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反对“大义灭亲”

陶梦

  “大义灭亲”可能会变成中性词，因为正在修订中的刑事诉讼法将不再要求近亲属（父母、子女和配偶）在一般案件中作证。也就是说，“亲亲相隐”将重新获得认可。

  “亲亲相隐”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对孔子说，本地有个人大义灭亲，指证了父亲偷羊的罪行，很公道，合乎正义。孔子说我们家乡人不这样，父亲犯罪，儿子不会作证，儿子犯罪，父亲也不会作证，这才叫正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大义灭亲”好，还是“亲亲相隐”好？过去十年间，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一些接受了现代伦理和法律思想的人士坚决反对“亲亲相隐”，他们认为这是儒家的爱的等差性观念，容易滋生任人唯亲一类的腐败现象。后来，法学家引入西方现代法律，却惊讶地发现，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都有“亲属拒证权”。如今，“亲亲相隐”渐渐受到尊重。

  为什么要尊重“亲亲相隐”？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抛弃儒法之争的成见，要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角度做深入思考。“亲亲相隐”折射出一种次序观；对“亲亲相隐”的尊重，也就是对这种次序的尊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在亲亲的基础上，才能爱社会、爱国家，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可是现实生活中这种次序常被打乱。清朝末年，明明自己贫困不堪，却还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黑色幽默。如今，明明我们自己国家就存在大量失学儿童，却偏要以某个公司的名义大张旗鼓为别的国家援建希望小学。主其事者如此不按次序办事，不是昏头昏脑拎不清事实，就是别有用心了。

  “大义灭亲”需要区别对待，除非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一般不宜提倡，因为这是对次序的破坏。表面上看，“灭亲”之举似乎为办理案件、规范人类行为提供了一条终南捷径，实际上却不合逻辑，后患无穷。小义不存，大义何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非正常坏死可不是件好事。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文革期间，“大义灭亲”的事例不胜枚举也毋庸再言，因此所造成的危害直到今天也还难以消除。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对此问题曾以文学的形式做了关注，反映了因“灭亲”而给两代人带来的心灵戕害。但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法律上的确认、制度上的保证，才能最大限度地纠正错误，保护“亲亲”然后“亲天下”的自然次序。

  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韩非，虽然反对“亲亲相隐”，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但是他却不反对遵守次序。法、术、势学说本身就是在强调一种权力次序；而之所以强调权力次序，是为了求现世急用而放弃“远功”，也体现出由近即远的次序观。在韩非看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主要是在力量上进行较量（“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不能相信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辩论，也不必要去做只求“远功”的事情，那些对国家富强毫无用处。（“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在他看来，讲求亲亲之道，会影响国家建设，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不能确保攻伐胜利，无法实现国家富强。显然，韩非急于求成，忽略了亲情人伦对法治的支持，使得法家学说刻薄寡恩，滑入了主张暴政的深渊。

  今天，我们赞成“亲亲相隐”，不是因为国外法律有提倡，也无意恢复儒家传统、贬黜法家思想，而是在总结历史、吸取教训，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优秀因子。时间有次序、空间有次序，处在时空维度之间的人类本身也有次序，除了长幼有序之外，还有逻辑次序，还有马斯洛所说的需要层次等等，没有哪一种次序可以践踏，任何违反次序的错误举止都必将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