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同考”究竟考输了谁
近日有报道透露,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19年前就实行了一项规定,要求35岁以下的青年
教师必须和学生一起参加所教科目的“高三模考”,其成绩均不得低于学生的最高分。连续
三年考不赢学生的教师将被转岗;连续三年过关者将获得免考权。另据该校伍副校长称,以
前是老师单独开辟考场,从今年开始则要同场竞技。校方坦然接受采访,表明他们很满意这
种做法,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可笔者不禁要问:这样的“师生同考”想考倒谁,又究竟考
输了谁?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做出此种规定,当然希望教师考倒学生。之所以如此,正如刚调入
该校的老师所言,“有利于督促非毕业年级教师了解高考动向”;也有利于督促教师钻研教
材内容,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志趣,提高考试成绩。学生得高分,家长会
满意,然后办学声誉、资金和生源就会滚滚而来。此外,从连续三年过关即可免考这一条分
析,学校也有意检测教师的知识水平。不论是意在督促、激发,还是为了检测教师水平,这
个办法都是下下策,“师生同考”最终考倒的一定是学校。
学校管理者以“师生同考”的方式,充分利用“分数”这个指挥棒,来调动全体师生的
积极性,师生都在围绕高考、围绕分数打转,成绩上去了,学校管理的难度也降下来了,管
理者大可以威严永存,坐山观虎斗坐享其成。真的可以如此吗?报道并没有透露这项规定所
带来的积极效应,伍副校长倒是承认“往年一般有80%的老师过关”,也曾有一名理科生
打败大部分数理化老师的记录。近二十年间,尽管考不过关的老师会觉得“很没面子,接下
来会发愤图强”,可是每年还有不在少数的老师考不过关,这不能不让人警醒。考过关的老
师未必就提升了教学水平,且不说免考的教师是否会如古话所言的那样,“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单单说一点,“懂知识”与“会教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生也未必因此激
发考输老师的念头,因为按照校方的逻辑,学生考不过老师是常态,这倒有潜移默化的可
能。反之,那些考不过关的老师未必真的没有教学水平。这所学校的管理者可能不知道,或
是假装不知道,世界数学大师安德烈奥昆科夫到南京大学访问时,也曾被中国小学生的一道
奥数题现场难倒,虽然大师做的是奥数题,我们的老师考的是高考模拟卷,但其性质是一样
的,既然我们不会因为大师做不出题就不理会或不允许他搞数学研究,那么,我们同样没有
理由通过分数来判定一位老师的教学能力和知识水平。
我们倒是有理由相信,在此规定的暗示下,考不过关的教师在全校师生和家长心目中的
形象一定会大受损害,进而影响到教师的成长和正常教学工作的展开。不仅如此,这种管理
思路和畸形的竞争,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
只重视“分数”,毫不在意教师的人格尊严,其对学生的漠视也可以想见。这种粗线条
的管理方式,充分暴露出某些管理者典型的应试教育思维,亟需加强理论修养。“师生同
考”这一规定体现出强烈的“内容主义”意识,规定的制订者认为教师对学科内容的理解是
课堂教学的决定性因素,无视教学论思考的重要性。教师对所教学科的学术知识的理解,只
是教学的前提而已,这种学术知识可以称之为“构成学科的知识”或是“of的知识”。“但
是,学科不仅是由该学科的命题化的概念和原理(of的知识)构成的,赋予该学科以特征的
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构成该学科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学科教学中,相应于该学科的
学术知识的陈述与论述方式的侧面,乃是本质性的要素。”“这种赋予学科以固有特征的知
识,可以称为‘表征学科性质的知识’或是‘about的知识’。”(佐藤学著,钟启泉译
《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日本学者的专业论
述可以用“教师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并将这种‘所以然’传授给学生”来
概括,也可以用“授人以渔”来概括。教师抓到多少“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如
何“抓鱼”,并懂得引导学生去寻找更多更好的“抓鱼”方法。我们的管理者如果无暇学
习国外的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也应该时时默念上述那两句耳熟能详的老话。
如果管理者继续执行这一规定,只能促使教师对“构成学科的知识”的掌握,必然挫伤
教师对“表征学科性质的知识”的探求热情;那些在“师生同考”中不过关的教师,也往往
招致家长和学生的不信任,没有家长和学生的信任,教师必将无法顺利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活动。
据笔者调查所知,像武汉四十九中这样执行“师生同考”规定的学校不在少数,如果这
种学校都能跳出“内容主义”的窠臼,把学生、教师、校长、家长都当成教育的“主角”,
实现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责任;重视每一个人的学习权和人格尊严;尊重各具特点的思
考方式与生活方式,我们的“学习共同体”就可以成功创建,学生的能动性、探究性就可以
实现,成绩提升也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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