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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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翻译/艾诚 校译/魏一帆（Tim Hathaway） 来源:南方周末

“当汉学家很容易，今天的书100年前已经写出来了。”费正清的关门弟子柯伟林在2011年10月29日“辛亥百年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说，台下400位中国留学生一片笑声。

柯伟林幽默的理据是这些留学生自己都很方便体会的——“今天在任何机场书店可以找到很多讲中国的书，比如《中国觉醒》、《当中国统治世界》。但你去我们图书馆，看100年前关于中国的书，也都是《中国醒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苏醒》等等。”

柯伟林是国共两党都常与往来的中国研究专家。美中关系每有风吹草动，新华社大都会专访柯伟林让他“表态”；2010年10月，马英九与柯伟林对谈，接受他的建议，宣称将承认大陆学历、接纳大陆学生到台湾就读。



台湾慈湖雕塑公园收集了来自台湾各处废弃的蒋介石雕像一百七十余座。明尼苏达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约瑟夫· 艾伦在“帝国之后的中国”论坛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在柯伟林看来，蒋介石是非常倔强的人，对民国的军事成就贡献很大。 （Joseph Allen/图）

“帝国之后的中国”开幕，柯伟林继续幽默：“袁世凯曾向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打听如何建立宪法。艾略特推荐了他的朋友、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两年以后，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两个宪法，第一让袁世凯当一辈子的总统，第二让他当皇帝。这是哈佛大学对中国民主的‘贡献’，难怪他们从此不问我们的意见。”

在柯伟林看来，“辛亥革命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学校里教得并不好，而直到最近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讲授，在台湾和香港则是教得深但不广”。柯伟林主张，不能再囿于教科书式的简单定义，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找到‘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容易”。

过去的100年是中国试验国外政治模式的世纪，从议会政治、君主立宪到1920年代后列宁式政党执政，1949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共产党取而代之。不同于一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学术观点，柯伟林认为民国在许多方面很成功，譬如保卫领土和主权、促进企业和创业、基础建设、教育投资等等。

2011年11月5日，柯伟林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孙中山期待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南方周末：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众说纷纭，你个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是什么？

柯伟林：在哈佛大学的两个辛亥革命研讨会讲话时我说过，在很多方面，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革命过程。首先它带来了一个具有一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共和国，虽不是立竿见影，但放在整个共和时期来看的话，中国是个强国。1911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如果撇开政治，它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军事和经济发展还是令人注目的和积极的，但这些发展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缘故停止了。1978年中国在经济上明显重新接续了1930年代之后中断的路。

从某个方面来说，新共和成功地保卫了疆土，今天中国的边界基本上是民国和清朝的边界，惟一的例外是蒙古。尽管一系列的民国政府是弱势的，但它管理并保护了从清廷继承的庞大帝国，这是民国很大的成就。

而且在每届民国政府治下，中国的边界都受到国际认可。1911年的世界是有着几个大帝国的世界，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包括大清帝国等等；随后，其他帝国都基本消失了；而直到1945年，大清帝国留下的版图还基本上是完整的。

南方周末：你的观点是民国保卫了中国版图的完整？

柯伟林：是的。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民国时期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真正开始并繁荣的时期，甚至在那样不统一的时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高的。那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处在第二个黄金时代。

此外，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你会看到中国有形的变化，中国在具体方面变成了现代国家，如公路、铁路、港口等等。“实业计划”最终启发了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的理念，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可能是孙中山期待的，即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这“技术型政府”的观念对台湾有强烈的影响。1920和1930年代中国培养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效力台湾和美国，也尝试效力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由民国培养的人员编写的。

国民政府也奠定了国营企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的基础也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民国时期建立的，当时是为了发展工业和保卫中国。到1949年75％的工业已经国有化了。

革命时期引起变化的另一个领域是教育。旧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了，清末民初中国建立了很好的大学，不但有北大、上海交大等国立大学，还有私立大学，还有在中国的国际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医科大学之一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在当时已跻身世界的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大学体系，在1950年代被苏联化，在1960年代被摧毁。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大学系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重建了，最好的一些如北大、清华试图从苏联模式回到他们早期的传统，人们仍然记得早期优秀的根基。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谈到了1911年自由教育价值的基础，这很有意思。

今天你也看到新型的大学如民办学院，还有国际大学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回归，所以中国再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心之一。



柯伟林是国共两党都常与往来的中国研究专家。不同于一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学术观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革命过程，带来了一个具有一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共和国。 （朱又可/图）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是他的敌人描画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失败了，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柯伟林：大家认为革命失败，是从民主的角度而言。从某个方面来讲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因为清廷没有再回来。从政治方面来讲，革命仍然是成功的。

教科书通常说，孙中山是好人，袁世凯是坏人。事实上情况很复杂，两个人都并不完美。

总体来讲，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除了它最初宣称的“民享民有民治”的理念未能实现。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

柯伟林：现在许多方面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辛亥革命，譬如孙中山，人们把他看作积极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成就，其实更因为他的坚持，他顽强地追求他的中国梦，尽管在很多方面失败了。我想你也会看到中国有对蒋介石的重新评价。

我想现在大概是时候重新评价袁世凯了。其实30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对袁世凯做了公正的处理，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它是由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杨格（Ernest Young）写的（编注：《总统袁世凯：共和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与独裁统治》），那是人物传记的一个典范。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基本是由他的敌人描画的，这种描画太不假思索了。

15年前我在哈佛有个中国博士生，她做了篇论文，从段祺瑞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如果你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学生游行的话，也许会同情段祺瑞镇压学生游行的做法。这个博士对段祺瑞写了很正面的评论。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南方周末：蒋介石呢？

柯伟林：说到蒋介石，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的一点，是他对民国军事成就的贡献。1894到1895年清廷在几天之内就败于日本，但抗日战争坚持了8年时间，而日本战胜不了中国。这有很多原因，如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动员打一场现代战争，也因为蒋介石是非常倔强的人，永不言弃。

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是“大国崛起”，你看到的是什么？

柯伟林：我想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让已经能够做明智决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我认为对于要把中国带入下个世纪的未来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台湾所经历的60年？

柯伟林：60年是漫长的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仍是台湾的基本法，台湾的民主化是基于这个宪法的原则。我坚信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证据，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中国人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管理自己，也有足够的自我管理能力。

南方周末：有的学者认为当年辛亥革命是必须的，有的人认为如果能君主立宪的话更好。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柯伟林：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1911年和1912年革命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从1895年开始15年的时间有一批人矢志推翻清朝，清朝自己也不争气，体系早已开始崩溃。慈禧太后去世后，溥仪还是个未成年人，摄政王们不太强大或不够聪明。第二，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也是一种革命，科举停止了却没有建立新的制度。不少原本可以服务清廷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帮人都是重要人物。第三，有了新的专业的军队，却不一定对朝廷忠诚。有很多因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清廷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

我还是要强调，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有不少大学者如张朋园等，辩论如果君主政体坚持下去，中国会更好。但事实是，中国的君主失去了原来支持它的正统性，也失去了其道德权威，因此它结束得那么突然。也因此当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时，没人对这个感兴趣。这不是草根的起义，而是精英的造反，中国的精英失去对君主概念的信仰，是令人惊讶的。君主制在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的苟存变得困难，包括美国也曾有过国王，在日本和其他个别地方却不一样。

南方周末：今天的世界仍然不断有新的革命，也有人不赞成再搞革命。你怎样评价“革命”本身？

柯伟林：“革命”有不同的意义。传统的意义是天命的变化，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朝代更迭就是革命。辛亥革命很深刻但很短暂。1926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另一种革命，建立新政治制度、新国家、新国旗、新国歌等等。

我认为惟一不需要的革命是1949年之后的某些革命，如果没有经历这种“革命”，你想一下中国会多么富裕和强大！其他亚洲地区现代化了，发展了，但中国停滞了30年。

我可能要说，中国的革命太多了，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了。我们所有自称“中国的朋友”的人，期待中国繁荣，期待中国人的伟大天才以最富成效的方式服务于中国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想看到内乱或者大的不稳定。但为了进一步，有时需要退一步。世界不停地在变，中国领导人的责任是想一下未来的中国。

孙中山有句“天下为公”，“天下”不是全世界，它真正的意思是国家；“为”应该是作为的、做事的，是“为……服务”的；“公”是所有的人。国家的存在是为人服务，这至少是我对孙中山“天下为公”原初意义的乐观理解。

（感谢斯坦福大学博士方曌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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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00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