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题目源自一个在清廷记载里常常出现的习语。“怀柔远人”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诫令。作为宇宙与尘世之间的枢纽,皇帝从道义上被赋予统治世界的责任。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宾礼与帝国觐见,我所讨论的礼仪是清廷用以指导对外关系的习语。我关注的焦点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它于1793年到达乾隆皇帝的宫廷。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