu ... _rong_fen_yx_2.html
王容芬从小学业优异。十岁时，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勤工俭学一暑假，终于买了段布料做了条长裤衩，穿上了记事以来最好的衣服进了中学。高中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因为她喜欢外语。16岁（1962年）因成绩优异保送大学——但衣服的派头不行使她常常发窘，她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是不能见人的，还好上衣长，能遮住。（她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
文革开始以后，王容芬的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文革时，任何人的家只要认为“涉嫌”什么，造反派某组织就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前来“抄家”）。她的妈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名目是：销毁“特工器材”。
王容芬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她没当“造反派”。因为刚进大学的时候，她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似乎在重演。当时她们的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王容芬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王容芬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一系列的文革乱象不断撞击着19岁的王容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无法不驱使她运用她的知识和良知进行深深的思考——没办法，思想者往往就是痛苦的代名词——
北外学院党委书记是革命时期的“红小鬼”，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王容芬的老师。有一次王容芬病了，就是她把王容芬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但她竟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王容芬至今还说：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王容芬还亲眼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而我们熟知的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也是被人全身刷上浆糊贴上大字报？……最终忍无可忍，也是为了保存起码的人格尊严不受粗暴的践踏和蹂躏,马思聪只得“叛逃”香港，转而去了美国，但他并未寻求“政治庇护”，直至去世才“魂归故里”……
著名的1966年“8·18”最高统帅接见红卫兵，学校也让王容芬参加了。但现在我们知道，王容芬是学德文、研究德国文化的——王容芬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 （点击这里看引文出处之一 / 之二）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致
敬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 容 芬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就是19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1966年的思考和勇气——一种“勇气”二字难以承载的勇气！这就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称为“孩子”的19岁的王容芬在文革之初对文革的洞穿——一种先知先觉般入木三分的洞穿！大约，她也许从伟大领袖给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行为中嗅出了某种值得警觉的气味？
王容芬现在回忆当时的心态，显得异常平静，无怨无悔：“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在公安医院里，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 当文明遭遇野蛮和愚昧，当是非再也无标准可言
王容芬毫无悬念地坐牢了，在狱中，她更清楚地看到了野蛮和愚昧，看到是非怎样地被活生生地颠倒——一如一群活跃在聚光灯下的各类演员，上演着人类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丑剧、悲剧和正剧。而这些恰恰坚定了王容芬原先的思想和对文革的解读。可那些典型的黑暗剧目已不是一篇小文可以包容得了的了，这里我们只能摘取某些场景，略窥一斑。
在犯人中，有最虔诚最具舍己为人精神的基督徒（好像雷锋精神主要就是舍己为人吧），他们的那种精神简直感人至深，今人难以忘怀，而他们的罪名是宣传外国的宗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除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能宣传什么别的思想吗？这就是反动透顶，甚至有特务之嫌……至于《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已经毫无任何意义。在犯人中也有曾经是革命战争中的前辈，但后来患有精神病，只因其在发病乱喊乱叫时常常喊出某些当时为大不敬的话语，最终也不管什么精神病，也不管他曾经为革命立过什么功，作为“现反”抓进来。
看出文革问题来的也并非王容芬一人。犯人中有一位曾经是新四军战士的，她的罪名也是“现反”——她竟然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林彪为《毛泽东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王容芬后来回忆说：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而在换了羁押地以后的某一天，他竟被另一个为了躲避批斗的犯人推到了斗争的前台，狱警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而一些其实并没有罪的“政治犯”，往往成了真正的罪犯欺侮的对象，也有被那些真正的罪犯弄死的……是非在这里真的活生生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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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用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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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妈妈的头发全白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我终于无罪释放(1979年3月)。妈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拒绝经济接济/不要上户口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国语学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1小时2.5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吵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无单位敢要我 当时，外国语学院不接受我。我已经33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手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13年牢狱 德文并没丢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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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7 00: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