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诗经》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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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未民：《诗经》与“中国”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在《尚书》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它们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时期对“中国”观念的确立和以“中国”之名德行天下的诰训、宣谕。但这些还都不是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学作品。“中国”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机四伏，“中国”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们的渴望与呼唤。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较早也较多地记录了“中国”一词，分别出现于三首诗中共七次：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



  2.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大雅·民劳)



  3.惠此中国，俾民忧泄。(大雅·民劳)



  4.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民劳)



  5.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



  6.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大雅·荡)



  7.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大雅·桑柔)



  据《诗序》、《郑笺》等记载，这三首诗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厉王时，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讽谏，这三首诗即是他们的讽谏作品。这可能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批明确地以“中国”为主题和抒情对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评价《诗经》这三首诗中出现的“中国”？历代经学家或注“中国”为“国中”，或注“中国”为“京师”，并无不妥。但我们今天还应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起码到西周时，“中国”已不同于“国中”，它除了“国之中”而外，已将“中”作了优先性的强调，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师。这是历代《诗经》注家都认同的。现代学者进而将“中国”解释为指整个京畿地区，也是不错的。因为“中国”一词在《诗经》中的所指范围看来既明确，又有所开放。“国”，在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国即封国，而在周王室则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中国”超越“国中”的结果是，“中国”为周王室所专有，象征着天赋般的中央权力，而不会将其用在诸候国身上。召穆公等指责厉王而忧心如焚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封国，而是“中国”。



  其二，《诗经》中的“中国”由此延展出一种时空关系，如惠爱“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中国”一词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区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时空。“中国”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规模国家”或“大共同体”的意味。这已是《诗经》中的“中国”概念所显现出的延展开放之实在趋势。说其实在，因为此时的“中国”，惠爱她的理由，已是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即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



  其三，这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可见“中国”概念，在西周时也并未仅仅当作一个“名称”，因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拥有一个名称意义不大，“周”之外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中国”，就在于“中国”实实在在地说明着周王朝的性质，从而成为周王朝的象征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起码从文学上说，对“中国”的祝愿、祈祷，乃至哀恫、愤懑，都变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础，因为“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国”的意识与责任，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二



  不仅这三首诗一个主题表明着重要的“中国”性质，其实一整部《诗经》的编撰构成都隐含着一个“中国”框架的奥秘。



  《诗经》的编排体例风、雅、颂，表示古人对诗的三种类别的认识。但是古人为什么提出“风、雅、颂”这几乎是中外独一无二的文体概念？



  《毛诗序》注重诗的内容的教化作用：“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晚近以来，人们可能觉得这种诗经学的教化味太重，又流行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从音乐角度讲的：风是西周十五个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是用于祭祀祖先的宗庙乐歌。应该说，《毛诗序》所论风、雅、颂，仍然给我们认识《诗经》提供了一个古代诗歌源头的某些真实情况：“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有者也。”细读之下，我们会看清《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完全是基于周王朝的国家理念、国土结构、国家结构及治理方式的，完全符合《诗经》作品所由产生的地域、人文风貌特点，面对这些特征我们会恍然有所悟，这不正是用“诗三百”的风、雅、颂三体在说明着一个“中国”的精义吗？“中国”概念在西周时浮出水面象征着什么？这在《诗经》中得到了最好的呼应。《诗经》用风、雅、颂三体覆盖了中原华夏广阔的时空，呈现出一种音乐性与诗性交相辉映的中国结构。进一步说，所谓风，其实就是覆盖了一个大规模国家各“地方”的风俗诗、讽喻诗，即十五国风，当然，还可以“系一人之本”，更具体到多样化的生命个体创作；所谓雅，就是覆盖了西周王畿地区及体现中央权威政事和正统要求的政治诗、共同体诗、正统德性之诗，所以它形制四方之风，是言天下之事。风的“多”，与“雅”的“大”与“正”构成了一个“中国/四方”的典型结构。至于“颂”，为告祭称颂先王先公的诗篇，正是在这种“风”与“雅”构成的空间维度上加上一种时间的维度，体现着崇拜列祖列宗的精神，也意味着具有持续性的中华正统意识。于是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会以这一部独标于世的风、雅、颂汇集的《诗经》而成为蔚然大观的源头。



三



  然后我们看《诗经》开启的一种雅正中和的“诗教”，是一种基于“中国”理念的政治美学传统和实用理性美学传统。



  在这里，“中国”已沉淀为以“中”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中”为本的理念随着这块东亚大地的区域土地和族群活动的“中国化”进程而成为贯通从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普遍性价值，成为立国之本、立人之本、游艺之本。一部《诗经》为儒家所阐释发扬的“诗教”，必需到这个“中”字里边，到我们先人的中国化实践中去索解。对由《诗经》所出示的风、雅、颂的一体结构，以及赋、比、兴的诗学要义，平衡与协调便成为组织和运作的首要问题，因此，这个结构的运作与协调必然地要求一个“中”的要义。而这种“中”精神也自然地成为《诗经》中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话，其要害一在发为心声，二在发声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这些儒家的，《诗经》的，天地、人心、艺术相贯通的普遍性哲学，其实都来源于“中国化”的古代国家和人的联合的共同体实践，发自于多元一体的“中国”结构及其“风、雅、颂”结构的内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质互胜、温柔敦厚、合乎人性伦常，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价值，体现为政治、伦理、美学的三位一体的贯通和统一，导致“中国”的主流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而我们应予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的“中国/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学、个体文学风格和生命也会有其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诗经》全部305首作品，“国风”部分就有160篇，足以显示《诗经》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理，赋、比、兴三式也使抒情和叙事、诗学和生活达成尽可能的统一。它的“中和”之美的功能有着广阔概括力和开放的灵活性。“中国”主题在《诗经》中的集中出现，并不是作为歌颂的，而是作为具有讽刺、告诫意义的讽喻诗出现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中国诗学的在多种生活功用间平衡协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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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诗经》有如此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