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减产vs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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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粮食减产——增加进口粮食数量将影响世界粮食价格(美国地球政策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2004年2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措施（拨款）——增加25%的农业预算，约30亿美元。新增款项主要用于提高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的政府购买价格，以及改进粮食灌溉设施。中国政府在正常预算之外如此大幅度增加投入，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

   195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为9千万吨，这一数字到了1998年是3.92亿吨，增长速度惊人。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的4年里，中国的粮食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到2003年，已经降到了3.22亿吨。换一个角度说，7千万吨的降幅超过了加拿大的粮食总产量。

   中国垄断性的三种主要农作物（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都有下降。其中，主要生长于旱地的小麦下降最快。随着粮食储备的减少和国内粮食价格的攀升，中国的粮食购买代表团最近已经走访了几个粮食出口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购买的5百万吨粮食已经抬升了世界小麦的价格。

    但是，这仅仅是地震前的微震，（更大的影响在后面）。由于中国曾经拥有非常坚实的粮食储备基础，这几年来的粮食产量不足被掩盖了。但是储备会很快耗尽，迫使政府不得不依赖进口弥补不足。

    去年，中国小麦的种植和消费缺口为1千9百万吨。大约在来年中国的小麦储备就会面临枯竭，所有的短缺不得不以进口弥补。在某些方面，稻米的短缺更为严重。现在全世界的稻米出口总量仅有2千6百万吨，填补中国2千万吨的稻米短缺势必引起世界水稻经济的波动。中国的玉米缺口为1千5百万，而且储备量几乎已经用尽，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也要进口玉米。

    毫无疑问，困局即将来临。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农作物产量降低，需求却在攀升，每年新增人口1千1百万，还有相伴的快速增长的收入。收入提升，会自然抬升他们食物链的层次，更多地消费以玉米为食物源的肉食动物，如猪肉、家禽、蛋类，以及牛肉和奶类。

   中国粮食减产主要源于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从1998年的9千万公顷降至2003年的7千6百万公顷。几大诱因促成了粮食面积的减少：水源不足；沙漠化扩大；农用地转做非农用途；转种高经济作物；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缺失导致的一年两熟种植方式的减少。

    在中国北部地区，随着地下水的减少和灌溉井的枯竭，农民转种低产量的旱地作物，更有甚者，弃地撂荒。在对短缺的水资源的竞争中，城市和工业用水总是获得最先的满足，农业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水供给。水源的缺乏只会导致撂荒或者成倍的粮食产量减少。

    不断扩大的沙漠化面积使农业丧失了更多的土地，比如戈壁，每年大约吞噬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中国中西部接受政府补贴的农民只得以种植粮食的土地种植树木以阻止沙漠的推进。

    城市扩张，工业建设和公路建设都进一步减少了农用土地。对兴建商业开发区和住宅区的热情，以及为吸引投资和扩大就业而兴建的工业园，都占用了大量的农用地。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报告， 6000个开发区和工业园约占用了3千5百万公顷土地。

    发展汽车也是有代价的，每增加20辆汽车，大约需要0.4公顷土地用于建设停车场、道路和高速公路。以此估算，2003年200万辆汽车销售意味着占用了约10万个足球场面积的土地。

    在中国农村，很多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而改种高附加值的水果和蔬菜。在过去的11年间，水果和蔬菜的种植面积都在增加，每年大约扩张130万公顷。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很难保证原有的一年两熟的农业种植。举例来说，曾经被广泛适用的冬小麦和夏玉米混合种植，所依赖的就是每年6月小麦成熟时立即准备玉米的播种。现在的很多农村因为缺乏劳动力，这种转换已经很难实现，一年两熟的种植面积正在缩水
。
    即使有了政府的经济刺激机制，扭转粮食减产的局面也非易事。农用土地流失的各个诱因都由多个要素构成，扭转其中之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全局性的转变更让人难以置信。如果新颁布的激励机制遇上了千载难逢的自然条件的配合，适度的粮食增产是可能的。但根本上这只能是暂时的缓解。

    中国是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但是其历史性的增长现在却在遭受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制约。中国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该国的农业减产后果并不只限于中国国内，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

    除非遭遇经济崩溃，中国很快将不得不从国际市场每年进口3千、4千或者5千万吨粮食。这发生在世界粮食储备位于30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农民因为灌溉水的缺乏而粮食减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世界粮食产量年年盈余，和半个世纪以来的粮食低价格，将成为历史。在世界经济蓝图中，高粮价将成为其中恒久的一部分。在未来的几年，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适应和调节越来越高的粮食价格。

    当中国求助于世界市场时，必将求助于控制几近世界粮食出口一半的美国。这会形成一种空前的地缘政治关系，拥有13亿人口，每年对美国贸易逆差为1200亿美元（足够购买美国全部粮食产量的两倍甚至更多）的中国将和美国国民抢购食物，也会因此推动美国和世界粮价的攀升。

    我们会看到，平均每天都会有2到3艘满载粮食的船只由美国开往中国，太平洋上往来的船会让中美两国经济上更紧密，但是，为了使两国人民都获得最大利益而合理调配粮食流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这也是新世纪美国外交的主要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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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
    首先有几个概念必须澄清：谷物、粮食和食物。

　　布朗一直谈“粮食”，这中有翻译的原因，他其实始终谈的概念是“谷物”，而非粮食。

　　谷物一般就是指小麦、稻米和玉米。粮食概念应该还包含薯类（土豆和红薯）和大豆，以此计，中国粮食不短缺。

　　按照1996年世界食物安全首脑会议重新确定的概念，没有“粮食安全”（Grain Security），只有“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食物不仅包含粮食，还有水果、蔬菜、肉类和水产品。[1]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食物渠道和统计口径更广了。

　　在布朗的观点上，人们长期以来把他所说的谷物和我们所理解的粮食、食物混淆，这个界定不清晰，油然而生对食品生存的担忧。
    布朗文中提到中国小麦、稻米和玉米不同程度的减产，这三种作物对耕地的依赖性最强，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确有不足之处。

　　在这三项里，玉米有进有出，前几年曾富余出口，去年因粮食减产停止了出口。事实是正因为1995～96年两年中国过量的粮食进口（超量进口200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玉米）导致了从1997年开始至2003年多年的粮价下跌。

　　在世界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是很小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米生产国。所以不管什么条件下，稻米必须坚持自给自足，如果大米出现短缺，谁也救不了中国。事实上所有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都依赖自给，邻国日本也如此。

　　我们深知这种压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增产幅度最大的就是水稻，以致早些年（1995年左右）库存积压最多的就是早籼稻（杂交稻的一种，品质较差），今年粮食产量回升，提升量又是以早籼稻居多，又进了库存，所以增产未必有效，增量未必是好事。

　　中国唯一的软肋是小麦，我们确实存在不足。这种不足很大程度上是优良品种的小麦适宜种植地区不足，如面包和方面面的专用小麦，我国适宜种植地区仅限于黄河两岸，所以这一品种上我们绝对短缺。

　　总量我们并不弱，1998～2002年，库存中又恰是小麦最多，虽多却不能适销对路的消费食用，只能和进口小麦搭配使用。这也说明了储备和食物并不能直接挂钩。

    进口粮食是一种结构调整，是保证粮食结构合理的一种必须。现在的粮食产量（生产能力）大约为1万亿斤（5亿吨），专家们的测算即使以5%进口，即5百亿斤，也处在合理范围内，我们实际上从未达到这一数字。国际上的专家有些认为世界市场能够承受的中国进口可以达到5～7%，我们更是远远未触及。

　　单从数量衡量，粮价2004年又回升了。我倒是担心丰产后，粮价下跌，又一次谷贱伤农。现在的粮价上涨是前些年过低的回升，是理性回归，完全不必惊慌失措。

　　前几年我们国家库存积压粮食近5千亿斤。而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约是1万亿斤，消费总量我认为实际是9300亿斤，也就是说目前可以不用追求总产超过1万亿斤。而有人则认为要不少于9800亿斤才能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国家库存外，还有农民库存、经销商库存。这个量至少超过年消耗的1/3，有理由相信中国现阶段不会出现粮食短缺。

　　专家和媒体都是城里人的一部分，对粮价上涨最敏感的就是城市人，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真的发生粮食短缺，是城市人的粮食短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土地在农民手中，这意味着农民的粮食安全有保障。有了“家庭小农安全保障机制”，除了意外的灾荒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即使灾荒也是局部的，农民的吃粮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进口石油、能源短缺等情况频繁，各种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粮价上涨幅度最大，因此都将粮价看作一切生产资料上涨的龙头。这有根本性的谬误，从各类物资上涨时间段就可以看出，粮食上涨发生在最后，粮食在生产资料中已不是引领的位置。“粮为物价之首”的观念，从上一轮经济过“热”，就已经暴露出是过时了。因此，粮价上涨，并不一定标志着粮食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动，它也许是其它关系综合的反映。

　　目前中国的耕地确有减少，以过去几年为例，减量中约30%是城市建设用地，这一比例比以往比较略有增长，但不是主要原因。耕地减少的大部分似乎是“退耕还林”，约40%，事实上这退出的土地原本就是不宜耕种地区，应该说是合理性退耕。其余的部分是结构调整，也就是转种经济作物等，这是合理的市场行为，因为前几年粮价过低，人们放弃种植粮食，本无可指责。所以我认为减少的耕地都属合理分流，甚至有些属于先前滥用土地的退出。

　　另一个角度讲，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绝不是中国小麦、稻米和玉米减产的根本原因。近十几年来粮食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提示就是，持续大幅波动的市场决定了一切。粮食问题根本上已不是资源问题，而是体制问题。1992年以后，有过一轮粮价上涨（实际原因也不是缺粮），国家主观的以100%的幅度提高粮价，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致使粮食积压；为保农民种粮积极性（因为判断还是会缺粮），敞开收购农民增产的粮食；而当国库爆满、财力不可承受之时，又陆续压低收购价格，减少收购品种，最终导致农民少种粮食。这才导致了6年的粮价持续下跌后的粮价上升，即便如此，今天粮价也没有畸高。实际上，从本质上看，国家政策才是粮食增减产的根本因素。这一原因较之耕地减少等等，都关键得多。

　　比如流通环节的问题就是中国粮食企业改革不力的结果。和粮食局实为一体的粮食购销企业手中掌握着大量粮食，当国家大量收购农民粮食时，他们库存积压，国家一方面给予库存补贴，一方面对农民压低保护价收购价格减少收购来维持购销平衡。当面临国家考虑粮食改革时，欲取消保护价，分清亏损挂账责任时，粮食购销企业又反过来跟国家说手中的粮食不多，为了国家粮食安全，必须要保有大量粮食。所以这一场所谓的粮食危机实质是粮食企业危机，是为回避改革的虚张声势，喊出来的危机。

　　现在看来，这些部门已经得到了好处，一是保护价重新恢复了，二是粮食收购的大权依然在握。国家公布的保护价，只有通过粮食企业才能操作，他们是明显的得益方。按照世贸规则，生产环节的补贴（如直补）是合理的，流通环节的补贴（保护价）本身就属于扭曲市场价格的行为。现在的粮食收购市场名义上已经放开，实际上县以上进入市场的资格要粮食部门审批，他们既是市场主体，又是审批部门，权利始终在握。

　　关于粮食，我始终觉得体制改革的任务太繁重了。上一轮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库存5000亿斤的粮食，国家至少贴进去4000亿元资金。这种亏空已经没法填补了，这一轮的炒作又开始了，是不是再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只要国家体制改革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关键之处，粮食产量增减，价格涨跌，翻云覆雨，总会处于闹哄哄不得安宁的状态。

　　我们粮食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始终举步维艰。难道国有粮食体制养的两百万人就那么难改革，关键还是我们观念还没有与时俱进，这个体制牵扯了太多的利益主体，也留下太多历史包袱和责任，要分清必须要有大魄力。

　　长期来看，如布朗所说，中国的水资源状况是个严重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会困绕中国很久。目前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中国水质性缺水的状况使原本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更加严峻。在水资源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对粮食的增产确实是个持久的挑战。

　注 ： 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豆类及其他杂粮。按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统计规范，食物或食品的范围包括：谷物、淀粉块茎（木薯、马铃薯、甜薯、红薯等）、糖类、豆类、坚果、油料、蔬菜、水果、刺激物（咖啡、可可豆、茶）、调料、酒类、肉类、食用蛋白、动物脂肪、奶类、蛋类、鱼和海产品、其它水产品及其它，共18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