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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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先生有一张他给当年班长点烟的照片，配文字云：“给当时的班长王行长点上一支烟。”乍一看，没明白。这班长名叫“行长”？或者现在是“行长”，当年不是“行长”？
  几乎谁都有过班长，比如学校里的班长，还有班干部。同学，当年同起步，都是阿猫阿狗，多年下来，有的进步了，于是有职务，就有了职务称呼；有的原地踏步，仍然阿猫阿狗，揪过来就喝酒；有的退步了，甚至潦倒。印象中风行同学聚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到我回来了，听议论有个同学在同学会上吹牛，说他跟单位同事干架，声称：我的某某同学是组织部的！当时很惊愕，觉得说这话的，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掉价。另一个出了一本书，让一个官同学给作序。在国外，几乎没有拿自己跟某官员是同学或亲戚来吓唬或炫耀的，用一个被说烂的词：中国“官本位”。
  我这个人，一直对“官”缺乏敏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反感，但对同学或者朋友熟人，我还真不会去反感，只是不往这方面去想。我承认我是内外有别，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没把“官”想成“官”，也经常不经意间得罪了人，有时搞得自己也很尴尬。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个大学学兄，当时他是省部级官员了。本来我们挺熟，他的人也不错，而且是知识分子出身。见面了，我很自然直呼其名。我发觉他顿时没有反应了。表情仍然是微笑，甚至仍然是友好的，但目光是陌生的。我再说什么，他都只是友好地微笑着，没应答。有一刻，我怀疑是不是认错人了？过后我确认那应该是我的学兄某某某的，我不至于糊涂到把这么熟的人认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说话呢？不说话，又为什么保持着微笑，乃至友好的表情呢？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人一旦成了领导，其言行就让人捉摸不透了。有时候看似、听似这么回事，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比如领导开会发言，作指示，几乎句句在理，字字珠矶，但似是而非；或者，每次讲话都提到要改革，让我感觉改革就要启动了，每次如此，每年如此，年年月月，原来并不如此。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以解读“领导讲话”、“文件精神”为专业的人。
  那个同学跟我只是学友关系，冒犯了人家，只是我落得尴尬。也罢，我也没什么必须跟官场打交道的事。但是如果是上司，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现在供职的学院，书记也是我大学同学。当年毕业，他留校，我本来也留校，但是被人搞了手脚，不服，闹，又被严厉处理，最后被发配到了农村。当时为什么偏想留校？主要是喜欢大学的氛围。也因此，虽然母校对我不公，我回城里时，仍然常往那里跑。一找曾竭力推荐我留校的孙绍振老师，我敬佩他，他也欣赏我。只是他是老师，在他面前毕竟难以张狂。再就是去找这个留校的老同学，他住在学校。
  我们，连同几个青年教师，还有分配到外面的同学，大家一起侃聊。关于文学，关于热点的思潮，那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每次见面，老话题还没尽兴，又有了新的话题。现在我还纳闷，那时代怎么有那么强的问题意识？有时候，聊着，喝点，喝得微醉，我就横在他的床上。那时我女友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水流破布挂。他呢，虽然结婚了，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不大的宿舍里仍有着一张双人床，我就不客气地鸠占鹊巢了。若干年后我还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他们的床铺我躺得不比她少。
  熟络的关系一直到了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仍然经常跑到他家聊。那时他已经有比较象样的住处，不是原来只是一间房，是单元房。但是妻子也调来了，孩子也有了，我们就在厅上聊，海内海外。那年代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思潮了，他已是政工干部，我为什么仍然能够跟他聊？可能是因为他仍有一颗搞学术的心。这样的心是柔软的，因此能够沟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人不错，我一个同事半开玩笑说他：这才是共产党员！当然是从一般人曾经理解的共产党员的角度，也是共产党自己所标榜的。也确实，如果能做到，我们为何要纠缠于拿什么主义当招牌呢？
  我的同学或朋友中不乏当官的，那些不是铁杆官棍的，我都能接受他们。当然或者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憎恶，所以在我面前，拿出另一面来，比如还爱文学，写作着。但我觉得，只要存有这样的心，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挡他跟环境一同堕落。当然其实也应该说，他们官运受阻，他们普遍混得不太好。
  再回来说这老同学。从大学时期十几岁起，我就对他直呼其名。虽然当时他是学生干部，并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叫学生干部官职的。后来我读博士，他已经是我所就读的学院的书记，我只是博士生，但我没觉出来他是书记，仍时常想去他办公室侃聊。有时候去了，他位子空着，就问同办公室的（我也不知道这被我问的是副书记）：某某（他的名）呢？对方应：某（他的姓）书记不在。我愣，某书记？某书记是谁？哦，是某某（他的名）啊！
  后来，终于条件反射“某书记”就是“某某”了，我也已经毕业，留在这学院执教，成了他的同事了。

  遇到，我仍然“某某”“某某”地叫他。他也应，一点没有微笑着不说话的情形出现。于是我就没有感觉不对，继续。有时候见其他同事称他“某书记”，倒有点愣。一想，人家是对的，倒是我不对了。但让我叫他“某书记”，委实叫不出来。即便叫出来了，也不觉得是在叫他。这种情形在我爸身上就曾经有过，曾经，有他单位的人到我们家说要找“某书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爸什么时候成了书记，是什么书记，我都不知道。继而觉得我爸变陌生了，好一段时间才消除这种感觉。
  其实，名字就是拿来叫的，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当然，我不能承受我爸被称为“书记”，但我叫他还仍然要称“爸”的。但我弟弟的儿子从北美回来，小家伙称大人，除了爷爷奶奶，基本直呼其名。人家笑他，他还莫名其妙。
  直呼其名还是一种亲近的表示，比如有人喜欢称呼陈凯歌为“凯歌”、张艺谋为“艺谋”，熟人们也喜欢叫我“希我”，比叫我“陈老师”（非我学生的场合）舒服多了，更有人称我“陈作家”的，令我毛骨悚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于是继续叫他名字。有一次，我这么叫后，一个关系甚好的同事提醒我，你怎么直呼其名？确实，在大学里，不但学生对教师称呼“老师”，老师间，也互相礼貌地称呼对方“老师”的，所以当我一个学生称一个老师为“小某（姓）”时，我也觉得不顺耳，这是一种修养。何况他比我长十多岁呢，何况看起来，我们间的实际年龄差距还不止这么多。哪怕称人家“老师”也好。但是，他确实是我的同学嘛！
  既是老同学，就开诚布公。我问他：人家都叫你书记，我不这么叫，不好吧？他连连摆手：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就按你原来的叫。
  于是我继续叫。但渐渐的，也有了点在意。在一个以权力为“普世价值”的社会，人家不在乎，是人家的胸怀；你大大咧咧，是你的修养。但是“某书记”是绝对叫不出来的，也不想吓他。那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思维跑马，忽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叫《立论》的文章：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he，he he he h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a050701014dht.html?tj=1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