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浆糊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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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看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一书，书中提到，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武宗正德年间颇受訾议，举正德十二年翰林院学士刘春（字仲仁，号东川，四川巴县人，1459-1521）〈薛思庵先生野录序〉为证，其文攻击阳明「良知」说云：「世之深造未切，大本未立，《大学》格物、《中庸》至诚，曾未一造其藩篱，乍见良知，便指为圣，甚者九千仲尼，七十曰仁，直自负为千古无前之人豪，安得不惑人心而乱正道也！」（页37-38）

但据《阳明年谱》或学者的研究，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在正德十五、六年间，若此序文撰于正德十二年，与向来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作者又在注中指出，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嘉靖三十三年刘起宗刻本）卷五亦有〈思庵野录序〉，文字全然不同。因为作者注文的说明，引起自己好奇心，想看看二序文字上的异同为何。

《思庵野录》是明代陕西学者薛敬之（字显思，号野庵，1435-1508）的著作。薛氏去世后，其孙在四川内江县任上欲刊刻此书，故请已致仕回乡的刘春作序。作者引用的刘氏序文，乃根据《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民国年间陕西通志馆排印《关中丛书》本：
  
比对之下，引用的文字没有问题。不过，通读全篇序文，却令人觉得奇怪。一来，刘氏卒於正德十六年，文末所署撰序时间是正德十二年，虽没有问题，但文中却出现明世宗「嘉靖」、神宗「万历」年号，可见此序文不可能是刘氏所撰。其次，页一末「没世不忘」和页二首行「其字而。。。」之间，感觉并不连贯。而比对《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五所收〈思庵野录序〉，《丛书》本序文页一文字完全未见，仅页二首行「其字而其孙祖学内江之政亦克绳武其祖云」相同，「正德十二年」以下文字也未见。不过古人将序文收入文集中时，多半会将撰序时间略去，此点可以理解。所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五所收〈思庵野录序〉，应是刘春所撰原序，而《丛书》本〈薛思庵先生野录序〉，则为他人所撰。

还好《关中丛书》本《思庵野录》尚有其它影本，《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二辑《西北稀见丛书文献》第八卷亦收此书。比对之下，才令人恍然大悟。原来〈薛思庵先生野录序〉是孙丕扬（字孝叔，号立山，陕西富平县人，1531-1614）所撰序文，和刘春无关。查《西北稀见丛书文献》影印《关中丛书》本《思庵野录》书前几篇序文，依次为：邹元标、孙丕扬、冯从吾、刘春、郭玺。而《丛书集成续编》在影印时，做了四合一的工作，但在剪贴拼接时出了问题。邹序在前，还没出问题；接下来则是把孙序页一和刘序页二合并，又把郭序页一和冯序页二合并；接下来刘序页一和孙序页二合并，最后又将冯序页一和郭序页二三合并。这种乾坤大挪移的高超手段，使得孙丕扬的〈薛思庵先生野录序〉，成了「孙头刘尾」，引用稍一不慎，便会弄出了乌龙事件。所以作者书中所言，正德年间刘春批评阳明「良知」学说云云，其实是万历末年关中学者孙丕扬对阳明后学的批评。时间、对象都有差异，不应混为一谈。不过，这种错误的形成，不知道该怪作者还是出版商了。还好有电子书方便查阅，不然，为了这种小疑问，还得跑图书馆翻书比对，也真够累人的！话说回来，作者用力甚勤，《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引用史料甚多，此等小问题，不足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