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深圳“清除高危”要复活收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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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深圳“百日行动”的规定，与其说显示了“治安高危人员”对深圳社会的“现实威胁”，不如说显示了地方公权力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现实威胁。
  日前，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今后100天内将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
  无可非议，大运会、亚运会、奥运会或任何公共活动，都需要保障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无疑是政府部门有权也有义务实现的正当目标，但是，追求正当目标还得通过合法与合理的手段。可惜，深圳采用的手段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深圳要“清理”的这些“治安高危人员”，必然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然而，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此类措施属于“只能制定法律”才能规定的事项；没有全国人大的法律授权，别说深圳市政府无权规定这类措施，就连国务院也不得被授权先行制定行政法规（第9条）。试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有哪部立法授权地方在类似情况下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没有适当的人大立法授权，深圳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收容遣送条例一样属于越权立法。
  深圳“百日行动”在实体上也存在诸多漏洞，很容易在实施过程中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譬如“流入深圳、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似乎受到特殊关照，但是，难道深圳本地就没有罪犯吗？他们就犯罪倾向而言，和“流入深圳”的人有什么实质差别？一个人因为“有刑事犯罪前科”就应被深圳刮目相看吗？
  刑法加入了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了控制官员腐败，但深圳“百日行动”把没有“正当职业”与“合法经济来源”也几乎等同于犯罪，至少是认定其有严重的犯罪嫌疑。这种规定不仅本身就有严重侵犯权利和违法嫌疑，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也很难真正查明被清理人员是否具有“合法经济来源”。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深圳“百日行动”将打击面扩大到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认定的“嫌疑”人员，如“涉嫌吸毒贩毒或有销赃嫌疑的人员”。如果确实有“操纵儿童乞讨、扒窃”的行为、靠“非法收入”维持生计，就应该按照国家法律治罪，而不是将他们驱逐出深圳；之所以没有定罪，大概也只是“涉嫌”。
  同样，如果“极端言行”确实“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完全可以按法律程序将他们控制起来，但是，一旦扩大到“可能”如何，问题显然就大了——“可能”到何种程度才构成“治安高危”？由谁认定？有什么认定“可能”的可靠标准？至于“其他……构成现实威胁”的兜底条款，问题更显而易见。
  这些规定足以让深圳市一名普通警察“拍脑袋”决定谁是下一个“治安高危人员”。它们与其说显示了“治安高危人员”对深圳社会的“现实威胁”，不如说显示了地方公权力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现实威胁。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深圳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其决策要对全国各地负责，而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以邻为壑”，把“治安高危人员”像“泼脏水”、“倒垃圾”一样遣散各地。我不知道深圳对“清理”这些人员有何良方，但是，如果深圳市可以把“治安高危人员”遣送到其他地方，全国各地是否也可以把犯罪服刑人员送往深圳呢？
  事实上，深圳“清除高危”至少临时性地复活了2003年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从而背离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流入深圳”、“长期滞留”等排外字眼表明，户籍改革进行若干年后，当地政府的户籍歧视意识仍然相当严重。这对深圳来说是讽刺的，因为作为当年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正是靠外来人员的“流入”建成的，深圳的繁荣正是人员的自由流动造就的。人身自由、户籍平等、法制统一等宪法原则，不允许深圳回到户籍歧视和收容遣送的旧时代，更不允许它如此对待同属一个国家的公民。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 ... /16/5784009_0.shtml
人身自由、户籍平等、法制统一等宪法原则，不允许深圳回到户籍歧视和收容遣送的旧时代，更不允许它如此对待同属一个国家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