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 别让戏说媚俗的制作泛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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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 别让戏说媚俗的制作泛滥网络
    张保宁

2012年03月23日08:3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来，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多起来了，这折射出多年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经过迷惘徘徊和艰难探索，又重新走回到现实主义创作的轨道上来，许多作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脚下的土地和眼前的生活，多层面挖掘和表现普通民众的心灵情感和精神状况，这对于重塑中国文学形象，发挥文学的社会责任，振兴民族精神和复兴民族文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脱离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就会走入歧途。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促进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市场的全球化，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交错碰撞，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就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而言，物质财富的增长成效显著，文化精神的建设却明显滞后。比如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特大型城市或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社会管理却缺乏创新，难以跟上，造成能源紧张，通胀频现；比如社会上下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不仅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更加激化，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社会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特别是金钱至上主义的盛行，不仅诱生出官场许多腐败大案要案，也造成社会上低级趣味意识行为的泛滥，八卦、搞笑、戏说充斥于民众日常的娱乐生活，穿越、玄幻、仙侠成为一些所谓玩文学者热衷的元素，低俗、媚俗和庸俗的制作泛滥于网络。这些都炙烤着国人的肉体和精神，急需社会公众的反思。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不能光有物质的丰富，更需要有精神文明的提升。当下的社会更渴望人文关怀，更需要重构民族精神。因此，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兴，正是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需要。

　　文艺创作向现实主义回归，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中国文学自《诗经》开始，就树起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大旗，“诗三百”真实地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500年的历史状况，具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所创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养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进步诗人和作家。此后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一直绵延不断，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到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诗风以及“实录”精神；从杜甫忧国忧民的《三吏》、《三别》，到白居易感时伤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西厢记》，到描写反映封建大家族腐朽没落走向崩溃的《红楼梦》，每一次文学高潮的到来或伟大作品的出现，几乎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标志的；就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尽管文学流派众多，创作方法不断出新，但“平民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和“为大众”的文学等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占据主流，并且成就斐然，贡献最为突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了辉煌。

　　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文化背景。中华民族自蒙昧之初，就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然条件的艰苦，生存的艰辛，一开始就使先民们养成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农耕经济催生的农耕文化，需要团结天下的生民，形成集体的力量，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从而孕育出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爱国爱家的优秀品质；同时关心民生，重视现实，救民于水火或施惠于民，成为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和重要职责。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文学，必然会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使在文学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神话作品，如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等，以及屈原、李白等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也都无不具有牺牲自我、勇于抗争、追求真理和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往往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

　　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受到历代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诗人和作家的重视，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创作是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毛泽东当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一文艺思想，曾经影响了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作家和诗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在这一文艺思想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增添了新的生活色彩和更加大众化的艺术表现手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生活成为更多作家、诗人的自觉行动，出现了《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红旗谱》、《红岩》等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和《玉门诗抄》、《天山牧歌》、《花的原野》等歌颂新生活的诗作。特别是作家柳青，在秦岭脚下的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创作出了史诗般的小说《创业史》，成为新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典范。回想柳青当年提出的“生活是作家的学校”的观点，觉得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值得今天的作家、诗人学习和继承。

　　现实主义文学需要不断吸收新的思想营养和艺术质素。文学要发展，文化要丰富，人文精神要日新，就要不断创新文学和文化观念。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已经成为今天的文学艺术无比丰富的生活矿藏，需要一切有责任、有抱负的作家和诗人去观察，去体验，去挖掘。“只有贴近大地，感受滚烫的生活”，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才能不断吸收新的生活养料，才能表现新的思想情感，才能为今天的读者创造出充满生活质感的新作品、好作品。

　　现实主义文学要创新，尤其要密切关注和善于发现时代精神的新质素。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必将促进人类精神文明发生新的质变。比如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不断创新，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共性化，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必然要求人类有更多的智慧和才能来处理各种矛盾，这将对人类的精神产生怎样的影响？再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促使农耕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将会有多少新的故事发生，又有多少新的思想产生？这些都需要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去思考，去把握。

　　现实主义作品来源于生活，但不等于是对生活的照搬照抄，需要诗人、作家的艺术提炼。在当下，对绝大多数诗人和作家来说，尤其需要加强自己的艺术素养，努力提升自己观察生活、把握时代精神、提炼作品思想的艺术能力，防止文学创作粗鄙化倾向的泛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这方面提供了学习的范例。不论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还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毕飞宇的《推拿》，这五部作品不仅富有生活质感，而且都展示出作者长期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提炼功力。这些都是他们自觉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法则，始终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始终把目光和笔触放在人民的身上，始终追求艺术的真理的结果。在欣见现实主义文学复兴的今天，这种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精神尤为可贵，值得一切文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责任编辑：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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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应该是一种艺术，现在似乎只是赚钱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