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民间沉默者的话语【原创首发】

左安

——读《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这本书以马来西亚农民的生活为观察分析对象，作者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和政治学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的这种双重身份揭示了他的治学路径，即把左派的政治关切与人类学的实地考察相结合。刘瑜曾在《民主的细节》里说到，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那种建构规范性理论体系的治学方式已经不再流行了，现在的学界更看重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从生活的细节入手展开分析，由此而论，《弱者的武器》正属于这类著作。

　　作者选取农民这一弱者作为研究对象，这本身就透露出某种倾向性。然而，这种倾向性没有化身为对暴力革命、战争等宏大叙事的关注，而是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的偷懒、开小差这类通常被认为体现了“农民劣根性”的小事件的关注，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与一些左派学者的差异所在：

　　其一，倡导某种主义的人无不是些理想主义者，左翼政党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政党。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则难以达到理想主义的高度，就如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他们对生活也有不满，但总是妥协隐忍，达不到革命的觉悟。政党的理想主义与普通人之间的现实主义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来的列宁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列宁主义对此的解释是，普通民众是无法自动产生革命觉悟的，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是物质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所以才需要政党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革命启蒙。这种设想必然使革命变成了从上而下的动员，革命的政治变成了一种精英政治。这也是苏联模式后来为人诟病甚多之处。作者专注于研究“落后的农民生活”，而不是少数政治精英（哪怕是左翼的政治精英），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旨趣不是精英主义的，而是平民的。

　　其二，自从结构主义盛行以来，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学界影响甚广。阿尔都塞排斥个体经验，认为经验是被结构的，主体是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的，流弊所至，西方左派纷纷走上以话语符号颠覆资本主义之路，却丢掉了经验的主体，丢掉了行动者。作者专注于研究活生生的人，研究行动者的经验，这又使他与结构主义式的研究拉开了距离。独辟蹊径的结果，是作者发现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生活中的人是在利用着意识形态话语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被意识形态话语操控着。此外，阶级也不是真空中的纯金属，而总是和历史中具体的种族、党派、信仰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类似于合金的东西，它与地方性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第三，作为对结构主义思想的修正和超越，葛兰西的霸权这一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通常认为霸权是与暴力的国家机器相配合的柔性枷锁，它通过渗透在每个人的常识中发挥作用，所以革命者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阵地战”的方式去夺取常识的领域，通过改变人们的常识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社会。然而，作者却认为，葛兰西的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那些弱势群体并不如统治阶级所想象的那么驯服，“霸权”的成功是表面的，它并不能完全渗透于常识领域，举例而言，农民在地主的面前表现得很顺从，但一转过身就开始议论地主的种种不是。再有，通过阵地战去打破意识形态对于马来西亚农民来说也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倾向于援用旧的意识形态中有利于他们的部分来为自己服务，这使他们表面看去十分保守。也就是说，“阵地战”仅仅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适用于像马来西亚这种正在从传统的有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

　　因而，作者虽然有着左翼政治的关切，与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密切关联却使他与通常左翼思想（列宁主义的精英政治、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葛兰西的阵地战）的悲观绝望拉开了距离，平民视角使他看到，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是炫人耳目的火山喷发，而在地下，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暗潮涌动。他们的话语是私下的流言，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拥有力量，只是这力量尚未觉醒。

　　最后提一下，书中提到了用双季稻取代单季稻的“绿色革命”。按照马来西亚官方的说法，这场“绿色革命”是成功的，因为它提高了稻米产量，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得到了增长。然而根据作者的观察和分析，这场科技革命里受益最多的其实是那些大小地主，普通佃农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在经济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整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了。由此而论，科技造福人类是没错的，但科技的福分并不是普济世人，而只是泽及了某一部分特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