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设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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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exun.com/2012-07-10/143404341.html
题目起的让人想歪了。其实以后的工业发展方向就是个性化定制了，制造业这种改革要及时跟上

中国新时代2012年第7期


　　谁在设计中国

　　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

　　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时期留下的运作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工业社会中，企业依靠低价格、低成本的大规模制造来满足呆板统一的社会化需求，一个型号的订单可以批量生产几百万件。信息时代里，大规模制造开始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面对消费者众多的消费需求，企业可能要用更多的型号来对应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需求⋯⋯

　　| 文 • 本刊记者 郭树涵

　　在8,000公里的高空飞行中，Lisa Ma脑中繁复的念头让她几乎忘记了长时间固定坐姿引起的不适。航班快要落地前，她想通了接下来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大多数“关节”。“我必须认真地面对，它对我来说，不仅是理想，也是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方式。”Lisa Ma淡淡地告诉记者。

　　Lisa Ma是一名自由设计师，在这之前，她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设计公司之一——五角设计联盟的设计师，并在这家企业做了美国航空公司、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犹太人遗产博物馆等设计。2009年至2011年间，Lisa Ma开始与T-Mobile的未来实验室合作，共同研究可能触及未来领域的设计，这也使她在TED Global 2011展中被邀请为TED T-mobile Workshop的主持人。

　　“和T-Mobile合作是一种新的雇员方式，想想看，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交叉存在，我们在交叉的领域进行合作，却又彼此保持相对的自由。” Lisa Ma对自己能自由地设计颇为自得。当然，她的自得也颇让其家人头痛。Lisa Ma的父亲就用“城市间的小老鼠”这样的绰号来对她打趣，不久前，Lisa Ma在深圳完成了一项被她称之为“Farmification”（记者按：大概是指工人业余从事农业工作）的设计。

　　“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在新的科技产品替代旧有产品后，这些固有企业的工人可能失去工作。而我希望这个设计，能缓解这种情况给失业者带来的伤痛。”虽然这个想法显得沉重，但Lisa Ma语气中还是显得轻松而有信心。

　　可事实上，设计并不像Lisa Ma表现得那样轻松。设计企业对开始一项设计项目极其审慎，消费者（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通常又对最终的设计产品颇为挑剔。设计者经常要冒着最终设计被全盘打回的风险开始投入资金和人力。而在中国，设计企业的状况一度更为窘迫。由于中国设计一直依附在中国制造的身后，从未得到市场的认可，一位制造企业领导甚至告诉记者：“给设计公司一张国外产品的照片，他们在上面改改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设计者经常在拿不到大额尾款甚至定金的情况下就要开始项目。

　　Lisa Ma的情况并不比这些中国设计企业好多少，她需要自己付款来为自己的设计项目买单。最后她选定了一家生产游戏机手柄的中国企业，开始设想让工人业余从事农业工作的可能性。

　　“当这些员工在工厂旁闲置的土地上，用他们从祖辈手中传承下来的技艺，在闲暇时种植蔬菜，并在收获后自己食用或出售，减轻他们的生活成本，看着他们欣悦的表情，我知道，我的设计对了，它有灵魂了。”Lisa Ma在项目总结中这样写道：“这项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将解决在iPad和Kinect时代游戏机手柄被淘汰之后，工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中国的产业结构过于依赖西方科技需求的现状。”

　　中国设计在被谁设计

　　Lisa Ma的这项设计并未得到真正的认可。一位在中国设计界浸淫数年的从业者面对Lisa Ma的设计投影就单刀直入地询问：“谁会为这个掏钱？”这在中国确实是个很难绕开的核心问题。

　　每年都会有数十家工业设计公司因为商业失败而被甩出这个行业，尽管这些企业的设计思想可能很成功。对此，身处郑州的室内设计师孙禾深有体会。“在装修行业，设计本身并不挣钱，它的作用更像是份竞标书，让人选择把活交给你。”

　　七年前，在郑州一家装饰公司担任设计总监职位的孙禾选择辞职创业。在他看来，下这样的决心并不困难。“当时，那家企业至少有一半的单子是冲着我来的。”孙禾后来分析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这样说道。

　　在很多当地的圈内人看来，孙禾当时的创业团队堪称豪华。现在，因公司经营问题不得不选择分道扬镳的创业伙伴很多成了郑州室内设计业的佼佼者，名片上印有创意总监的头衔，拿着过百万的年薪⋯⋯对此，孙禾开诚布公地告诉记者：“我对商业并不熟悉，这也是我之前失败的原因。”孙禾原来的创业伙伴对他的自我检讨很认可，他们认为，孙禾过于追求装修的完美，在成本上很少考虑。“现在，我想通了失败的关键，以后再干，就和一个懂商业、能谈单的人搭伙，到时候，我把钱全存在他那里，到年底再去结账。”最后，孙禾笑着说出了他未来的打算。

　　事实上，孙禾选择在2005年开始创业并非完全是他所说的“心血来潮”。在整个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上，2005年是个极其重要的年份。经过之前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工业设计开始进入起飞阶段。纵观中国设计大事图表就会发现，自1995年11月23日中国第一个设计学院成立到2004年无锡市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工业设计园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工业设计乏善可陈。不过，乏味自此终止。此后，中国工业设计开始像港产的商业题材电视剧一样高潮迭起。

　　一个行业如果想要兴盛，必然要有两大基础——众多的从业人员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从从业者来看，2005年，中国工业设计人员增长到30万人，各个大学也基本开办了相关学科；从消费者来看，随着股市的暴涨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开始对设计出的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5年，中国工业设计年产值约为300亿元，相当于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9‰，而且，这样的情况只是一个序曲。2006年，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报告后，各地方政府开始颁布一系列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中国创意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许多传统企业纷纷转型跳进了文化创意领域。

　　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小米科技CEO雷军曾有句被众多创业者奉为圭臬的名言：“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虽然当时东方园林(002310,股吧)董事长何巧女并没有听过这句话，但这依然不妨碍她支撑着将要垮掉的公司。“实际上，创业者在这时是骑虎难下的，欠了别人那么多钱，宣布破产怎么给别人交代呢？”孙禾在自己的公司经营转坏后强撑了一年。“那时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命运能垂怜，欠债得以还清，自己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消费人群认可，它就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也许，这也是那时东方园林的希望。

　　直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东方园林的惨况。2003年，东方园林遇到了诞生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由于前期的快速扩张，东方园林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客户发现东方园林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开始不再支付尾款，甚至准备起诉何巧女。那时，东方园林的承包商、劳务提供商、材料供应商日日派人来催款，结账方法也从垫付改为现金，但即使如此，还是经常看见民工堵门催债的情况。何巧女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园林内部也开始出现问题，原本被何巧女所信任的多个分公司老总纷纷出走，他们有的开着公车不知所踪，有的带着可以兑现的合同一去不返⋯⋯面对绝境，何巧女只能和丈夫两个人硬着头皮去各个公司求告，反复地解释、承诺，直到以前的合作者愿意继续合作。“好在我们熬到了2005年。”2005年，陆续接手一些重大型项目的东方园林逐渐缓过气来，何巧女也将公司的主要业务从房地产园林景观工程转向市政园林景观工程。

　　一位在园林设计行业浸淫多年的从业者魏刚告诉记者：“相对于房地产园林景观工程，市政园林景观工程有着更高的毛利，尤其是绿化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对城市化景观有着和GDP一样的痴迷，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GDP还容易讨好中央政府和老百姓。”

　　东方园林开始大量招揽国际各类专业人员：景观专家、生态专家、城市规划专家、历史文化专家、城市价值专家、区域产业专家、经济专家⋯⋯这样的人才架构也有利于破除中国工业设计的一个弊病——特行独立、难以团队作战。何巧女后来回忆起当时挖人的情景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来中国吧，在这里你能实现别处实现不了的梦想，中国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这里的复杂挑战远比你想象的有意思，如果你在中国成功了，还有什么能够难住你。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国际问题，想象一下，你能在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贡献的项目上去探索，并把它烙印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东方园林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本身就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景观设计开始向流水线式作业发展。何巧女曾坦承：“现在很少有人把园林当做艺术来做，大部分是把树种上再说。”现在，每家景观设计公司中真正从景观专业毕业的人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基本都是从建筑、规划等专业转过来的。“这些人每天会像机器一样完成画图、交稿，很多设计师几个月才去工地看一次自己的作品。”魏刚说。

　　面对这种情况，东方园林参考建筑业的工程监理设立了艺术总监一职，这个职位的人会代替设计师常常出现在工地现场。对此，东方园林解释，园林这种东西是靠造出来，设计只是一个构思，相当于一个小说编剧，导演才能够把电影拍漂亮，对东方园林来说，设计师是“编剧”，艺术总监是“导演”。对此，魏刚颇为无奈：“这意味着，每一个设计师都在为钱妥协，我们就像个被操纵的木偶。谁见过木偶有灵魂？”

　　设计向钱看，这不仅出现在环境规划、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等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领域，这在中国工业设计界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单看这一点，中国工业设计甚至已经落后在中国制造之后。”不可否认，设计需要商业化来证明自身价值。但是，既然是设计，就必然有超前元素凝结其中，就有可能造成一些作品不被当时的市场认可。中国制造业在谈创新时经常说，“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构思一代”。这些构思的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公司未来的命脉所在，如果为了钱把设计过度商业化，就会出现储备不足、研制稀缺、构思全无的情况。

　　好设计=好生意？

　　不久前，日本GK集团社长田中一雄告诉本刊记者一个心得：“好设计等于好生意。”这句脱胎于著名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艺术是最好的生意”的话语影响了工业设计将近半个世纪，近些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更多企业把其奉为经典。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今年5月，因参加《非你莫属》节目而红遍华人圈的清华大学工业设计和设计创新方法专业、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博士李一舟在节目开场时就感慨道，“我发现现在中国设计这个行业走得有点偏。 ”

　　苹果公司对此颇有发言权，从1998年开始，斯蒂夫•乔布斯使苹果电脑公司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这得益于苹果公司对卓越的工业设计方案的成功操作。iMac上市仅7个星期便成为零售业绩最好的电脑。著名设计公司Pentagram的合伙人Robert Brunner评价说：“它们把iMac看成是多彩、令人激动、成功设计的象征，使人为之疯狂。”苹果公司成了世界上最有想法的企业，这也使它的模仿者无所适从。对此，苹果公司解释为，这些公司的设计者介入开发过程太晚了。在他们看来，大多企业常常是在已经选择某一概念之后才来找设计者。一方面产品规格很糟糕，另一方面还希望能对此来个很酷的设计。设计者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这彷佛可以解释设计师感觉的自身设计和企业不协调的原因。

　　不过，Lisa Ma对此还有着另一番见解。“并非是工业设计的道路走偏了，而是工业设计行业已经开始变革了。”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时期留下的运作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工业社会中，企业依靠低价格、低成本的大规模制造来满足呆板统一的社会化需求，一个型号的订单可以批量生产几百万件。这个时期，由于信息不对称，主动权握在企业手中，企业生产什么，消费者就必须接受什么，这种情况下，工业设计肯定要对企业负责，提供企业想要的东西，领取相应的报酬。

　　但在信息时代，这个顺序被完全倒置过来。随着消费者能越来越便捷地获取信息（消费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所有产品、所有价格），消费者的选择权被成倍地放大了（放大倍数与该消费者获得信息的全面性成正比）。主动权开始掌握在消费者手中，大规模制造开始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面对消费者众多的消费需求，企业可能要用更多的型号来对应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需求，这显然是低效率的。为了提高效率，企业会要求工业设计贴近消费者，发现不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对众多的型号进行压缩，在效率和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可是，由于工业社会结构的根深蒂固，很多工业设计人感到了不对，也无法解释其原因。

　　现在，很多工业设计企业已经开始自发转变，虽然它们也说不清楚这些转变因何开始。不过这样的描述在蒋路波和郭培眼中肯定显得并不准确，“我们一直在打破自身的固有思路，贴近消费者，用设计把客户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蒋路波向记者阐述其思想时多次用了“打破”一词。三年中，他创建的北京润富堂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富堂）正在帮助沈阳机床(000410,股吧)逐渐脱离同质化竞争这个泥潭，并凭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和利润。这在很多工业设计公司眼中显得不可思议，要知道，机床是装备制造业利润最低的行业之一，很长时间内，机床行业平均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

　　打破常规，这是润富堂和机床企业合作前做的第一件事。一直以来，很少有机床企业会同意用钣金造型的手段来进行设计，它们认为，这会造成机床产品生产成本的进一步增加，不利于“填饱肚子”和降低价格。“我认为这样的想法过时了，现在购买机床的消费者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找不到他们心中美观和实用的机床。”在第六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上，润富堂推翻重做了沈阳机床的防护设计，修改了其工艺与连接，这样的改进直接促使某位西南公司的老板看过展会后，直接掏出10万元要求在本已开始安装的机器上更换新防护⋯⋯

　　“最开始，我们要向某个机床企业报价，一般来说，他不可能认可你报出的高价格，你要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值这个报价。而现在，我们是把产品生产出来，你来看，这个设计值多少钱。”蒋路波直言，“最近，我们重新设计了机床里的照明系统，并生产了几千套，然后问沈阳机床，你看看这个怎么样，你要不要？”最后，沈阳机床和润富堂签订合同，买断了这套系统。

　　与润富堂相比，以高级定制称雄中国服装(000902,股吧)设计领域的北京玫瑰坊时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玫瑰坊）更有分析价值。让我们共同回想一下服装的历史吧。几百年前，那时人类还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人们还需要去成衣铺选择布料，然后等待裁缝用几十天的时间把衣服做出来。直到纺织机、缝纫机、服装公司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一件件工业化的服装从流水线上走进百货公司，这种模式下，服装开始靠品牌来进行区分，时装变得越来越便宜和相似。直到有一天，人们开始不满足一般的穿着，开始找人为自己设计时装，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循环。也许，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循环内，制造业如此，银行业如此，工业设计也是如此。

　　不过，虽然产业可能回到“原点”，但运作的方式却已经不同。现在，玫瑰坊团队中有设计师、造型师、打版师、绣工、技师等多个工种，大家在一起为高级服装定制做着“加法”。在郭培看来，设计师设计思想是60分，而完成一件100分的作品，要靠玫瑰坊公司全体员工集体智慧。“我喜欢用新人，培养他们独立的创作意识。有时候，一件作品，我先画出草图，设计人员会根据我的创意，延展设计。具体到花型图案什么样，放大展开的效果如何，要通过设计主创人员的再创作，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的设计构想。”

　　玫瑰坊的执行总裁曹宝杰认为郭培高级定制的灵魂在于纯真，他告诉记者：“她现在的想法还像一个小女孩⋯⋯追逐自己的梦想，想通过服装把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郭培对此说法很认同，“现在金钱、名誉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金钱是步骤，赚到的钱要用来实现自己的梦。设计师要追求‘忘我’的境界，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经过15年在高级定制设计领域的历练，我感觉现在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了，我要做出独特设计的‘中国嫁衣’，完全属于原创，是可以进入中国服装博物馆的艺术品。”

　　曾有媒体问过郭培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服装公司的品牌时装发布会，是为了销售，但你的时装秀，与经营无关。90分钟的奢华时装秀，耗尽千万资金，那是拥有150名技师、300个工人的玫瑰坊一年定制3,000件高级礼服的全部利润总合！值吗？为了什么？郭培回答，赚钱是手段，追求服装艺术的极致美，才是目的和梦想！

　　不追逐利润，思想常被感性因素所左右，郭培的答案中少了合格商人的理性。但这样的性格反而备受推崇，今年6月，宋祖英身穿玫瑰坊的凤凰刺绣旗袍亮相“跨越巅峰——三大巨星伦敦音乐会”现场，引起了一片赞誉。而随着玫瑰坊作品在国内外的频频亮相，郭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设计企业应上市

　　“我现在还在筹备上市，所以不方便回答你问的问题，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以后多联系。”这是月前记者致电上海同济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同捷）董事长雷雨成得到的回答，口气依如两年前同济同捷初次冲击创业板失败，疲惫中带着自信。据记者所知，几年间，雷雨成从未放弃过上市的打算，这确实和很多国内的工业设计公司大相径庭。

　　其实并不难理解。在很多工业设计企业管理者眼中，设计是一个专业服务行业，以人为核心，把自己的灵光和思想外显出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和会计师、咨询师、律师差不多，业务通常建立在人的能力之上，对人的依赖性很强，对资本刺激不敏感。“和传统企业引入资本，扩大产品生产线就能赚钱不一样，我们一般更愿意把员工控制在自己全部能够认识的范围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老总告诉记者。这和蒋路波的看法不谋而合，“当一个设计公司大规模设计各种产品的时候，就是它走向衰落的开始，在我看来，设计公司就应该保持它鲜明的个性，这需要一个小的规模。”

　　当然，这样的想法也不是现在工业设计企业的主流。对待上市，更多的企业选择守望，LKK洛可可设计集团的董事长贾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最近没有考虑过集团上市的问题，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们也不会拒绝。”而让人奇怪的是，LKK洛可可和贾伟目前都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并充满冲劲。

　　如果从2004年11月30日贾伟独自一人创立LKK洛可可设计集团算起，8年间，LKK洛可可已经成为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伦敦五地拥有子公司的创新集团，成功和诺基亚、西门子、三星、壳牌、松下、施华洛世奇、联想、美的等诸多企业建立联系，共同完成新产品的开发，这样的发展速度让人咋舌。2012年2月11日，享誉全球的日本设计大师黑川雅之正式签约LKK洛可可设计集团旗下的[上上]生活美学品牌。目前，LKK洛可可设计集团正式确立了洛可可设计、[上上]、贾伟设计顾问三条业务路径，分别对应B2B、B2C和C2C三种市场领域。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设计未来将面对更加复杂和细分的市场环境，我们不光要为企业提供设计服务，也要直接面对消费者提供服务。”“未来，LKK洛可可不光是一家企业，还是一家为设计师背书的服务中心。消费者可以通过LKK洛可可直接接触设计师，请他们为自己定制需要的服务。”看着贾伟挥斥方遒的神态，记者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初见贾伟的日子，“您的企业有考虑过上创业板吗？”“当然想啊。”

　　是什么让贾伟改变了上市的热情呢？他并未对此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和同济同捷、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设计企业冲击IPO折戟沉沙不无关系。实际上，在上海同济同捷上市被拒之后，它的财务指标成为众多机构研究的重点。很多研究者在看完其报表后指出，虽然同济同捷符合证监会制定的“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的创业板IPO定量财务指标，但增长性不足，未来业务不稳定这一软肋也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

　　“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收益完全展示在大众面前，另一方面上市成功的概率却低得可怜，面对这样的状况，不用教大家也知道如何取舍。”此前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老总愤愤不平道。确实，中国工业设计企业发展时间不长，底蕴不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曾在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中恳切地写道：我国工业设计至今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不比创新能力和产品更新换代，就比政府部门对工业设计的重视程度，我们还望其项背⋯⋯比如英国设有国家设计委员会，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英国可以没有首相，但不能没有设计师”，现任首相布莱尔多次出面倡导工业设计。韩国产业资源部下设机构设计振兴院，每年国拨资金相当于3亿多人民币用于工业设计的示范、交流、评选等活动，每年评选总统大奖⋯⋯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现在仍然把发展工业设计视为国策，出政策、出资金扶持工业设计，充分说明它在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各级政府更应该对工业设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信中的话语言犹在耳，中国工业设计领域却已有了新的变化。随着中国民众的工资逐年提高，中国对工业设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2012年2月28日，由《中国妇女》杂志社、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和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共同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女性生活蓝皮书》在京发布，根据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中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个人月均收入为4,900.7元。其中广州最高，为11,200元；其次是上海，7,838.9元；第三是北京，6,952.8元；最低的是兰州，2,733元。这一数据与今年4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数据基本吻合。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芬兰设计师协会主席、ED-Design设计公司总经理塔帕尼•许沃宁告诉记者：“未来中国的设计市场将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它甚至很有可能替代欧美成为新一代设计公司向往的中心。”

　　可是，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国工业设计企业却很有可能难以承接迎面而来的需求。根据某相关机构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0万多家工业设计企业，上规模的大概只有1,000家左右。一位学设计的清华学生甚至告诉记者：“我们老师曾告诉我们，目前全国大学每年培养近30万的毕业生，社会上有近300万的相关人员，这个行业早已饱和了。”“这和国外的环境截然不同，那里，已经存在相对稳定的企业结构，走过了大肆并购的时代。”而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利于中小企业中众多工业设计企业稳定发展。某典当行总监黄志雄告诉记者：“现在办贷款，必须有抵押物，抵押物最好是不动产等实物，只有这样，银行才有可能放款给企业或个人。”很难想象，随着未来工业设计企业的不断扩张，这些有着大量无形资产和人才的企业资金链一旦绷紧，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渡过难关。不久前，英国的apkins和美国aecom两大设计公司（上市设计公司，营业收入都在几十亿美元以上）在中国大肆收购中国设计公司，迅速布局中国业务，争抢行业人才。“每想到此，我的脑中就会闪出东方园林飞速扩张的数据，于是，我又可以沉沉睡去。”

　　设计的方向

　　虽然Lisa Ma的“Farmification”设计没有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但它并不妨碍这项设计在国外慢慢热起来。“很多科技公司和对科技感兴趣的人组成的圈子，他们觉得我这个设计‘很赞’。目前，我已经受到数字生活设计大会（DLD）的邀请，去和很多科技领袖深入交换该设计的方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而在新一届TED中，这个设计也被当做话题，供很多人来讨论。”在国外的设计界，“赞”代表着更有思想和内涵的作品，它既有创新上的突破，又和社会联系密切。这种设计在为设计师带来更大的认可和市场的同时，也使设计师有了更高的收入。

　　很早之前，一个艺术家写了一篇叫《我是我买的东西》的文章，在美国设计界引起了反响。而更加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奠定了现在欧洲新设计的基础，在欧洲的设计师看来，既然人可以通过他买的东西来确定性格和交际圈，那么通过划分概念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这就好像有一家洗衣粉公司为自己洗衣粉设计出很多有意思的概念，当消费者通过Facebook为某一项概念作出评价，这家公司就可以藉此来确定该人的喜好，愿意在哪方面进行消费，他也会成为一个代表，慢慢影响他的朋友圈作出近似的选择。

　　所以，现在很多欧洲的设计师就是这个生态圈子的代表，设计师通过与目标人群进行接触，设计出某种可解决该人群问题的方案，如果这一方案足够“赞”，那么他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大公司也就愿意和该设计师合作，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钱由此诞生，而且远比通常意义上的广告更加牢固。“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工业设计未来将走的方向。” Lisa Ma在电话那头告诉记者。

　　虽然记者不知道这样的模式是否会在国内出现，但难以否认的是，Lisa Ma的“Farmification”设计已经在国内找到“雏形”。2012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琳宣布：今年武钢将投入390亿发展非钢产业，其中包括养猪种菜，而且，按照计划，年内武钢养猪场的猪就可以出栏。在邓崎琳看来，青山区60万人中80%都是武钢人，快餐一顿就要上万份。所以，武钢就在武汉市周边丘林荒地买下了几千亩地，养猪、养鸡、种菜，搞立体养殖、绿色养殖。

　　当然，这也是武钢的无奈之举，随着中国钢铁全面过剩的情况逐渐加大，中国钢铁工业开始处于一个微利的经营状态。连续两年，中国钢铁生产行业年销售利润率已不到3%，远低于全国工业行业6%的平均利润水平。而另一方面，按粗钢表观消费量在6.88亿吨左右计算，中国钢铁产能的过剩率约已达到122%。上面是巨大的成本压力，下面是经济下行，钢铁产业现在十分困难。

　　“如果按眼下1吨螺纹钢的价格大概是4,700元计算，每公斤钢铁只有4.7元，而现在最便宜的猪肉每公斤已接近26元，一公斤钢材价格抵不上四两猪肉。”邓崎琳为大家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这并非是一个特例，6月11日，山西焦煤集团正式与双汇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太原市阳曲县开工建设生猪屠宰加工项目，计划年屠宰生猪200万头，加工肉制品10万吨，销售额将达30亿元至40亿元，项目力争一年内建成投产。此后，双方还有志于进军养殖和饲料生产，三期总投资达到8亿到10亿元。

　　这样的投资受到了多家公司研究员的抨击。一位行业研究员则直言道，“产业资本蜂拥而至，绝对是利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行业属于低门槛、完全竞争状态，很难获得超额利润。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该现象看空，经济学家智强就对此大加褒奖，他告诉记者：“不要忙着对这些企业泼冷水，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应该鼓励。明明知道炼铁挖煤利润微薄、产能过剩，还想通过舆论让这些企业改张易弦，这是十分荒谬的。”“随着经济的下行，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种菜养猪的道路上来，到时候，你怎么知道武钢、焦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包产到户的小岗现象’。”

　　这是一场几乎一面倒的社会舆论，对于跨界养猪企业，几乎所有的舆论都持不赞成态度；这是一种正在逐渐扩大的现象，最近2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4家知名企业宣布开始养猪；这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众多的管理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因他们知道，尊重和顺应市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时，事情很玄妙，东方企业家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自发的行为在西方已有了自觉地设计。截稿前，Lisa Ma通过邮件告诉记者，有人在看过她的设计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工厂提高效率、留住工人，还能有效地缓解未来粮食危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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