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逸事：包产到户政策八十年代多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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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
缘起
2010年金秋，农业部老部长何康等和我相聚江苏华西村。他说，咱们这些老家伙，余年不多了。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著述不少，但缺乏细节的回忆。当年五个“一号文件”主笔杜润生老，年已98，我是88，你也78了吧？什么时候找些老同志叙谈叙谈。何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一直抓农村生产力，躲过一劫、几劫。杜老一直捉摸生产关系，从批“小脚女人”与邓子恢一起，经常倒霉。那时还是抓生产力保险一点。
随后，在江苏张家港永联村，遇到农业部原副部长刘坚，他卸任后，当了国务院参事。自告奋勇说，此事我们参事室可以来张罗张罗。
11月初，在京开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中国改革》杂志编者说，不要等，可以先写点东西出来。11月5日，去探视杜润生老，他年虽九十八，仍能清晰读出我在信封上写的“杜老”，紧紧握手，似有无尽的意愿要表达。
我想，这倒也是个事。趁我自己还未老年痴呆，先拉杂写来，以供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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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
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同志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2－3个学徒，3－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大乡小乡
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黑的，谁家是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那时还未放开个私经济）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同为无锡人的老革命——陆定一大力支持；薛暮桥开始时曾反对。他看了钱桥钢厂，说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
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全国；二次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俺自己的。”真是简单明了，一听就懂。2002年，杜润生同志九十大寿。7月18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聚会。中农办陈锡文同志讲到，年青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农研室工作，在电梯上碰到杜润生，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就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作了试验。1979年2月6日，时任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
“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44页）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引起震动。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1979年9月28日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提倡搞“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不过，华国锋在1979年3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倒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村改革，会上争论热烈。贵州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书记杨易辰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人讲话都上了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7日）的文件，即著名的75号文，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谓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说“依存”，就是说本身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总算在“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地区”等，“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分散决策”，责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个基础。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则在1983年“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文件语言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
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有些地方至今也未搞包产到户，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等，经济发展得很好。这证明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等措施不一刀切，允许试验，“可以、可以、也可以”，从多样化到逐步规范化，和而不同，是成功的经验。
http://news.qq.com/a/20101209/000861_2.htm
从江苏长江村给村民发真金白银引发的讨论，说到底还是市场经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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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能使用所见即所得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