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施行的哲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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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施行的哲理轨迹
【摘要】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礼”不是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样理想状况的背后，礼在矛盾冲突中得以施行，有时甚至出现“非礼”的“合礼”现象。礼的矛盾运行，遵循一定的原则。尝试在礼的“大小、先后、内外、时位、轻重”等几个方面，对礼运行的内在轨迹进行探讨。

【关键词】礼；施行；轨迹；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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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能够有意识地规范个人及集体的行为。先秦时期，礼就已经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了（本文主要论述先秦礼，兼及后人解经之作）。“礼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凡所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未有外于此者”[1](P10) ，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中有两个比较相似的礼的表述：《仲尼燕居》篇有“子曰：‘礼也者，理也’”[2](P1272) ，《乐记》篇认为“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2](P1009) 。由此可知“理”是“指事物内部固有的逻辑规定性”[3](P279) ，礼是人类社会之“理”，是永恒不变的“理”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
礼的施行，受特定条件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礼学理论或礼学行为，都必然决定于特定的‘礼场’”[3](P327) ，正如《曲礼下》所谓“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2](P158) 。随着礼场的不停的变化，人的行为规则总是处在永恒的转换状态之中， 因此，礼的施行过程，并不总是《礼运》中所提及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样的理想静止状态[2](P606－607) ，因为社会生活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斗争，对其中的人事，礼做出“知礼”或“非礼”的评价，甚至《曲礼上》中有“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的痛骂[2](P10) 。有些无法顺应礼场运动的个人，面对礼的价值判断，酿出了悲剧：自杀而死的太子申生；兄弟争死的卫太子伋与其弟寿；触槐而死的鉏麑、自缢而死的令尹子南。其实，礼因人之情，也就是《礼器》篇中所说的“合于人心”[2](P625) ，何至于致人于死地！在礼的施行产生冲突时，自有其内在的运行轨迹，若能真正理解“非礼”之礼和“礼”之非礼，便可谓知礼了。
一、小大之辨
礼的实施总会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曲礼上》有这样一句，“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2](P44) ，充分说明礼行为都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当在两个不同范围的礼发生冲突时，小范围内的违礼，不为“非礼”。范围大小大致如下：个人、夫妇、家庭、家族、乡里、君子、君主、天神（包括社稷、江河及日月等的关系）、民众。小范围服从大范围，没有例外，纵使贵为人主，亦应循礼顺天，《诗•大雅•云汉序》认为《云汉》一诗，“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 [4](P952)而依当时人们的观念，天行有常，它会代表人们的意志行事，《泰誓上》中的“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5](P406) ，便是反映这种思想。
同样道理，家礼也不如国礼大，《韩诗外传》便记载了这样的例子：
楚白公之难，有庄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弃母而死君可乎？”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反也？”曰：“惧，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6](P73)
庄之善的弃母行为，从一个层面上看是违背了家礼，但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死君之节确实比家礼大，因此庄之善被君子誉为“知礼”。
在《左传•昭公三年》所载的“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先入’。乃先受馆。敬子从之”这段历史中[7](P1240－1241) ，惠伯遇见了一个两难的矛盾，就是“忌日不用”与“郊劳授馆”，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古人于父母逝世纪念日，不作他事，不举音乐，谓之不用。此时两人已至滕鲁两国相接之郊，又逢副使（介）父亲之忌，正使（敬子，即叔弓）因之不入滕境，入滕境，则子服椒必受滕之郊劳、授馆等礼仪，故为之𥠻缓一日”[7](P1241)，如果为了忌日家礼而不前，必然延误公事。惠伯以国家公事为重，而没有遵循懿伯忌日应行的礼，不应视为“非礼”。
《国语•晋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荀息：‘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丕郑：‘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用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8](P256) ，从中可以看到生民的“义”，其位置在君之上。《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章记载，里革断宣公之罟而弃之，对鲁宣公讲明道理后，反而受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的赞扬[8](P170) ，里革断罟的不敬君行为，由于在更大范围内爱民，所以不应受“非礼”的责难。
二、先后之辨
礼总是在两方或两方以上相互存在的，当礼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先失礼的一方为非礼，后失礼的行为不应视为非礼。先看君臣关系，依常礼，作为臣子，忠君本为天职。然而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蔡墨却发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样大胆的议论[7](P1519－1520) 。君不君时，臣不臣矣！当君主先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时，臣下不守君臣之礼便不算“非礼”。孙盛认为“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 [9](P1180) ，汤、武逆君为顺天，是因为桀、纣无道在先。《曲礼下》有“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的论定[2](P147) ，因为有了君主不纳忠谏在先，臣下不死君而弃君走就不算非礼了，或许谏王至死的比干可以用其它途径来免于挖心之灾？在《左传享公•二十五年》中，晏子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7](P1098)，因此君为私欲而死，伏尸而哭的臣子已是过分的“忠”了。
在其它范围内的礼也是这样，如家庭内部的关系，《大戴礼记•本命》规定“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表，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10](P1305)，正是指出：妇人虽有“从夫”之礼，然而夫不夫时，妇不从夫，不为非礼。《韩诗外传》有这样一则故事：
鲁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孙闻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问焉，对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鲁，送之不出鲁郊，赠之不与家珍。病，不见士之视者；死，不见士之流泪者。死之日，宫女缞绖而从者十人。此不足于士，而有余于妇人也。吾是以不哭也”。[6](P61)
虽然《仪礼》记载“卒哭、朝夕哭”等仪式，父母为子服丧也有明文记载，但公甫文伯没有做到儿子应该做的，子不子时，母不母矣，公甫文伯之母的不哭表现，不为非礼。《孝经•谏诤章》记录了一段：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1](P72)
这段父子君臣关系的对话，对礼的先后关系做了详尽的说明，居下位的臣子对君父的不义行为进行抗争，不仅不是非礼，而且还是忠孝的表现。
三、内外之辨
《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2](P10) ，仅有外在的仪式，是不成为礼的。礼分外在的“仪”和内在的“义”，《礼器》认为“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2](P625) ，也是将礼分作两个层面的，这个问题在《左传•昭公五年》说得更加详尽：
（鲁）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7](P1266)
由以上一段我们可以明白看出两者的区别，无“义”之“仪”不为有礼，正如《郊特牲》中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2](P706) 。《孟子》中也论及对礼的仪式和意义的矛盾处理：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12](P618)
在舜的身上，婚姻的“必告父母”的形式和“人之大伦”这个内在意义产生了冲突，“从礼的形式来说，娶妻必告，但在某种形式下，告则不可能娶，所以，常情下的必告则成为非常情况下的不必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弥补‘无后’的缺憾”[13]。“仪”和“义”不能兼顾时，内在的义优先考虑，外在仪式的不合常规，不视为非礼。白茅祭天，失“仪”而得“义”，不为非礼，甚至“行之在心”的“无体之礼”也不为非礼[2](P1276) 。《文王世子》里提到周公失仪，“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2](P553) ，虽然周公践阼在形式上有不当，然而践阼为万姓，还政是忠君, 后续的还政行动，表明了他的清白内心，制礼的周公以他自身的行动，为后世明辨礼之内外立了准的。
四、时位之辨
礼的忠信之本是永恒的。但外在的形或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考虑时位因素的变礼，不应视作非礼。孙希旦在解释《曲礼上》的“礼从宜，使从俗”这句时认为：“礼之为体固有一定，然事变不一，礼俗不同，故或权乎一时之宜，或随乎他国之俗，又有贵乎变而通之者也”[2](P6)，对时位做了精辟的论述。
时位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如《礼器》提及的“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厚，与年之上下”[2](P627)，论及国力、土地和年成；《曲礼下》中的“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2](P123)，和《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七曰眚礼”等[14](P741)，进一步论述欠收年的礼仪。
施礼要考虑地理环境的制约，《礼器》规定“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同篇指出“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被君子认为不知礼[2](P625)，是因为不知地之宜。
施礼要注意场合，《曲礼下》规定“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2](P114) ，“公事不私议”[2](P116) ，才可免遭非议。在《曲礼上》中有“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的规定[2](P43)，说明男女大防本是相当严谨的,然而,朱熹指出“若男女授受不亲，而祭与丧则相授受”[15](P453)，表明场合对礼的影响，《孟子》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2](P521) ，更进一步说明特殊的场合可以采取权宜之计。
《曲礼上》所说的“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2](P48) ，是要求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和年龄来施礼，同一篇中说的“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2](P76)，则说明每个人还都要根据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来遵循礼。《孟子•梁惠王下》有这样一则故事：
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12](P168－170)
从乐正子对孟子的理解中，可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都在考虑之列。《左传•庄公十八年》所提及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7](P207)，谈的也就是依据社会地位不同来决定礼的等差。
《曲礼下》中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2](P111) ，说明乡土的风俗，也需加以考虑；时空总在不断变化中,事物的存在只是其中一个运动的过程，在特殊场合里，决定采用礼的相应形式时，能体现一个人对礼的理解。叔孙通所说的“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16](P2722)，对礼的时位作了很精妙的注解。
五、轻重之辨
关于礼的施行，《礼器》认为，“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2](P651)，施行时需要考虑的情况错综复杂，“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2](P625)，在决定礼的仪式是否采用及如何采用以前，对错综复杂的一切进行通盘考虑，不失其义而陈其数，以达礼之“宜”，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境界[17](P43) 。礼，由人之情而生，到施用后顺人之情。在这一既济未济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大学》所谓“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18](P872) ，是不够的。诚生之日，伪也俱生，宋代的张根对此有精辟论述：“君子自谓为君子而谓小人为小人，小人亦自谓为君子而谓君子为小人。”[19](P478)礼之“道”，充溢着这一阴一阳。要达到的境界是权衡轻重、通微知几，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真正有利于苍生百姓的时候，周公不避嫌而践位，不计较天下毁谤。没有施礼的适当时机，庄子避世自清，甘愿寻觅泥中之乐。得忠信之人，礼岂不可往教；识诈伪之心，仪敢授于来学？大小多少、高下文素皆可成礼,然而“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2](P651) ，礼的轻重之辨，惟有通盘考虑后，才有可能做出合适的举措。《左传•宣公十五年》有这样一段：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7](P764)
同样是父命，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所做的又只能是单项选择，魏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或许未必是真的结草之报，乃是后人给他的奖赏？面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曲礼上》所提倡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客观态度[2](P4) ，以及《管子•治国》篇提及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方法[20](P922)，同样重要。“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2](P618)，因其义而得其宜所起之礼，不为非礼。《礼记•檀弓上》有这样一句：“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2](P206)，陈澔在《集说》中解释为“文氏之子，其近于礼乎！虽无此礼而为之礼，其举动皆中节矣”[21](P38)，在没有礼文规定的状况下，权衡类比而由心生礼且合乎礼的准则，才是真正对礼的内涵有了深切把握，才是所谓的“知礼者”。
六、结语
因为施礼情况的千差万别，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礼书所定的仪式是相对固定的状态，礼施行中的解决冲突问题，是礼学问题的关键。对于礼的实施，《礼器》篇曾提出“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的原则[2](P627)，但未作深入论述。今以经籍为主作以上五个层面的探讨，或许先秦之礼的运行轨迹，在今日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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