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探寻野生动物难驯化原因：与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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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野生动物物种可以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而野生动物之所以难以驯化，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与动物的基因中有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西伯利亚南部新西伯利亚市的“狐狸农场”，以探寻这种联系是否真实存在。



明尼苏达州西圣保罗，大腹便便的越南微型猪黛茜·马伊像家人一样坐在沙发上。

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野生动物物种可以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而野生动物之所以难以驯化，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与动物的基因中有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西伯利亚南部新西伯利亚市的“狐狸农场”，以探寻这种联系是否真实存在。

“你好！你好吗？”柳德米拉·特鲁特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打开了一个标有“Mavrik”的铁笼，此时，我们正在的西伯利亚南部新西伯利亚市的一个农场上，面前还有两排类似的笼子，而这位76岁的生物学家所问候的并不是我，而是笼子里的那些犬科动物们。

吸引特鲁特注意的动物名叫Mavrik，浑身披着栗橙色的毛，大小和喜乐蒂牧羊犬差不多，它在不停地吠叫着，并摇着自己的尾巴，试图吸引众人的注意，由于笼子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旁边的同类马上被Mavrik感染到，都开始叫起来。“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特鲁特说，“它们非常喜欢与人类进行交流。”

其实Mavrik并不是一只狗，而是一只狐狸。在这个杂草丛生，极富隐蔽性的农场中，数百只狐狸正在被人类驯化着，这里正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狐狸驯化农场。据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狐狸研究者安娜·库克科娃介绍说，这里所进行的是一种育种试验，而这些狐狸对人类非常友好，它们会把任何人都看成是它们的伙伴。

该试验开始于半个世纪以前，当时特鲁特还是个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在生物学家德米特里·贝尔耶夫的带领下，和研究人员们一起圈养了130只狐狸来进行培育，试图能够重现一万五千年前人类将狼驯化成狗的历史。在试验中，贝尔耶夫筛选那些愿意和人类接触的狐狸来繁殖下一代，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中期，他们试验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所培育的狐狸就和Mavrik差不多，不仅不惧怕人类，而且愿意与人类套近乎。

贝尔耶夫将长达数千年的驯化过程不可思议地压缩到了几年的时间里，而他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培育出与人友好的狐狸，他还试图通过对它们的进一步研究，来揭开动物可以被驯化的基因学秘密。达尔文曾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文中指出，可以被人类驯化的动物身上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小体型、软耳朵、卷尾巴等，拥有这些特征的动物被称之为“驯化型动物”，如狗、猪、鸡、牛等。贝尔耶夫认为，在狐狸被驯化的过程中，它们也在逐渐展现出“驯化型动物”的特征，它们的性格和外貌都在无形中发生着变化。根据研究记录，在培育进行到第九代的时候，狐狸的耳朵已经有软化的迹象，身上也出现了花斑图案，同时，狐狸还会通过吠叫和摇尾来和人类打招呼，而这些行为在野生狐狸身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根据这些变化，贝尔耶夫认为那些可以被驯化的狐狸的细胞中可能含有一种温顺基因，而如今贝尔耶夫和特鲁特目前正在寻找的就是这种基因。

对植物和动物的有效利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通过对狼、鸡、牛和其它粮食品种的改良，切实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现状，从而让人类不断繁荣发展起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个问题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为何有些动物很容易就能被驯化成功，而有些动物却根本无法被驯化呢？目前在地球上已知的148种哺乳动物里，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不超过15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科学家们也试图更为准确地对“驯化”一词进行定义，我们知道，有不少动物可以被某个人“训练”成功，比如马戏团中的老虎，但是这些老虎的后代如果不经过人类的再次训练，依然可以像它们的祖先那样野性。相比而言，“驯化”指的是该物种可以与人类世代相处，所以说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基因有关。

“狐狸农场”试验正在试图找到这其中的复杂原因，该试验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苏联，德米特里·贝尔耶夫和同为生物学家的哥哥尼古拉痴迷于该项研究，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基因研究被认为是伪科学活动而被禁止，贝尔耶夫因此而失去了工作，而尼古拉的命运更加悲惨：他被流放到劳改营，并最终死在了那里。之后贝尔耶夫一直在秘密进行着自己的基因研究，但是在那个年代想要进行动物基因测序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贝尔耶夫准备自己来重现动物的驯化历史，而狐狸这种与狗没有什么关系的犬科动物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柳德米拉·特鲁特于1958年毕业，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周游苏联的皮草养殖场，并选择性格安静的狐狸来为贝尔耶夫的试验提供样本。当时关于遗传研究的禁令已经解除，贝尔耶夫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这项研究甚至得到了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赞许。

1964年，农场的狐狸已经培育到了第四代，而研究人员的努力也换来了可喜的成果，狐狸第一次像狗那样摇起了自己的尾巴，并会扑到人们怀里撒娇，这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同时，更多的狐狸开始展现出“驯养型动物”的特征：耳朵变软、身上长花斑等等。

但是，寻找“驯化基因”是一项庞大的遗传学工程，随着苏联的解体，科学基金不断减少，研究的进展非常缓慢。1985年贝尔耶夫患癌症逝世后，由特鲁特接手该项研究并为其争取科研经费，然而在21世纪初期，她几乎差点就终止了该项试验。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生于俄罗斯的安娜·库克科娃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分子遗传学博士后，看到了与该项目的相关介绍，决心参与进来。同时，项目组也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使得试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对“驯化基因”进行精确的识别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研究人员需要找到与友好行为有关的基因，而这种基因是非常多的，然后需要对基因逐个进行追踪和测量，最终根据基因所导致的行为来确定“驯化基因”。现在，库克科娃所进行的只是第一步——将驯化行为与基因对应起来，她需要对狐狸的行为进行拍摄和录音，然后一一进行分析和对比，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而美国和俄罗斯的联合研究小组也在对狐狸的DNA进行提取、分析和对比，但研究表明，这个模型的复杂程度要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是，如果研究组找到了这个“驯化基因”，将会对人类的发展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然而，也有不少驯化学方面的专家对贝尔耶夫的试验持怀疑态度。来自乌普萨拉大学，从事农场动物基因研究的雷夫·安德森（LeifAndersson）就认为，对于狐狸的研究并不能证明温顺等特征与“驯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虽然这两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认为那些愿意与人类进行接触的动物普遍比较容易被驯化成功，这也就是说能否被“驯化”，主要取决于动物自身的主动性。

安德森认为，贝尔耶夫的理论低估了人类在驯化动物过程中的作用，因为一旦动物被人类控制之后，它们依然面临着其它野生动物的威胁，而正是人类对它们的友好态度才让把一些特征保留了下来，但如果离开了人类，那些与野生世界不相符合的特征可能就会马上消失。如果安德森的理论是正确的，或许可以对人类自身提出一个问题：人类究竟有没有被“驯化”过？像家猪与野猪、家鸡与野鸡那样，人类和大猩猩之间的关系就值得重新进行思考了。虽然人类并不是由大猩猩驯化而来的，但是这至少能找到人类诸多社会行为的源头。


“狐狸农场”试验仅仅是一项科学试验而已，但是数十年来，该项目组一直受到各方的阻挠，要求项目组出售部分狐狸来控制整体的数量，这对于研究组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近年来，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取得宠物售卖许可证，将那些已经被驯化的狐狸当作宠物来出售，这个方法不仅能帮助狐狸们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同时也可以为项目组筹集部分研究资金。“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尽量对狐狸的数量进行控制”，特鲁特说，“虽然我们得到了美国同行的大力支持，但该项试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

http://discover.news.163.com/11/0219/11/6T8IGRM0000125LI.html

推断和人类生活接触越多，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并非鸟变成人，而是认同。