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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在《当代》2011年第5期读到谈歌的中篇小说《扩道》，一口气读完，感慨不已。那个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想着《扩道》的事情。它似乎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刺痛了我终日困守书屋的灵魂，让我不得不思索有关人性的问题。第二天，我决定把《扩道》当作阅读题目，写一些肤浅的点滴感受，不为其他，只为自己能睡得好觉。此篇阅读不会写得很长，只不过想写出对此篇小说中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感受，那就是有关人性问题的感触。
谈歌是一个很熟悉却也很陌生的作家。说熟悉，是因为读过他作品绝非一两部，像他的《豆腐脑年谱》，让我佩服不已，他把处世之道与为官之术糅合在一起，在作品中达到了一种精神高度；说是陌生，是因为我糟糕的记忆力让我常记不住人名，即使读过他的作品也常会忘记他的名字。在我有限的印象中（这是从作品所能追忆的印象，而不是由作家名字想起的印象）他很善于书写矛盾，文章一开始，就让读者陷入矛盾中，而这种矛盾往往是有关政治体制的，他是一位善于书写政坛官场的小说家。他的《大厂》把工厂方方面面的“窝心事”，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如扇骨般都归结到一厂之长吕建国身上，通过他之所历所感，描绘了厂内外众生相，映现了当今社会的浮世图。《扩道》也是如此，一开篇就呈现了诸重矛盾，最棘手的当然是政治问题。
作者是北方人，作品描写的也是北方的风土人情。这一点倒是适合我个人口味。我不是任何小说都读，总希望在小说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看到自己身边的事情，注定出生北方的我总喜欢看有关北方小说，尤其是西北的故事。任你说上海故事有多美好，我看着总会觉得隔着一层东西。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音，我一直觉得，只有阅历丰富，才能写出内涵丰富的作品。曾经看报纸，说琼瑶过得完全是书斋生活，出门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所以她的爱情小说也注定只是一场美好的梦想，总是缺乏一种真实的东西。这就好比，没吃过西湖醋鱼，任你怎么想象、描述，也写不出西湖醋鱼的味道。作家谈歌的经历很丰富，先后做过锅炉工、修理工、车间主任、地质队长、机关秘书、宣传干部、报社记者、政府副市长等职务，所以作品常有这些人的影子，也能很好地把握到这些人的精神特征，能把他们写活了。
谈歌《扩道》讲述的是有关西里县的故事。记者李小鹿奉命前往西里县采访。新上任的西里县县委书记张辰光接下前几任留下的一堆烂摊子，正面临重重危机：
第一件事：信用社追讨贷款。西里县信用社被上个世纪末将近十多个亿的呆账压垮了。信用社为追款的事儿，做了不少工作，可收效甚微。许多人欠着信用社一屁股账，就是不还。有的高级轿车坐着，别墅住着，就硬说没钱。几届领导班子，都曾为这件事采取过措施，可都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拆违。为取得经济发展，修建一条打通南北的一级公路通道，必须要拆违。可沿途十几公里，都是老百 姓临时搭建的商店，成了一个自发的农贸市场。上届班子下决心强拆！与老百姓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前任县委书记下台。如何圆满解决这件事，是对张辰光上台 执政的一大考验。?
第三件事，西里县国营棉纺厂破产。西里县国营棉纺厂是西里县规模最大的企业。可后来越来越糟，厂子开不出工资，靠贷款过日子。不说破产，也不说开工，就这么半死不活地拖了十几年。
第四件事，下洼地的土地征用问题。十八年前，一个名叫罗大明的商人投资了上千万，征了下洼地1200亩河滩地。当时双方商定，罗大明与下洼地村共 同开发，可是罗大明后来资金短缺，这件事就放下了。今年下洼地村竟强烈要求罗大明退回1200亩河滩地，还把罗大明告上了法庭。
新官上任，张辰光要解决的就是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解决了，什么矛盾也都没了，他的位子也就保住了。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四件事并不好解决，否则前任书记也不会下台。张辰光遇到的这些事情，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事情。拆迁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难题了。怎么解决？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小说中的县委书记张辰光是一个称职的、有手腕、有魄力的改革者，他成功解决这些难题，化解了所有矛盾。小说提供一种思路，这是由作家提出的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县委书记张辰光的成功，在于掌握方法。他掌握人性的弱点，从人性弱点去解决问题。不讲道理的钉子户，总有弱点吧，好，那我就找到你的弱点，看你怎么办。
一小撮钉子户坚持不搬迁，而这些钉子户的房子都是先听说政府拆迁后临时搭起来的违法建筑。他们听说政府要拆迁了，就将老弱残废婆娘娃儿一泼一泼推上风口浪尖。因此才有“西里县扩道拆违工程，已经启动三年”，却落得个“酿成了群体事件”的下场，书记陈向南被停职、县长周永建被免职。上任伊始，张辰光勇敢面对，亲临拆违现场，开启了扩道拆违的序幕。张辰光讲的几句话很感动人：“这件事，不是我张辰光决定的，也不是赵成久县长决定的，你们反对，就是反对全县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就是破坏全县人民的利益。”“我今天倒要问问你们，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为了自己的那一点点利益，就把老人家推来当炮灰？”逐个击破，有理有据，掌握方法，会有希望成功。不过这方法，也不是总能成功。现实生活中的拆迁，问题太多，你说不清，我也说不清，他也说不清。
谈歌的小说喜欢抖包袱，在他揭示剧情前，你常无法猜测结果。十八年前，商人罗大明投资了上千万，征了下洼地1200亩河滩地，要与下洼地村共同开发。可因为罗大明资金短缺，计划泡汤，土地也一直闲着。十八年后，有一个商人掏了100万定金，扬言要开发这块土地，只要他能得到这块地，会继续投资搞房地产。于是下洼地村村民强烈要求罗大明退回1200亩河滩地的土地权，还把罗大明告上了法庭，让他赔钱。
可土地地处下洼，能否开发成为一个疑问。商人为什么要开发这块地，这成为很多人纳闷的问题。任谁也想不到，原来一切是个精心设计的局，商人用100万元“钓”回了罗大明的1000万元，等到做发财梦的下洼地村村民赔了罗大明1000万元之后，商人再也不搭理反复无常、薄情寡义的下洼地村村民。
记者刘文玉也是谈歌的一个包袱。表面看到的常会是虚假的，我们常被外表迷惑。记者李小鹿一直认为刘文玉很庸俗，胸无点墨。刘文玉被人们当做混混儿，蔫头蔫脑，混了正高职称。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做出那样一副庸俗的样子，又会溜须拍马，脸皮很厚。可后来，我们才知道：刘文玉是一个有本事、有才学的人。人生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常见的那种，活蹦乱跳，生怕别人不理解；一种是淡然处之，宠辱不惊。刘文玉显然属于第二种，他一生不喜欢抛头露面，文章发表了就是，他不在乎署不署名。他活得很淡然，获得很有格调。
《扩道》是一部官场小说，满篇都讲的是官员怎么解决政治问题。但我不喜欢政治，管你什么政治秘诀，到我这里都如同垃圾一样。抛开政治的主线，我只看到整部小说中的一个分支，我关注的是小说对人性的探讨，这是一部深入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小说！
《扩道》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瞠目结舌的故事：
1941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兵力在西里县阻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战斗进行了一天两夜，这一个团的战士只剩下几十个人和十八名伤员。阻击的任务完成后，这几十个人的队伍就撤出了，十八名伤员藏在了下洼地村。日本人在这个村子贴出了一张限期的布告，要求这个村子在三天之内交出负伤的中国士兵，便不再血洗这个村子。结局很令人失望，没有用三天，就在第二天，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就商量定了，把十八名伤病员绑了，押到村外，交给了日本人。于是，这十八名伤病员就被日本人绑在了村外河滩的柳树林里，用刺刀挑了。当年村子里一个叫小山儿的放羊的孩子，听到村民们商量的事儿马上就告诉了养伤的士兵，士兵让他快去给部队通风报信。小山儿还没有跑出村去，就被村民抓住了捆绑起来。幸好绑得不牢，小山儿逃了。等到小山儿找到部队再赶来时，那些伤病员已经被日本人用刺刀挑了，村民却众口一词地对部队说，伤员们离开了村子，他们不知去向。用张辰光的话来说：真是“很丢人呀！”
下洼地村出卖十八名伤员给日本人后，集体失声，绝口不提真相。“出卖伤病员的事情，这个村子竟然没有人承认带头。”“他们甚至打出了另外的旗号，他们当年向日本人交出去的是国民党士兵。是革命的行为。”要是下洼村的人能警醒过来，改正过来，勤劳致富也还罢了，可是他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人性，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有些变本加厉似的继续做着蠢事：当年逃出去的小山儿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并改名为罗大明。当下洼地村得知有这样一个乡亲时，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求上门去，以亲情和乡情跪求罗大明拉村子一把。罗大明不计前嫌，明知下洼地村那1200亩乱河滩就是一片死地，仍倾其所有，把1000万元交给家乡投资办企业。下洼地村民见到白花花的银子，哪有什么发展生产的兴趣，而是把卖地钱分来花掉了。当又一个财势更大的商人出现在下洼地村面前时，下洼地村的村民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又一次选择背叛，选择了出卖罗大明。这个大商人叫楚昆阳，愿意出大价买下这1200亩不毛之地做房地产开发，并付了100万定金。下洼地村绝无反顾，不依不饶，使出百般手段赶走罗大明时，全村竟恬不知耻地放起鞭炮。不过，这一次，下洼地村及其村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来，这个为下洼地村挖掘陷阱的楚昆阳，竟是当年抗日名将之后，他爷爷就是那十八烈士的中央军“老团长”。楚昆阳用100万元“钓”回了罗大明的1000万元，惩罚了下洼地村叛徒后代们的村德民风。接着楚昆阳把这1000万元投入南北大道建设工程。
人都有利己心，这无可厚非，利己心本无善恶，但为求利己而去害人，这就有违道德了。老百姓怕死，为了全村人活命，在日本人的威胁下，将伤员交了出去。尽管这的确让人很痛心，但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你没法子从现代人的道德层面去痛斥他们。人，谁不怕死，在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有爱国精神与不怕死的意志，否则日军也不至于长驱直入。只能说这些村民缺少气节与精神，我没资格强烈谴责他们出买伤员的行为，在那种情况下，有谁能有魄力毅然赴死呢。在影视片中，总是把老百姓觉悟写得很高，那是不真实的。舍生取义，不是没有；贪生怕死，也不是没有。违心还是真心，反正有人做了日本人的顺民。最近读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觉得很压抑，我们民族为何缺少大和民族那种团结与坚毅。固然有英雄，可狗熊的数量也不少，读得让你不愿意再去读了。
真正让人心酸和痛楚的是：下洼地村人贪婪与忘恩负义。尽管我们鄙视出卖抗日志士的行为，但我们没法在面临生命威胁之失常行为背景下去用国家大义笔诛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同一水平面，别把自己的道德也拔高了。但贪婪与忘恩负义却真是让人极度鄙夷的行为。“仗义每在屠狗辈”，中国老百姓重情义，乡下人讲报恩。可惜的是，下洼地村没有去报答罗大明的恩德。罗大明借着买地（没啥用处的下洼盐碱地）掏出自己所有钱，让乡亲们发展生产，可他的乡亲却把钱全花了。这倒罢了，你可以说他们没有发展眼光，鼠目寸光。可让人难过的是，村民们拿走钱总去给罗大明捣乱，偷偷拆走罗大明建筑的围墙，偷人家的机器。更气恼的是，下洼地村人花光钱后，根本不记人家的好。翻脸不认人了，逼着罗大明赶快卷铺盖走人。你用肉养了一条狗，狗吃完后，摇摇尾巴走了得了，却扑过来反咬一口，你痛不？不报恩还来害你，这就与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冲突了。这种人，自古至今，都是受谴责的对象。
很多人认为当下社会“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前几天看见杨恒均的博文，他认为“如果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有了互联网的十年，中国人个体的素质不是低，而是高了；中国人个体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别纠缠谁对谁错的问题。人性问题太过于沉重，太过于复杂，是我们难以驾驭的问题。 人性是善还是恶？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对人性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只言片语能讲清楚。勿论百姓素质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一点值得确认，泯灭人性、悖逆道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即使老百姓素质提高了，践履道德的意识却并不是跟着也提高了，淳朴已不适合形容所有的乡村百姓。
贪婪诱引我们把道德抛之脑后，金钱让我们迷失淳良本性。不可否认一个事实：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我的很多乡亲被浸蚀人性，丢弃道德外衣，他们眼中只看到利益，什么人情乡谊已经被遗忘了。利益使人争，古来皆如此。
二十年前，我的家乡很穷，人活得比较简单，父老乡亲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有吃有住那就是人间美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好相处，整个村子也一团和气，谈不上夜不闭户，也称得上是其乐陶陶。现在那份和气，早已荡然无存，人和人间的关系只剩下利益的关联了。有一位担任小组长的兄长以前人很豪爽，待人很热忱，谁家有啥事都热心帮忙。自从承包村里的山沟、担任小组长，人慢慢变了，眼中只有自己家的事，只想着怎么赚钱。不愿意缴承包沟的费用，说是自己植树造林造福乡里，保护水土功在千秋；不愿意交水费，说是水是地下的，谁都能用。他偷偷卖了队里几处宅基地，把钱悄悄装进自己腰包，谁问钱的去处就打谁。还纠合一帮子人，上大队干部门前闹事，让不满意他的村干部赶紧下台，刁蛮耍野。最近又卖了一些宅基地，说是要给村里修水泥路。
不仅是小队干部，上面的村干部也在腐化。上面修公路征用土地，赔偿土地的款子被村长拿走了不少。老百姓上访到乡里，乡里派的人和稀泥，说是查无实据。老百姓上访到县里，县里又把事情压到乡里，最后仅是将村长撤职了事，至于。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我们为了财富，为了经济利益，究竟丢了什么？ 此等事情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欲无底，望无边
只是唤醒了人的欲望之后,该做必要的节制,可你却没有去做,
整部小说，我只看到三个人，或许我看到的比较片面，因为我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看的。但这三个人——张辰光、刘文玉、罗大明——在我看来，在小说中的确是很重要的。三个人就像文章的三根柱子，是他们支起了小说框架：张辰光是政治主体的柱子，刘文玉是才学与生活的柱子，罗大明则是道德的柱子。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很杰出，张辰光理性与机智地解决西里县的政治危机，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与体恤百姓的胸怀，在政治决策方面是成功的，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刘文玉颇有文采，他的文章至情至理，或激烈、或委婉，抑扬顿挫、纵横捭阖，堪称大手笔，但他长久甘于默默无闻，什么事都淡然处之，宠辱不惊，这是一种高境界的生活态度；罗大明虽是商人，但他并不市侩，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他是道德楷模，他为了故乡奉献所有的财富，那是一个的忘恩负义的故乡。可惜的是，文章结尾张辰光被调走了，刘文玉和罗大明去世了，三根柱子全没了，全塌了。于是，我感到阵阵心痛。
路，在哪里，就这么结尾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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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6 15:4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