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后的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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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黄陂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先在海军服役．后投靠张之洞，得以参预湖北新军的组建、训练事宜。武昌起义前，由于他素以“知兵”著称，又有“爱兵”之誉，加以政治态度比较“开通”，颇得革命党人好感，都督人选早已有人属意于他。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领导人多不在武昌。发动起义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感到“群龙无首”，迫切需要有人出沸擘领导，他们又想起了黎元洪。起义爆发时曾采取抗拒态度的黎元洪此时躲在参谋刘文吉家中。起义士兵找到他，迎往咨议局，推他出来领导，他坚决不同意。革命党人将他安置在楼上议长室，以“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名义发布文告，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他就范。待到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感到大势已去，才剪了辫子勉强就职视事，。并在11月15日举行的祭天大典上登台接受同盟会的授旗、授剑。
　武昌起义后，黄兴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昌，他以防军司令的名义投入汉口守卫战，历经四天四夜，汉口最终失守。1911年11月1日，黄兴从汉口退回武昌后，欲致力于汉阳防务。而此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就黄兴的位置安排问题展开了讨论。黎元洪、汤化龙、胡瑞霖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希望受黄兴节制。于是，驱黄的想法在军政府一帮旧官僚中形成黙契和共识。其时黄兴名望远非鄂军政府一干人等所能企及，驱黄谈何容易！然而不容易之事竟然被他们很容易地办成。《新生月刊》第5卷第2期曾载文报道黎主导的这一幕：
11月2日，孙发绪曾对黎元洪等人说，驱黄“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
黎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
孙曰：“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指黎）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场）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授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争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1］
黎元洪等人点头称善，于是星夜筹备，拜将一幕便顺当登台了。
黄兴与革命军人关系十分密切。据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介绍：“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日陆军留学生的人员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2］黄兴将他们组织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3］而且“克强在两湖书院读过三年的书，不仅对武汉情形异常熟悉，所接纳的朋友和同志也不在少数，其后他留学日本及回湖南组织‘华兴会’，也仍与武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4］左舜生：《黄兴评传》，台湾传记文学社，1968.)因此，黄兴任职民军领袖是具备资格和条件的。“黄兴以同盟会实际之副领袖身份，且以黄花岗之役英雄之盛誉，赴汉督战，无论人、地，本极相宜，黄兴又与两湖革命党人有历史渊源，新军将士均仰慕其威名，二则黄兴与各省均有联络，易于促进响应，三则黄兴与海外及日本志士早有接洽，且有日人萱野长知等莅汉助战。”［4］这说明黄兴对武汉情势十分熟悉，在当时条件下，尚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充任军事指挥。阳夏保卫战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黎并未对黄兴授以实际节制之权，黄仅是以其名望指挥战斗，这岂有不败之理的！
在武昌首义局势基本稳定后，黎元洪要求退伍士兵速回乡里各归本业：“凡已退伍而尚留省内者，均限日内还家，有逾限未归者，一经查悉，必予以相当之罪”［5］。他要求军队遵守军纪，“合行通令所有军队，务安守本分，毋稍游移，并严查奸宄，以靖闾阎。倘有不顾大局，甘为匪人运动者，一经查出，定以军法从事”［6］。他还进一步规定，无论何种党社军人都不得参加，尤其严禁军人秘密结社、开会。黎元洪严令军警稽查散兵及遗弃军械，波及到广大的无辜百姓，“省城迄未解严，搜杀益甚。黎都督严令军警稽查散兵及遗弃军械，民间甚苦骚扰”［7］。搜杀过程中有许多人被误杀，如讲武学堂学员沈继中、沈幼卿被骗出家门杀害，当受害人家属到都督府喊冤时，黎仅给200元安葬费了事。大搜捕造成社会不安，也给武汉的商业也造成了巨大破坏，“适值中秋佳节而有此变故，人皆惊惧不安，商业颇受影响。”［8］一部分遭到镇压而逃避的士兵以及地方土匪乘机抢掠，商民大受其害，仅在黄冈仓子埠便有“七十家商铺房产货财付之一炬”［9］。9月26日，在武昌捕人时由于炸弹燃烧起火，缉捕人员无暇及此，城中又不敢开城出救，以致延烧到27号8点钟始息，“共焚房屋四十余栋”。［10］正是这种无端的扰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军政府只好乞灵于纸币，致使“市面通货膨胀，兑换基金空虚，造成铜圆纸币和洋银折合的价值日益低落、物价逐渐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工商业受纸币低落的影响，大多无法维持下去，金融愈见紊乱，市场愈见萧条，官钱局也弄得无所措手”。［11］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黎元洪电呈总统袁世凯调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军队来鄂驻扎，从而给北洋军阀蹂躏湖北十余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袁借口湖北治安重要，“由直隶派兵一千来鄂弹压，该兵于二十六日上午由天津乘快车抵汉，驻扎刘家庙”。［12］后来，黎元洪调京军驻扎在南湖白沙洲一带以资震慑，北洋势力从此深入南方，使北洋军阀势力直接渗入湖北，“招致以后南方各省革命军第二次癸丑年革命之役被袁打垮”。［13］致使革命党试图挽救革命政权的斗争，遭到袁、黎联手扼杀。
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湖南志士宁调元决定采取大力支援武昌起义的措施。1913年5月初宁调元到达武汉后，立即与革命党人商议组织成立改进团，使湖北革命派重新集结在一起，势力蔓延甚广。黎对此十分警惕，派人巡查、盯梢。改进团骨干分子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侦探当场逮捕多人，秘密杀害20余人，当时报纸披露：“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连日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二十余人之多，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土”。［14］黎还下令通缉改进团成员。事件发生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饬豫南总司令李纯派北军一个团来武汉，分布在桥口、刘家庙一带，日日作准备战斗状。［15］改进团被黎元洪破坏后， 1913年6月，革命党人以改进团为基础，组成了反袁的领导机构参谋团，黎元洪除了加紧侦查，还继续恳请袁世凯的军队进驻湖北以资震慑。袁世凯在湖北的德安、孝感、汉口、汉阳、武昌、黄州、蕲州、田家镇、兴国、新堤、荆州、宜昌、襄阳、郧阳等地方派驻了军队，几乎完全把湖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此时，江西的反袁斗争已经是如火如荼，袁世凯把大批军队派往赣省，为了纡缓对江西的压力，黄兴要求湖北赶紧行动，以牵制黎、袁。季雨霖、蒋翊武等立即通知各方同志数十人召开紧急会议，约定6月25日晚在武汉三镇同时发难，［16］总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但因汉口机关部遭到破坏，起事不幸失败。此间沙洋、京山、荆门、钟祥、保康、房县、鄂西等地方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兵变和暴动，但都被黎元洪的镇压。8月上旬，黎元洪查封著名的革命报纸——汉口《大江报》，下令缉拿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何逃走，凌被捕、惨遭杀害。据《时报》透露，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其中除十天左右“稍为宁静”外，黎元洪是“日有擒斩，连续不绝”。至9月初，被黎元洪屠杀的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而军法处监狱囚犯由八百余名增至一千有余，几无隙地。”［17］据当时人估计，自1912年春起，至1913年12月黎元洪离开湖北，总共杀死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下2万人。当时报刊对于黎元洪的屠杀活动冠以“暗无天日之湖北”，
在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革命党人已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不仅无所作为，而且成为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前进基地。
［1］李喜所等著：《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 1999.，189页。
［2］田伏隆主编，湖南省政协文史委，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忆黄兴》。岳麓书社, 1996.，79页。
［3］戴逸，李育民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 辛亥革命 5。红旗出版社, 1997，441页。.
［4］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 第2辑 史著一。（台湾）国史馆 出版，2001.11.，121页。
［5］《马队暴动三志》，《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6］霍修勇著：《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327页。
［7］“鄂军暴动余闻”，《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8］“鄂军马标兵变之详情”，《申报》1912年9月30日。
［9］“鄂省新乱记”四，《强国报》1912年9月29日。
［10］“鄂垣兵变略记”，《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
［11］［13］《南湖马队事变的真相》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12］《马队暴动四志》，《民立报》1912年10月4日。
［14］《时报》1913年4月12日。
［15］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16］杨天石：宁词元年谱，《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4页。
［17］《时报》191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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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

2011-03-17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1年3月号（新史记）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其人为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辛亥元老居正的《辛亥札记》及熊秉坤本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一幅著名的照片：熊秉坤与溥仪合影，说明词赫然写着：“打响推翻清朝第一枪的熊秉坤与末代皇帝溥仪”。然而，对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究竟是谁这一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时至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此一公案应当获得确切了断，其途径只能求索原始文本。


　　（一）原始记述

　　对“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之说发出异议的，不仅有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更来自熊秉坤本人早年的纪实文字。


　　我国有良好的治史传统：于当朝建实录馆，搜集整理原始材料，为后世修正史备用。辛亥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即遵循此一惯例，设湖北革命实录馆（设馆时间在1912—1913年间），着手搜集首义文献，包括征集首义参加者书写的纪实文字。熊秉坤是十分认真地书写并提交此种纪实文字的首义人士之一。

　　熊氏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1）《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2）《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3）《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4）《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2]

　　其中，《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关于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八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尤其有高密度的描写。该文追述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清方破坏，彭、刘、杨被获、牺牲等变故，更详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文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

　　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3]

　　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

　　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4]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率先暴动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此即“首义枪声”。

　　其时，一排正目熊秉坤尚在二楼宿舍内准备携取枪械，当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

　　另外，熊秉坤1913年3月24日编《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内有《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一篇[5]，详记首义当晚工八营情状，细节略同，也是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龙复接击之，即毙命。”这里未言开枪，而是用“枪击”一词（可理解为“开枪击毙”），然首先枪击者是程正瀛，继而是金兆龙，并非熊秉坤本人。

　　《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还有多篇记述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傍晚事，如《九团三营十二连三排排长翁国福》[6]所载，与《金兆龙》一篇相同。而《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所载十九日傍晚事，用语为“程正瀛枪毙” 陶启胜：

　　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7]

　　同一时期，熊秉坤还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上“造送”《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8]，其中有《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一篇，言及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事：

　　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9]

　　这里亦用“枪毙”一词，显然指开枪击毙。

　　综言之，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继之仍是程正瀛等向队官、司务长、营主开枪。此后，熊秉坤立即下楼吹哨集合。

　　熊秉坤1918年在上海撰《武昌起义谈》，仍明确肯认程正瀛打响第一枪。该文议及辛亥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另据工程营士兵、共进会员周全胜的回忆文称：

　　十九日晚，约起义，诸同志多以筹划作耳旁语。晚七点钟，有后队排长陶起胜觉之，将捕金兆龙，陈［程］登［正］瀛恐事败，立枪毙陶起胜。适督队官阮荣发、黄坤荣有心破坏，全胜乃枪毙阮荣发，并与陈［程］登［正］瀛陈［程］登［正］瀛枪毙黄坤荣。[10]

　　此陈述肯定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熊秉坤并未参与枪击诸军官。


　　（二）原始记述长期湮没

　　需要特别交待的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一年时间，1913年8月，时任民国副总统、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关闭湖北革命实录馆，令将所搜集的文献上交北京。后因故未行，文献封存于同盟会员、实录馆馆长、湖北随县人谢石钦（1880—1956）家中，包括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在内的文献，长期“藏于深山无人识”。在此后数十年间，实录馆文献得谢石钦等人保存，谢氏于上世纪50年代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家藏实录馆档案资料先交武汉市文史馆，后转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笔者1980年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文稿时，曾在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资料柜见过实录馆文献若干，但未能读到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材料。

　　经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方人士呼吁，湖北省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湖北省博物馆等联合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1983年间，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卷）名目，出版实录馆文献，人们才有可能阅览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记载。可以推定，熊秉坤本人1913年交出《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及《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文稿以后，直至1969年去世，不可能再见到这些文本。?


　　（三）“熊一枪”之说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义谈》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1957年刊发的熊秉坤30年代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言及1911年10月10日傍晚工兵八营起事的情形如下：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熊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充作兵器，向下抛去……[11]?

　　以下熊文描述营房内的枪击、混战，最后“熊即鸣警笛集合”，“熊与杨金龙领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抵达楚望台军械库[12]。?


　　（四）还原历史本真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等文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义第一枪”，前后差异甚大。综考之，以熊氏撰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文较为可信，因为——?

　　（一）此三文离首义为时不远，记忆确切；?

　　（二）其时当事人（包括程正瀛、金兆龙）多健在，基本情节彼此佐证极易，不容虚构；

　　（三）著文者熊秉坤1912年时尚未受名位等因素影响，较可能留下自然、真实的回忆文字。

　　可佐证10月10日傍晚工八营发难实况的材料，还有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

　　胡石庵此文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午后，获悉彭、刘、杨三人“已在督辕前就义”，胡氏十分悲愤，又见街衢张贴的瑞澂六言韵示，“恨不能扯之下”。当晚胡氏疲极入睡，半夜（已为10月11日凌晨）被人推醒，此人朱思武，胡石庵的湖北天门同乡，时为工程第八营正目，同来的廖翔和，也是天门人，曾留学日本。“时二人面容皆形得意，未待予询，即曰：‘武昌得手矣。’”接着，朱思武详述工八营傍晚起事情形：

　　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下楼时又有排长张文涛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队官阮荣发持枪喝住，亦即枪杀，营中他官长相率逃去。同志等乃会合全营兵士整队出营，直奔楚望台。[13]

　　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早年的文字记载相一致。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1912—1913年间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三文真实性昭著，而工八营发难士兵周全胜撰于1912—1913年间的《周全胜革命事略》，以及记述工八营士兵汤启发、翁国福的文字皆与之相互印证。而胡石庵1912年农历二月所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载的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的陈述，亦可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

　　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材料，但亦不可轻信、滥用。回忆录往往带有忆事者的主观色彩，须加以考证，以辨析其真伪。梁启超(1873—1929)晚年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今天考证“光绪遗诏”，很可能并非实有，而是康有为虚拟。袁世凯“出卖”维新党和光绪，其情实也与《戊戌政变记》的陈述有异。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前后的回忆文字，内容大相径庭，需要通过考证，辨析孰真孰伪。如辛亥武昌首义参加者熊秉坤1912—1913年的回忆文字与30年代、50年代的回忆文字，在谁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差异甚大。这是当事人回忆文字需要认真考证，不可拿来便用的又一例。?

　　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1] （1）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2）（3）（4）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4] 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5]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2页。

　　[6]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101页。

　　[7]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8]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2页。

　　[9]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10] 《周全胜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8页。

　　[11]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

　　[12]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另说：新军队官（连长）方配有警哨，故正目（班长）熊秉坤不可能吹哨集合。

　　[13]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太傻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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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太了解首义过程，读了楼上的文章，觉得长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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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彭刘杨三烈士。

所谓“首义第一枪”，个人认为不应拘尼究竟那第一发子弹是谁打响的。就好比1987年7月11日,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这事谁也知道并不靠谱。（据估算，地球上每两秒钟就降生一个婴儿。再说，谁弄得准地球上究竟有多少人？）

根据首义当时的综合情况，人们把“首义第一枪”的执行者，象征性地安在熊秉坤身上，并无不可。相反，如果把某些偶然事件引发的、或甚至擦枪走火的那一枪，算作“首义第一枪”，似乎更加不妥。

再譬如，50年的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前，双方士兵不断地你打我一枪我回你一炮，你打过来我杀过去，怎么计算究竟谁打了第一枪呢？联合国部分国家，不也没有钻细节，而是按照率先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北方，作为“打响第一枪”的一方吗？

更何况，依据个别人事后的回忆，其实是很难还原历史细节的。人的记忆很奇妙，譬如，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明明清清楚楚地记得，某某事情是某某样的，但结果还是被证明是记错了。

我并非否定个人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不过，靠个别人的回忆，要还原复杂事情的某些细节，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想起了年青时读过的一本书：《李宗仁回忆录》，这本书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恐怕没人会否定，但是，我在这本回忆录中，赫然读到了一个很大错漏的情节。辽沈战役这么重大的直件，作为高级军事人员，相信李宗仁不会对辽沈战役了解得这么少吧——他的回忆录中居然是这么描述的：在锦州被解放军重兵围攻时，廖兵团出沈阳援救。等大军来到锦州后，竟发现锦州是个空城！原来，解放军已经攻下了锦州，但故意撤出去，布下口袋，诱廖兵团西进……
记忆的误差会这么大，足以警示人们，回忆录并非百分百可靠。这还没有考虑有些人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故意“记错”的情况。

最后，上述我对《李宗仁回忆录》的记忆，也有二十年了，可能也并不准确吧……可能我也把李老先生的回忆录弄错了，呵呵。我的回忆也仅供参考……

个人对黎元洪的印象极坏，相比而言，老袁、段合肥、冯河间，甚至张勋这个反面人物，哪个也比黎这个阴险小人更可敬。

当然，革命军究竟有无可能战胜北洋军，以及黄兴的军事能力到底如何，可能也有令人怀疑之处。但是，黎元洪这条地头蛇从中掣肘，不能不认为是黄兴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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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黎元洪的评价，扬之上天，抑之下地，很复杂。而实际上，在那个民国肇造、英雄辈出的时代，黎不过是一因缘时会而起的平庸人物，地位越高，越不相称，终归无大作为。要说他的才具，恐怕全在“有所不为”四字而已——辛亥首义不愿就任湖北都督，袁氏复辟不愿就任武义亲王，虽然前后出处各异，实际不过是“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而令他能否下定决心的，就是看别人是否掏出枪来对他，是“以柔暗故”也。而此等样人，也值得武汉市花上2800万人民币来为他修缮大总统陵园，可见他的运气的确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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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身世之谜
黎元洪姓氏之谜(黄陂文史第一辑  245-251)
  薛民见（原上海文史倌倌员）
先忌端性公，字华阁。辛亥随冷适(字御秋)担任江苏光复军炮兵团军需长，写有《华阁随录》。笔者随侍左右，每喜阅读，犹记其中记有元洪祖父国尧实洪姓，原与洪秀全同族。太平军初克武昌，即官于斯，可惜原录藏于无湖北乡玉祁镇老家，抗战之役，毁于日军。一九五七年得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青崖之助，卦黄破及武汉京津，晤黎族长老与元洪有关之人士，就元洪姓氏问题，根据材料作下列研究：
(一)元洪祖父国尧实姓洪，原系太平天国要员，官于武昌， [注：太平天国军队四进汉口、汉阳，三进武昌，最后退出武昌。公元一八五六年(天国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距天京(即南京)之陷，尚有儿九年，元洪之祖或父如系洪氏族人，必早已同入天京，且最后退出武昌之主将系韦昌辉之胞弟韦俊，并不姓洪。笔者又忆先君《华阁随录》云；元洪祖及父初期留在武昌，后赴天京任职，最后系天京突破时率眷走鄂，或亦因其媳妇(即元洪之母)待产而留黄陂僻乡者。查太平天国新军(捻军)于天京沦陷后，东路军辗转鄂省迫近黄陂。一八六六年(天国十六年)十二月生擒清廷湘军大将郭松林，即在湖北安陆府罗家集。后又于德安新家闸杀淮将张树珊，并消灭其部队。又查太平天国后期战略．全部采用运动战术；不若前期之据守一地，携带临产妇女，事实己不可能，此或必须留在黄陂待产之主因] 。建有住宅宅，太平军失败后，其宅因在洪杨军兴时，曾留住有亲戚之作官天朝者，致遭清廷官吏没收。此为元洪全家大小所共弥，其亲戚姓甚名谁，则皆不知，实所谓亲戚即系其祖父之托名，故太平军失败后，当然不敢出面收回。[注：清廷对居住房屋，并无—经敌人居住，即须充公之规定，例如现在南京汉西门堂于街太平天国纪念馆房屋，原系地主李姓住宅〔李春先之祖父)。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李姓出走，太平军利用原屋改为王府。一八六四年(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太平军退出，李复迁入居住，至解放以后，以其宅内太平军璧画完好存在，由而改为太平天国纪念馆，以期永久保存此项壁画，或为避免搜捕，更不得不改名换姓，匿居黄陵僻乡，以避清廷耳目。命子改名朝相，字以辅臣，均寓不忘天朝之意。长孙命名元洪，元即原，与源亦同义，显系寓洪氏之意、字曰宋卿，假宋代大夫灭于元代异族者之意义，而示明清现实。考文献记载：“太平军兴花田，尚留有洪氏远族之未参加起义及出征者有万余人，事败先后被杀者逾半，虽末灭族，实已过半……”此时从军及流亡在外者，安敢不改名换姓以避清廷耳目。故朝相非特不敢以真姓告人．即对家人亦不得不讳莫如深矣。朝相五秩去世，元洪年方弱冠，血气方刚，且在清廷所办军事学堂学习，易生不测而惹是非，加之病起仓促，未及面诀，对此隐史当然不敢再
留遗言。相反在平日偶有所涉，亦必谆谆告诫，免生不测。此堪作研究资料者一。
  (二)笔者曾通过关系，得在天津元洪住宅内祠堂中，检查其历代祖先神主，除元洪父亲朝相，母亲陈氏，继母崔氏各神主写有生卒年月日外，别无官职，即朝相在北洋军之游击军衔及军功亦未写上，各神主新旧、大小、木质、式样，均不一样，似非事后追立者。其祖父国尧、曾祖父世义神位，除名字外未注一言，斯在文位时必有难者之隐可知矣。此堪作研究资格者二。
访县立第一中学教师黎杜及县立第九中学教师黎少川(黎大钧胞兄大熏之孙，即所传元洪之近房)等处，方知黎氏宗谱修于太平天国起义前五十年，现存无多，只有一部原由黎少川保管，后移交其堂兄弟保管，现储乡间老家。经查明，此谱不仅未有元洪记载，即其祖父及近支嫡亲，均无踪迹可寻(按：在旧社会对宗谱颇重视，断无元洪祖先不载入谱之理，即不能确切证明元洪姓氏，至少可以证明非黄陂黎氏)。据云：一九二四年黎大钧发起修订黎族宗谱，方开始谱入元
洪一支，集稿完毕，尚未成印，抗战时期正副谱储藏于武昌千家街宅内，又复散失。此堪作研究资料者三。
(四)元洪生前认黄陂黎族，推黎大钧为近支(注：黎大钧任清廷度支部主事二十年、山东兵备道一年、大清银行副监督三年。原籍确居黄陂，其子黎澍，字劭平，为元洪生前部属四庭柱之一)。
(五)元洪出生于黄陂县塔耳乡东厂畈沙岭岗，三、四里至东厂贩。据黄陂柿子树集之刘克良云；惟原址在清末洪水冲毁，房屋亦无存，故无遗迹可寻，离东厂畈七里有西厂畈，为清代张巡抚出生地，现尚存有堤围及堡垒遗迹。刘克良之外祖父雷春明，素住东厂畈，与朝廷相识，而且同住一处，克良幼时常去外祖父家，一再闻及外祖父云及
元洪实非本地人，系在洪杨末年避乱流浪抵此者。为彼所亲眼日睹而又同村共住者。黄陂塔耳乡联合诊所主任医师柳振轩云：元洪实际出生沙岭岗，与东厂畈为邻湾，相隔仅一箭之地。又据黎杜云：元洪出生大悟之河口，旧属黄陂辖。距木兰乡之沙岭岗若六十里，如认元洪母亲确系流浪至此待产者，当然并无寓屋，随寓而安亦属常情。可能在东厂畈、沙岭岗、河口均皆寄寓。黎少川亦告：辛亥之秋，本地人普因是而聚议纷坛，大费唇舌。然因属流亡黄败，故无寸土一室，到处安身，亦系事实，故有上述之纷争。此堪作研究资料之五。
  (六)据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原系元洪在清末任湖北陆军将校讲习所参谋班(后改为参谋学堂)监督时学员、武昌首义时曾充湖北陆军第十六团团长兼汉口守备司令之许兆龙云及：一九一二年(民国二年，时日已失记)。以有要事就商元洪，冒风雨过江，值元洪与侧室黎本危(原名红宝)口角，因嘱传达停接来宾。许以师生同事关系，且与本危又属素识，故未经传达，彼自入室，亲闻元洪不准本危今后再姓黎。危亦答：“尔不许我姓黎，我仍姓危可矣，但是尔(指元洪)能姓黎吗?亦应复尔姓。”此可作研究资料者六。
  (七)其祖取名世义、国尧，尚无含义，或系原来真实名氏，而朝相之号辅臣，朝友之子名占元、元泽、字会川。元洪长子名绍基，字重光。光者光复汉室之谓。太平军一度光复汉室，民国再次光复汉室，故名重光。又查洪秀全祖父，名国游，元洪祖父名国尧，叔父名国云，皆令吾人发生疑窦。虽不合唯物辩证规律，然此亦堪作研究资科者七．
  (八)湖北省政协辛亥首义回忆录主编贺觉非在研究此一问题时亦提出：“元洪家庭生长在十九世纪黄肢僻乡，既非读书世家，又非资产阶级及地主官僚家庭，取名之文雅，实不类当时农村常用之字义，似有其客观因素存在”云云。此堪作研究者八。
  （九）吴江杨天骥，宁千里。曾任府秘书长，后知无锡县事。曾告笔者：宋卿在总统任内，每逢星期日，必约府院两秘书长及私人秘书长共馐，餐时上下古今公私皆谈，如有所闻，彼必详告无遗，偶涉及其家族事，常以一部廾四史从何说起为答。又告：—日傍晚，因要事求见黎于寓所，见其纱袍黑褂奠祭于堂，所设灵位则有洪国游(洪国游系洪秀全祖父)。黎胡为祭洪氏祖先，杨告始终引以为谜，今观君载，恍有所悟等语。一九五六年间，闻夏安修云其父寿康
（安修之父夏寿康，宇仲膨。）生于一八七一似即清同治十年，卒于一九二三年。戊戌进士，丁未留日，光复后两任鄂长。一九一四长诠叙局。—九一七年任总统秘书长，继任行政院院长三载。一九二O年又回鄂长，终于任。安修爱人与笔者为沪政协业余政治大学同学，故得与安修谈)遗稿中载：一九一三年正月三十日，为元洪父亲朝相逝世三十年纪念日；亦即其祖国尧百年纪念日，事前未有所闻，临时约相识者十余人晚餐于武昌寓邸．客至见别室陈设香案于其祖父
像前。因事出仓卒，往看皆未备礼。旋见宋卿颇致诚，并具祭文。文中有国恨家仇今皆清偿，吾祖吾父其可慰矣句。时博山询余，文出何人手笔，余未置答。博山又曰：国恨诚有之，家仇何与焉?翔生则谓彼不事斤斤于文字，我辈何必论之耶……是夕宋卿兴高异常，曾干三杯。此堪供研究者九。
(十)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访李根源(印泉)于北京，谈及对黎姓氏问题，则云同事时，询及黄陂族中事，始终避而不谈。再询之，尝云：算了罢，作结论。印老又云：尝察黎澍平时一切行动语气均不象黎元洪之近房。对笔者所记张仲英之言，亦云的系信史，极耐寻味。此堪作研究者十。




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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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人，寄籍江夏县（今武昌县），祖籍江西南昌。
1883年(清光绪九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84年毕业后曾任广东水师“广甲”舰二管轮，后一度调湖北枪炮厂当差任监工。其后又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凫水获救。1895年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颇受器重。1896年随张回鄂，任枪炮厂监制兼护军后营帮带官，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归国后1906年，擢升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修造江阴、江宁两炮台。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时，他随赴武汉，并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藏在幕友刘文吉家中。因革命党领袖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缺乏经验和自信，强迫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仍任原职。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改设参政院，被任为院长。1915年袁称帝时，黎元洪极为反感，被封为武义亲王，未受。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黎元洪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旋又被直系军阀驱逐。晚年投资实业，后逝世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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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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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黎元洪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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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真实的叙事，也需要大家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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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首义，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有很多回忆文章，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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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二手材料为主，使用的原始材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