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 年10月在四川内江召开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在小组讨论中，笔者曾经简要地指出，当前制约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已经不再是人们之前通常抱怨的资料（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资料）匮乏，也不是历史认识论所竭力强调的历史解释或阐释的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的不足——实际上，对于经验历史学的实践来说，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就像横亘在历史学家与历史实在之间的一堵墙，适足以阻碍历史学家直观如实地和感性经验地直接进入陌生的过往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实在），同时也阻碍历史实在像多斯特尔的“突如其来的闪电”（F. R. 安克斯密特著，杨军译：《崇高的历史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64页）一样向历史学家展示自己，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对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实证的历史科学来说，任何抽象的、超验的“独立的哲学”（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正是它提供的）都是多余的，——而是普遍性地存在着的历史主体（历史学家）问题意识薄弱和历史描述、历史表现技艺低下。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和向信息经济社会转型，西方历史学发生并经历了一次持续至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这场以新文化史或微观史、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为表现形式的当代新史学运动，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学家虽然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是说法却大同小异。根据历史兴趣重心，美国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把它称做是从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到“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经验”的“转移”，或者说“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的转变（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3~116页）。在发明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美国，根据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更愿意把它称为“语言学转向”，以强调并凸显“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41页）。根据历史写作范式，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称之为“从‘语言’到‘经验’的运动”（F. R. 安克斯密特著，周建漳译：《历史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而且，这种“经验的运动是远离[历史]真理的运动（虽然不是反对[历史]真理）”(F. R. 安克斯密特：“伽达默尔与历史经验”，F. R. 安克斯密特著，杨军译：《崇高的历史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89页)。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传统历史学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转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有鉴于历史写作和我们述说我们的（集体）过去的方式的这种深刻变化，安氏“梦想……一种关注于历史经验概念的史学理论”，并在构建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时把“历史经验”作为核心概念（埃娃•多曼斯卡编，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12页；另参见F. R.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观察到的变化和安克斯密特几乎相同，她说：“当我们考察与历史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历史写作时，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变化。此种变化我可以描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变化。这种变迁明显地体现在勒华拉杜里、金兹堡和达恩顿写作的微观史学之中。”（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51页）根据历史研究的主题，从事日常生活史或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把自己的史学实践理解为“从他们（日常生活史学家——引者）所称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转移到了多数人”（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8页）。这种“从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的新的史学实践，借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的话，可以看做是一场“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E. P. 汤普逊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的拯救运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把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实践的新变化理解为“文化史的复兴”，是“广泛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为区别于1800~1950年这一时期以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学者为代表的“经典文化史”，伯克把它命名为“新文化史”；并且认为，因依托的理论资源的不同，新文化史存在着建构主义者社会史取径的“社会的文化史”、人类学取径的“文化的社会史”、语言学取径的“语言文化史”等不同的形式和环节（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
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学转向”或“修辞学转向”、“叙事的转向”、“文化转向”等说法，都只是因袭西方学者的说法而已。中外学者的上述说法，实际上同时代表着他们对西方当代新史学运动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或看法大多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运动的性质和特征，没有真正揭示出运动的哲学蕴涵。比较接近本文讨论的主题的，是埃娃•多曼斯卡的说法，即“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变化”。但是，“从外到内”的内涵是什么，多曼斯卡没有申说。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中“从外到内”的变化，从历史本体论立场上说，本质上是从个体人的外在生命存在到内在生命存在的变化。表现在史学实践和历史写作中，就是历史学家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直观地和全景式地展示过去的人们“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了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75页）。这种史学实践和历史写作的目的和意义，不只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想要传递给读者一种印象：作为13世纪蒙塔尤（勒华拉杜里）的居民，或者作为一个19世纪的资产阶级（盖伊）那会‘是什么样的’或‘感觉是什么样的’”（F. R.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54页），或者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往的人们是如何经验（体验）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的”（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76页），而且更在于它的本体论意义，亦即：阅读者在历史文本或其写作者（历史学家）的引领下，在把自己的个体性投入并沉浸于文本现实的过程中，就能够如身临其境般地像一个参与者一样经验过去的人们经验的世界，像过去的人们一样地感受痛苦和喜乐，体验到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生活）的艰辛，意识到人类生存处境千差万别的歧异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自己的个性变得更丰富、更敏感（参见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75页）。过往的人们的生命存在，是作为阅读者的我的过去的生命存在，因而是我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对于过往的人们的生命存在来说，是他们的生命存在的表现。作为本质，过去人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和生命表现，并不是外在于我的，而正是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内在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和蠕虫》、《屠猫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人权的发明》、《制造路易十四》等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代表性著作的引人入胜的生命魅力，就在于它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本质，从而从长期被历史学家遗忘的地方拯救出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深层的内在性内容。
发表于 2011-11-21 1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