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科学”文献出版商如何压制“科学”交流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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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Taylor是一位从事引文索引的电脑程序工作者，也是英国Bristol大学一位研究恐龙的古生物学家。他的博客内容大多与古生物学和期刊开放获取相关。近日Mike撰文对开放获取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现全文翻译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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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与科学文献出版业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对此地的混乱状态略知一二。著者已经将科学文献出版商化友为敌，虽然出版商声称他们乐于同著者合作，但博客上“无人看管”的评论无疑会揭开其真实面目，两者真可谓互相仇视。The Cost of Knowledge的联合抵制就是目前紧张局面的最好例证，已经有超过6000名研究人员宣布拒绝为Elsevier下属期刊撰稿、编辑和审稿。事态何以发展至此？下一步又当如何？

问题源于因特网的出现。确切的说，是因特网解决了旧有模式存在的问题，却又为某些机构带来了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事实上，也许只是对这些机构而言，问题才是问题。

过去，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并非像现在一样轻而易举。出版商从著者手中拿到手写的稿件后还要经过校对、润色、排版、刊印和发行等一系列过程。编辑人员对文章进行校对和润色。排版也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当文中涉及到复杂的方程式和图表。刊印昂贵且费时。期刊发行到世界各地也需要大量资源。2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出版商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出版商也因此深受研究人员的尊敬和爱戴。

正如长途电话网络的出现让电报黯然失色，悄然退场；电脑的出现也让“怀揣利器”的出版商变得无足轻重。著者提交可机读的文章和数据后，几乎所有的排版工作就已经完成，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照相稿甚至不需要任何排版工作。印刷不需要了，复制免费还快捷，效果也很完美。世界范围的传播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瞬间即可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人会认为，传统文献出版商将强化和扩展其编辑功能以获得发展空间。事实却恰恰相反。令人瞠目的是，他们几乎不再做编辑和审稿工作，大多数期刊要求著者在提交稿件时就严格按照格式标准做好文章的编撰。前一段时间，一个同事就放弃了向某杂志投稿，原因是该文仅因一些非常简单的格式问题被3次拒稿，比如破折号使用有误等。

为什么出版商将仅存的真正有所贡献的编辑工作置于一边呢？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互联网的出现使出版和发行成本大大降低，缩减编辑成本可使短期收益进一步增加。此举效果也很明显，国际四大出版集团(Elsevier，Springer，Wiley，and Informa)定期发布的营运收益显示其利润可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举例而言，2011年第一季度，Wiley集团拥有253万美元的收入，利润达106万美元之多，利润率竟然高达42%。

巨大的利润来源于长期的投入。著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况由来已久，小声抱怨已经发展成了咆哮。The Cost of Knowledge网站列出Elsevier的三大罪状：价格高昂，捆绑销售低质量期刊，支持SOPA(Stop Online Piracy Act)、PIPA(PROTECT IP Act)和研究著作法案(三个倒退的、具有惩罚性质的、试图将版权垄断的法案)。积怨越来越深，矛盾一触即发。技术问题已经不能成为收费原因，出版商只能以版权付费作为壁垒。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因为文献出版商想要的付费壁垒与著者想要的全球公开获取截然相反。著者和出版商正两军对垒，磨刀霍霍。

任何商业模式，只要存在人为设置的障碍，都是一种失败。信息的传递理应畅通无阻，阻碍信息自由转播的商业模式必将灭亡。企鹅出版集团曾做出停止为网络提供电子书下载的荒谬决定，他们担心下载电子书对读者来说过于容易，如果存在一定程度的阻力，就好比如果要去图书馆借阅书籍，读者可能会因此选择购买而不是借阅。但事实上，这种充满敌意的举措并不会让读者更多购买企鹅集团的书，而是选择从别的地方借阅甚至盗版。此举恰如赌徒最后抛出的绝望的骰子一般。

但问题是，一只体型庞大的动物的在垂死挣扎的时候会摧毁很多东西。

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研究人员还是会将他们的著作交给传统出版商，交出了版权还要付费。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并抛弃传统出版商另起炉灶？事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举措已经开始，The Cost Of Knowledge的联合抵制就是一例，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一纸檄文，而不是试图劝服Elsevier的建议。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在2003年由研究人员发起的非营利性出版商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旗下共有七家杂志，均为开放获取。PLoS ONE为其中之一，2006年创刊以来已经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期刊，2011年共刊发了13,798篇学术著作。开放获取期刊也可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PLoS生物学的影响因子(IF)就非常高，但PLoS一直在弱化这个传统的、存在诸多问题的期刊质量衡量方法，因此在PLoS网站上并没有该期刊影响因子的特别标识。目前，非开放获取出版商仍能维系的原因在于研究人员与其所在单位图书馆间的断档。由于目前科学界愚蠢的晋升考核制度，研究人员需要选择所在单位图书馆已经购买了获取权的期刊来发表文章。科研成果的内在价值不由研究本身决定，而是决定于该文章是否发表在了著名的杂志上。因此，即便以文章自由获取的丧失为代价，研究人员还是不得不选择将文章发表在那些所谓的最好的杂志上。版面费昂贵，但我们仍不能拒绝发表。对大多数研究人员而言，他们也似乎并不在乎费用问题。文献出版市场混乱不堪。

正是基于此，传统的出版商誓不退让，他们对于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应拒绝将其研究成果供给这些非开放获取的期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成立相应的资助机构和求职委员会来对候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而非依靠杂志的品牌效应。

可喜的是，目前已经有向这个方向转变的迹象。威康信托基金会称，在决定是否对相关研究进行资助的时候，研究的内在质量最为重要，而不是其发表的期刊的名称。科学界还需要有更多类似的机构作此表态。因为只有这样，研究人员才不需要把他们最好的成果发给那些寄生虫式的和所谓大牌的非开放获取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